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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地下出版并且发行的文学刊物。可在80年代，关于诗歌的热潮，来得蜂拥，却转瞬即逝
诗歌的第一波浪潮仿佛比其他来得更早。在1970年，当大多数年轻人在面对上山下乡的困窘中迷失的时候，一部分年轻人以诗歌的名义得以浮出水面来透口气。
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郭路生的一首《相信未来》，最早的打开了那一代人心灵的窗户。“坚定的相信未来／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中国新诗的传统自此开始了。
此后的整个70年代，诗歌都维持在地下潜行。
但真的到了80年代，诗人们都浮出水面来透口气，而诗歌的热潮，却是来得蜂拥，转瞬即逝。
诗歌在怀疑和迷茫中发芽
1968年12月10日下午四点零八分，一列火车满载去山西插队的知青，缓缓驰离了北京站，站台上送别人群的哭声和泪雨、冬日夕阳下的北京城都在轰鸣的车轮声中远去，列车在加速。望着满车厢青春热血的战友们，北京市25中67届高中毕业生郭路生，就着昏黄的车灯，在一张白纸上即兴写下诗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这首描写知青上山下乡告别北京的惊心动魂的诗，以后在广大知青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以后郭路生在山西汾阳插队时经常给知青们朗诵他写的诗，每次听到《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时，知青们往往泪流满面，因为它抒发了一代人辉煌梦想的破灭和苍凉青春的呼喊。
郭路生出生于山东朝城，母亲在行军途中分娩，起名路生。他15岁便开始创作《海洋三部曲》长诗。文革前夕，北京一些高干子弟中形成一个“文艺沙龙”──“太阳纵队”，发起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郭世英，还有牟敦白、张朗朗，他们经常通霄达旦探讨当时敏感的一些哲学问题和文学观点，郭路生也曾出入这个沙龙，深受他们思想探索精神的影响。
文革期间这个文艺沙龙被查禁，郭世英在1968年4月被北大的造反派“迫害致死”, 张朗朗流亡南方, 在好友王东白的本子上写下“相信未来”四个字。郭路生则以此为题，写出那首著名的诗《相信未来》。
1968年，当年轻人们开始怀疑此前的一切，带着迷茫被洒向广阔农村的时候，郭路生的这首《相信未来》给当时的年轻人一丝希望。在他们眼里，所谓诗歌，此前仅仅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大无畏。
当时在圈内的人普遍觉得，《相信未来》似乎明显受到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西伯利亚囚徒》等当时在知青中广为传抄、朗诵的诗的影响，高贵、坚贞、悲壮而又温情脉脉，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和自我情感的体验，没有虚假的标语口号，抛弃了政治禁锢和意识形态的桎梏，从而恢复了诗的人性与文学性。
那时候，在北京最时髦的青年文本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带星星的火车票》，还有郭路生的《相信未来》。
诗人和他的诗迅速在上山下乡的知青中间蹿红，也同样征服了在城市里蜗居的青年。不久一个年轻人，对着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说出了，“我不相信！”
城市里的地下沙龙
年轻人叫赵振开，生于北京。
那个年代，北京年轻人有关青春的记忆，都与颐和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赵振开当时在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做工人，大多数年轻人上山下乡的时候，他在河北蔚县山里憧憬着外面的世界。
1970年的那个春天，在他的记忆里来得特别早，这大概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回忆美好事物普遍充满的感情。赵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班同学曹一凡、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
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这几个年轻人属于留守城市的另类。那时候，城里的年轻人们都走了，北京近乎空城，颐和园更是人烟稀少。
这里成了留守年轻人聚会的地方。
赵振开至今还记得，当时史康成站在船头，挺胸昂首朗诵了一首诗，“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让在场的人不禁为之动容。
这正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
赵振开在后开的回忆里记述，郭的诗像一个时代的和弦，一下子就触动了他某根神经。
众人问，此人是谁，那时候郭路生已经有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名字，食指。
那时每年冬天农闲，年轻人都纷纷回到北京，互相交换书籍，很多人开始写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文化沙龙。北京有一个比较大的沙龙，女主人徐浩渊是个传奇人物。“文革”期间，她曾装成乞丐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的生活，又因反江青坐过两次牢。70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人，多是业余的知青诗人，这个圈子后来成为“白洋淀诗派”的产床。
