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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之际，广西出了一位名叫岑春煊的政治家，他与张之洞、袁世凯并称为清末官场“三屠”：张之洞爱“烧钱”，挥金如土，谓之“屠财”；袁世凯好杀戮，杀人如麻，谓之“居民”；而他蔑权贵，弹劾无数，谓之“屠官”。
据史料记载，岑春煊性情刚烈，不畏权贵，任内弹劾了大批贪官。两广总督任上，劾罢贪官污吏及渎职者1400多位。
不过，岑春煊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则是辛亥革命后他积极投身反袁护国、支持共和的开明之举。
纨绔子弟亦有抱负
岑春煊，原名春泽，字云阶，壮族，1861年出生于广西西林县那劳村。其父岑毓英因助朝廷平息云南少数民族叛乱有功，由县丞、知府晋升至云贵总督。其叔父岑毓宝和岑春煊后来均官至总督，成为清朝权重一时的封疆大吏。“一门三总督”，使岑家成为当时誉满八桂的名门望族。
1879年，岑春煊随父入京晋谒，得以留京就读，时岑春煊18岁。6年后，岑春煊考中举人，奉旨以郎中在工部候补。据清人汤用彤《新谈往》记载：“光绪中叶，京城有三恶少之称。三恶少者，岑春煊、瑞澄、劳子乔也。”
岑春煊虽为纨绔子弟，但很有抱负，遇事敢作敢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经朝鲜入侵关东，京畿形势岌岌可危。岑春煊慷慨请行，出关视察，及时向朝廷报告关外军情。后来山东烟台、威海防线告急，岑春煊临危受命，布防有方，终使山东半岛未为日军所侵。初登政治舞台的岑春煊便显露出非凡的见识和强悍的个性，也给当政大臣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岑春煊真正在政坛上显露锋芒，却是在甲午战争结束以后。1898年，他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当光绪向他垂询时事时，他慷慨陈词，直言国势垂危，非发愤图强不能图存。“而欲求自强，必先兴学练兵，讲求吏治，信赏必罚，乃克有济。”
面君之后，岑春煊仍觉言犹未尽，又上书光绪，举例湖南巡抚吴大澄出关御敌，吃了败仗，朝廷并不追究责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力主反对德国传教士，得不到朝廷的援助，还被罢免了官职。他认为是非不明，赏罚失当，都是因为朝臣失职，蒙蔽圣聪所致。岑春煊在奏疏中直言不讳，词语极为尖锐，光绪非但没有怪罪，反而钦点他为广东布政使。
布政使俗称“藩台”，主管一省财税与民政，为二品大员。据章士钊《孤桐杂记》记载，岑春煊初到广州，在办理一宗米案时，发现一位商人的材料中夹带四十万两银票，岑春煊立即退还给了商人。他并不明白，这在广东已成习俗，当地人将明明白白的送礼称之为“公礼”，如果不收公礼便是没有诚意。商人们因他不肯收礼，一时非常失望。
不久，有人投诉广东道员王某违法乱纪、鱼肉商民。岑春煊查实后，请两广总督谭钟麟将其撤职查办。王某为谭钟麟的亲信，谭不肯查办，岑春煊便与其在公堂上争执起来。谭拍桌大骂，连眼镜也摔碎了。岑春煊毫不示弱，拍案说：“藩司乃朝廷大员，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总督不应无礼至此。既不相容，奏参可也。”说完将官帽摔到案几上，拂袖而去。
