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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现在的华少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好舌头”，小时候可曾一度被奶奶误以为是哑巴，因为他到两岁多才开口说第一句话；第一次开口叫“爸爸妈妈”后，就害羞得钻到了桌子底下；读初中之前，见到陌生人还会害怕到几乎能不说话就不开口的地步……
辩论 让他发觉了说话的魅力
我对说话十分恐惧，很少和周围的小朋友交流，更别说和陌生人交谈了，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上小学。上了小学后，我的“社交恐惧症”略有好转，跟老师、同学多少有了些交流，但我对说话这件事产生特别的兴趣，是从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开始的。
1993年，我第一次知道了辩论还有比赛，那届辩论赛中，我认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偶像——姜丰。她是那一届复旦大学队的女辩手，也是辩论队的一辩。
1993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是在狮城新加坡举行的，当时的评委中，《明报》出版人查良镛先生赫然在列，他还有个更响亮的名号——金庸。
辩论赛在全球华语地区掀起了收视高潮，就像我们现在追着看《中国好声音》一样。当年的姜丰亦如而今的李宇春，一战成名，她和队友们过五关斩六将，为中国拿下了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
从那时起，姜丰便成为我的偶像，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所折射出的魅力与智慧，每一场都令我折服，她和队友与对手之间你来我往的缜密逻辑，更是对我触动颇深。
不用说，我坐在电视前直直地盯着画面的一幕，肯定被父亲看在了眼里。他对我的这种爱好很是鼓励，还在辩论赛结束后给我买了本《狮城舌战》。那本书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是绝对的枕边书，我翻来覆去地读，恨不得把每一个细节都刻进脑子里，然后慢慢尝试着身临其境地去模仿。直到今天，它还被我小心翼翼地保存在书柜里，而姜丰后来出版的《情人假日酒店》，我也入手酣读过。
1995年，第二届国际大专辩论赛来到了中国，那时我正上小学五六年级。我自然是一场不落，守在电视前看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
除了看大专辩论赛算是学习说话外，我小学和中学时对学习的兴趣并不浓，虽然每天也认认真真地上课听讲，但似乎一直不很开窍。
没有了家长对学习成绩的“残酷”要求，相比于很多同龄人，我小时候要自由很多，至少不用被所谓的特长班和奥数班搞得整天疲惫不堪。当然，家里也的确不富裕，当周围的孩子都在为该学手风琴还是电子琴之类的问题苦恼时，父亲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过一个字。
就这样，小学的时光悄然而逝，在说话方面，我虽然跟老师、同学有了些交流，但依然对说话比较恐惧，我依旧沉默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
然而，小学毕业假期的那一次远行，让我敞开心扉“开口说话”，成为生命中一次里程碑式的转折。
珠海 让他体会了说话的功效
珠海是我母亲常年工作的地方，珠海之行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飞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忐忑新奇是必然的，可是母亲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我忽然成了放养的孩子。
没有母亲的时刻照顾，我性格又内向，只好整天一个人待在屋里，百无聊赖。刚开始的时候，为了解闷，我就自己跟自己说话，后来跟着电视节目学说广东话，久了之后还是觉得憋闷，心里异常渴望和别人交流。
再后来，只要有叔叔阿姨来家里做客，我就主动凑上去跟他们聊天。不仅如此，渐渐地我还发现，只要我叫声“叔叔”“阿姨”之类的“哄哄”他们，他们就会带我去吃好吃的，去买好玩的。我恍然大悟，原来会说话能有这么多好处。
回到杭州，初秋九月，开学升了初中。由于这次远行和大专辩论赛的影响，我一改小学时的内秀，变得活跃了很多。尤其是对于辩论赛的热情，相较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在初中第一个学年，我就迫不及待地组织了一场小型辩论赛。
当时辩论的主题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我仍记得自己最后引用的一句话：“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这句诗，我是从《狮城舌战》里看到的，那时候似懂非懂，并不能全解其意，但经常被我挂在嘴边，成了口头禅。
现在想想，寻找光明是多么宏大的命题，完全是当时的我无法理解的。不管怎么说，我的小小梦想已经上路了。
