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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父亲是名人的家庭里，从而决定了我一生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命运。父亲因设计、领导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多年来，有关他和此桥的历史渊源——造桥、炸桥、修桥，已有大量文字记录，我无须再画蛇添足。
我曾在报刊上见过不少歌颂某些名人、要人的文章，作者还“烘云托月”地把他们的子女也捧上了天，使人看了难免喷饭，我父亲显然不是此类英雄豪杰。据我所知，他一生遇到的许多难题，无论工作上的，家庭方面的，还有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私”字的，在他离开这世界以前，都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没有能如愿。这当然是正常的：名人也是“人”，他也无法摆脱困扰“人”的种种局限、牵缠和七情六欲。
父亲的一生走过了不少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辛酸坎坷路。我还记得他在晚年常常和我们谈的一段话：人生乃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父母生了六个子女，虽然都留过学，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我们后来的成就与幼年时代受父亲影响而产生的宏大志向都相去甚远，望父莫及，望己兴叹。如今，我们都垂垂老矣，回顾一生，壮志未酬，辜负了他的厚望，常引为终身憾事。
父亲的五个“早”
父亲有五个早，分别是大学毕业早（18岁）、留学早（21岁）、得博士学位早（24岁）、当大学教授早（25岁）、当大学校长早（29岁）。父亲从唐山路矿学堂（大学）毕业时不仅年岁早，而且成绩好，在校四年，年年考第一。
我小时候，母亲常对我说，大学里一位送信的邮递员，总是在学期终了来我家送信时和母亲随便聊起：“考第一名的又是那个小个子姓茅的，别看他的个子小，将来一定能干大事。”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位“姓茅的”就是她的丈夫。他的话后来果真应验了。之后，父亲考取了清华留美研究生，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还创造了“茅氏定律”。那时，他年仅24岁。
把名人“之后”变为“之中”
父亲因领导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我家那时都认为，他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去美国留过学。因此，年轻时，我也把去美国留学看成是功成名就的必由之路。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学习从不横加干涉，他常对我们说：“只要学出个名堂来，学什么都可以。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名列前茅’。‘茅’字在此成语中的意思就是用一种叫‘白茅’的植物所编织的旌旗，它应该走在最前面。你们有幸姓‘茅’，不要辜负祖上传给你们的这个激励人上进的、稀有的好姓氏！”
他的民主精神可从他的子女所学的专业中得到答案：我们六个人中有学物理、文学、音乐、制药、地理、心理的，但没有一人是学桥梁的。可是，有时过分的民主也会让孩子们放任自流，步入迷途。我选择了音乐，更是有如“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他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在我的盲目坚持下尽力促成。
父亲心中一直有另一座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育，让子女“成名成家”。我很小就知道父亲是个名人，因为在报上常常见到他的名字。在杭州时我常看见和他来往的客人如竺可桢、侯德榜，以及科学界的许多朋友。只见他们汽车出入，受人尊敬，他们的生活比普通人优越得多。我呢，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个名人“之后”。这个“之后”使我近水楼台先得月，窥见这月宫内的、芸芸众生以外的、显赫名人的另一种生活，羡慕不已，企盼不已。我要立志把这名人“之后”变为“之中”。
书到今生读已迟
父亲常教导我：“人，一定要和某种事物联系在一起。现在人们一提到‘桥’就会想到我，希望以后人们一谈到‘小提琴’就会想到你。”
1940年，我考入了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1943年，我见到我校一位同学去了美国。受其影响，我这留美夙愿不由得萌动，遂向父亲提出：“我也想去美国。”父亲造了钱塘江大桥后，在旧社会出了名，一个人有了“名”，就会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我就是在他的这些社会关系的帮助下圆了这场美国梦。
我赴美前夕，父亲亲自为我买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选》等书籍，还有毛笔、砚台、墨、宣纸这些“文房四宝”。他在机场给我的临别赠言，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你到美国去，千万不要把中文丢掉。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5，将来中文必有大用处。除了你的专业外，当然要在美国花大力气、大工夫把英文学好。”但来美后，我忙于学校的功课、练琴、学英文，连一页中文也没有看过，一个毛笔字也没有写过，辜负了父亲的好意，今日思之，仍感十分愧疚。