后来，岑春煊奉召离任，数干名商民自带薪米油盐，聚集到衙门，苦苦挽留。岑春煊朝服出迎，反复劝导，以至泪流满面，方得成行。章士钊对此事是这样记述的，“自大堂以至东西辕门，皆为米包嗔咽，举足不得”，“商尽泣，知不收公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
岑春煊调离后，仍将谭、王营私舞弊案向朝廷劾奏，后光绪下旨查办，谭、王均被革职。以藩司之职劾罢位列一品、权重一时的顶头上司总督大人，清史中仅此一例。千里勤王护驾有功
岑春煊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则源于他干里勤王，护驾有功。
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降旨令各地派兵来京“勤王”，事实上没有一个省的总督巡抚出兵响应。当时岑春煊在甘肃出任藩台，听到消息后，即向总督魏光焘请求， “愿率兵星夜勤王”。
北京城陷，慈禧仓皇出逃，岑春煊一路随身护从。《清代通史》对此有详细记载，“至于昌平，入谒，太后对之泣”。该史还记载了慈禧在逃亡途中的情景：一夕宿破庙，春煊环刀立庙外彻夜。太后梦中忽惊呼，春煊则朗声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
据考，在慈禧太后逃亡西安途中，岑春煊被委以“办理前路粮台”一职。此虽是一份临时性职务，但干系甚重，沿途要办理包括太后皇帝在内数干人的食宿供应，若没有强硬的手段，断难胜任。
起初，这一职务由一名叫吴永的知县担任。吴永哪见过这种阵势，当那些盛气凌人的京官和以武力威胁的将领、各王公府箭手纷纷向他索要粮饷麸料时，他束手无策，急得直哭，并赶紧向慈禧太后保奏，请求让岑春煊担任此职，自己愿全力相助。
岑春煊果然不负厚望，每到一处，即强令地方官吏限时办理，稍有延误，便严厉训斥。当时有一县令，提前准备好了供应，谁知太后一行三天后才赶到，所备食品皆已腐烂，临时筹办已来不及，威逼之下，该县令竞服毒自杀。岑春煊的强横可见一斑。
慈禧辗转逃到西安后，哭着对岑春煊说：“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后来，岑春煊果然受到重用，先由甘肃藩司升为陕西巡抚，不久又调任山西巡抚。1902年，四川大乱，岑春煊被擢升为四川总督，带兵入川。四川平定后，再调两广总督，全权督办两广军务。岑春煊当时与拥兵一方的袁世凯并称为“南岑北袁”，疆事凡有不决者，慈禧多有所依仗。
岑春煊不只以治兵平乱著称，他每到一处，或办新军，兴办实业和教育，或整理海关，反贪治吏，多有建树。他任山西巡抚时，将原山西大学堂作为中学专斋，与英国人办的西学专斋合并成新的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省级新式大学，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中西合璧的新路。
岑春煊认为“教育者，政治之首务也”，除了山西大学堂，他还创办了四川高等学堂、广东将弁学堂、军医学堂、陆军测绘学堂、林业学堂、巡警教练所、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广西高等学堂等10多所西式学堂，为广东、广西的近代教育规模作了重要奠基。在当时国内各省官员中，可称为兴教翘楚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岑春煊与张之洞、袁世凯等联名上书，使得有干余年历史的科举制年初被废除。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时人认为“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