当时，沙龙中的核心人物一个是岳重，一个是栗世征。他们都来自白洋淀，插队三年。
岳重很有天赋，其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4000册藏书。这决定了他成为沙龙核心的主要因素。岳重15岁时，已将黄皮书(文革期间内部发行的文学读物)阅尽。19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8首长诗，此后一歇笔就是15年，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后来到农村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
1973年以后，徐浩渊的沙龙被关。再后来，岳重和栗世征开始写诗，他们笔名一个叫根子，一个叫多多。
属于昨日的《今天》
这期间，赵振开一边做他的建筑工人，一边游走于各种城市间的沙龙。
那段时间，他结识了北京沙龙的另一个主角，赵一凡。
赵一凡在他的沙龙中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传播书籍，致力于对“文革”中一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
正因此，在赵振开眼里，赵一凡已经不止是个沙龙的组织者，更是文革一代精神启蒙的盗火者。
赵一凡的家里也算高干，加之他年龄大，朋友圈子广，自然成了传播地下诗歌核心。
这个地下沙龙也是青年人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组织诗会，交流心得，是沙龙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于文革一代的年轻人，组织诗会的确是一种颇具优越感的经历。而用当时的世俗眼光来看，赵一凡无疑属于一个“精神教唆犯”，一个隐蔽很深的“现行反革命”。
终于，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命运最后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以赵一凡为核心的圈子在1973年逐步扩大，不少文学青年以及关心政治的青年不断出入这个沙龙。赵振开还记得，那一年，年轻人们颇为活跃，许多青年经人介绍与赵一凡相识、交谈，并建立通信联系。青年们聚集在沙龙中，不仅谈小说、诗歌、样板戏，也谈政治。
这一年的冬天，在赵振开的回忆录里，特别记述了与赵一凡的一次彻夜长谈。
他们谈到各自的经历，谈到革命，谈到十二月党人，谈到俄国文学。北岛才知道赵一凡的生活里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小就跟父母南征北战，去过苏北和鲁南等根据地。革命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的政治高压。
当时的赵振开后来暗自感叹，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到这一年底，赵一凡的沙龙受到了警察的“围剿”。 这个圈子被定名为“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
这一事件，对赵振开的影响很大，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由于和赵一凡的朋友关系，他也做好被捕的准备。他在回忆录里写道，第一次经历的恐惧是刻骨铭心的，半夜有汽车经过都会惊醒我，再也不能入睡。我那时终于懂得：革命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
庆幸的是，最终“灾难”并未祸及他。
到了1977底，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与此同时，在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论坛》等一批政论性刊物应运而生。
这个时候，赵振开打算和朋友办一份刊物，实现自己的文学梦。
在一间租来的农民房，围着一台破旧的油印机团团转，几个人忙了三天三夜，一份杂志就问世了，叫《今天》。
赵振开和朋友们蹬着平板三轮车一天内跑了几十里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贴自办的文学刊物。天已大黑，看不清刊物的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足已使他们这些年轻人兴奋不已。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地下出版并且发行的文学刊物。地下诗歌终于得以浮出水面。
没有想到的是，《今天》一经问世就火了，连带着火起来的还有诗歌和诗人。
在后来的年代里，在诗人芒克的回忆里，显得如闹剧一般。
80年代，芒克去西安参加诗会，当时被台下狂热的青年们追得走投无路，躲进了后台。诗歌的拥趸们随即冲进来，朝着他喊“诗人呢？”他用手指了指门外，这帮人蜂拥而去。
两年后，北京市公安局通令《今天》停刊。
那时候，赵振开也有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名字，北岛。知道食指的已经不多，那个名字已经属于文革一代的记忆。关于诗歌的热潮，也像芒克的那个故事一样，来得蜂拥，转瞬即逝了。
如今，一些依然热爱诗歌的人在香港的一隅继续出版发行《今天》，但它已经不是当年的《今天》，而是糅合了诗歌、小说、散文等文体的综合性杂志。去年12月，它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创刊30周年纪念，北岛、芒克、舒婷、严力、翟永明等等都到了，而之后的报道中，庆祝会的风头被现在更多人认识的贾樟柯、李零、高名潞、李欧梵等人占去了。
