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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第七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洽谈会（以下简称泛珠会）”的召开，给南昌街头增添了节日气氛。此时，南昌却出现两块“江西省广东商会”牌子，两个“会长”各自进行与泛珠会相关的活动。一个“会长”黄树辉于9月20晚在南昌市火车站旁一酒店摆酒，号称“泛珠广东商会联谊会”。另一个“会长”赖桂添也设下酒宴，款待来自广东省清远、茂名的泛珠会代表团。
按“一地一会”的商会管理原则，在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只能有一个某外省商会。而江西省两个“广东商会”分庭抗礼，不仅让参加泛珠会的各省代表困惑，也让江西省商务厅、民政厅等业务主管部门感到尴尬。
两个“会长”
厘清何以出现“两个商会”，要从江西省广东商会短短2年的历史讲起。
广东系江西近邻，两省经贸往来频繁，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广东制造业陷入困境，祭出产业转移大旗，江西是其重要的产业转移目的地。同时江西亦有意承接粤企转移，壮大本省经济。因此，成立驻赣广东商会，是赣粤两省企业和政府共同的需求。
2007年，在赣经商的广东潮汕人黄树辉开始筹办驻赣广东商会。经过漫长的筹备，到2009年3月2日，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成立江西省广东商会。黄树辉被推举为第一届会长，赖桂添为常务副会长。
一个月后的4月19日，适逢“赣粤经贸合作项目签约暨广东产品江西行”，两省政商人士隆重出席，广东省长黄华华、江西省长吴新雄为新成立的广东商会揭牌。黄树辉、赖桂添陪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看了“在赣广东企业产品展”。汪洋拉着黄、赖两人的手嘱托道：“争气，好好干。”在场800余名政商名流见证了此刻，江西省广东商会一时风头无两。
然而商会运行并不顺畅。2010年11月9日，黄树辉突然被南昌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带走，既而批准逮捕。此后半年间，江西省广东商会陷入混乱，最大问题是，黄树辉把商会公章、财务法人章放在自己家，商会无法办理与广东、江西两省的经贸往来文件，赣粤两省在经贸交流时也失去了商会这根“手杖”。时任执行会长的赖桂添形容当时“会员心急如焚，商会陷于瘫痪”。
人在看守所的黄树辉拒绝交出“两章”，向黄妻索要，亦无果。商会只能以秘书处的章与外界联络。
因为负责广东企业在赣的经贸联络，江西省广东商会每年从广东省政府驻中南五省办事处（以下简称中南办）得到10余万元经费。作为江西省广东商会的业务指导部门，中南办建议商会重新选举商会的领导层。
2010年12月30日，江西省广东商会召开常务副会长扩大会议，成立以赖桂添为首的“5人小组”，负责商会日常工作。2011年春节前，商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和迎春酒会，期间接纳恒大地产南昌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成为理事单位，粤商在赣投资新增4.6亿元。
黄树辉被羁押半年后，“5人小组”启动了罢免程序。今年5月7日，广东商会召开理事会，36名理事投票罢免了黄树辉的会长职务。同时选举赖桂添为新任会长。江西省商务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广东省中南办均派员与会，并给予了肯定。5月16日，江西省商务厅正式发文，同意赖桂添任商会会长。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5·7会议”之后不到一星期，原会长黄树辉在商会办公室重新露面，手握公章和财务法人章，坚称自己是商会唯一合法的会长，并到各部门申诉。赖桂添也寸步不让，以“会长”身份出现在各个场合。
明争暗斗
黄树辉重新现身后的一天，在商会“遭遇”赖桂添，两人约好“吃个饭”。但赖桂添再次来到商会时，发现自己办公室的门锁被换过了，“电脑、文件、私人物品都在里面，换门锁也不通知一声，这是什么手段？”赖桂添说。
赖桂添不甘示弱，他和支持自己的商会成员在别处新租了一层办公楼，装修气派，挂上“江西省广东商会”金色牌匾。相形之下，老商会办公室顿显逼仄。
9月初赖桂添拟召开“商会”中秋联谊会，发请帖给江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时，被告知不得使用商会秘书处的公章，因为黄树辉“会长”已登报声明遗失。
黄树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听说赖桂添打着“商会”名义开联谊会，他本想报警，告赖桂添等人“非法集会”，被人劝阻再三，方止。
赖桂添的“商会”也开始揭黄树辉“老底”。他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黄树辉担任总经理的中资源担保公司，深陷“担保连带责任”泥潭，黄树辉被逮捕的案由是“虚假注册，抽逃资金”。此次虽然释放，却是“取保候审”，仍处于强制措施阶段。