1944年赴美留学期间，父亲为了提高我的英文水平，便用英文和我通信，我也用英文回信，他再把我每封信中的错误改正后寄回，作为我的一种英文作文练习。他在我的信上密密麻麻地用小字指出我在语法上、拼法上、习惯用法上的种种错误，我后来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像是一本很适用的小字典。他的信，除了提高我的英文水平，对我的学习方法、为人处世，也都大有裨益，我一直把它们当做至宝珍藏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红小兵抄走。
当时年幼无知，我完全不知道学音乐、学艺术、学文学，还需要具备与生俱来的种种条件，这条件包括自身的、家庭的和社会的，缺一不可。世界上没有一位成功的音乐家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美国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它粉碎了我成名成家的美梦！使我懂得：美国并不能把庸才变成天才！于是，我就从云雾中的“音乐家”之梦坠落，在地面上安于做一个与我理想中的“家”字相去十万八千里，标有“教授”、“主任”、“演奏员”等头衔的音乐工作“者”而活到了今天。
“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
父亲于1933年至1937年间在杭州领导建造钱塘江大桥时，我们兄弟姐妹也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当时，他工作繁忙，我们虽有时同居一处，也常一两日不见。只要他偶尔回来早些，我们就拉他到客厅里去天南地北地话家常。谈话内容总离不开我们各自的“鸿鹄之志”：有的要当科学家，有的要当文学家，有的要当音乐家，有的要当心理学家，有的要当医生……父亲听后总是说：“无论你们要成什么名，当什么家，都要有真才实学，千万不可做个貌似巨人而实为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此类怪物我确实见过不少，他们最多也只是被某些要人、名人吹捧得昙花一现而已。”
他的话有新意、有深意，我们都铭刻在心，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1937年秋，日寇逼近杭州，我们一家人撤离到大后方。此后，这钱塘江畔的故居便成了我永恒的记忆。2007年，在阔别了杭州70年之后，我专程前往，重温旧日儿时梦。
我记得父亲当年使用过的办公大楼坐落在杭州闸口的一处小山冈上，父亲带我去过多次。他常在此用望远镜远眺大桥工程的进展，没想到这栋大楼已荡然无存。我站在小山冈上远眺，父亲的铜像和晨曦中的大桥尽收眼底。桥下江水滔滔，风帆点点，薄雾蒙蒙，如梦似幻。
70年来，我去过世界上的不少地方，见到过纽约的摩天大楼、斯德哥尔摩内海上灯光闪烁的夜景、孟买的一望无际的海滩……但常使我萦怀在心的还是钱塘江水流过的这块平常的、我独一无二的故乡。我不由得想起周邦彦的一诗句：“ 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钱塘江水从大桥下奔流东去，也带着父亲一生的辛劳和成功的喜悦，从他子女们的心坎上流过。
父亲，您安息吧！
摘自《环球人物》2011年第33期
我曾在报刊上见过不少歌颂某些名人、要人的文章，作者还“烘云托月”地把他们的子女也捧上了天，使人看了难免喷饭，我父亲显然不是此类英雄豪杰。据我所知，他一生遇到的许多难题，无论工作上的，家庭方面的，还有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私”字的，在他离开这世界以前，都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没有能如愿。这当然是正常的：名人也是“人”，他也无法摆脱困扰“人”的种种局限、牵缠和七情六欲。
父亲的一生走过了不少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辛酸坎坷路。我还记得他在晚年常常和我们谈的一段话：人生乃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父母生了六个子女，虽然都留过学，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我们后来的成就与幼年时代受父亲影响而产生的宏大志向都相去甚远，望父莫及，望己兴叹。如今，我们都垂垂老矣，回顾一生，壮志未酬，辜负了他的厚望，常引为终身憾事。
父亲的五个“早”
父亲有五个早，分别是大学毕业早（18岁）、留学早（21岁）、得博士学位早（24岁）、当大学教授早（25岁）、当大学校长早（29岁）。父亲从唐山路矿学堂（大学）毕业时不仅年岁早，而且成绩好，在校四年，年年考第一。
我小时候，母亲常对我说，大学里一位送信的邮递员，总是在学期终了来我家送信时和母亲随便聊起：“考第一名的又是那个小个子姓茅的，别看他的个子小，将来一定能干大事。”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位“姓茅的”就是她的丈夫。他的话后来果真应验了。之后，父亲考取了清华留美研究生，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还创造了“茅氏定律”。那时，他年仅24岁。
把名人“之后”变为“之中”
父亲因领导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我家那时都认为，他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去美国留过学。因此，年轻时，我也把去美国留学看成是功成名就的必由之路。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学习从不横加干涉，他常对我们说：“只要学出个名堂来，学什么都可以。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名列前茅’。‘茅’字在此成语中的意思就是用一种叫‘白茅’的植物所编织的旌旗，它应该走在最前面。你们有幸姓‘茅’，不要辜负祖上传给你们的这个激励人上进的、稀有的好姓氏！”