追剿贪官 深得民心
岑春煊以两广总督身份重返广东后，当地百姓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因为5年前别他们而去的青天大老爷又回来了。岑春煊在粤三年期间，大部分时间在广西剿匪。任内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办理过两件打老虎式的惩治贪污案。
第一个案子是南海知县裴景福贪污案。裴景福曾在几个县任职，仅在南海知县任上，便贪污受贿达24万多两银子。岑春煊将裴景福革职看管起来，他却寻机逃到澳门藏匿，“贿荷兰人为之护符，抗不归案”。岑春煊派兵舰追至澳门，“据理力争，几至决裂”，逼迫澳葡当局同意引渡，终将裴景福以贪污罪劾罢，发配新疆，“永不释回”。据考证，同时代著名谴责小说《二十 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百零三回即以此案为原型，只是裴景福被易名为裘致禄，广东南海知县换成了福建侯官知县。
另一件反贪要案便是广东海关周荣曜侵蚀巨额税款案。据史料记载，周荣曜虽身为小小的海关书办，竞被查出赃银数百万两，轰动一时。清代末年，米一石不过银二三两而已，若以米价折算，周荣曜侵吞公款近5000~美金。周荣曜虽职务不高，但神通广大，暗地贿赂庆亲王奕勖，用4万两银子买到出使比利时钦差大臣一职。岑春煊查实此案后，追缴赃银数百万两，并在周荣曜即将出洋赴任之际，将其革职查办。因案涉庆亲王卖官，岑春煊9次上书慈禧，弹劾庆亲王，以致日后在“丁未政潮”中遭到暗算。
在两广总督任上，岑春煊共弹劾贪官、庸官1400多人，其中南澳镇总兵潘瀛、柳庆镇记名总兵唐玉生，都被革职充军。干总潘继周被军前正法。反贪力度之大，令贪官污吏闻其名而变色。传说有人愿出百万港元，只求将岑春煊调出两广。
而在出任四川总督时，岑春煊曾准备一次弹劾300多名贪官，因部下阻劝，只罢免了其中40多人。他入川仅9个月，便使四川官场风气大为改观。
《国闻备乘》说：“春煊每主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股栗失色者如皆贪官，岑春煊所屠如皆污吏，则是人民之德，亦屠官者之德亦。”当时，有贪官把岑春煊称作“猛虎”，连英国人也称其为“满洲之虎”。据史料记载，清末官场上，人们将“屠官”的岑春煊与“屠财”的张之洞、“居民”的袁世凯并称为“三屠”，被他“屠”掉的高官不仅有昔日的谭钟麟，还有后来的侍郎朱宝奎。
投向革命支持共和
岑春煊政治命运的转折始于1907年丁未政潮。
时清廷中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襁一派联合岑春煊，欲排斥庆亲王奕勖、直隶总督袁世凯一党。不料，袁世凯暗地派人将康有为、梁启超的照片与岑春煊的照片合成一帧，通过奕勖呈送给慈禧。慈禧最恨康、梁二人，又对袁世凯手下PS照片的技术深信不疑，岑春煊从此失宠。但顾念“岑某有庚子旧劳，勿令难堪”，岑春煊遂以“开缺两广总督”身份在沪上养病。丁未政潮以瞿、岑二人败北结束。
不过，与岑春煊关系不错的李莲英却看不下去了，他见朋友遭人陷害，就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他居然将慈禧的照片给PS了!照片中慈禧保持着她观世音的造型，而李莲英摇身一变，由善财童子变成了护驾的韦陀。照片PS出来以后，李莲英便拿着它去见慈禧，说：“奴才什么时候和老佛爷照过这样的照片啊?这不过是民间的小把戏罢了!就像岑春煊的合照一样，那都是奸诈之人设计陷害岑春煊的!”