黄树辉则不承认自己是处于强制措施的“戴罪之身”，“如果有案在身，我还会在这里吗？”黄树辉坐在老商会的会长办公室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关于黄树辉目前是否仍处于涉案阶段，有关部门未予证实。
赖氏“商会”的副秘书长林文松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黄树辉为了完全控制商会，任人唯亲，先后安排其妹夫、司机、公司员工等人担任商会的常务副会长、副会长或理事，都未经商会理事会表决。宣布任命时，有在南昌经商多年、德高望重的广东企业家给黄树辉写纸条，“万万不可让你的妹夫、司机担任商会领导”，但黄树辉置若罔闻。
林文松表示，不仅如此，黄树辉在商会财务管理上也是自己“一支笔”说了算，商会财务不透明。2009、2010年，商会监事会两次提出进行财务审计，都被黄树辉托辞拒绝。
“把公章、财务法人章藏在自己家，而不是放在商会，说明黄树辉把广东商会当成私有财产。”林文松说，目前南昌市的大部分商会会员都支持新商会，黄树辉的支持者较少，且分散在南昌以外的赣州等地。
黄树辉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有的人为给自己谋私利，争着当商会会长，不惜破坏商会的团结。”他强调，自己是江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登记注册的唯一合法的商会会长，赖桂添等人在罢免老会长和选举新会长的程序上，违反了商会章程，他拒绝接受。
理事会“魅影”
依据商会成立之初颁布的《江西省广东商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规定，会长由理事会任免。根据不成文的规定，参加理事会的人数须达到或超过全部理事的三分之二，但参加“5·7会议”的理事人数未达到这个数目，且参加会议的理事跟广东商会成立之初的理事名单相比，有较大出入。黄树辉据此认为罢免程序非法。
在赖桂添出示的“5·7会议”理事名单中，到会36人中，确实是只有25人是黄氏“商会”理事，另11人是赖氏“商会”的增选理事，黄树辉因此向江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申诉，并呈报了一份共48名理事的名单，民间组织管理局据此认定，“5·7会议”的理事人数未达到三分之二。
江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该局确不认可“5·7会议”的任免结果，并已先后4次拒绝受理赖桂添提出的变更商会法人代表的申请。
对此，林文松表示，黄树辉出示的48人理事名单暗藏猫腻。
经查证，林文松发现，48人理事名单中，有17人未办理入会手续，也未缴纳每年2万元的会费。于是，他们在今年3月20日前，向这17人用特快专递发出通知，要求务必在4月10日前按《章程》填写会员表，缴纳会费。结果这17人无一履行会员义务，因此视为自动退会。
另有2位理事，既非广东人，也不在广东办企业，不符合广东商会会员资格，但二人却缴纳过会费，也办过入会手续。“5·7会议”前，林文松向2人致电致函，要求他们到理事会接受会员资格表决，此二人因此要求退出商会、并退会费。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当林文松与黄树辉提供的48位理事逐一联系核实时，有6人表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广东商会的理事。
除去19位不合格和退会的理事，黄氏商会的理事还有29名，赖氏商会期间又吸纳了11名新的理事成员，总人数为40人。除4人外，其他36位理事均参加了“5·7会议”。
但江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不认可新增的11名理事，理由是未到民间组织管理局做重要人员变更报备，但当林文松去做变更报备时，被告知报备名单上没有盖商会公章，“不予受理”。
赖桂添能否再召开一次新的理事会？答案是不能。因为《章程》规定，只有商会会长才能召集理事会。赖的“会长”职位没有得到民间组织管理局认可，无权召开理事会。
乱局如何收场
至此，一方是重出江湖的黄树辉，一方是卡在《章程》瓶颈上的赖桂添。乱局已然铸就，双方互不相让。
在企业界人士看来，黄、赖两人之所以争着当“会长”，缘于商会会长的“含金量”。把“会长“二字印在名片上，无形中提高了自己的身价。同时，商会会长可以获得广泛的官商资源，为自己的企业争取更多利益。
江西省商务厅区域合作处处长王仪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商会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非营利民间组织，其会长通常都是企业老板。因此，对“会长”职位的争夺，跟商业利益脱不了干系。
这从两个“会长”的相互指责中可窥见一斑。黄树辉称，赖桂添争着当会长，是为他的工业地产公司利益着想。赖桂添则反唇相讥道，黄树辉名下的担保公司气数已尽，之所以抱着“会长”职位不肯撒手，是因为他想借“会长”名誉东山再起。
江西省广东商会的分裂，还暗藏着商会注册部门、政府主管部门的分歧。
