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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本科教学，教学比较，香港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8—0076—04
在不同的教育体制下从事教学，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体验。笔者自1997年起，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担任本科生基础课“中国现代史”课程的教学，至今共担任过6届课程。2002年因被遴选为香港浸会大学与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中国内地访问学人，于2002年9月至2003年5月在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进行访问研究，期间在香港浸会大学独立担任了“民国史上的革命与民族主义”本科课程，及参加了“近代中国思潮”个别专题的讲授(该课程由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林启彦教授主讲)，从而对香港的本科历史课程教学有了一次亲身体验。广州与香港两地的高等教育，在体制、内容和教学风格、教学习惯上都有较大的不同，现以自己的亲身感受为基础，将两地教学的不同体验加以整理和比较，以期能够对进一步改进教学产生有益启示。
一、课程设置：广州重视体系，香港重视专门领域
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对于本科生的培养，强调良好的综合素质，宽广扎实的专业基础，系统的知识结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作为专业核心课程，是本专业最主要和最基本的课程，也是课时最长、教学力量配置最强、教师倾注精力最多的课程。同时，辅之于一定数量的配套专业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显示出重视体系的特点。课程设置分两个层次，一种基本上以近代史的不同领域和分支来设置，从多种三级学科来配合通史课程；一种利用本系教师的研究优势和特点，使课程尽量体现学术前沿性。
第一种课程如：
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
中国近代经济史
中国近代社会史
中国近代文化史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
近代中外关系史
第二种课程如：
孙中山研究
近代国学与国际汉学研究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研究
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史
近代中国教育与社会变迁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开设的课程，基本上不以这样一种分块的方式来设置，而是比较能突出研究的具体领域和问题。通论性质的课程不多，专门领域和专论性质的课程为主。有关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课程有(前为课程编号)：
HIST2110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与西方
HIST2160二十世纪香港史
HIST2210中国现代史导论
HIST2220现代中国对外关系
HIST2690 1900年以前的香港史
HIST3210当代中国政治思想
HIST3220台湾史
HIST3620近代中国教会
HIST3630二十世纪中国妇女与政治
HIST3640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HIST3650近代中国思潮
HIST3660民国史上的革命与民族主义
HIST3680二十世纪中国与亚洲
HIST3780中俄关系
HIST3790中美关系
HIST3810中国现代史
HIST3820当代中国
从这些课程的设置中可以看到，香港的本科课程，重视专题，比如有多门课程都属于近代中外关系的具体领域，显示出香港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点，对于近代历史变迁的关注点自有其特殊性，以及学术视野较内地不同。另外，地方史、教会史、女性史等专门领域，也是学生选修较多、兴趣较大的课程。
二、课程时间：广州重视基本知识，香港重视宏观线索和研究动态
广州中山大学开设的“中国现代史”课程，课时较多，达到120课时，包纳从1919年到1949年共30年的历史。与国内的通用教材相吻合，在讲授大纲和知识模块的划分时，仍需要按传统的以每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为中心，将这一时期的历史划分为若干基本模块，一般的划分是：