电台 让他收获了说话的骄傲
我学习成绩一直不怎么好，尤其是理科，几乎连老师都感到绝望，但我那时有一套自我解脱的“哲学”：优秀不仅仅指学习成绩，其它方面优秀，依然是好学生。
高三那会儿，浙江电台在少年宫开了主持人培训班，每周六上半天课，一共6期，电台主持人亲自授课。父亲偶然看到，觉得既可以缓解我的“学习压力”，也能长点儿见识，就给我报了名。
培训班每次都训练些什么呢？我印象很深，就是让大家天马行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最初，电台的老师并没有告诉我们之后会选取几名学员担任一档新节目的小主持人，直到培训即将结束，老师忽然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参加节目的录制，我才恍然大悟。
就这样，完全偶然的机会，我被浙江电台经济台选上，成了《大手拉小手》栏目的一名小主持，每周录一期，一期15分钟。每到录节目那天，我就骑自行车从家到浙江电台，15公里的路程得骑上一个多小时，无论刮风下雨从未间断。
第一次做节目，毫无实战经验，只能照着稿子念，但就算照着念，我也紧张得手脚冰凉，全神贯注地看着稿子，生怕自己念错什么，15分钟的节目，感觉像是熬了三五个小时似的。节目一录完，心情立刻就180度逆转，顿时骄傲起来。
从电台回家的路上，我一边骑车，一边不停重复刚刚说的话，旁若无人地念叨了一路：“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一边念叨一边偷着乐。偷着乐不仅仅是因为我今天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明天在学校有了炫耀的资本，明天隔壁班那个女生一定会多看我几眼，嘿嘿！
因为有了这份小小的荣誉，就算学业依旧是一副半死不活的状态，老师们也都接受了，还真心鼓励我说，这孩子就应该去做主持人，前途光明。 到了高三，我信心满满地报考了艺术类院校。当我凭着满腔热忱报考完后，真的就“高枕无忧”起来，根本没想过去了解艺考的流程和要求，更不知道艺考之前还需要进行所谓的培训。我为这样的漫不经心付出了成长的代价，先后经历了两场“悲壮”的应战。
艺考 让他明白了说话的门槛
我最先考的是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面试那天，我一个人兴致勃勃地去了。在待考区，不少报考的同学和家长一起背诵诗歌、散文，“啊啊哦哦”地没完没了。我没什么事，就在那儿数叶子，一片、两片、三片……当我数到两千多片时，终于被叫到名字。进到考场，我就那么直愣愣地一站，老师指了指旁边的书桌，说：“你读一篇文章吧。”我随手从书桌上拿起一本《新概念作文选》，找了篇文章开始读。
高中时，我参加过学校的朗诵比赛。在学校礼堂的舞台上，面对全校师生，一边紧张得双腿发抖，一边声情并茂地朗诵了好几分钟，最后居然拿了个一等奖。所以这一次，我镇定自若，腿不抖心不慌，没耽误时间，更没废话，很拽地读完就走了。
出了教室，我找了个偏僻的角落等着，抬头看见树叶，继续数。一直数到傍晚，才看到几个人出来贴榜单。榜上有名的自然就是通过，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接到复试通知后，我也没当回事，还沉浸在初试轻松过关的自负中，根本就没好好准备。等到复试时，一到考场，我就傻眼了。别的考生都穿得像模像样，吹了头发化了妆，而我穿着校服就去了，更别说其他准备了。原来，复试需要上镜，我居然一点儿也不知道。
或许是因为心理上受到了影响，我在进场后，大脑一片空白，接连好几个问题都没答出来。是太过自信也好，是心态松懈也罢，现在想想，的确，机会永远不会降临到没有准备的人头上，你敷衍命运，命运便无视你。
第一次闯关完败，虽稍稍伤了些元气，但也还好，当时对理想已“顽固不化”的我恢复得很快。没等浙广出榜，我就卷土重来，踏上了应考上海戏剧学院主持人专业的征程。
我们第一天是住在上海火车站旁边的铁路大厦，几十块钱一晚，倒是足够便宜，但住了一宿后，大家都扛不住了。便宜是便宜，却是八人一间，没法儿洗澡不说，连厕所都是公用的。
第二天，我们转战到了上戏招待所，名头虽然还算响亮，但实际上是由地下室改造的，比之前的八人间好很多，中间有一扇门，外面住男孩，里面住女孩。来这里住宿的基本上都是考生，大家年纪相仿，也没多少戒备之心，很快就熟络起来。晚上大伙儿还凑到一块儿喝了点儿啤酒，聊聊人生，谈谈理想，兴致勃勃地期待着第二天的考试。
我至今仍旧无法理解当时考官们的标准，进去以后，他们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摘掉眼镜，这让我彻底失去了信心。我没有固执地反驳，默默地把眼镜摘掉，听到考官抛过来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戴眼镜啊？”我瞬间又回到了当初复试浙广时的木讷，我居然回答：“不戴看不清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考完试，我们又在地下室住了3天，等到的结果是全军覆没。同住在防空洞里的八人，大概只过了两个。至此，我的上戏之梦最终被宣布如泡沫般破灭。
在历经了两次挫败后，我平心静气地接受了一些培训，之后如愿以偿，考进了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艺术分校。虽然在大多数人眼中，它并非一所高起点的学校，但恰恰因为如此，它成就了我的“笨鸟先飞”与“野蛮生长”。
