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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价上飙涨成为此轮CPI上涨的主要诱因，按此上涨幅度演绎，预计CPI单月涨幅最高可达5%，在经济下行压力下，甚至会让货币政策出台节奏放慢。应对猪价上涨的举措很多，如扩大供给，但这些多是短期举措。本文从经济学角度，讨论我们居民长期的生活习惯如何改善问题。
猪价上涨：诱发滞胀预期，增加开支负担
近期猪价飙涨是关注热点，10月CPI同比扩大至3.8%，而食品价格环比上涨3.6%，其中肉类价格环比上涨14.7%，而猪肉价格环比上涨20.1%，加速迹象仍然明显，影响CPI上涨约0.79个百分点。
预计11月份CPI将达到4%，明年1月份或可达到5%。与此同时，10月PPI同比跌幅扩大至1.6%。整体来看，40个工业行业中，价格上涨行业减少了1个，价格下降行业增加了5个，工业品价格下行压力仍然较大，10月份工业增加值大幅回落至4.7%，让人担忧工业通缩的趋势延续，从而使得GDP增速进一步下行，滞胀疑虑油然而生。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大经济体纷纷降息的背景下，我国央行仅仅把MLF下调了5个基点，远低于普遍预期。我认为，央行延迟降息，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猪价上涨，拉动CPI大幅攀升，实属多年来所罕见。
从居民消费开支结构看，猪价上涨已经让居民在食品烟酒中的猪肉开支占比大幅上升。如果按照今年三季度数据来观察，按照每人每月消费2公斤猪肉（每周一斤）的水平来折算，居民购买猪肉的支出已经占到了食品烟酒支出的近五分之一。考虑到10月猪肉价格续升，而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速总体处于缓慢回落过程中，购买猪肉的花费占比进一步提升仍是大概率事件。
国人不仅猪肉吃多，卡路里摄入量也超了
2018年，中国占全球18.3%的人口要消费掉全球49.3%的猪肉，也就是说，中国人均猪肉消费量是全球人均水平的2.6倍，这实在太惊人了。2017年，全球共养了12亿多头猪，其中中国就养了6.9亿头猪。
由于受猪瘟持续蔓延、环保要求提高和上一年存栏率下降等诸多因素影响，2019年我国的猪产量占全球的比重，从2018年的53.8%大幅下降至45%，这也是导致猪价大幅上涨的原因。估计到2020年，猪产量又将再度回升。
有人说，中国人吃猪肉多，是因为我们吃牛羊肉少了。但实际上并不少。国务院办公厅曾在2014年发布《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均肉类消费量为29公斤。但OECD统计，中国2014年肉类消费量为49.8公斤，我看到的更多统计数据大约为60公斤（其中猪肉就消费量就达到40公斤）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看来，国务院的这一目标明年难以实现了。
我们还可以从人均卡路里的摄入量来观察居民的饮食消耗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卡路里的摄入量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到了1995年，中国就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2004年前后，中国大陆卡路里摄入量超过了日本，也超过了我国台湾地区，而与美国之间差距，也在不断收窄。
由于人种差别，我们不能与白种人的卡路里摄入量看齐。由于OECD的数据截止到2013年，如今又过去6年，相信中国人均卡路里的摄入量又提升不少。但即便以2013年的数据为例，中国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7.8%，比日本高出14%，更比印度高出26.4%。
我们认为，过去中国卡路里摄入量的大幅提升，有利于身体强壮，这也是中国逐步成为一个体育大国的原因。相比之下，印度的奥运会奖牌数量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与13亿人口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这与印度居民卡路里摄入量过少有关。但目前中国猪肉消费量和卡路里摄入量都过多了，反而不利于成为体育强国。
从农产品或大宗商品的产量或消费量的全球实际占比看，除了猪肉产量和消费量占全球近一半之外，产量占全球一半或接近一半的农产品或水产品还很多，如茶叶、辣椒、西瓜、淡水鱼、鸡蛋、枣、贝类、人参等。从大宗商品看，钢铁、煤炭、水泥、铝等的产量都要占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而且消费量也差不多占一半以上。
因此，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温饱，而是“吃多了”的问题，后果是肥胖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近期对44万成年人的调查研究，将腹型肥胖率定义为“男性腰围≥90厘米，女性腰围≥85厘米”，结果表明我国有近三成的居民都是“大粗腰”。并且呈现出“北方多、南方少”、“西部多、东部少”的特点。
