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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官京都时，一心理学，修身善望，对鸦片战争不甚关心，不甚了解，强调京都“如无事时”。中年，一心“剿发”、“剿捻”，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专吉君臣大义”，都拒绝派兵北援，又认为侵略者未摧毁清朝庭政权，是“有德于我”；同意“借夷助剿”，但主张暂缓其行；积极仿造洋炮洋船，目的是“剿发逆，勤远略”。晚年，扩大“洋务”活动，开洋务运动的先河；处理天津教案，思想上矛盾重重，行动上畏葸妥协，“内愧神明，外惭清议”。主张“羁縻外交”和“诚信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