（待续）
摘自《梦想，不过是个痛快的决定》
华少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定价： 38.00元
辩论 让他发觉了说话的魅力
我对说话十分恐惧，很少和周围的小朋友交流，更别说和陌生人交谈了，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上小学。上了小学后，我的“社交恐惧症”略有好转，跟老师、同学多少有了些交流，但我对说话这件事产生特别的兴趣，是从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开始的。
1993年，我第一次知道了辩论还有比赛，那届辩论赛中，我认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偶像——姜丰。她是那一届复旦大学队的女辩手，也是辩论队的一辩。
1993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是在狮城新加坡举行的，当时的评委中，《明报》出版人查良镛先生赫然在列，他还有个更响亮的名号——金庸。
辩论赛在全球华语地区掀起了收视高潮，就像我们现在追着看《中国好声音》一样。当年的姜丰亦如而今的李宇春，一战成名，她和队友们过五关斩六将，为中国拿下了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
从那时起，姜丰便成为我的偶像，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所折射出的魅力与智慧，每一场都令我折服，她和队友与对手之间你来我往的缜密逻辑，更是对我触动颇深。
不用说，我坐在电视前直直地盯着画面的一幕，肯定被父亲看在了眼里。他对我的这种爱好很是鼓励，还在辩论赛结束后给我买了本《狮城舌战》。那本书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是绝对的枕边书，我翻来覆去地读，恨不得把每一个细节都刻进脑子里，然后慢慢尝试着身临其境地去模仿。直到今天，它还被我小心翼翼地保存在书柜里，而姜丰后来出版的《情人假日酒店》，我也入手酣读过。
1995年，第二届国际大专辩论赛来到了中国，那时我正上小学五六年级。我自然是一场不落，守在电视前看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
除了看大专辩论赛算是学习说话外，我小学和中学时对学习的兴趣并不浓，虽然每天也认认真真地上课听讲，但似乎一直不很开窍。
没有了家长对学习成绩的“残酷”要求，相比于很多同龄人，我小时候要自由很多，至少不用被所谓的特长班和奥数班搞得整天疲惫不堪。当然，家里也的确不富裕，当周围的孩子都在为该学手风琴还是电子琴之类的问题苦恼时，父亲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过一个字。
就这样，小学的时光悄然而逝，在说话方面，我虽然跟老师、同学有了些交流，但依然对说话比较恐惧，我依旧沉默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
然而，小学毕业假期的那一次远行，让我敞开心扉“开口说话”，成为生命中一次里程碑式的转折。
珠海 让他体会了说话的功效
珠海是我母亲常年工作的地方，珠海之行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飞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忐忑新奇是必然的，可是母亲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我忽然成了放养的孩子。
没有母亲的时刻照顾，我性格又内向，只好整天一个人待在屋里，百无聊赖。刚开始的时候，为了解闷，我就自己跟自己说话，后来跟着电视节目学说广东话，久了之后还是觉得憋闷，心里异常渴望和别人交流。
再后来，只要有叔叔阿姨来家里做客，我就主动凑上去跟他们聊天。不仅如此，渐渐地我还发现，只要我叫声“叔叔”“阿姨”之类的“哄哄”他们，他们就会带我去吃好吃的，去买好玩的。我恍然大悟，原来会说话能有这么多好处。
回到杭州，初秋九月，开学升了初中。由于这次远行和大专辩论赛的影响，我一改小学时的内秀，变得活跃了很多。尤其是对于辩论赛的热情，相较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在初中第一个学年，我就迫不及待地组织了一场小型辩论赛。
当时辩论的主题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我仍记得自己最后引用的一句话：“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这句诗，我是从《狮城舌战》里看到的，那时候似懂非懂，并不能全解其意，但经常被我挂在嘴边，成了口头禅。
现在想想，寻找光明是多么宏大的命题，完全是当时的我无法理解的。不管怎么说，我的小小梦想已经上路了。
电台 让他收获了说话的骄傲
我学习成绩一直不怎么好，尤其是理科，几乎连老师都感到绝望，但我那时有一套自我解脱的“哲学”：优秀不仅仅指学习成绩，其它方面优秀，依然是好学生。
高三那会儿，浙江电台在少年宫开了主持人培训班，每周六上半天课，一共6期，电台主持人亲自授课。父亲偶然看到，觉得既可以缓解我的“学习压力”，也能长点儿见识，就给我报了名。
