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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交通经济发展的需要，邮传部十分重视选派留学生，并予以重用。邮传部重用留学生，并非意味着清政府中各政府部门、势力集团均持同一政策，事实恰恰相反，这可从袁世凯弃用留学生的政策看出。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清末留学生在交通经济领域颇受重视，而在军事领域中则需要具体分析。
[关键词]邮传部，留学生管理，清末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2－0017－04
留学生史的研究，学界成果可谓丰硕，然成绩的背后亦有缺陷，这最为突出地体现在研究视角忽略了政府因素。以清末邮传部为例，基于人才匮乏的巨大压力，邮传部十分重视留学生这一重要的人才群体，并致力于该领域的管理工作，其表现一为选派，二为重用。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清末邮传部为视域，以留学生管理为视点，兼与袁世凯对留学生态度相对比，以厘清史实，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邮传部对留学生的选派
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有消息称：“邮传部前拟与日本递信省商议，挑选各省官费生普通卒业者，送入递信省所属之通信官吏练习所肄业，定为豫科一年，本科一年，毕业后即分配各省，以备邮局任用。现已由递信省订定修业规则二十二条，并附列新设教室购置图书，所有预算费用附录于右：新设教场，平家(平屋)总经费一万三千二百圆，二阶建家(楼屋)总经费二万七千五百圆。学生五十名，分教科书购入费三千六百圆，又一年消耗品费一千九十圆，又用纸及式纸类约金六百二十三圆，又印刷书类约金五十六圆，又电池用材料及其他杂品约金三百二十九圆。”同年九月，邮传部因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均请以部筹出洋经费拨设专科，则两班皆可不出洋而共沾实验之益”，批示道：“轮帆之学仍须出洋，皆宜从长规划，以期完备。”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邮传部与学部、农工商部合奏，针对留学生“避难就易，纷纷请习法政，以致实业人才愈见其少”，主张：“自本年为始，嗣后京师及各省中学堂以上毕业之学生，择其普通学完备、外国语能直接听讲者，酌送出洋学习实业，并令此后凡官费出洋学生概学习农工格致各项专科，不得改习他科，又以前自费出洋之学生，非入高等以上学堂学习农工格致三科者，不得改给官费，其认习实业已给官费之学生，亦不准中途改习他科，如此量为限制，庶几实业人才可以日出，而富强之效可见矣。”同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颁布出洋留学生章程。
宣统元年(1909年)，“邮传部收管招商局，以驾驶航船人才缺乏，仍须借重外人，仍非长策，现议遴选学生派赴日本，学习航海驾驶……以备录用”。同年十一月，邮传部还咨文外务部请与英国公使协商，由电政局选派无线电学生前往香港天文台学习天文气候，以为航运提供预防风暴的信息服务。
下表句是宣统元年间邮传部官派留学人数与学费情况：
赴奥地利学习邮政是邮传部留学生选派工作的重要组织部分。徐世昌认为，邮政储金法良意美，早为东西各国所推行，特咨行驻外公使得知奥国储金制度最善，于是方有“派往练习邮便及储金规章，俾备器使”。其具体是邮传部先于宣统元年冬“咨行出使奥国大臣雷补同商允奥外部招待学生入局练习邮政及邮便储金”，然后依雷补同之建议：“以能通德文者易于教授”，于宣统二年春出示招考，考试资格以高等专门学校德法文毕业生为限。结果，应考者数百人，仅取习德文生11名，法文生4名，因人数太少，乃添调留德生3名，留法生1名，共计19名，派徐秀钧为学长，于四月前往。“是年夏初由西伯利亚赴奥自费生徐德培呈准加入肄业后，亦补官费”。邮传部所招考的这20名学生中，“有五名系大学堂学生，改换名姓，伪造履历，潜往应试得取者”。“京师大学堂例，凡堂中预科毕业学生，应入分科大学，不得又入他学堂”。因此，“大学堂刘监督，认为例不可破，咨请将该生撤销。邮传部堂官认此系资遣出洋，似与入学堂不同，拟仍令前往”。“此次邮传部传考赴奥学生德法文皆有，嗣以赴奥学生德文为便，故取德文十八人，而法文则取最优者二人。至补传之余翔麟一名，系本取第一，以他科皆善，而法文稍差。故初未取列，而后仍补传云”。这与徐世昌奏议不符。经费方面，“除来往川资及治装各费外，全年学费约合银三万一千两，该款在各路余利项下凑拨开支”。这批学生后入奥国商部邮电总管理处附设的邮电专门学校，因该校课程有邮政电报，故兼习邮电两科，并在奥国储金总分各局及邮电各局实地见习，宣统三年终毕业回国，经邮传部副大臣梁士诒、邮政总局总办帛黎考验，作为试用邮务官，悉行分往各省邮局服务，为将来开办储金之用。宣统二年六月，徐世昌又有续派十余名学生赴奥之计划。
