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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骏虚构学历事件,说明当代中国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中,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关于对错、是非的基本伦理常识。在这种环境里,少数中国式精英似乎越发如鱼得水
7月1日,国内知名“学术打假人”方舟子举证“打工皇帝”、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唐骏的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学历造假。唐骏在略作沉默之后辩驳称,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自己获得过“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他拿出了“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证书。人们又发现,这所大学似乎是出售文凭的“克莱登大学”。更惊人的是,这所大学在中国有很多校友,从公司老总,到中高级公务员、事业单位中高级负责人。这样的现象让人震惊。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此事发生后,有人积极地为当事人遮掩和辩护。出版唐骏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中信出版社,与唐骏合著《唐骏日记》的一位作者,在同一天发表声明,把唐骏获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的说法揽到自己身上。
另有评论说,唐骏靠着自己的努力,在没有背景的情况下闯荡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成为“打工皇帝”,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即使唐骏的学历是假的,又能如何呢?再者,在这个文凭至上的国家,即使唐骏学历造假,也不能单怪唐骏。还有人声称,成功者有自己的道德,根本不能用一般人的道德要求这些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成功者。有网站对唐骏“学历造假事件”调查投票显示,60%网友表示不相信唐骏造假,77%网友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更重要。
如此令人惊诧的情形,竟然发生在当代中国。因为,唐骏虚构学历事件,唐骏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以及网友们基于成功而对唐骏的同情、辩护,说明当代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关于对错、是非的基本伦理常识的误区,而任何一个社会的秩序,都是主要依靠伦理道德支持的。
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常识的消损,乃是精英与大众合谋的结果。由于过去一百多年来持续的反传统的思想、政治、社会运动,由于几十年来的物质主义教育,由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国民的伦理道德意识日趋淡薄。某些聪明人就在法律和道德的灰色地界活动,并且取得物质上的成功:或者升官,或者发财,或者成为知名学者。他们自封为“精英”,有些人还到处传授自己的成功学。这样的成功范例诱导民众更为坚定地忘记、抛弃道德伦理常识。而在这样一个道德伦理标准发生混乱的环境下,少数中国式精英似乎越发如鱼得水。
尽管如此,从某个角度看,大众是不用对此担责的,精英却有穿帮而遭受惩罚的可能。贪污腐败但表现得很有能力的官员,可能东窗事发;正在舞台上表演的商界、学界成功人士,可能被台下发现,其实他没有穿衣服。这个时候,大众会把自己因为道德伦理常识沦丧而遭受的福利损失,全盘归咎于精英,而成功的精英用“社会风气如此”为自己辩解,必然是苍白无力的。随着一个接一个此类事件的爆发,整个精英群体会在大众中声名狼藉。
因此,对精英来说,最为明智的做法是约束自己,把自己提升为“君子”。
哪怕一个最民主的社会也存在着精英,并且精英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必然大于普通民众。这算不上不平等,而是社会自然形成的一种合理的分工合作关系。借助这种分工合作关系,每个人的比较优势将得以充分发挥,社会整体福利会有所改善。
但是,精英发挥领导作用,须以大众的心悦诚服为前提。考察古往今来的历史,大众自愿承认精英在社会各个领域的领导权,固然因为精英具有较为出色的能力,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相信,精英不是完全自私的,而具有利他之心,因而可以给自己带来一定程度的福利改善。换言之,能够获得大众认可的精英,必然是具有道德心和公共精神、至少部分地服务于大众的精英。
这样的精英,就是古人所说的“君子”,或者西人所说的“绅士”。春秋后期鲁国的贤人叔孙豹曾经这样定义一个人的成功:“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样的成功标准正是对君子而言的。所谓君子,就是同时具有较为出色的能力与德性的人。也因此,他们必然在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而从这个领导权中获得益处的民众必然信赖他们,自愿与他们合作,如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由此,社会将形成人际之间良性分工与合作关系。