各省驻赣商会的业务主管部门是江西省商务厅，商务厅早在5月16日便复函同意赖桂添任江西省广东商会会长。负责商会注册登记的是江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5·7会议”时，民间组织管理局的陈剑峰也表态，“这次会议是在5人领导小组组织下，在中南办领导下，在商务厅指导下召开的，以上内容资料合规、合法、合理。”
但陈剑峰在9月20日却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切都要回到《章程》。”民间组织管理局的罗良意局长则直接表示，“（广东商会分裂）是商务厅内部的事情，我们只管注册。”
中山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林彬研究商会立法多年，他认为商会在经贸交流活动中影响日益增强，但商会的管理制度架构却不合理。
从合法性讲，各地商会应严格按照“一地一会”的法定模式。因为《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如果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新的，登记机关一般也不予批准。
但是，从“社会合法性”来讲，依法登记的商会并不一定比那些无法登记的商会更具有“社会认可性”。这种情况在周林彬的研究中并不鲜见。
两个“商会”各立山头，在赣广东客商首鼠两端，商会为会员维权、吸纳新会员等工作也陷于瘫痪。两个“会长”的支持者各有不同，支持黄树辉的多分布在南昌以外，支持赖桂添的则以在南昌经商为主。
但如何终结乱局，政府部门也无良方。江西省民政厅巡视员江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广东省经济信息委员会、中南办、江西省商务厅、民政厅等4个部门曾专门为此开会“协调”。但《中国新闻周刊》发现，多次协调后，政府部门形成的唯一共识，只是让“两个商会”在泛珠会议期间暂时休战。
江西省商务厅发函给中南办，“不宜安排江西省广东商会（双方）参加泛珠活动（含宴请），以免进一步激发双方之间的矛盾。”并希望中南办以“家乡人”的身份劝两家讲和。
中南办则致函江西省商务厅和民政厅：“我办与意见分歧的双方（两个商会）多次沟通、协调、劝告，并晓之以理，但收效甚微，我们深感焦虑和力不从心。”应采取措施，“坚决防止矛盾双方出现偏激行为和集体上访事件等不安定因素，以免给赣粤两省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黄树辉和赖桂添均表示，“两个商会”的局面不会永远存在，但他们对如何打破僵局并无办法。黄树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赖桂添的商会充其量只是广东商会的分会和办事处。”赖桂添则称，“将来可以考虑聘请黄树辉担任广东商会的‘荣誉会长’。”
按“一地一会”的商会管理原则，在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只能有一个某外省商会。而江西省两个“广东商会”分庭抗礼，不仅让参加泛珠会的各省代表困惑，也让江西省商务厅、民政厅等业务主管部门感到尴尬。
两个“会长”
厘清何以出现“两个商会”，要从江西省广东商会短短2年的历史讲起。
广东系江西近邻，两省经贸往来频繁，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广东制造业陷入困境，祭出产业转移大旗，江西是其重要的产业转移目的地。同时江西亦有意承接粤企转移，壮大本省经济。因此，成立驻赣广东商会，是赣粤两省企业和政府共同的需求。
2007年，在赣经商的广东潮汕人黄树辉开始筹办驻赣广东商会。经过漫长的筹备，到2009年3月2日，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成立江西省广东商会。黄树辉被推举为第一届会长，赖桂添为常务副会长。
一个月后的4月19日，适逢“赣粤经贸合作项目签约暨广东产品江西行”，两省政商人士隆重出席，广东省长黄华华、江西省长吴新雄为新成立的广东商会揭牌。黄树辉、赖桂添陪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看了“在赣广东企业产品展”。汪洋拉着黄、赖两人的手嘱托道：“争气，好好干。”在场800余名政商名流见证了此刻，江西省广东商会一时风头无两。
然而商会运行并不顺畅。2010年11月9日，黄树辉突然被南昌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带走，既而批准逮捕。此后半年间，江西省广东商会陷入混乱，最大问题是，黄树辉把商会公章、财务法人章放在自己家，商会无法办理与广东、江西两省的经贸往来文件，赣粤两省在经贸交流时也失去了商会这根“手杖”。时任执行会长的赖桂添形容当时“会员心急如焚，商会陷于瘫痪”。
人在看守所的黄树辉拒绝交出“两章”，向黄妻索要，亦无果。商会只能以秘书处的章与外界联络。
因为负责广东企业在赣的经贸联络，江西省广东商会每年从广东省政府驻中南五省办事处（以下简称中南办）得到10余万元经费。作为江西省广东商会的业务指导部门，中南办建议商会重新选举商会的领导层。