宣统三年，盛宣怀作为邮传部尚书，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电机、矿务等专业，唐文治评价他“造就实业人才不遗余力”。
除了邮传部本部选派留学生之外，其下属机构也有类似活动。如南洋公学曾派—批学生赴法、比两国习工程，南浔铁路公司派13人到日本学习，福建铁路公司、新宁铁路公司亦有此意向。
二、邮传部对留学生的重用
邮传部作为一个新部，由于自身“需才孔亟”，故而对留学生的任用十分迫切。为此，该部一方面“拟请饬下外务部行咨各国驻使悉心考察，如留学生所习科学与臣部四政相关，确有心得，足备器使者，由该使臣查验毕业文凭，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回国归臣部差遣，以资臂助，如果试验得力，再当分别程度高下，或留部补用，或酌派差使，冀收集思广益之效”。另一方面，则是进行招考。光绪三十四年邮传部曾对留日自费铁道学生每年拨解经费京平银3000两，作为津贴，定额50名，每名津贴60两，接受津贴者毕业后到邮传部考试，未受者每年三月、八月以前来京听候示期，以备录用。为此，邮传部还专门制订了《留日铁道学生办法》六条。
邮传部对留学生的重用主要体现在人事方面。唐绍仪，是留美归国学生中第一位出任清廷侍郎、尚书级与省区巡抚级要职的人，也是第一位出身留学生的官员，能够在晚清的中央政权结构中，具有有力谋划地位的人唐绍仪的出身对留学生的重用有影响。在宣统以前，留美归国担任铁路工程师人员的不多，光绪年间回国者三人：胡栋朝，曾任成都川汉铁路工程师，沪杭甬铁路总工程师，苏、浙、闽、粤四省铁路监理官，宁湘铁路工程部部长；濮登青，曾任浙江铁路局工程师，沪杭甬铁路总工程师、总理等职；颜德庆，曾任粤汉、沪宁、京张、川汉等铁路工程师，铁路总公司顾问工程师。
唐绍仪之外的其他尚书、侍郎，大体上也基本持重用态度。光绪三十二年底，“曾在外洋游学之官员三人，将分别派充轮船、电政、邮政顾问官”。1911年，“邮传部有二十名官员是在日本留过学的”。詹天佑是邮传部重用留学生的典型，作为我国第一条自造铁路之总工程师，“肩此 重任，深得当时政府的信赖，凡施工购料，用款用人，一由詹氏主持，并无许多衙署的手续以掣其肘，是以能处理裕如，成此巨工”。詹天佑曾获顾问官称号，赐进士出身，他去世时，大总统徐世昌为之题碑文，我们可以认定，如若没有邮传部的坚定支持，仅仅凭詹天佑个人努力，京张铁路能否告成将是一个疑问。
对于完成学业归来的留学生，邮传部积极为他们联系安置事宜。如前派赴香港天文台学习的学生安置一事，邮传部就曾咨文粤督。此外，邮传部还很重视培养、提高留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以为发挥其才能做扎实的准备。宣统二年五月初二日，邮传部札京奉路局称：“铁路业务，学理固须通达，实习尤为紧要。查有留学日本岩仓铁道学校毕业生首风标、屈瑞銮二名，前曾派充本总局汽机课员，到差以来，尚属勤慎，应即派往唐山制造厂学习一切，以资历练，每月薪费应由该局按照各该员学问程度酌量发给。”
宣统三年，邮传部内曾发生一伪造文凭案：二等科员黄明第为谋升科长，“自称系英国邮政毕业，伪造公使保证书”。此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邮传部对留学生的重视。与徐锡麟事件影响而调整留学生政策的陆军部相对比，更可印证邮传部重用留学生政策的一贯性。
邮传部重视留学生问题，应该与其对洋员政策的变化联系起来，留学生带有替代洋员的作用，这也应和了当时我国利权回收运动的需要。
三、邮传部与袁世凯对留学生态度的对比分析
邮传部重用留学生，并非意味着清政府中各政府部门、势力集团均持同一政策，事实恰恰相反，这可从袁世凯对留学生的政策看出。