当代中国社会不乏精英,而君子极少。精英普遍缺乏伦理自觉,既无儒家士人“民胞物与”之心,也无西方绅士的公共精神,一个个被轰下台来,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精英欲自我拯救,就必须向君子转型。★
7月1日,国内知名“学术打假人”方舟子举证“打工皇帝”、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唐骏的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学历造假。唐骏在略作沉默之后辩驳称,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自己获得过“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他拿出了“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证书。人们又发现,这所大学似乎是出售文凭的“克莱登大学”。更惊人的是,这所大学在中国有很多校友,从公司老总,到中高级公务员、事业单位中高级负责人。这样的现象让人震惊。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此事发生后,有人积极地为当事人遮掩和辩护。出版唐骏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中信出版社,与唐骏合著《唐骏日记》的一位作者,在同一天发表声明,把唐骏获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的说法揽到自己身上。
另有评论说,唐骏靠着自己的努力,在没有背景的情况下闯荡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成为“打工皇帝”,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即使唐骏的学历是假的,又能如何呢?再者,在这个文凭至上的国家,即使唐骏学历造假,也不能单怪唐骏。还有人声称,成功者有自己的道德,根本不能用一般人的道德要求这些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成功者。有网站对唐骏“学历造假事件”调查投票显示,60%网友表示不相信唐骏造假,77%网友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更重要。
如此令人惊诧的情形,竟然发生在当代中国。因为,唐骏虚构学历事件,唐骏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以及网友们基于成功而对唐骏的同情、辩护,说明当代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关于对错、是非的基本伦理常识的误区,而任何一个社会的秩序,都是主要依靠伦理道德支持的。
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常识的消损,乃是精英与大众合谋的结果。由于过去一百多年来持续的反传统的思想、政治、社会运动,由于几十年来的物质主义教育,由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国民的伦理道德意识日趋淡薄。某些聪明人就在法律和道德的灰色地界活动,并且取得物质上的成功:或者升官,或者发财,或者成为知名学者。他们自封为“精英”,有些人还到处传授自己的成功学。这样的成功范例诱导民众更为坚定地忘记、抛弃道德伦理常识。而在这样一个道德伦理标准发生混乱的环境下,少数中国式精英似乎越发如鱼得水。
尽管如此,从某个角度看,大众是不用对此担责的,精英却有穿帮而遭受惩罚的可能。贪污腐败但表现得很有能力的官员,可能东窗事发;正在舞台上表演的商界、学界成功人士,可能被台下发现,其实他没有穿衣服。这个时候,大众会把自己因为道德伦理常识沦丧而遭受的福利损失,全盘归咎于精英,而成功的精英用“社会风气如此”为自己辩解,必然是苍白无力的。随着一个接一个此类事件的爆发,整个精英群体会在大众中声名狼藉。
因此,对精英来说,最为明智的做法是约束自己,把自己提升为“君子”。
哪怕一个最民主的社会也存在着精英,并且精英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必然大于普通民众。这算不上不平等,而是社会自然形成的一种合理的分工合作关系。借助这种分工合作关系,每个人的比较优势将得以充分发挥,社会整体福利会有所改善。
但是,精英发挥领导作用,须以大众的心悦诚服为前提。考察古往今来的历史,大众自愿承认精英在社会各个领域的领导权,固然因为精英具有较为出色的能力,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相信,精英不是完全自私的,而具有利他之心,因而可以给自己带来一定程度的福利改善。换言之,能够获得大众认可的精英,必然是具有道德心和公共精神、至少部分地服务于大众的精英。
这样的精英,就是古人所说的“君子”,或者西人所说的“绅士”。春秋后期鲁国的贤人叔孙豹曾经这样定义一个人的成功:“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样的成功标准正是对君子而言的。所谓君子,就是同时具有较为出色的能力与德性的人。也因此,他们必然在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而从这个领导权中获得益处的民众必然信赖他们,自愿与他们合作,如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由此,社会将形成人际之间良性分工与合作关系。
当代中国社会不乏精英,而君子极少。精英普遍缺乏伦理自觉,既无儒家士人“民胞物与”之心,也无西方绅士的公共精神,一个个被轰下台来,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精英欲自我拯救,就必须向君子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