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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国耻使慈禧痛定思痛，思想上开始从血腥镇压变法向富国强兵转变，自图变法。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一篇以光绪帝名义颁布的“上谕”中指出变法之难：“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以拘牵文义为认真，以奉行故事为合例，举兴宜革之事，皆坐废于无形之中；而旅进旅退之员，遂酿成此不治之病。”并特别指出历代改革归于失败的根本所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例字。”
慈禧虽祸国殃民，然而不能否认她是一个颇有眼力的政治家，对事情看得准，分析得透：中国作为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帝国，在思想上、文化上、体制上、人员上等方方面面，对改革都有掣肘之处。然而最根本的问题仍在于她自己所总结的：“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就拿她自己来说吧，她表面上说改革，其实骨子里还是放不下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是慈禧解不开的死结，也是一切专制统治者解不开的死结。
改革，没有触动到自己的利益时还好说；一旦触动到自己的利益，尤其触动到当权者的利益，当权者一个个都会坚决地成为改革的阻挠者。要从当权的既得利益者身上着手改革，无异于虎口夺食。因此，作为当权者自己实施的改革，一般就是做足表面文章，以堵天下悠悠之口，实际上却在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权力。慈禧死前三个月（1908年8月27日）出台的《钦定宪法大纲》共有23条，其中就有14条突出“君上大权”，《大纲》的前两条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权“万世一系”“永永尊戴”，这和秦始皇的“一世二世”、“传之万世”的封建世袭制又有什么区别？还不是换汤不换药？其竭力维护的依然是自己的封建统治，依然在一个“私”字上做文章，根本就没有民众和民生的位置。世界上没有一家一姓能永享的权力，单从这一点上，大清朝的永享尊荣就是一种幻想，其寿终正寝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不能突破“私”字，是改革的首難。此外，在中国文化中沉淀的“明哲保身”之类的人生处世哲学，也是改革启动之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必须有人出头，而中国文化中历来倡导“中庸”之道，喜欢不偏不倚，守和执中。一有出头者，则成“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之势。大多数人是沉默的，一般人“不敢为天下先”。改革，往往就伴着流血和牺牲，戊戌六君子的变法就是如此。
改革就是创新。在一个受到大一统思想禁锢的民族在心理中，是不容许异端思想出现的，一出现就难免遭遇各种花样翻新的“文字狱”式的折磨。异想天开的念头都不容许有，又何来创造性的想象力？所以创新又是一件难事。
对于中国改革之难，鲁迅早就指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坟·娜拉走后怎样》）
改革之难，难于上青天，此话一点也不夸张。
慈禧虽祸国殃民，然而不能否认她是一个颇有眼力的政治家，对事情看得准，分析得透：中国作为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帝国，在思想上、文化上、体制上、人员上等方方面面，对改革都有掣肘之处。然而最根本的问题仍在于她自己所总结的：“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就拿她自己来说吧，她表面上说改革，其实骨子里还是放不下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是慈禧解不开的死结，也是一切专制统治者解不开的死结。
改革，没有触动到自己的利益时还好说；一旦触动到自己的利益，尤其触动到当权者的利益，当权者一个个都会坚决地成为改革的阻挠者。要从当权的既得利益者身上着手改革，无异于虎口夺食。因此，作为当权者自己实施的改革，一般就是做足表面文章，以堵天下悠悠之口，实际上却在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权力。慈禧死前三个月（1908年8月27日）出台的《钦定宪法大纲》共有23条，其中就有14条突出“君上大权”，《大纲》的前两条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权“万世一系”“永永尊戴”，这和秦始皇的“一世二世”、“传之万世”的封建世袭制又有什么区别？还不是换汤不换药？其竭力维护的依然是自己的封建统治，依然在一个“私”字上做文章，根本就没有民众和民生的位置。世界上没有一家一姓能永享的权力，单从这一点上，大清朝的永享尊荣就是一种幻想，其寿终正寝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不能突破“私”字，是改革的首難。此外，在中国文化中沉淀的“明哲保身”之类的人生处世哲学，也是改革启动之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必须有人出头，而中国文化中历来倡导“中庸”之道，喜欢不偏不倚，守和执中。一有出头者，则成“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之势。大多数人是沉默的，一般人“不敢为天下先”。改革，往往就伴着流血和牺牲，戊戌六君子的变法就是如此。
改革就是创新。在一个受到大一统思想禁锢的民族在心理中，是不容许异端思想出现的，一出现就难免遭遇各种花样翻新的“文字狱”式的折磨。异想天开的念头都不容许有，又何来创造性的想象力？所以创新又是一件难事。
对于中国改革之难，鲁迅早就指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坟·娜拉走后怎样》）
改革之难，难于上青天，此话一点也不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