1895年5月，袁世凯在写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信中说：“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后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于此可知，袁世凯不仅要办学校，还力主选派学生出洋游学。
袁世凯对出洋学生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他对清廷的号召持积极的态度。1904年，清廷正式颁布《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章程规定：“凡人民志愿游学武备的学生都可由各省督抚咨送练兵处，经甄试后即可膺选。”执掌练兵处大权的袁世凯自然不会放过这一进行“甄试”的机会，除了北洋系选拔派出的留学生以外，“要出国留学的他省学生也必得拜于袁的门下方可出得国门，例如蒋介石赴日留学，也是走的袁家之门”。
随着留学生的日趋异化，袁世凯对于归国士官生采取的是排斥的态度。除了由其挑选派出者得以回到北洋任职外，其余各省回国的士官生，在北洋很难有立足之地。如士官一期生毕业回国者39人，“除几个留京任用外，余皆分在各省带兵”，二、三期也“皆在江浙、两湖、闽粤各地任职”。尤有甚者，即使是北洋士官生在北洋派内部亦受到排斥，如北洋大将段祺瑞就“颇信任陆军速成(及早期)军官学生，不重用国外陆军留学生”。北洋士官生华世忠、何子奇、杜幼泉三人，“以其聪慧多谋，有北洋小三杰之称”，但回国后均不受重用，仅能“充任教官各职”，杜幼泉甚至因郁郁不得志而投湖自杀。
值得注意的是，在袁世凯与清朝中央政府就北洋新军控制权问题进行激烈拼争的折冲中，留学生也涉足其间。当时“统制以下各级军官，都是袁旧部武备派旧人，陆军部拟陆续以士官派更换”，“自非旧派所能甘服”。“同时清廷中的亲贵又利用湖北派陆军留学生，如卢静远、哈汉章等，以挟制北洋派势力”。“那时北京中央军事机关如军咨府、陆军部、练兵处等重要人员是留日士官生回来的居其多数”。其中，“军咨府各厅处长悉为留学日本的士官毕业生……对于用人，行政握有相当的实权”。良弼曾宣称：“我们训练军队，须打破北洋武备势力，应当找士官作班底，才能敌得过他。”“于是练兵处就成为士官派的大本营，良弼即暗中作为士官派与北洋派争夺军权的领导者”。陆军部成立以后，铁良将“在练兵处招致士官生，纷纷带到陆军部”。
通过以上对比可知，清末留学生在交通经济领域颇受重视，而在军事领域中则需要具体分析。
[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邮传部，留学生管理，清末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2－0017－04
留学生史的研究，学界成果可谓丰硕，然成绩的背后亦有缺陷，这最为突出地体现在研究视角忽略了政府因素。以清末邮传部为例，基于人才匮乏的巨大压力，邮传部十分重视留学生这一重要的人才群体，并致力于该领域的管理工作，其表现一为选派，二为重用。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清末邮传部为视域，以留学生管理为视点，兼与袁世凯对留学生态度相对比，以厘清史实，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邮传部对留学生的选派
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有消息称：“邮传部前拟与日本递信省商议，挑选各省官费生普通卒业者，送入递信省所属之通信官吏练习所肄业，定为豫科一年，本科一年，毕业后即分配各省，以备邮局任用。现已由递信省订定修业规则二十二条，并附列新设教室购置图书，所有预算费用附录于右：新设教场，平家(平屋)总经费一万三千二百圆，二阶建家(楼屋)总经费二万七千五百圆。学生五十名，分教科书购入费三千六百圆，又一年消耗品费一千九十圆，又用纸及式纸类约金六百二十三圆，又印刷书类约金五十六圆，又电池用材料及其他杂品约金三百二十九圆。”同年九月，邮传部因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均请以部筹出洋经费拨设专科，则两班皆可不出洋而共沾实验之益”，批示道：“轮帆之学仍须出洋，皆宜从长规划，以期完备。”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邮传部与学部、农工商部合奏，针对留学生“避难就易，纷纷请习法政，以致实业人才愈见其少”，主张：“自本年为始，嗣后京师及各省中学堂以上毕业之学生，择其普通学完备、外国语能直接听讲者，酌送出洋学习实业，并令此后凡官费出洋学生概学习农工格致各项专科，不得改习他科，又以前自费出洋之学生，非入高等以上学堂学习农工格致三科者，不得改给官费，其认习实业已给官费之学生，亦不准中途改习他科，如此量为限制，庶几实业人才可以日出，而富强之效可见矣。”同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颁布出洋留学生章程。