其中，天津、西藏、北京、山东、黑龙江、河南是“粗腰重灾区”，腹型肥胖率分別为52.3%、46.2%、45.0%、40.9%、40.5%和38.4%。如果把这个结果与31个省市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叠加起来，会出现有意思的现象。
此图显示，并不是收入高的地区吃肉越多，更具体地说，收入水平相对低的地区，猪肉人均消费量估计超过发达地区，如坐标轴的第二象限与第四象限。其中，第四象限仅有上海与浙江，收入水平较高，但腹部肥胖率偏低，身材保持较好。而值得关注的是第二象限，以北部省份为主，收入水平尽管偏低，但腹部肥胖率水平明显较高。也就是说，尽管从全国层面来比较，这些省份收入水平较低，但早已满足温饱问题，非但不会挨饿，反而出现了较高比重肥胖，也就“吃多了”。
既然吃多了，那么，就应该少吃。少吃猪肉、降低卡路里摄入量的好处，除了获得改善身体条件外，还可以节约粮食，减少对外进口依赖度。如2017年中国大豆产量为0.14亿吨，全球为3.41亿吨，也就是说，中国大豆产量只占全球的4.24%，但为了养猪，中国不得不向美国等大量进口大豆，大豆消费量达到1.11亿吨，占全球的比重为32.4%。
有人说，多吃猪肉可以拉动消费，这应该符合经济学原理吧。但随着消费升级，服务消费的比重在不断上升，美国的服务消费与实物消费的关系是2：1，也就是说，服务消费可以创造更多的GDP，消耗卡路里所创造的GDP或许比摄入卡路里创造的GDP要多。如今年猪肉支出在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比2016年那轮猪价上涨时还低，尽管猪价涨幅远超2016年。其背后的逻辑，就是消费升级。 从前图中可以发现，从2015年开始，我国猪肉消费量在全球的占比就开始回落了，在猪肉消费量下降的同时，品质较好的黑毛猪肉的消费占比在上升，说明今后猪肉消费总量还是会下降，消费结构更加趋向中高端猪肉。
缩短上班时间，延长睡眠时间
勤劳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勤劳是为了过上好日子，丰衣足食。但现在的问题是，“足食”已经多过头，为此却付出了过长的工作时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季度经济数据，2019年三季度周平均工作时间46.7小时，处在自2010年以来的高位。
根据2008年《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中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即使是周平均工作时间46个小时，将相当于年工作时间为2300小时，这远超OECD国家的平均数，约相当于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水平。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与美国、德国之间工作时间的绝对差异存在拉大的迹象。
除了工作时间过长，休闲娱乐和睡眠时间就相应减少。此外工作压力过大导致的睡眠问题也成为普遍现象。根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公布的数据，中国互联网网民中有56%表示自己有睡眠问题。而工作压力大成为网民失眠的最大原因，其次为生活压力和环境因素。有四成职场人士经常需要加班且在0点以后入睡，超过25%的商务精英失眠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大。
睡眠时间少，除了工作时间长是一个主要原因外，上网时间过长也是一大原因。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54亿，用户月均使用移动流量达7.2GB，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2倍;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553.9亿GB，同比增长107.3%。
（工作+上网）时间排在全球前列，运动+睡眠时间自然就减少了。因此，减少工作时间和上网时间，可以相应增加运动和睡眠时间，提高身体素质和睡眠质量。此外，我国生育率逐年下降，会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进而影响未来经济增长。增加睡眠时间能否促进生育率提升？值得去研究。
如今，国内的马拉松比赛场次呈现爆发式增长，据有关统计，2016年，在中国田协注册的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达328场，参加比赛的总人次近280万;而到了2017年，赛事总数已接近千场，参与人数达到1000万人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规划到2020年，全国马拉松赛事场次（800人以上规模）达到1900场，创造GDP1200亿元。
此外，在经济增速下行趋势下，今后就业压力也会增大，为了扩大就业，不妨减少现有在职人员的工作时间。以工业为例，在工业产能利用率相对不高，制造业投资增速仍未修复的大背景下，工業经济的整体形势仍存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稳定就业人数、降低工作时间”或许是相对更优的选择。因此，建议在“十四五”规划中，进一步下调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的目标。