第一编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12学时)
第二编国民革命北洋军阀统治的崩溃(18学时)
第三编国民党统治的建立与加强 工农武装革命和抗日民主运动(18学时)
第四编全民族的抗日战争(24学时)
第五编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24学时)
其中的基本知识对于基础课程来说，是必须要求讲授和要求学生掌握的。这样一来，虽然教师在教授过程中，也充分重视学术动态的介绍，但在较多的课时里，主要的内容是基础知识的讲授。
香港浸会大学“民国史上的革命与民族主义”课程，在包纳的时段上比“中国现代史”更长(从民国建立前讲到1949年)，但课时要短得多，每周三节，其中讲授只有2节，整个学期大约14－15周(2003年因为受SARS影响，实际讲授12周)。这样一来，实际课堂讲授的内容就非常概括，主要介绍每一个主题需要了解的问题和学术界研究的基本状况。本人在讲授这门课程时，各讲的主要讲题为：
第一讲 导论：革命、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第二讲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之建立
第三讲 军阀政治时代
第四讲 思想革命与政治
第五讲 国民革命
第六讲 南京十年的内政与外交
第七讲 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民族战争
第八讲 抗日战争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第九讲 中国共产党革命史
举其中一讲为例。对于抗日战争的历史，在中山大学的课程中，大约至少有四五周的时间(24—30学时)来学习，用若干专题分别讲授“抗日战争的基本过程”、“中共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国共两党的关系…‘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和七大”等具体内容。而在香港浸会大学，这一内容是在一个单元的讲授中完成的，讲义的提要为：
第八讲抗日战争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问题：
1、日本侵略与中国损失问题
2、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问题
3、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问题
4、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问题
5、中国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6、其他问题
二、抗日战争军事史
(一)三个阶段
(二)中国战场与世界战场
三、抗日战争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在一个单元的时间里，对于抗日战争的具体内容几乎无法做任何一个方面的课堂讲解，因此本讲实际上是通过检讨研究史的方式，将抗日战争中的值得注意的学术问题提示出来，同时引出抗日战争史自身的重大方面，使学生对这一段历史有宏观的了解，为具体知识的自学提供一个基础。
三、学习方式：广州学生较多需要
教师引导，香港学生自学成分多
因为广州的课程学习没有固定时间的讨论，主要的研讨集中在学期中的两三周内。当然通过“学 术研讨会”的形式，学生受到的学术训练也很规范讨论热烈，学习效果比较好。但平时学习，以老师的讲授为主。学生的知识获得，主要是从老师的课堂讲授中得来的。学生的课后阅读，虽然老师可以在每一个单元讲授中开列阅读文献，但很难具体掌握学生的阅读情况和检验学生的阅读效果。
香港学生由于每周都有导修的专门课时，意味着对于每一个专题都有及时的研讨，老师开列的阅读文献，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阅读，并需要在研讨中谈自己的研读体会。加之作报告和评论本身都需要进行研究式的学习，学生会根据专题的需要和老师提供的文献线索，去主动查询更多的文献，虽然上课的课时并不多，但学生实际的自学时间比广州学生要多得多。在每一讲都为学生提供了与本讲内容直接相关的两种阅读目录，一种是原始文献，一种是近人的相关研究，以弥补课堂讲授的不足。例如，对于军阀政治时代的政治与外交，在讲授时只能简单提及几个方面。讲义的主要内容是：
第三讲军阀政治时代
一、民国初年的三种势力(1912—1915)
1、腐败势力、稳健势力、暴乱势力
2、民国初年政治上的反复
二、民主政体下的军阀政治
1、军阀之割据
2、政治轮替
3、民主政治的名与实
三、军阀统治时期的民族危机
1、蒙古问题
2、西藏问题
3、二十一条
这些都集中在一个单元时间里讲到，而课后学生只有通过自己的补充阅读，才能详细了解所提到的各方面的知识，因而在本讲中，列举了四种原始
四、研讨效果：广州学生研讨比较深入香港学生思维比较开阔
在广州和香港，笔者都采取学术研讨会的形式，组织学生进行研讨式学习。这种形式，在两地都取得良好的效果。相比而言，广州学生研讨的深度比较突出，香港学生的思维比较开阔。