1911年，辛亥之春，清廷宣布铁路收归国有，拒不归还士农工商所入股金，激起了湘、鄂、粤、川等省保路风潮，以四川最为激烈。同年9月7日，成都发生血案，“自是川乱遂大，难以制止”。这时，清廷决意起用已在沪上蛰居4年之久的岑春煊。
岑春煊在四川威望甚高，久经战阵，清廷寄希望他“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认为，朝廷应该下“罪己诏”，“总之不短少路股一钱，不妄戮无辜一人，必须双方并进，并于谕旨中稍加引咎之语，则群议自平；而给还全股，出自朝廷特恩，各路人民，必欢欣鼓舞”。
降旨“罪己诏”，等于认定清廷失职，“铁路国有”政策完全失败，故清廷中“剿抚”两派都极力反对。9月下旬，岑春煊向清廷电请辞职，很快就获准同意。10月9日，当辛亥革命的枪声在武昌城中响起时，岑春煊正好滞留武昌。不过，他已打消了入川的念头，并于次日晨乘船而下，返回上海。“沿途阅报，知民军已举黎元洪出任都督，革命由此告成矣”。
1911年10月中旬，岑春煊抵达上海时，得知清廷已补授他为四川总督。他再三推辞，清政府一再电请出山，四川保路同志会也表示欢迎岑春煊入川主事。于是，他向清廷提出扩编军队、增拨枪炮子弹、发银百万两等要求。
其时，革命已经席卷东南数省，清延无力援助，岑春煊陷入要钱无钱要兵无兵的境地。内外交困之下，这位昔日清廷的封疆大吏意识到大清气数已尽，毅然投向革命，支持共和。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岑春煊在全国督抚中最先电请清帝退位，公开宣布支持共和。他说“非至逊位诏出不可止也”，并敦促清帝“为世界历史开一未有之局，诚吾国之光荣也”。
在孙中山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岑春煊被推举为讨袁军大元帅。“二次革命”失败后，岑春煊被北洋政府通缉，逃往南洋。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招来举国声讨。“护国军都司令部”在广东肇庆成立后，岑春煊被公推为都司令。1917年，北洋军阀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岑春煊支持下，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发起“护法”战争。1918年5月，军政府改组，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会议制，孙中山、岑春煊等7人当选总裁，岑春煊被推选为“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后因与孙中山政见不合，辞职回到上海，不再从政。
1919年，年轻的陈独秀被北洋政府逮捕时，岑春煊还以“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名义通电北洋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在全国各界的呼吁下，陈独秀终被释放。岑春煊晚年明确反对蒋介石统治，警告蒋介石“如不改弦更张足以断送国家而有余”。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上海军民奋勇抗击日军侵略。岑春煊向十九路军捐献了3万银元，坚决支持抗日。次年，岑春煊病逝于上海。
据《老上海城记》一书援引民国要员唐绍仪之女唐宝珞介绍，岑春煊有一子，名岑德广，原系留日学生，抗战初期委身汪伪政府，其后不详。如今，在广西西林县那劳村，岑春煊的故居仍保存完好，时时有人前来寻访参观。
(注：本文在采写中参考了岑春煊《乐斋漫笔》、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潘茨宣《岑春煊：铁腕惩贪支持共和》等著作，在此声明并致谢。)
据史料记载，岑春煊性情刚烈，不畏权贵，任内弹劾了大批贪官。两广总督任上，劾罢贪官污吏及渎职者1400多位。
不过，岑春煊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则是辛亥革命后他积极投身反袁护国、支持共和的开明之举。
纨绔子弟亦有抱负
岑春煊，原名春泽，字云阶，壮族，1861年出生于广西西林县那劳村。其父岑毓英因助朝廷平息云南少数民族叛乱有功，由县丞、知府晋升至云贵总督。其叔父岑毓宝和岑春煊后来均官至总督，成为清朝权重一时的封疆大吏。“一门三总督”，使岑家成为当时誉满八桂的名门望族。
1879年，岑春煊随父入京晋谒，得以留京就读，时岑春煊18岁。6年后，岑春煊考中举人，奉旨以郎中在工部候补。据清人汤用彤《新谈往》记载：“光绪中叶，京城有三恶少之称。三恶少者，岑春煊、瑞澄、劳子乔也。”