(本文参阅了廖亦武《沉沦的圣殿》、徐晓《半生为人》、芒克《瞧，这些人》等书籍）
诗歌的第一波浪潮仿佛比其他来得更早。在1970年，当大多数年轻人在面对上山下乡的困窘中迷失的时候，一部分年轻人以诗歌的名义得以浮出水面来透口气。
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郭路生的一首《相信未来》，最早的打开了那一代人心灵的窗户。“坚定的相信未来／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中国新诗的传统自此开始了。
此后的整个70年代，诗歌都维持在地下潜行。
但真的到了80年代，诗人们都浮出水面来透口气，而诗歌的热潮，却是来得蜂拥，转瞬即逝。
诗歌在怀疑和迷茫中发芽
1968年12月10日下午四点零八分，一列火车满载去山西插队的知青，缓缓驰离了北京站，站台上送别人群的哭声和泪雨、冬日夕阳下的北京城都在轰鸣的车轮声中远去，列车在加速。望着满车厢青春热血的战友们，北京市25中67届高中毕业生郭路生，就着昏黄的车灯，在一张白纸上即兴写下诗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这首描写知青上山下乡告别北京的惊心动魂的诗，以后在广大知青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以后郭路生在山西汾阳插队时经常给知青们朗诵他写的诗，每次听到《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时，知青们往往泪流满面，因为它抒发了一代人辉煌梦想的破灭和苍凉青春的呼喊。
郭路生出生于山东朝城，母亲在行军途中分娩，起名路生。他15岁便开始创作《海洋三部曲》长诗。文革前夕，北京一些高干子弟中形成一个“文艺沙龙”──“太阳纵队”，发起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郭世英，还有牟敦白、张朗朗，他们经常通霄达旦探讨当时敏感的一些哲学问题和文学观点，郭路生也曾出入这个沙龙，深受他们思想探索精神的影响。
文革期间这个文艺沙龙被查禁，郭世英在1968年4月被北大的造反派“迫害致死”, 张朗朗流亡南方, 在好友王东白的本子上写下“相信未来”四个字。郭路生则以此为题，写出那首著名的诗《相信未来》。
1968年，当年轻人们开始怀疑此前的一切，带着迷茫被洒向广阔农村的时候，郭路生的这首《相信未来》给当时的年轻人一丝希望。在他们眼里，所谓诗歌，此前仅仅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大无畏。
当时在圈内的人普遍觉得，《相信未来》似乎明显受到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西伯利亚囚徒》等当时在知青中广为传抄、朗诵的诗的影响，高贵、坚贞、悲壮而又温情脉脉，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和自我情感的体验，没有虚假的标语口号，抛弃了政治禁锢和意识形态的桎梏，从而恢复了诗的人性与文学性。
那时候，在北京最时髦的青年文本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带星星的火车票》，还有郭路生的《相信未来》。
诗人和他的诗迅速在上山下乡的知青中间蹿红，也同样征服了在城市里蜗居的青年。不久一个年轻人，对着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说出了，“我不相信！”
城市里的地下沙龙
年轻人叫赵振开，生于北京。
那个年代，北京年轻人有关青春的记忆，都与颐和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赵振开当时在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做工人，大多数年轻人上山下乡的时候，他在河北蔚县山里憧憬着外面的世界。
1970年的那个春天，在他的记忆里来得特别早，这大概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回忆美好事物普遍充满的感情。赵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班同学曹一凡、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
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这几个年轻人属于留守城市的另类。那时候，城里的年轻人们都走了，北京近乎空城，颐和园更是人烟稀少。
这里成了留守年轻人聚会的地方。
赵振开至今还记得，当时史康成站在船头，挺胸昂首朗诵了一首诗，“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让在场的人不禁为之动容。
这正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
赵振开在后开的回忆里记述，郭的诗像一个时代的和弦，一下子就触动了他某根神经。
众人问，此人是谁，那时候郭路生已经有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名字，食指。
那时每年冬天农闲，年轻人都纷纷回到北京，互相交换书籍，很多人开始写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文化沙龙。北京有一个比较大的沙龙，女主人徐浩渊是个传奇人物。“文革”期间，她曾装成乞丐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的生活，又因反江青坐过两次牢。70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人，多是业余的知青诗人，这个圈子后来成为“白洋淀诗派”的产床。
当时，沙龙中的核心人物一个是岳重，一个是栗世征。他们都来自白洋淀，插队三年。