笔者在中山大学采取“学术研讨会”的方式，开展研讨式教学，前后已经进行六届，取得相当好的效果。广州学生在研讨中的差异比较大，用功的同学和不用功的同学，反差十分强烈。由于研讨是在一个大的“会场”(课堂)里进行，参加人数较多，实际上教师能够关注到的只是其中少数表现良好的学生。有的学生在讨论中显示了非常突出的研究能力，所作的报告选题能够追随学术前沿，能够自己去发掘、寻找原始资料，得出的论点也较具新意。个别论文的学术水平远远超出了预料，其中《文化视野下的吴宓》一文后来经修改后发表于《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中山大学一、二年级的同学身处珠海校区，图书资料的条件十分有限，而能有如此成绩，可见学生主观能动性发挥已达相当程度。学生深入研讨的进取精神令人十分敬佩。广州学生在研讨中有一个特点是崇拜权威，这一点有两方面的效应，正面的效应是能够把握研究前沿，帮助增强学术判断能力；负面效应是拘束了思考，喜欢为名家做注解。
香港学生在选题方面，不如广州学生。在对学术史的掌握上，也略逊一筹。因为民国史的大多数问题，台湾和大陆学者的研究比较多，而香港学生对于台湾和大陆学术界的状况和各自的特点，了解不够，在阅读论著时，往往抓不住重点。但香港学生的一个很明显的优点，是思维活跃，研讨气氛浓。同学之间，畅所欲言，不会造成学术上的压力。虽然有些研讨报告的观点比较浅薄，但相互尊重，都能够按研讨的规范办，因而也能产生许多有价值的相互启发式学习。例如笔者教学的课堂，有一位学生提交讨论的题目是国民党北伐与明太祖北伐的比较，虽然许多观点比较表面化，甚至显得牵强，但思路开阔，通过准备资料和制作报告课件，至少引出了北伐战争的主要方面的问题，也引发了同学之间的热烈讨论。香港学生的研讨是在每周的导修课上进行，每一场研讨的人数较少。笔者担任的课程，本身选修的同学就较少，因而由笔者主持导修。如果选修人数较多，则聘请助教，分组研讨，每一个位同学都在老师的关注之下，对于学生的用功程度有相当明显的监督，这是两地教学体制上的重大差异，值得借鉴。
五、教学条件：香港硬件并不比广州优越，但资源管理和利用较为优长
在以往，大陆的教学条件远远比不上香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教学效果和教学改革的进行。近年来，中山大学的教学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虽然在某些方面还有差距，但与教学直接相关的部分，已经并不比香港落后，如多媒体的设施、图书馆的设施、网络设施、复印打印机器等等，都能够为教师和同学提供方便。但相比之下，在实际使用方面，感觉仍然比香港有较大的差距，形成这些差距的主要因素，多数不是硬件方面，而是管理方面造成的。如教室利用的效率、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和服务态度、教师教学的观念等等。
在香港，教师为某一课程开列的教学参考书，可以单独列入参考阅览室，不得借出，保证了每一个位同学都能方便地查阅，学术期刊、工具书直接开架阅览，极大提高了阅读效率。教室的投影设备、课桌椅子虽然简陋陈旧，但教室的隔音效果良好，而且在上课时段绝无施工、文体活动、商业活动的打扰。教师在准备资料、复印胶片、制作多媒体课件方面，都感觉极其方便。还有许多看似与教学关系不大的方面，其实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持了教学，如图书馆阅览不间断开放、食堂几乎不问断地开放、校园建筑及设施的集中或交通方便(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广阔，建筑、设施不集中，但有校车穿梭，免费乘坐)、各大学图书馆便利的馆际互借和资源共享，为教学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
六、启示
广州与香港的教学风格各有千秋，教学效果互见长短，香港的一些经验，可以借鉴，以改进本科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一，香港师生视野开阔，在教学和学习中不拘一格，对国内外学术信息接受的速度快，信息量大，思维活跃。以此为鉴检视内地的教学，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仍然大有可为。
第二，课堂应根据学术的需要和学生的需要而设，小班上课的效果比大班好。以达到规定学生选课人数为标准来确定课程，及鼓励大班上课的政策，对于教学效果的利弊，值得认真探讨。
第三，助教制度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引进或寻找能够替代的体制，值得考虑。 第四，教学需要一个舒适、安静、良好的环境。当然这不仅仅是教师的观念问题。
此外，香港同行在历史教学中还十分注重实地教学，学术旅行等方式，亦有声有色，对于学生各方面的锻炼，均极有益处。这一方面的工作，也已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本科教学的实践中付诸实施，取得的经验也值得与香港的历史教学进行比较。
[作者简介]赵立彬(1967—)，男，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和研究。
