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瑞金，以“红色故都”名闻中外，勋垂青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瑞金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局部（却是全面）执政初始地，是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长征出发地之一。同时，瑞金还是客家人聚集地，客家文化底蕴十分丰厚。瑞金的历史文化是一座“富矿”，值得当地学者深入挖掘。近日，读了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曹春荣著的《跋涉集——源自红色故都的观察与思考》（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深感作者在这片红土地上几十年如一日，致力研究瑞金历史，并取得颇多研究成果，他的执著精神令我钦佩。正因为受作者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全国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欣然为此书作序，颇有感受地说：“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基层党史工作者质朴无华、虚心好学、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精神风貌，看到了苏区精神在当代的延续与发展。”
作为一名基层党史工作者，曹春荣立足瑞金这块红土地，对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史、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进行了充满探索精神的学术研究，还对瑞金本土历史文化现象进行了缜密思考和独立判断，写下了数量颇多的研究文章。作者精心挑选了170余篇，共计80余万字，按“研习党史”“解读瑞金”“学坛杂说”“文苑碎叶”分类，以“跋涉集——源自红色故都的观察与思考”为书名集结出版。通览全书，我们可以了解到曹春荣其人及他对瑞金历史的深入观察和缜密思考。
对党史、地方志等多个领域的宽广思考
纵观《跋涉集——源自红色故都的观察与思考》一书所集文章标题，可知作者涉猎许多领域，如党史、地方史、地方文化、方志学、客家学、文艺学、钱币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这种涉猎领域广泛，与作者的工作经历有关。据了解，作者在地方志部门工作了十多年，参加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物普查工作，然后在党史部门工作了十多年，并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文物普查和地方志工作经历，为作者日后从事历史研究和党史工作奠定了牢固基础，也是作者人生道路跋涉的新起点和学术研究攀登高峰的新起点。正因为作者的敬业精神、探索精神，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使作者在众多领域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最终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学术研究上敢“破”敢“立”
作者之所以能在党史研究中有所发现并深入思考，自然源于为学路上的勇于探索。而这种探索精神的养成，则可归于他既重视理论修养，又勤于深入实际，进而形成自己的治史理念。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责任，在于揭开历史真相，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现在的人们。因而在学术层面，要敢于怀疑、质疑，并能释疑，即敢“破”敢“立”。从书中收录的《关于红都瑞金的几个历史或现实问题的考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属性辨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铸行两角铜币说质疑》《“二苏大主席团纪念章”质疑》《对长征研究与宣传中的几个问题的反思》《博古对待福建事变的态度缘何前许后拒？》《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正面作用与影响》《关于“一苏大”会址的选择及其他——从新编<朱德年谱>的一则记事说起》《瞿秋白究竟是怎样离沪、留赣和牺牲的——由王彬彬的一篇奇文引出的话题》《关于刘英家庭及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辨》等文章，不难窥见他的理念如何规范他的研究实践。从这些题目中一连串的“质疑”“考辨”“反思”和“辨析”，就能看出作者的“独立思考”之处，表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上有敢“破”敢“立”的敢闯禁区和独立人格的突出特点和风格。
上述党史研究文章，有的是作者在长期的接待工作中，对接待对象所提问题的解答；有的是对某些研究者就某个具体问题所作结论的质疑或纠正；有的是对时下“新发现的革命文物”的证伪；有的是对长期以来定于一尊的某些成论的反思或否定。比如《对长征研究与宣传中的几个问题的反思》一文，表达了他对长征研究中几个基本问题的通行成论的不同见解，他不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导致红军（特指中央红军）不得不长征的唯一原因，甚至根本原因。他从法、理、情的不同角度，论证了长征前夕，博古主持高级干部走留安排，并非出于宗派主义，而是根据突围和坚守的需要，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确定的。他认为对长征计划的严格保密，是“在保密不严会遭致严重后果，甚至造成整个突围转移计划的破产；而未作充分动员解释，也影响到参加转移的干部和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的两难选择中”，“三人团”和中央书记处所作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之举。而这样做所带来的客观效果（直至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多日后，蒋介石才弄清红军此行的大致方向和意图），也说明了它的必要和重要。由于观点新颖，突破了以“路线”论人论事的窠臼，且有理有据，文章发表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有的读者致电给他说，该文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说法，很有说服力。北京师范大学一名资深党史学者也致信，认为他的看法“很有道理”，表示支持。与此同时，作者以红都瑞金为基点，力所能及地参与了对全国学术、党史界共同关心的问题的思考和交流，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这一点，在书中收录的党史研究文章中有突出的表现。作者参加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的几篇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全文选载的几篇文章，以及其他一些被国家级刊物、核心刊物发表的文章，就充分说明了作者在党史研究上的独特见解。