岑春煊虽为纨绔子弟，但很有抱负，遇事敢作敢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经朝鲜入侵关东，京畿形势岌岌可危。岑春煊慷慨请行，出关视察，及时向朝廷报告关外军情。后来山东烟台、威海防线告急，岑春煊临危受命，布防有方，终使山东半岛未为日军所侵。初登政治舞台的岑春煊便显露出非凡的见识和强悍的个性，也给当政大臣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岑春煊真正在政坛上显露锋芒，却是在甲午战争结束以后。1898年，他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当光绪向他垂询时事时，他慷慨陈词，直言国势垂危，非发愤图强不能图存。“而欲求自强，必先兴学练兵，讲求吏治，信赏必罚，乃克有济。”
面君之后，岑春煊仍觉言犹未尽，又上书光绪，举例湖南巡抚吴大澄出关御敌，吃了败仗，朝廷并不追究责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力主反对德国传教士，得不到朝廷的援助，还被罢免了官职。他认为是非不明，赏罚失当，都是因为朝臣失职，蒙蔽圣聪所致。岑春煊在奏疏中直言不讳，词语极为尖锐，光绪非但没有怪罪，反而钦点他为广东布政使。
布政使俗称“藩台”，主管一省财税与民政，为二品大员。据章士钊《孤桐杂记》记载，岑春煊初到广州，在办理一宗米案时，发现一位商人的材料中夹带四十万两银票，岑春煊立即退还给了商人。他并不明白，这在广东已成习俗，当地人将明明白白的送礼称之为“公礼”，如果不收公礼便是没有诚意。商人们因他不肯收礼，一时非常失望。
不久，有人投诉广东道员王某违法乱纪、鱼肉商民。岑春煊查实后，请两广总督谭钟麟将其撤职查办。王某为谭钟麟的亲信，谭不肯查办，岑春煊便与其在公堂上争执起来。谭拍桌大骂，连眼镜也摔碎了。岑春煊毫不示弱，拍案说：“藩司乃朝廷大员，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总督不应无礼至此。既不相容，奏参可也。”说完将官帽摔到案几上，拂袖而去。
后来，岑春煊奉召离任，数干名商民自带薪米油盐，聚集到衙门，苦苦挽留。岑春煊朝服出迎，反复劝导，以至泪流满面，方得成行。章士钊对此事是这样记述的，“自大堂以至东西辕门，皆为米包嗔咽，举足不得”，“商尽泣，知不收公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
岑春煊调离后，仍将谭、王营私舞弊案向朝廷劾奏，后光绪下旨查办，谭、王均被革职。以藩司之职劾罢位列一品、权重一时的顶头上司总督大人，清史中仅此一例。千里勤王护驾有功
岑春煊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则源于他干里勤王，护驾有功。
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降旨令各地派兵来京“勤王”，事实上没有一个省的总督巡抚出兵响应。当时岑春煊在甘肃出任藩台，听到消息后，即向总督魏光焘请求， “愿率兵星夜勤王”。
北京城陷，慈禧仓皇出逃，岑春煊一路随身护从。《清代通史》对此有详细记载，“至于昌平，入谒，太后对之泣”。该史还记载了慈禧在逃亡途中的情景：一夕宿破庙，春煊环刀立庙外彻夜。太后梦中忽惊呼，春煊则朗声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
据考，在慈禧太后逃亡西安途中，岑春煊被委以“办理前路粮台”一职。此虽是一份临时性职务，但干系甚重，沿途要办理包括太后皇帝在内数干人的食宿供应，若没有强硬的手段，断难胜任。
起初，这一职务由一名叫吴永的知县担任。吴永哪见过这种阵势，当那些盛气凌人的京官和以武力威胁的将领、各王公府箭手纷纷向他索要粮饷麸料时，他束手无策，急得直哭，并赶紧向慈禧太后保奏，请求让岑春煊担任此职，自己愿全力相助。
岑春煊果然不负厚望，每到一处，即强令地方官吏限时办理，稍有延误，便严厉训斥。当时有一县令，提前准备好了供应，谁知太后一行三天后才赶到，所备食品皆已腐烂，临时筹办已来不及，威逼之下，该县令竞服毒自杀。岑春煊的强横可见一斑。
慈禧辗转逃到西安后，哭着对岑春煊说：“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后来，岑春煊果然受到重用，先由甘肃藩司升为陕西巡抚，不久又调任山西巡抚。1902年，四川大乱，岑春煊被擢升为四川总督，带兵入川。四川平定后，再调两广总督，全权督办两广军务。岑春煊当时与拥兵一方的袁世凯并称为“南岑北袁”，疆事凡有不决者，慈禧多有所依仗。