[责任编辑：蔡世华]
[中图分类号]G64—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8—0076—04
在不同的教育体制下从事教学，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体验。笔者自1997年起，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担任本科生基础课“中国现代史”课程的教学，至今共担任过6届课程。2002年因被遴选为香港浸会大学与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中国内地访问学人，于2002年9月至2003年5月在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进行访问研究，期间在香港浸会大学独立担任了“民国史上的革命与民族主义”本科课程，及参加了“近代中国思潮”个别专题的讲授(该课程由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林启彦教授主讲)，从而对香港的本科历史课程教学有了一次亲身体验。广州与香港两地的高等教育，在体制、内容和教学风格、教学习惯上都有较大的不同，现以自己的亲身感受为基础，将两地教学的不同体验加以整理和比较，以期能够对进一步改进教学产生有益启示。
一、课程设置：广州重视体系，香港重视专门领域
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对于本科生的培养，强调良好的综合素质，宽广扎实的专业基础，系统的知识结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作为专业核心课程，是本专业最主要和最基本的课程，也是课时最长、教学力量配置最强、教师倾注精力最多的课程。同时，辅之于一定数量的配套专业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显示出重视体系的特点。课程设置分两个层次，一种基本上以近代史的不同领域和分支来设置，从多种三级学科来配合通史课程；一种利用本系教师的研究优势和特点，使课程尽量体现学术前沿性。
第一种课程如：
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
中国近代经济史
中国近代社会史
中国近代文化史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
近代中外关系史
第二种课程如：
孙中山研究
近代国学与国际汉学研究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研究
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史
近代中国教育与社会变迁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开设的课程，基本上不以这样一种分块的方式来设置，而是比较能突出研究的具体领域和问题。通论性质的课程不多，专门领域和专论性质的课程为主。有关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课程有(前为课程编号)：
HIST2110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与西方
HIST2160二十世纪香港史
HIST2210中国现代史导论
HIST2220现代中国对外关系
HIST2690 1900年以前的香港史
HIST3210当代中国政治思想
HIST3220台湾史
HIST3620近代中国教会
HIST3630二十世纪中国妇女与政治
HIST3640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HIST3650近代中国思潮
HIST3660民国史上的革命与民族主义
HIST3680二十世纪中国与亚洲
HIST3780中俄关系
HIST3790中美关系
HIST3810中国现代史
HIST3820当代中国
从这些课程的设置中可以看到，香港的本科课程，重视专题，比如有多门课程都属于近代中外关系的具体领域，显示出香港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点，对于近代历史变迁的关注点自有其特殊性，以及学术视野较内地不同。另外，地方史、教会史、女性史等专门领域，也是学生选修较多、兴趣较大的课程。
二、课程时间：广州重视基本知识，香港重视宏观线索和研究动态
广州中山大学开设的“中国现代史”课程，课时较多，达到120课时，包纳从1919年到1949年共30年的历史。与国内的通用教材相吻合，在讲授大纲和知识模块的划分时，仍需要按传统的以每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为中心，将这一时期的历史划分为若干基本模块，一般的划分是：
第一编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12学时)
第二编国民革命北洋军阀统治的崩溃(18学时)