在业务工作上自觉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为瑞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瑞金文化传承出力”，是作者研究工作的另一鲜明特点。作者自觉地把理论研究与所从事的党史业务工作以及瑞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的放矢，效果显著。书中多篇关于发展瑞金旅游事业的建言，对瑞金山川景物、民情风俗的描述，对瑞金历代名人、党史人物的刻画，对弘扬瑞金客家文化的思考，就体现了这一点。早在1986年，作者就在《发展瑞金旅游事业之我见》一文中，提出了发展瑞金旅游事业，“必须确立一个战略思想，开发利用两种资源，建立三大基地，做好四项基础工作，调动五个方面积极性”的观点，并且注意到发挥瑞金旅游的“红”“绿”“古”特色。文章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已为此后的事实反复证明。《起会办学：客家兴教育才的成功之举》和《社区记忆：客家人的粘结剂与助推器》分别以近代瑞金启堂文社、瑞金市密溪村为例，为乡村文化、乡村社会建设，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学坛杂说”一辑的文章，反映了作者在文艺、方志、钱币、客家文化方面，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思考。不少文章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作者从另一种角度所作的党史研究，例如《壮美：“红土地文艺”最显著的审美特征》《苏区民俗：红土地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义》《试析〈寻乌调查〉的方志学意义》等。其余文章，也有助于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的角度，加深对发生在瑞金等苏区的历史现象的理解。他先后撰写的《罗汉岩开发思路点滴》《谈谈充分发挥瑞金的历史文化名城作用问题》《繁荣瑞金红色旅游的几点想法》和《江西瑞金市旅游业发展规划审读意见》等调研、理论文章，曾多次进入瑞金各级领导干部和各地旅游管理部门的视域，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从事史志工作以来，更加自觉地以收集、整理、编纂、研究苏区史和党史资料，力求系统、深入地做好各个环节的工作，多出成果。他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的多方面研究，他为打好“红都牌”所做的各种努力，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理所当然地得到各级组织和社会的肯定。
总而言之，《跋涉集——源自红色故都的观察与思考》不仅是一部有助于了解苏区史和瑞金史的书，更折射出一名基层党史工作者“质朴无华、虚心好学、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底色。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名基层党史工作者“既不好高骛远，又不妄自菲薄，而是扎扎实实朝着自己的目标走好每一步”的亮色，的确是一本值得广大党史工作者和党史研究者一读的好书。○
责任编辑 马永义
作为一名基层党史工作者，曹春荣立足瑞金这块红土地，对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史、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进行了充满探索精神的学术研究，还对瑞金本土历史文化现象进行了缜密思考和独立判断，写下了数量颇多的研究文章。作者精心挑选了170余篇，共计80余万字，按“研习党史”“解读瑞金”“学坛杂说”“文苑碎叶”分类，以“跋涉集——源自红色故都的观察与思考”为书名集结出版。通览全书，我们可以了解到曹春荣其人及他对瑞金历史的深入观察和缜密思考。
对党史、地方志等多个领域的宽广思考
纵观《跋涉集——源自红色故都的观察与思考》一书所集文章标题，可知作者涉猎许多领域，如党史、地方史、地方文化、方志学、客家学、文艺学、钱币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这种涉猎领域广泛，与作者的工作经历有关。据了解，作者在地方志部门工作了十多年，参加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物普查工作，然后在党史部门工作了十多年，并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文物普查和地方志工作经历，为作者日后从事历史研究和党史工作奠定了牢固基础，也是作者人生道路跋涉的新起点和学术研究攀登高峰的新起点。正因为作者的敬业精神、探索精神，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使作者在众多领域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最终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学术研究上敢“破”敢“立”