培训班每次都训练些什么呢？我印象很深，就是让大家天马行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最初，电台的老师并没有告诉我们之后会选取几名学员担任一档新节目的小主持人，直到培训即将结束，老师忽然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参加节目的录制，我才恍然大悟。
就这样，完全偶然的机会，我被浙江电台经济台选上，成了《大手拉小手》栏目的一名小主持，每周录一期，一期15分钟。每到录节目那天，我就骑自行车从家到浙江电台，15公里的路程得骑上一个多小时，无论刮风下雨从未间断。
第一次做节目，毫无实战经验，只能照着稿子念，但就算照着念，我也紧张得手脚冰凉，全神贯注地看着稿子，生怕自己念错什么，15分钟的节目，感觉像是熬了三五个小时似的。节目一录完，心情立刻就180度逆转，顿时骄傲起来。
从电台回家的路上，我一边骑车，一边不停重复刚刚说的话，旁若无人地念叨了一路：“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一边念叨一边偷着乐。偷着乐不仅仅是因为我今天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明天在学校有了炫耀的资本，明天隔壁班那个女生一定会多看我几眼，嘿嘿！
因为有了这份小小的荣誉，就算学业依旧是一副半死不活的状态，老师们也都接受了，还真心鼓励我说，这孩子就应该去做主持人，前途光明。 到了高三，我信心满满地报考了艺术类院校。当我凭着满腔热忱报考完后，真的就“高枕无忧”起来，根本没想过去了解艺考的流程和要求，更不知道艺考之前还需要进行所谓的培训。我为这样的漫不经心付出了成长的代价，先后经历了两场“悲壮”的应战。
艺考 让他明白了说话的门槛
我最先考的是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面试那天，我一个人兴致勃勃地去了。在待考区，不少报考的同学和家长一起背诵诗歌、散文，“啊啊哦哦”地没完没了。我没什么事，就在那儿数叶子，一片、两片、三片……当我数到两千多片时，终于被叫到名字。进到考场，我就那么直愣愣地一站，老师指了指旁边的书桌，说：“你读一篇文章吧。”我随手从书桌上拿起一本《新概念作文选》，找了篇文章开始读。
高中时，我参加过学校的朗诵比赛。在学校礼堂的舞台上，面对全校师生，一边紧张得双腿发抖，一边声情并茂地朗诵了好几分钟，最后居然拿了个一等奖。所以这一次，我镇定自若，腿不抖心不慌，没耽误时间，更没废话，很拽地读完就走了。
出了教室，我找了个偏僻的角落等着，抬头看见树叶，继续数。一直数到傍晚，才看到几个人出来贴榜单。榜上有名的自然就是通过，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接到复试通知后，我也没当回事，还沉浸在初试轻松过关的自负中，根本就没好好准备。等到复试时，一到考场，我就傻眼了。别的考生都穿得像模像样，吹了头发化了妆，而我穿着校服就去了，更别说其他准备了。原来，复试需要上镜，我居然一点儿也不知道。
或许是因为心理上受到了影响，我在进场后，大脑一片空白，接连好几个问题都没答出来。是太过自信也好，是心态松懈也罢，现在想想，的确，机会永远不会降临到没有准备的人头上，你敷衍命运，命运便无视你。
第一次闯关完败，虽稍稍伤了些元气，但也还好，当时对理想已“顽固不化”的我恢复得很快。没等浙广出榜，我就卷土重来，踏上了应考上海戏剧学院主持人专业的征程。
我们第一天是住在上海火车站旁边的铁路大厦，几十块钱一晚，倒是足够便宜，但住了一宿后，大家都扛不住了。便宜是便宜，却是八人一间，没法儿洗澡不说，连厕所都是公用的。
第二天，我们转战到了上戏招待所，名头虽然还算响亮，但实际上是由地下室改造的，比之前的八人间好很多，中间有一扇门，外面住男孩，里面住女孩。来这里住宿的基本上都是考生，大家年纪相仿，也没多少戒备之心，很快就熟络起来。晚上大伙儿还凑到一块儿喝了点儿啤酒，聊聊人生，谈谈理想，兴致勃勃地期待着第二天的考试。
我至今仍旧无法理解当时考官们的标准，进去以后，他们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摘掉眼镜，这让我彻底失去了信心。我没有固执地反驳，默默地把眼镜摘掉，听到考官抛过来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戴眼镜啊？”我瞬间又回到了当初复试浙广时的木讷，我居然回答：“不戴看不清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考完试，我们又在地下室住了3天，等到的结果是全军覆没。同住在防空洞里的八人，大概只过了两个。至此，我的上戏之梦最终被宣布如泡沫般破灭。
在历经了两次挫败后，我平心静气地接受了一些培训，之后如愿以偿，考进了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艺术分校。虽然在大多数人眼中，它并非一所高起点的学校，但恰恰因为如此，它成就了我的“笨鸟先飞”与“野蛮生长”。
（待续）
摘自《梦想，不过是个痛快的决定》
华少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定价： 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