他的民主精神可从他的子女所学的专业中得到答案：我们六个人中有学物理、文学、音乐、制药、地理、心理的，但没有一人是学桥梁的。可是，有时过分的民主也会让孩子们放任自流，步入迷途。我选择了音乐，更是有如“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他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在我的盲目坚持下尽力促成。
父亲心中一直有另一座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育，让子女“成名成家”。我很小就知道父亲是个名人，因为在报上常常见到他的名字。在杭州时我常看见和他来往的客人如竺可桢、侯德榜，以及科学界的许多朋友。只见他们汽车出入，受人尊敬，他们的生活比普通人优越得多。我呢，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个名人“之后”。这个“之后”使我近水楼台先得月，窥见这月宫内的、芸芸众生以外的、显赫名人的另一种生活，羡慕不已，企盼不已。我要立志把这名人“之后”变为“之中”。
书到今生读已迟
父亲常教导我：“人，一定要和某种事物联系在一起。现在人们一提到‘桥’就会想到我，希望以后人们一谈到‘小提琴’就会想到你。”
1940年，我考入了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1943年，我见到我校一位同学去了美国。受其影响，我这留美夙愿不由得萌动，遂向父亲提出：“我也想去美国。”父亲造了钱塘江大桥后，在旧社会出了名，一个人有了“名”，就会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我就是在他的这些社会关系的帮助下圆了这场美国梦。
我赴美前夕，父亲亲自为我买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选》等书籍，还有毛笔、砚台、墨、宣纸这些“文房四宝”。他在机场给我的临别赠言，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你到美国去，千万不要把中文丢掉。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5，将来中文必有大用处。除了你的专业外，当然要在美国花大力气、大工夫把英文学好。”但来美后，我忙于学校的功课、练琴、学英文，连一页中文也没有看过，一个毛笔字也没有写过，辜负了父亲的好意，今日思之，仍感十分愧疚。
1944年赴美留学期间，父亲为了提高我的英文水平，便用英文和我通信，我也用英文回信，他再把我每封信中的错误改正后寄回，作为我的一种英文作文练习。他在我的信上密密麻麻地用小字指出我在语法上、拼法上、习惯用法上的种种错误，我后来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像是一本很适用的小字典。他的信，除了提高我的英文水平，对我的学习方法、为人处世，也都大有裨益，我一直把它们当做至宝珍藏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红小兵抄走。
当时年幼无知，我完全不知道学音乐、学艺术、学文学，还需要具备与生俱来的种种条件，这条件包括自身的、家庭的和社会的，缺一不可。世界上没有一位成功的音乐家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美国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它粉碎了我成名成家的美梦！使我懂得：美国并不能把庸才变成天才！于是，我就从云雾中的“音乐家”之梦坠落，在地面上安于做一个与我理想中的“家”字相去十万八千里，标有“教授”、“主任”、“演奏员”等头衔的音乐工作“者”而活到了今天。
“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
父亲于1933年至1937年间在杭州领导建造钱塘江大桥时，我们兄弟姐妹也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当时，他工作繁忙，我们虽有时同居一处，也常一两日不见。只要他偶尔回来早些，我们就拉他到客厅里去天南地北地话家常。谈话内容总离不开我们各自的“鸿鹄之志”：有的要当科学家，有的要当文学家，有的要当音乐家，有的要当心理学家，有的要当医生……父亲听后总是说：“无论你们要成什么名，当什么家，都要有真才实学，千万不可做个貌似巨人而实为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此类怪物我确实见过不少，他们最多也只是被某些要人、名人吹捧得昙花一现而已。”
他的话有新意、有深意，我们都铭刻在心，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1937年秋，日寇逼近杭州，我们一家人撤离到大后方。此后，这钱塘江畔的故居便成了我永恒的记忆。2007年，在阔别了杭州70年之后，我专程前往，重温旧日儿时梦。
我记得父亲当年使用过的办公大楼坐落在杭州闸口的一处小山冈上，父亲带我去过多次。他常在此用望远镜远眺大桥工程的进展，没想到这栋大楼已荡然无存。我站在小山冈上远眺，父亲的铜像和晨曦中的大桥尽收眼底。桥下江水滔滔，风帆点点，薄雾蒙蒙，如梦似幻。
70年来，我去过世界上的不少地方，见到过纽约的摩天大楼、斯德哥尔摩内海上灯光闪烁的夜景、孟买的一望无际的海滩……但常使我萦怀在心的还是钱塘江水流过的这块平常的、我独一无二的故乡。我不由得想起周邦彦的一诗句：“ 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钱塘江水从大桥下奔流东去，也带着父亲一生的辛劳和成功的喜悦，从他子女们的心坎上流过。
父亲，您安息吧！
摘自《环球人物》2011年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