作者之所以能在党史研究中有所发现并深入思考，自然源于为学路上的勇于探索。而这种探索精神的养成，则可归于他既重视理论修养，又勤于深入实际，进而形成自己的治史理念。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责任，在于揭开历史真相，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现在的人们。因而在学术层面，要敢于怀疑、质疑，并能释疑，即敢“破”敢“立”。从书中收录的《关于红都瑞金的几个历史或现实问题的考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属性辨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铸行两角铜币说质疑》《“二苏大主席团纪念章”质疑》《对长征研究与宣传中的几个问题的反思》《博古对待福建事变的态度缘何前许后拒？》《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正面作用与影响》《关于“一苏大”会址的选择及其他——从新编<朱德年谱>的一则记事说起》《瞿秋白究竟是怎样离沪、留赣和牺牲的——由王彬彬的一篇奇文引出的话题》《关于刘英家庭及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辨》等文章，不难窥见他的理念如何规范他的研究实践。从这些题目中一连串的“质疑”“考辨”“反思”和“辨析”，就能看出作者的“独立思考”之处，表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上有敢“破”敢“立”的敢闯禁区和独立人格的突出特点和风格。
上述党史研究文章，有的是作者在长期的接待工作中，对接待对象所提问题的解答；有的是对某些研究者就某个具体问题所作结论的质疑或纠正；有的是对时下“新发现的革命文物”的证伪；有的是对长期以来定于一尊的某些成论的反思或否定。比如《对长征研究与宣传中的几个问题的反思》一文，表达了他对长征研究中几个基本问题的通行成论的不同见解，他不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导致红军（特指中央红军）不得不长征的唯一原因，甚至根本原因。他从法、理、情的不同角度，论证了长征前夕，博古主持高级干部走留安排，并非出于宗派主义，而是根据突围和坚守的需要，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确定的。他认为对长征计划的严格保密，是“在保密不严会遭致严重后果，甚至造成整个突围转移计划的破产；而未作充分动员解释，也影响到参加转移的干部和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的两难选择中”，“三人团”和中央书记处所作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之举。而这样做所带来的客观效果（直至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多日后，蒋介石才弄清红军此行的大致方向和意图），也说明了它的必要和重要。由于观点新颖，突破了以“路线”论人论事的窠臼，且有理有据，文章发表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有的读者致电给他说，该文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说法，很有说服力。北京师范大学一名资深党史学者也致信，认为他的看法“很有道理”，表示支持。与此同时，作者以红都瑞金为基点，力所能及地参与了对全国学术、党史界共同关心的问题的思考和交流，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这一点，在书中收录的党史研究文章中有突出的表现。作者参加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的几篇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全文选载的几篇文章，以及其他一些被国家级刊物、核心刊物发表的文章，就充分说明了作者在党史研究上的独特见解。
在业务工作上自觉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为瑞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瑞金文化传承出力”，是作者研究工作的另一鲜明特点。作者自觉地把理论研究与所从事的党史业务工作以及瑞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的放矢，效果显著。书中多篇关于发展瑞金旅游事业的建言，对瑞金山川景物、民情风俗的描述，对瑞金历代名人、党史人物的刻画，对弘扬瑞金客家文化的思考，就体现了这一点。早在1986年，作者就在《发展瑞金旅游事业之我见》一文中，提出了发展瑞金旅游事业，“必须确立一个战略思想，开发利用两种资源，建立三大基地，做好四项基础工作，调动五个方面积极性”的观点，并且注意到发挥瑞金旅游的“红”“绿”“古”特色。文章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已为此后的事实反复证明。《起会办学：客家兴教育才的成功之举》和《社区记忆：客家人的粘结剂与助推器》分别以近代瑞金启堂文社、瑞金市密溪村为例，为乡村文化、乡村社会建设，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学坛杂说”一辑的文章，反映了作者在文艺、方志、钱币、客家文化方面，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思考。不少文章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作者从另一种角度所作的党史研究，例如《壮美：“红土地文艺”最显著的审美特征》《苏区民俗：红土地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义》《试析〈寻乌调查〉的方志学意义》等。其余文章，也有助于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的角度，加深对发生在瑞金等苏区的历史现象的理解。他先后撰写的《罗汉岩开发思路点滴》《谈谈充分发挥瑞金的历史文化名城作用问题》《繁荣瑞金红色旅游的几点想法》和《江西瑞金市旅游业发展规划审读意见》等调研、理论文章，曾多次进入瑞金各级领导干部和各地旅游管理部门的视域，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从事史志工作以来，更加自觉地以收集、整理、编纂、研究苏区史和党史资料，力求系统、深入地做好各个环节的工作，多出成果。他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的多方面研究，他为打好“红都牌”所做的各种努力，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理所当然地得到各级组织和社会的肯定。
总而言之，《跋涉集——源自红色故都的观察与思考》不仅是一部有助于了解苏区史和瑞金史的书，更折射出一名基层党史工作者“质朴无华、虚心好学、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底色。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名基层党史工作者“既不好高骛远，又不妄自菲薄，而是扎扎实实朝着自己的目标走好每一步”的亮色，的确是一本值得广大党史工作者和党史研究者一读的好书。○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