（本文作者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猪价上涨：诱发滞胀预期，增加开支负担
近期猪价飙涨是关注热点，10月CPI同比扩大至3.8%，而食品价格环比上涨3.6%，其中肉类价格环比上涨14.7%，而猪肉价格环比上涨20.1%，加速迹象仍然明显，影响CPI上涨约0.79个百分点。
预计11月份CPI将达到4%，明年1月份或可达到5%。与此同时，10月PPI同比跌幅扩大至1.6%。整体来看，40个工业行业中，价格上涨行业减少了1个，价格下降行业增加了5个，工业品价格下行压力仍然较大，10月份工业增加值大幅回落至4.7%，让人担忧工业通缩的趋势延续，从而使得GDP增速进一步下行，滞胀疑虑油然而生。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大经济体纷纷降息的背景下，我国央行仅仅把MLF下调了5个基点，远低于普遍预期。我认为，央行延迟降息，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猪价上涨，拉动CPI大幅攀升，实属多年来所罕见。
从居民消费开支结构看，猪价上涨已经让居民在食品烟酒中的猪肉开支占比大幅上升。如果按照今年三季度数据来观察，按照每人每月消费2公斤猪肉（每周一斤）的水平来折算，居民购买猪肉的支出已经占到了食品烟酒支出的近五分之一。考虑到10月猪肉价格续升，而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速总体处于缓慢回落过程中，购买猪肉的花费占比进一步提升仍是大概率事件。
国人不仅猪肉吃多，卡路里摄入量也超了
2018年，中国占全球18.3%的人口要消费掉全球49.3%的猪肉，也就是说，中国人均猪肉消费量是全球人均水平的2.6倍，这实在太惊人了。2017年，全球共养了12亿多头猪，其中中国就养了6.9亿头猪。
由于受猪瘟持续蔓延、环保要求提高和上一年存栏率下降等诸多因素影响，2019年我国的猪产量占全球的比重，从2018年的53.8%大幅下降至45%，这也是导致猪价大幅上涨的原因。估计到2020年，猪产量又将再度回升。
有人说，中国人吃猪肉多，是因为我们吃牛羊肉少了。但实际上并不少。国务院办公厅曾在2014年发布《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均肉类消费量为29公斤。但OECD统计，中国2014年肉类消费量为49.8公斤，我看到的更多统计数据大约为60公斤（其中猪肉就消费量就达到40公斤）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看来，国务院的这一目标明年难以实现了。
我们还可以从人均卡路里的摄入量来观察居民的饮食消耗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卡路里的摄入量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到了1995年，中国就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2004年前后，中国大陆卡路里摄入量超过了日本，也超过了我国台湾地区，而与美国之间差距，也在不断收窄。
由于人种差别，我们不能与白种人的卡路里摄入量看齐。由于OECD的数据截止到2013年，如今又过去6年，相信中国人均卡路里的摄入量又提升不少。但即便以2013年的数据为例，中国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7.8%，比日本高出14%，更比印度高出26.4%。
我们认为，过去中国卡路里摄入量的大幅提升，有利于身体强壮，这也是中国逐步成为一个体育大国的原因。相比之下，印度的奥运会奖牌数量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与13亿人口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这与印度居民卡路里摄入量过少有关。但目前中国猪肉消费量和卡路里摄入量都过多了，反而不利于成为体育强国。
从农产品或大宗商品的产量或消费量的全球实际占比看，除了猪肉产量和消费量占全球近一半之外，产量占全球一半或接近一半的农产品或水产品还很多，如茶叶、辣椒、西瓜、淡水鱼、鸡蛋、枣、贝类、人参等。从大宗商品看，钢铁、煤炭、水泥、铝等的产量都要占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而且消费量也差不多占一半以上。
因此，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温饱，而是“吃多了”的问题，后果是肥胖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近期对44万成年人的调查研究，将腹型肥胖率定义为“男性腰围≥90厘米，女性腰围≥85厘米”，结果表明我国有近三成的居民都是“大粗腰”。并且呈现出“北方多、南方少”、“西部多、东部少”的特点。
其中，天津、西藏、北京、山东、黑龙江、河南是“粗腰重灾区”，腹型肥胖率分別为52.3%、46.2%、45.0%、40.9%、40.5%和38.4%。如果把这个结果与31个省市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叠加起来，会出现有意思的现象。