岑春煊不只以治兵平乱著称，他每到一处，或办新军，兴办实业和教育，或整理海关，反贪治吏，多有建树。他任山西巡抚时，将原山西大学堂作为中学专斋，与英国人办的西学专斋合并成新的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省级新式大学，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中西合璧的新路。
岑春煊认为“教育者，政治之首务也”，除了山西大学堂，他还创办了四川高等学堂、广东将弁学堂、军医学堂、陆军测绘学堂、林业学堂、巡警教练所、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广西高等学堂等10多所西式学堂，为广东、广西的近代教育规模作了重要奠基。在当时国内各省官员中，可称为兴教翘楚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岑春煊与张之洞、袁世凯等联名上书，使得有干余年历史的科举制年初被废除。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时人认为“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
追剿贪官 深得民心
岑春煊以两广总督身份重返广东后，当地百姓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因为5年前别他们而去的青天大老爷又回来了。岑春煊在粤三年期间，大部分时间在广西剿匪。任内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办理过两件打老虎式的惩治贪污案。
第一个案子是南海知县裴景福贪污案。裴景福曾在几个县任职，仅在南海知县任上，便贪污受贿达24万多两银子。岑春煊将裴景福革职看管起来，他却寻机逃到澳门藏匿，“贿荷兰人为之护符，抗不归案”。岑春煊派兵舰追至澳门，“据理力争，几至决裂”，逼迫澳葡当局同意引渡，终将裴景福以贪污罪劾罢，发配新疆，“永不释回”。据考证，同时代著名谴责小说《二十 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百零三回即以此案为原型，只是裴景福被易名为裘致禄，广东南海知县换成了福建侯官知县。
另一件反贪要案便是广东海关周荣曜侵蚀巨额税款案。据史料记载，周荣曜虽身为小小的海关书办，竞被查出赃银数百万两，轰动一时。清代末年，米一石不过银二三两而已，若以米价折算，周荣曜侵吞公款近5000~美金。周荣曜虽职务不高，但神通广大，暗地贿赂庆亲王奕勖，用4万两银子买到出使比利时钦差大臣一职。岑春煊查实此案后，追缴赃银数百万两，并在周荣曜即将出洋赴任之际，将其革职查办。因案涉庆亲王卖官，岑春煊9次上书慈禧，弹劾庆亲王，以致日后在“丁未政潮”中遭到暗算。
在两广总督任上，岑春煊共弹劾贪官、庸官1400多人，其中南澳镇总兵潘瀛、柳庆镇记名总兵唐玉生，都被革职充军。干总潘继周被军前正法。反贪力度之大，令贪官污吏闻其名而变色。传说有人愿出百万港元，只求将岑春煊调出两广。
而在出任四川总督时，岑春煊曾准备一次弹劾300多名贪官，因部下阻劝，只罢免了其中40多人。他入川仅9个月，便使四川官场风气大为改观。
《国闻备乘》说：“春煊每主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股栗失色者如皆贪官，岑春煊所屠如皆污吏，则是人民之德，亦屠官者之德亦。”当时，有贪官把岑春煊称作“猛虎”，连英国人也称其为“满洲之虎”。据史料记载，清末官场上，人们将“屠官”的岑春煊与“屠财”的张之洞、“居民”的袁世凯并称为“三屠”，被他“屠”掉的高官不仅有昔日的谭钟麟，还有后来的侍郎朱宝奎。
投向革命支持共和
岑春煊政治命运的转折始于1907年丁未政潮。
时清廷中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襁一派联合岑春煊，欲排斥庆亲王奕勖、直隶总督袁世凯一党。不料，袁世凯暗地派人将康有为、梁启超的照片与岑春煊的照片合成一帧，通过奕勖呈送给慈禧。慈禧最恨康、梁二人，又对袁世凯手下PS照片的技术深信不疑，岑春煊从此失宠。但顾念“岑某有庚子旧劳，勿令难堪”，岑春煊遂以“开缺两广总督”身份在沪上养病。丁未政潮以瞿、岑二人败北结束。
不过，与岑春煊关系不错的李莲英却看不下去了，他见朋友遭人陷害，就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他居然将慈禧的照片给PS了!照片中慈禧保持着她观世音的造型，而李莲英摇身一变，由善财童子变成了护驾的韦陀。照片PS出来以后，李莲英便拿着它去见慈禧，说：“奴才什么时候和老佛爷照过这样的照片啊?这不过是民间的小把戏罢了!就像岑春煊的合照一样，那都是奸诈之人设计陷害岑春煊的!”