第三编国民党统治的建立与加强 工农武装革命和抗日民主运动(18学时)
第四编全民族的抗日战争(24学时)
第五编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24学时)
其中的基本知识对于基础课程来说，是必须要求讲授和要求学生掌握的。这样一来，虽然教师在教授过程中，也充分重视学术动态的介绍，但在较多的课时里，主要的内容是基础知识的讲授。
香港浸会大学“民国史上的革命与民族主义”课程，在包纳的时段上比“中国现代史”更长(从民国建立前讲到1949年)，但课时要短得多，每周三节，其中讲授只有2节，整个学期大约14－15周(2003年因为受SARS影响，实际讲授12周)。这样一来，实际课堂讲授的内容就非常概括，主要介绍每一个主题需要了解的问题和学术界研究的基本状况。本人在讲授这门课程时，各讲的主要讲题为：
第一讲 导论：革命、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第二讲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之建立
第三讲 军阀政治时代
第四讲 思想革命与政治
第五讲 国民革命
第六讲 南京十年的内政与外交
第七讲 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民族战争
第八讲 抗日战争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第九讲 中国共产党革命史
举其中一讲为例。对于抗日战争的历史，在中山大学的课程中，大约至少有四五周的时间(24—30学时)来学习，用若干专题分别讲授“抗日战争的基本过程”、“中共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国共两党的关系…‘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和七大”等具体内容。而在香港浸会大学，这一内容是在一个单元的讲授中完成的，讲义的提要为：
第八讲抗日战争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问题：
1、日本侵略与中国损失问题
2、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问题
3、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问题
4、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问题
5、中国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6、其他问题
二、抗日战争军事史
(一)三个阶段
(二)中国战场与世界战场
三、抗日战争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在一个单元的时间里，对于抗日战争的具体内容几乎无法做任何一个方面的课堂讲解，因此本讲实际上是通过检讨研究史的方式，将抗日战争中的值得注意的学术问题提示出来，同时引出抗日战争史自身的重大方面，使学生对这一段历史有宏观的了解，为具体知识的自学提供一个基础。
三、学习方式：广州学生较多需要
教师引导，香港学生自学成分多
因为广州的课程学习没有固定时间的讨论，主要的研讨集中在学期中的两三周内。当然通过“学 术研讨会”的形式，学生受到的学术训练也很规范讨论热烈，学习效果比较好。但平时学习，以老师的讲授为主。学生的知识获得，主要是从老师的课堂讲授中得来的。学生的课后阅读，虽然老师可以在每一个单元讲授中开列阅读文献，但很难具体掌握学生的阅读情况和检验学生的阅读效果。
香港学生由于每周都有导修的专门课时，意味着对于每一个专题都有及时的研讨，老师开列的阅读文献，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阅读，并需要在研讨中谈自己的研读体会。加之作报告和评论本身都需要进行研究式的学习，学生会根据专题的需要和老师提供的文献线索，去主动查询更多的文献，虽然上课的课时并不多，但学生实际的自学时间比广州学生要多得多。在每一讲都为学生提供了与本讲内容直接相关的两种阅读目录，一种是原始文献，一种是近人的相关研究，以弥补课堂讲授的不足。例如，对于军阀政治时代的政治与外交，在讲授时只能简单提及几个方面。讲义的主要内容是：
第三讲军阀政治时代
一、民国初年的三种势力(1912—1915)
1、腐败势力、稳健势力、暴乱势力
2、民国初年政治上的反复
二、民主政体下的军阀政治
1、军阀之割据
2、政治轮替
3、民主政治的名与实
三、军阀统治时期的民族危机
1、蒙古问题
2、西藏问题
3、二十一条
这些都集中在一个单元时间里讲到，而课后学生只有通过自己的补充阅读，才能详细了解所提到的各方面的知识，因而在本讲中，列举了四种原始
四、研讨效果：广州学生研讨比较深入香港学生思维比较开阔
在广州和香港，笔者都采取学术研讨会的形式，组织学生进行研讨式学习。这种形式，在两地都取得良好的效果。相比而言，广州学生研讨的深度比较突出，香港学生的思维比较开阔。