2010年12月30日，江西省广东商会召开常务副会长扩大会议，成立以赖桂添为首的“5人小组”，负责商会日常工作。2011年春节前，商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和迎春酒会，期间接纳恒大地产南昌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成为理事单位，粤商在赣投资新增4.6亿元。
黄树辉被羁押半年后，“5人小组”启动了罢免程序。今年5月7日，广东商会召开理事会，36名理事投票罢免了黄树辉的会长职务。同时选举赖桂添为新任会长。江西省商务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广东省中南办均派员与会，并给予了肯定。5月16日，江西省商务厅正式发文，同意赖桂添任商会会长。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5·7会议”之后不到一星期，原会长黄树辉在商会办公室重新露面，手握公章和财务法人章，坚称自己是商会唯一合法的会长，并到各部门申诉。赖桂添也寸步不让，以“会长”身份出现在各个场合。
明争暗斗
黄树辉重新现身后的一天，在商会“遭遇”赖桂添，两人约好“吃个饭”。但赖桂添再次来到商会时，发现自己办公室的门锁被换过了，“电脑、文件、私人物品都在里面，换门锁也不通知一声，这是什么手段？”赖桂添说。
赖桂添不甘示弱，他和支持自己的商会成员在别处新租了一层办公楼，装修气派，挂上“江西省广东商会”金色牌匾。相形之下，老商会办公室顿显逼仄。
9月初赖桂添拟召开“商会”中秋联谊会，发请帖给江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时，被告知不得使用商会秘书处的公章，因为黄树辉“会长”已登报声明遗失。
黄树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听说赖桂添打着“商会”名义开联谊会，他本想报警，告赖桂添等人“非法集会”，被人劝阻再三，方止。
赖桂添的“商会”也开始揭黄树辉“老底”。他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黄树辉担任总经理的中资源担保公司，深陷“担保连带责任”泥潭，黄树辉被逮捕的案由是“虚假注册，抽逃资金”。此次虽然释放，却是“取保候审”，仍处于强制措施阶段。
黄树辉则不承认自己是处于强制措施的“戴罪之身”，“如果有案在身，我还会在这里吗？”黄树辉坐在老商会的会长办公室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关于黄树辉目前是否仍处于涉案阶段，有关部门未予证实。
赖氏“商会”的副秘书长林文松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黄树辉为了完全控制商会，任人唯亲，先后安排其妹夫、司机、公司员工等人担任商会的常务副会长、副会长或理事，都未经商会理事会表决。宣布任命时，有在南昌经商多年、德高望重的广东企业家给黄树辉写纸条，“万万不可让你的妹夫、司机担任商会领导”，但黄树辉置若罔闻。
林文松表示，不仅如此，黄树辉在商会财务管理上也是自己“一支笔”说了算，商会财务不透明。2009、2010年，商会监事会两次提出进行财务审计，都被黄树辉托辞拒绝。
“把公章、财务法人章藏在自己家，而不是放在商会，说明黄树辉把广东商会当成私有财产。”林文松说，目前南昌市的大部分商会会员都支持新商会，黄树辉的支持者较少，且分散在南昌以外的赣州等地。
黄树辉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有的人为给自己谋私利，争着当商会会长，不惜破坏商会的团结。”他强调，自己是江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登记注册的唯一合法的商会会长，赖桂添等人在罢免老会长和选举新会长的程序上，违反了商会章程，他拒绝接受。
理事会“魅影”
依据商会成立之初颁布的《江西省广东商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规定，会长由理事会任免。根据不成文的规定，参加理事会的人数须达到或超过全部理事的三分之二，但参加“5·7会议”的理事人数未达到这个数目，且参加会议的理事跟广东商会成立之初的理事名单相比，有较大出入。黄树辉据此认为罢免程序非法。
在赖桂添出示的“5·7会议”理事名单中，到会36人中，确实是只有25人是黄氏“商会”理事，另11人是赖氏“商会”的增选理事，黄树辉因此向江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申诉，并呈报了一份共48名理事的名单，民间组织管理局据此认定，“5·7会议”的理事人数未达到三分之二。
江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该局确不认可“5·7会议”的任免结果，并已先后4次拒绝受理赖桂添提出的变更商会法人代表的申请。
对此，林文松表示，黄树辉出示的48人理事名单暗藏猫腻。
经查证，林文松发现，48人理事名单中，有17人未办理入会手续，也未缴纳每年2万元的会费。于是，他们在今年3月20日前，向这17人用特快专递发出通知，要求务必在4月10日前按《章程》填写会员表，缴纳会费。结果这17人无一履行会员义务，因此视为自动退会。