1911年，辛亥之春，清廷宣布铁路收归国有，拒不归还士农工商所入股金，激起了湘、鄂、粤、川等省保路风潮，以四川最为激烈。同年9月7日，成都发生血案，“自是川乱遂大，难以制止”。这时，清廷决意起用已在沪上蛰居4年之久的岑春煊。
岑春煊在四川威望甚高，久经战阵，清廷寄希望他“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认为，朝廷应该下“罪己诏”，“总之不短少路股一钱，不妄戮无辜一人，必须双方并进，并于谕旨中稍加引咎之语，则群议自平；而给还全股，出自朝廷特恩，各路人民，必欢欣鼓舞”。
降旨“罪己诏”，等于认定清廷失职，“铁路国有”政策完全失败，故清廷中“剿抚”两派都极力反对。9月下旬，岑春煊向清廷电请辞职，很快就获准同意。10月9日，当辛亥革命的枪声在武昌城中响起时，岑春煊正好滞留武昌。不过，他已打消了入川的念头，并于次日晨乘船而下，返回上海。“沿途阅报，知民军已举黎元洪出任都督，革命由此告成矣”。
1911年10月中旬，岑春煊抵达上海时，得知清廷已补授他为四川总督。他再三推辞，清政府一再电请出山，四川保路同志会也表示欢迎岑春煊入川主事。于是，他向清廷提出扩编军队、增拨枪炮子弹、发银百万两等要求。
其时，革命已经席卷东南数省，清延无力援助，岑春煊陷入要钱无钱要兵无兵的境地。内外交困之下，这位昔日清廷的封疆大吏意识到大清气数已尽，毅然投向革命，支持共和。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岑春煊在全国督抚中最先电请清帝退位，公开宣布支持共和。他说“非至逊位诏出不可止也”，并敦促清帝“为世界历史开一未有之局，诚吾国之光荣也”。
在孙中山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岑春煊被推举为讨袁军大元帅。“二次革命”失败后，岑春煊被北洋政府通缉，逃往南洋。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招来举国声讨。“护国军都司令部”在广东肇庆成立后，岑春煊被公推为都司令。1917年，北洋军阀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岑春煊支持下，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发起“护法”战争。1918年5月，军政府改组，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会议制，孙中山、岑春煊等7人当选总裁，岑春煊被推选为“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后因与孙中山政见不合，辞职回到上海，不再从政。
1919年，年轻的陈独秀被北洋政府逮捕时，岑春煊还以“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名义通电北洋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在全国各界的呼吁下，陈独秀终被释放。岑春煊晚年明确反对蒋介石统治，警告蒋介石“如不改弦更张足以断送国家而有余”。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上海军民奋勇抗击日军侵略。岑春煊向十九路军捐献了3万银元，坚决支持抗日。次年，岑春煊病逝于上海。
据《老上海城记》一书援引民国要员唐绍仪之女唐宝珞介绍，岑春煊有一子，名岑德广，原系留日学生，抗战初期委身汪伪政府，其后不详。如今，在广西西林县那劳村，岑春煊的故居仍保存完好，时时有人前来寻访参观。
(注：本文在采写中参考了岑春煊《乐斋漫笔》、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潘茨宣《岑春煊：铁腕惩贪支持共和》等著作，在此声明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