此图显示，并不是收入高的地区吃肉越多，更具体地说，收入水平相对低的地区，猪肉人均消费量估计超过发达地区，如坐标轴的第二象限与第四象限。其中，第四象限仅有上海与浙江，收入水平较高，但腹部肥胖率偏低，身材保持较好。而值得关注的是第二象限，以北部省份为主，收入水平尽管偏低，但腹部肥胖率水平明显较高。也就是说，尽管从全国层面来比较，这些省份收入水平较低，但早已满足温饱问题，非但不会挨饿，反而出现了较高比重肥胖，也就“吃多了”。
既然吃多了，那么，就应该少吃。少吃猪肉、降低卡路里摄入量的好处，除了获得改善身体条件外，还可以节约粮食，减少对外进口依赖度。如2017年中国大豆产量为0.14亿吨，全球为3.41亿吨，也就是说，中国大豆产量只占全球的4.24%，但为了养猪，中国不得不向美国等大量进口大豆，大豆消费量达到1.11亿吨，占全球的比重为32.4%。
有人说，多吃猪肉可以拉动消费，这应该符合经济学原理吧。但随着消费升级，服务消费的比重在不断上升，美国的服务消费与实物消费的关系是2：1，也就是说，服务消费可以创造更多的GDP，消耗卡路里所创造的GDP或许比摄入卡路里创造的GDP要多。如今年猪肉支出在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比2016年那轮猪价上涨时还低，尽管猪价涨幅远超2016年。其背后的逻辑，就是消费升级。 从前图中可以发现，从2015年开始，我国猪肉消费量在全球的占比就开始回落了，在猪肉消费量下降的同时，品质较好的黑毛猪肉的消费占比在上升，说明今后猪肉消费总量还是会下降，消费结构更加趋向中高端猪肉。
缩短上班时间，延长睡眠时间
勤劳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勤劳是为了过上好日子，丰衣足食。但现在的问题是，“足食”已经多过头，为此却付出了过长的工作时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季度经济数据，2019年三季度周平均工作时间46.7小时，处在自2010年以来的高位。
根据2008年《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中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即使是周平均工作时间46个小时，将相当于年工作时间为2300小时，这远超OECD国家的平均数，约相当于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水平。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与美国、德国之间工作时间的绝对差异存在拉大的迹象。
除了工作时间过长，休闲娱乐和睡眠时间就相应减少。此外工作压力过大导致的睡眠问题也成为普遍现象。根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公布的数据，中国互联网网民中有56%表示自己有睡眠问题。而工作压力大成为网民失眠的最大原因，其次为生活压力和环境因素。有四成职场人士经常需要加班且在0点以后入睡，超过25%的商务精英失眠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大。
睡眠时间少，除了工作时间长是一个主要原因外，上网时间过长也是一大原因。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54亿，用户月均使用移动流量达7.2GB，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2倍;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553.9亿GB，同比增长107.3%。
（工作+上网）时间排在全球前列，运动+睡眠时间自然就减少了。因此，减少工作时间和上网时间，可以相应增加运动和睡眠时间，提高身体素质和睡眠质量。此外，我国生育率逐年下降，会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进而影响未来经济增长。增加睡眠时间能否促进生育率提升？值得去研究。
如今，国内的马拉松比赛场次呈现爆发式增长，据有关统计，2016年，在中国田协注册的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达328场，参加比赛的总人次近280万;而到了2017年，赛事总数已接近千场，参与人数达到1000万人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规划到2020年，全国马拉松赛事场次（800人以上规模）达到1900场，创造GDP1200亿元。
此外，在经济增速下行趋势下，今后就业压力也会增大，为了扩大就业，不妨减少现有在职人员的工作时间。以工业为例，在工业产能利用率相对不高，制造业投资增速仍未修复的大背景下，工業经济的整体形势仍存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稳定就业人数、降低工作时间”或许是相对更优的选择。因此，建议在“十四五”规划中，进一步下调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的目标。
（本文作者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