笔者在中山大学采取“学术研讨会”的方式，开展研讨式教学，前后已经进行六届，取得相当好的效果。广州学生在研讨中的差异比较大，用功的同学和不用功的同学，反差十分强烈。由于研讨是在一个大的“会场”(课堂)里进行，参加人数较多，实际上教师能够关注到的只是其中少数表现良好的学生。有的学生在讨论中显示了非常突出的研究能力，所作的报告选题能够追随学术前沿，能够自己去发掘、寻找原始资料，得出的论点也较具新意。个别论文的学术水平远远超出了预料，其中《文化视野下的吴宓》一文后来经修改后发表于《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中山大学一、二年级的同学身处珠海校区，图书资料的条件十分有限，而能有如此成绩，可见学生主观能动性发挥已达相当程度。学生深入研讨的进取精神令人十分敬佩。广州学生在研讨中有一个特点是崇拜权威，这一点有两方面的效应，正面的效应是能够把握研究前沿，帮助增强学术判断能力；负面效应是拘束了思考，喜欢为名家做注解。
香港学生在选题方面，不如广州学生。在对学术史的掌握上，也略逊一筹。因为民国史的大多数问题，台湾和大陆学者的研究比较多，而香港学生对于台湾和大陆学术界的状况和各自的特点，了解不够，在阅读论著时，往往抓不住重点。但香港学生的一个很明显的优点，是思维活跃，研讨气氛浓。同学之间，畅所欲言，不会造成学术上的压力。虽然有些研讨报告的观点比较浅薄，但相互尊重，都能够按研讨的规范办，因而也能产生许多有价值的相互启发式学习。例如笔者教学的课堂，有一位学生提交讨论的题目是国民党北伐与明太祖北伐的比较，虽然许多观点比较表面化，甚至显得牵强，但思路开阔，通过准备资料和制作报告课件，至少引出了北伐战争的主要方面的问题，也引发了同学之间的热烈讨论。香港学生的研讨是在每周的导修课上进行，每一场研讨的人数较少。笔者担任的课程，本身选修的同学就较少，因而由笔者主持导修。如果选修人数较多，则聘请助教，分组研讨，每一个位同学都在老师的关注之下，对于学生的用功程度有相当明显的监督，这是两地教学体制上的重大差异，值得借鉴。
五、教学条件：香港硬件并不比广州优越，但资源管理和利用较为优长
在以往，大陆的教学条件远远比不上香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教学效果和教学改革的进行。近年来，中山大学的教学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虽然在某些方面还有差距，但与教学直接相关的部分，已经并不比香港落后，如多媒体的设施、图书馆的设施、网络设施、复印打印机器等等，都能够为教师和同学提供方便。但相比之下，在实际使用方面，感觉仍然比香港有较大的差距，形成这些差距的主要因素，多数不是硬件方面，而是管理方面造成的。如教室利用的效率、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和服务态度、教师教学的观念等等。
在香港，教师为某一课程开列的教学参考书，可以单独列入参考阅览室，不得借出，保证了每一个位同学都能方便地查阅，学术期刊、工具书直接开架阅览，极大提高了阅读效率。教室的投影设备、课桌椅子虽然简陋陈旧，但教室的隔音效果良好，而且在上课时段绝无施工、文体活动、商业活动的打扰。教师在准备资料、复印胶片、制作多媒体课件方面，都感觉极其方便。还有许多看似与教学关系不大的方面，其实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持了教学，如图书馆阅览不间断开放、食堂几乎不问断地开放、校园建筑及设施的集中或交通方便(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广阔，建筑、设施不集中，但有校车穿梭，免费乘坐)、各大学图书馆便利的馆际互借和资源共享，为教学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
六、启示
广州与香港的教学风格各有千秋，教学效果互见长短，香港的一些经验，可以借鉴，以改进本科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一，香港师生视野开阔，在教学和学习中不拘一格，对国内外学术信息接受的速度快，信息量大，思维活跃。以此为鉴检视内地的教学，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仍然大有可为。
第二，课堂应根据学术的需要和学生的需要而设，小班上课的效果比大班好。以达到规定学生选课人数为标准来确定课程，及鼓励大班上课的政策，对于教学效果的利弊，值得认真探讨。
第三，助教制度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引进或寻找能够替代的体制，值得考虑。 第四，教学需要一个舒适、安静、良好的环境。当然这不仅仅是教师的观念问题。
此外，香港同行在历史教学中还十分注重实地教学，学术旅行等方式，亦有声有色，对于学生各方面的锻炼，均极有益处。这一方面的工作，也已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本科教学的实践中付诸实施，取得的经验也值得与香港的历史教学进行比较。
[作者简介]赵立彬(1967—)，男，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和研究。
[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