宣统元年(1909年)，“邮传部收管招商局，以驾驶航船人才缺乏，仍须借重外人，仍非长策，现议遴选学生派赴日本，学习航海驾驶……以备录用”。同年十一月，邮传部还咨文外务部请与英国公使协商，由电政局选派无线电学生前往香港天文台学习天文气候，以为航运提供预防风暴的信息服务。
下表句是宣统元年间邮传部官派留学人数与学费情况：
赴奥地利学习邮政是邮传部留学生选派工作的重要组织部分。徐世昌认为，邮政储金法良意美，早为东西各国所推行，特咨行驻外公使得知奥国储金制度最善，于是方有“派往练习邮便及储金规章，俾备器使”。其具体是邮传部先于宣统元年冬“咨行出使奥国大臣雷补同商允奥外部招待学生入局练习邮政及邮便储金”，然后依雷补同之建议：“以能通德文者易于教授”，于宣统二年春出示招考，考试资格以高等专门学校德法文毕业生为限。结果，应考者数百人，仅取习德文生11名，法文生4名，因人数太少，乃添调留德生3名，留法生1名，共计19名，派徐秀钧为学长，于四月前往。“是年夏初由西伯利亚赴奥自费生徐德培呈准加入肄业后，亦补官费”。邮传部所招考的这20名学生中，“有五名系大学堂学生，改换名姓，伪造履历，潜往应试得取者”。“京师大学堂例，凡堂中预科毕业学生，应入分科大学，不得又入他学堂”。因此，“大学堂刘监督，认为例不可破，咨请将该生撤销。邮传部堂官认此系资遣出洋，似与入学堂不同，拟仍令前往”。“此次邮传部传考赴奥学生德法文皆有，嗣以赴奥学生德文为便，故取德文十八人，而法文则取最优者二人。至补传之余翔麟一名，系本取第一，以他科皆善，而法文稍差。故初未取列，而后仍补传云”。这与徐世昌奏议不符。经费方面，“除来往川资及治装各费外，全年学费约合银三万一千两，该款在各路余利项下凑拨开支”。这批学生后入奥国商部邮电总管理处附设的邮电专门学校，因该校课程有邮政电报，故兼习邮电两科，并在奥国储金总分各局及邮电各局实地见习，宣统三年终毕业回国，经邮传部副大臣梁士诒、邮政总局总办帛黎考验，作为试用邮务官，悉行分往各省邮局服务，为将来开办储金之用。宣统二年六月，徐世昌又有续派十余名学生赴奥之计划。
宣统三年，盛宣怀作为邮传部尚书，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电机、矿务等专业，唐文治评价他“造就实业人才不遗余力”。
除了邮传部本部选派留学生之外，其下属机构也有类似活动。如南洋公学曾派—批学生赴法、比两国习工程，南浔铁路公司派13人到日本学习，福建铁路公司、新宁铁路公司亦有此意向。
二、邮传部对留学生的重用
邮传部作为一个新部，由于自身“需才孔亟”，故而对留学生的任用十分迫切。为此，该部一方面“拟请饬下外务部行咨各国驻使悉心考察，如留学生所习科学与臣部四政相关，确有心得，足备器使者，由该使臣查验毕业文凭，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回国归臣部差遣，以资臂助，如果试验得力，再当分别程度高下，或留部补用，或酌派差使，冀收集思广益之效”。另一方面，则是进行招考。光绪三十四年邮传部曾对留日自费铁道学生每年拨解经费京平银3000两，作为津贴，定额50名，每名津贴60两，接受津贴者毕业后到邮传部考试，未受者每年三月、八月以前来京听候示期，以备录用。为此，邮传部还专门制订了《留日铁道学生办法》六条。
邮传部对留学生的重用主要体现在人事方面。唐绍仪，是留美归国学生中第一位出任清廷侍郎、尚书级与省区巡抚级要职的人，也是第一位出身留学生的官员，能够在晚清的中央政权结构中，具有有力谋划地位的人唐绍仪的出身对留学生的重用有影响。在宣统以前，留美归国担任铁路工程师人员的不多，光绪年间回国者三人：胡栋朝，曾任成都川汉铁路工程师，沪杭甬铁路总工程师，苏、浙、闽、粤四省铁路监理官，宁湘铁路工程部部长；濮登青，曾任浙江铁路局工程师，沪杭甬铁路总工程师、总理等职；颜德庆，曾任粤汉、沪宁、京张、川汉等铁路工程师，铁路总公司顾问工程师。