岳重很有天赋，其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4000册藏书。这决定了他成为沙龙核心的主要因素。岳重15岁时，已将黄皮书(文革期间内部发行的文学读物)阅尽。19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8首长诗，此后一歇笔就是15年，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后来到农村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
1973年以后，徐浩渊的沙龙被关。再后来，岳重和栗世征开始写诗，他们笔名一个叫根子，一个叫多多。
属于昨日的《今天》
这期间，赵振开一边做他的建筑工人，一边游走于各种城市间的沙龙。
那段时间，他结识了北京沙龙的另一个主角，赵一凡。
赵一凡在他的沙龙中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传播书籍，致力于对“文革”中一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
正因此，在赵振开眼里，赵一凡已经不止是个沙龙的组织者，更是文革一代精神启蒙的盗火者。
赵一凡的家里也算高干，加之他年龄大，朋友圈子广，自然成了传播地下诗歌核心。
这个地下沙龙也是青年人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组织诗会，交流心得，是沙龙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于文革一代的年轻人，组织诗会的确是一种颇具优越感的经历。而用当时的世俗眼光来看，赵一凡无疑属于一个“精神教唆犯”，一个隐蔽很深的“现行反革命”。
终于，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命运最后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以赵一凡为核心的圈子在1973年逐步扩大，不少文学青年以及关心政治的青年不断出入这个沙龙。赵振开还记得，那一年，年轻人们颇为活跃，许多青年经人介绍与赵一凡相识、交谈，并建立通信联系。青年们聚集在沙龙中，不仅谈小说、诗歌、样板戏，也谈政治。
这一年的冬天，在赵振开的回忆录里，特别记述了与赵一凡的一次彻夜长谈。
他们谈到各自的经历，谈到革命，谈到十二月党人，谈到俄国文学。北岛才知道赵一凡的生活里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小就跟父母南征北战，去过苏北和鲁南等根据地。革命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的政治高压。
当时的赵振开后来暗自感叹，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到这一年底，赵一凡的沙龙受到了警察的“围剿”。 这个圈子被定名为“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
这一事件，对赵振开的影响很大，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由于和赵一凡的朋友关系，他也做好被捕的准备。他在回忆录里写道，第一次经历的恐惧是刻骨铭心的，半夜有汽车经过都会惊醒我，再也不能入睡。我那时终于懂得：革命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
庆幸的是，最终“灾难”并未祸及他。
到了1977底，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与此同时，在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论坛》等一批政论性刊物应运而生。
这个时候，赵振开打算和朋友办一份刊物，实现自己的文学梦。
在一间租来的农民房，围着一台破旧的油印机团团转，几个人忙了三天三夜，一份杂志就问世了，叫《今天》。
赵振开和朋友们蹬着平板三轮车一天内跑了几十里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贴自办的文学刊物。天已大黑，看不清刊物的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足已使他们这些年轻人兴奋不已。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地下出版并且发行的文学刊物。地下诗歌终于得以浮出水面。
没有想到的是，《今天》一经问世就火了，连带着火起来的还有诗歌和诗人。
在后来的年代里，在诗人芒克的回忆里，显得如闹剧一般。
80年代，芒克去西安参加诗会，当时被台下狂热的青年们追得走投无路，躲进了后台。诗歌的拥趸们随即冲进来，朝着他喊“诗人呢？”他用手指了指门外，这帮人蜂拥而去。
两年后，北京市公安局通令《今天》停刊。
那时候，赵振开也有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名字，北岛。知道食指的已经不多，那个名字已经属于文革一代的记忆。关于诗歌的热潮，也像芒克的那个故事一样，来得蜂拥，转瞬即逝了。
如今，一些依然热爱诗歌的人在香港的一隅继续出版发行《今天》，但它已经不是当年的《今天》，而是糅合了诗歌、小说、散文等文体的综合性杂志。去年12月，它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创刊30周年纪念，北岛、芒克、舒婷、严力、翟永明等等都到了，而之后的报道中，庆祝会的风头被现在更多人认识的贾樟柯、李零、高名潞、李欧梵等人占去了。
(本文参阅了廖亦武《沉沦的圣殿》、徐晓《半生为人》、芒克《瞧，这些人》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