另有2位理事，既非广东人，也不在广东办企业，不符合广东商会会员资格，但二人却缴纳过会费，也办过入会手续。“5·7会议”前，林文松向2人致电致函，要求他们到理事会接受会员资格表决，此二人因此要求退出商会、并退会费。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当林文松与黄树辉提供的48位理事逐一联系核实时，有6人表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广东商会的理事。
除去19位不合格和退会的理事，黄氏商会的理事还有29名，赖氏商会期间又吸纳了11名新的理事成员，总人数为40人。除4人外，其他36位理事均参加了“5·7会议”。
但江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不认可新增的11名理事，理由是未到民间组织管理局做重要人员变更报备，但当林文松去做变更报备时，被告知报备名单上没有盖商会公章，“不予受理”。
赖桂添能否再召开一次新的理事会？答案是不能。因为《章程》规定，只有商会会长才能召集理事会。赖的“会长”职位没有得到民间组织管理局认可，无权召开理事会。
乱局如何收场
至此，一方是重出江湖的黄树辉，一方是卡在《章程》瓶颈上的赖桂添。乱局已然铸就，双方互不相让。
在企业界人士看来，黄、赖两人之所以争着当“会长”，缘于商会会长的“含金量”。把“会长“二字印在名片上，无形中提高了自己的身价。同时，商会会长可以获得广泛的官商资源，为自己的企业争取更多利益。
江西省商务厅区域合作处处长王仪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商会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非营利民间组织，其会长通常都是企业老板。因此，对“会长”职位的争夺，跟商业利益脱不了干系。
这从两个“会长”的相互指责中可窥见一斑。黄树辉称，赖桂添争着当会长，是为他的工业地产公司利益着想。赖桂添则反唇相讥道，黄树辉名下的担保公司气数已尽，之所以抱着“会长”职位不肯撒手，是因为他想借“会长”名誉东山再起。
江西省广东商会的分裂，还暗藏着商会注册部门、政府主管部门的分歧。
各省驻赣商会的业务主管部门是江西省商务厅，商务厅早在5月16日便复函同意赖桂添任江西省广东商会会长。负责商会注册登记的是江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5·7会议”时，民间组织管理局的陈剑峰也表态，“这次会议是在5人领导小组组织下，在中南办领导下，在商务厅指导下召开的，以上内容资料合规、合法、合理。”
但陈剑峰在9月20日却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切都要回到《章程》。”民间组织管理局的罗良意局长则直接表示，“（广东商会分裂）是商务厅内部的事情，我们只管注册。”
中山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林彬研究商会立法多年，他认为商会在经贸交流活动中影响日益增强，但商会的管理制度架构却不合理。
从合法性讲，各地商会应严格按照“一地一会”的法定模式。因为《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如果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新的，登记机关一般也不予批准。
但是，从“社会合法性”来讲，依法登记的商会并不一定比那些无法登记的商会更具有“社会认可性”。这种情况在周林彬的研究中并不鲜见。
两个“商会”各立山头，在赣广东客商首鼠两端，商会为会员维权、吸纳新会员等工作也陷于瘫痪。两个“会长”的支持者各有不同，支持黄树辉的多分布在南昌以外，支持赖桂添的则以在南昌经商为主。
但如何终结乱局，政府部门也无良方。江西省民政厅巡视员江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广东省经济信息委员会、中南办、江西省商务厅、民政厅等4个部门曾专门为此开会“协调”。但《中国新闻周刊》发现，多次协调后，政府部门形成的唯一共识，只是让“两个商会”在泛珠会议期间暂时休战。
江西省商务厅发函给中南办，“不宜安排江西省广东商会（双方）参加泛珠活动（含宴请），以免进一步激发双方之间的矛盾。”并希望中南办以“家乡人”的身份劝两家讲和。
中南办则致函江西省商务厅和民政厅：“我办与意见分歧的双方（两个商会）多次沟通、协调、劝告，并晓之以理，但收效甚微，我们深感焦虑和力不从心。”应采取措施，“坚决防止矛盾双方出现偏激行为和集体上访事件等不安定因素，以免给赣粤两省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黄树辉和赖桂添均表示，“两个商会”的局面不会永远存在，但他们对如何打破僵局并无办法。黄树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赖桂添的商会充其量只是广东商会的分会和办事处。”赖桂添则称，“将来可以考虑聘请黄树辉担任广东商会的‘荣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