唐绍仪之外的其他尚书、侍郎，大体上也基本持重用态度。光绪三十二年底，“曾在外洋游学之官员三人，将分别派充轮船、电政、邮政顾问官”。1911年，“邮传部有二十名官员是在日本留过学的”。詹天佑是邮传部重用留学生的典型，作为我国第一条自造铁路之总工程师，“肩此 重任，深得当时政府的信赖，凡施工购料，用款用人，一由詹氏主持，并无许多衙署的手续以掣其肘，是以能处理裕如，成此巨工”。詹天佑曾获顾问官称号，赐进士出身，他去世时，大总统徐世昌为之题碑文，我们可以认定，如若没有邮传部的坚定支持，仅仅凭詹天佑个人努力，京张铁路能否告成将是一个疑问。
对于完成学业归来的留学生，邮传部积极为他们联系安置事宜。如前派赴香港天文台学习的学生安置一事，邮传部就曾咨文粤督。此外，邮传部还很重视培养、提高留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以为发挥其才能做扎实的准备。宣统二年五月初二日，邮传部札京奉路局称：“铁路业务，学理固须通达，实习尤为紧要。查有留学日本岩仓铁道学校毕业生首风标、屈瑞銮二名，前曾派充本总局汽机课员，到差以来，尚属勤慎，应即派往唐山制造厂学习一切，以资历练，每月薪费应由该局按照各该员学问程度酌量发给。”
宣统三年，邮传部内曾发生一伪造文凭案：二等科员黄明第为谋升科长，“自称系英国邮政毕业，伪造公使保证书”。此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邮传部对留学生的重视。与徐锡麟事件影响而调整留学生政策的陆军部相对比，更可印证邮传部重用留学生政策的一贯性。
邮传部重视留学生问题，应该与其对洋员政策的变化联系起来，留学生带有替代洋员的作用，这也应和了当时我国利权回收运动的需要。
三、邮传部与袁世凯对留学生态度的对比分析
邮传部重用留学生，并非意味着清政府中各政府部门、势力集团均持同一政策，事实恰恰相反，这可从袁世凯对留学生的政策看出。
1895年5月，袁世凯在写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信中说：“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后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于此可知，袁世凯不仅要办学校，还力主选派学生出洋游学。
袁世凯对出洋学生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他对清廷的号召持积极的态度。1904年，清廷正式颁布《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章程规定：“凡人民志愿游学武备的学生都可由各省督抚咨送练兵处，经甄试后即可膺选。”执掌练兵处大权的袁世凯自然不会放过这一进行“甄试”的机会，除了北洋系选拔派出的留学生以外，“要出国留学的他省学生也必得拜于袁的门下方可出得国门，例如蒋介石赴日留学，也是走的袁家之门”。
随着留学生的日趋异化，袁世凯对于归国士官生采取的是排斥的态度。除了由其挑选派出者得以回到北洋任职外，其余各省回国的士官生，在北洋很难有立足之地。如士官一期生毕业回国者39人，“除几个留京任用外，余皆分在各省带兵”，二、三期也“皆在江浙、两湖、闽粤各地任职”。尤有甚者，即使是北洋士官生在北洋派内部亦受到排斥，如北洋大将段祺瑞就“颇信任陆军速成(及早期)军官学生，不重用国外陆军留学生”。北洋士官生华世忠、何子奇、杜幼泉三人，“以其聪慧多谋，有北洋小三杰之称”，但回国后均不受重用，仅能“充任教官各职”，杜幼泉甚至因郁郁不得志而投湖自杀。
值得注意的是，在袁世凯与清朝中央政府就北洋新军控制权问题进行激烈拼争的折冲中，留学生也涉足其间。当时“统制以下各级军官，都是袁旧部武备派旧人，陆军部拟陆续以士官派更换”，“自非旧派所能甘服”。“同时清廷中的亲贵又利用湖北派陆军留学生，如卢静远、哈汉章等，以挟制北洋派势力”。“那时北京中央军事机关如军咨府、陆军部、练兵处等重要人员是留日士官生回来的居其多数”。其中，“军咨府各厅处长悉为留学日本的士官毕业生……对于用人，行政握有相当的实权”。良弼曾宣称：“我们训练军队，须打破北洋武备势力，应当找士官作班底，才能敌得过他。”“于是练兵处就成为士官派的大本营，良弼即暗中作为士官派与北洋派争夺军权的领导者”。陆军部成立以后，铁良将“在练兵处招致士官生，纷纷带到陆军部”。
通过以上对比可知，清末留学生在交通经济领域颇受重视，而在军事领域中则需要具体分析。
[责任编辑：柳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