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一直以为人生有两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是情感，二是健康。丈夫一步一回头地离去，使我猛然醒悟：这个世界原来是什么也抓不住的！我内心那份绝望的寂寞，从此与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细。
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而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马克郁）审阅。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审阅前，我塞给他一支中华牌铅笔，并在耳边细语，道：“你看到有什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
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他坐着，我站着。近三万字的篇幅，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见丈夫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着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点是婚前双方要把所有问题提前谈好，权衡的分量大于情感的砝码。所以，婚后我和丈夫的关系，平淡得像“独联体”——松散的联盟。一人一间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书，经济独立，社交独立。日子再平淡不过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后面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血淋淋的！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着不断哀求医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两次昏死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这儿不是医院，这是虎口。我俩不能都掉进来，你要逃出去！从明天起，不许你来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无比忧伤的眼睛望着我，望着我。
丈夫的病越来越重了，那时我刚好写完《忆张伯驹夫妇》的草稿。他挣扎着一天看一两页，还在稿子上面做记号，并吃力地说：“小愚，你写得比以前好多了，也还有很多问题，等我的病好了，我来给你改。”过了一个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经没有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还给我。说：“写吧，写吧。等我死了，你就成功了。”
一天，丈夫的气色还好。他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后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乐。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标准。小愚，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这是你父亲当年的叮嘱，也是我的叮嘱。我不担心你的工作，只担心你的生活。你什么都不会呀。我死后，谁给你领工资？马桶坏了，谁给你修？灯绳断了，谁给你接？你一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再找一个男人吧！”我扑在他胸前，放声大哭。
“死”是结束；“老病”是处在生死之间；而半生半死，最是痛苦。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此后，丈夫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靠输液和“杜冷丁”活着。一个周日，他的两个孩子都来探视。预感到来日无多的他，流着眼泪要求孩子：“你们今后要照顾好章姨！答应我，答应我！”其声嘶哑，其情凄怆——死神来临之际，夫妻诀别之时，我临近花甲之年，懂得了爱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遗物，我发现一个纸夹。那上面的每一张纸，丈夫用铅笔写着同样的一句话：今后最苦是小愚，今后最苦是小愚。
丈夫死在位于通州的北京胸科医院。他去世六载。六年来，以往夫妻的共同节目如看大片、看球赛、写对联、下棋、听戏、散步，我全戒了。
摘自《此生此情》中国工人出版社
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而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马克郁）审阅。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审阅前，我塞给他一支中华牌铅笔，并在耳边细语，道：“你看到有什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
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他坐着，我站着。近三万字的篇幅，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见丈夫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着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点是婚前双方要把所有问题提前谈好，权衡的分量大于情感的砝码。所以，婚后我和丈夫的关系，平淡得像“独联体”——松散的联盟。一人一间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书，经济独立，社交独立。日子再平淡不过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后面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血淋淋的！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着不断哀求医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两次昏死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这儿不是医院，这是虎口。我俩不能都掉进来，你要逃出去！从明天起，不许你来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无比忧伤的眼睛望着我，望着我。
丈夫的病越来越重了，那时我刚好写完《忆张伯驹夫妇》的草稿。他挣扎着一天看一两页，还在稿子上面做记号，并吃力地说：“小愚，你写得比以前好多了，也还有很多问题，等我的病好了，我来给你改。”过了一个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经没有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还给我。说：“写吧，写吧。等我死了，你就成功了。”
一天，丈夫的气色还好。他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后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乐。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标准。小愚，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这是你父亲当年的叮嘱，也是我的叮嘱。我不担心你的工作，只担心你的生活。你什么都不会呀。我死后，谁给你领工资？马桶坏了，谁给你修？灯绳断了，谁给你接？你一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再找一个男人吧！”我扑在他胸前，放声大哭。
“死”是结束；“老病”是处在生死之间；而半生半死，最是痛苦。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此后，丈夫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靠输液和“杜冷丁”活着。一个周日，他的两个孩子都来探视。预感到来日无多的他，流着眼泪要求孩子：“你们今后要照顾好章姨！答应我，答应我！”其声嘶哑，其情凄怆——死神来临之际，夫妻诀别之时，我临近花甲之年，懂得了爱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遗物，我发现一个纸夹。那上面的每一张纸，丈夫用铅笔写着同样的一句话：今后最苦是小愚，今后最苦是小愚。
丈夫死在位于通州的北京胸科医院。他去世六载。六年来，以往夫妻的共同节目如看大片、看球赛、写对联、下棋、听戏、散步，我全戒了。
摘自《此生此情》中国工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