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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京城大雪纷飞，北京305医院，周恩来总理跳动了78年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伟人离去，全国人民都为失去了这样一位好总理而悲痛。至今，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37年了，人们提起这位人民的好总理，还是会被他的鞠躬尽瘁所感动。日前，周恩来、邓颖超生前秘书赵炜、周恩来总理生前卫士高振普做客《非常记忆》，再次缅怀伟人鞠躬尽瘁的一生。
去年，《回顾历史追忆伟人——周恩来邓颖超遗物特展》在天津一经展出。便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习惯了将西花厅称作‘我们家’，现在看到以前家里常用的电水壶、瓷茶具。往日的场景便历历在目。”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告诉记者。他从18岁调进中南海任职，在周恩来身边前后工作了30余年。
在家庭饰品展柜里，摆放着周恩来与邓颖超收藏的一些小物件，有从海边捡拾回来的鹅卵石和贝壳，可爱的娃娃摆件，还有邓颖超母亲留给她的一个青花小药罐……周恩来、邓颖超秘书赵炜说。“这些小饰品一直摆放在一个白色的玻璃橱柜里，对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据悉，这批周恩来、邓颖超珍贵遗物共有146件（套）。其中有百余件为首次公开展出，主要包括周恩来、邓颖超日常生活用品，国内外友人赠予的纪念物品等。
总理从不搞特殊化
曾担任周恩来、邓颖超秘书长达37年的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赵炜女士生动回忆了她和周恩来、邓颖超在一起度过的难忘岁月。
“我人生的导师就是周恩来、邓颖超，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足以让我受用终生。”作为一个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几十年的工作人员，她对他们的感情非同一般。30多年平凡而又不平常的日子，赵炜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伟人的言传身教。
“周恩来、邓颖超的人生调色板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他们一生都严格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规定办事，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赵炜说，总理虽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公私分明，勤俭节约，注重为国家节省哪怕只是一分钱。
赵炜回忆，“文革”前，周恩来、邓颖超和普通人一样。周末如果有闲暇。会约一些朋友一起聚会、看戏，或者租片子在家里看电影。每次他们都坚持自己花钱买票和请客吃饭。在接见外宾前，总理去理发店理发也坚持把钱记在自己账上。这样一些举动对于老百姓来说似乎有点难以理解，可总理就是这样，在别人眼里，总理位高权重。但他自己却认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百姓。理应这样做。
不仅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周恩来还时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有优越感，对人要以礼相待，不能接受礼物等。一次。周恩来的家乡淮安给他寄来了当地特产——馓子。那时全国粮油紧缺。周恩来收到后，给他们寄去一份“不许送礼”的文件及100元钱。在当时。1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已远远超过了馓子的价钱。
周恩来在最后的岁月里，自1974年6月住进医院直到去世前，先后经历了大小手术14次，几乎40天就要做一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天也没有放下过工作。在医院的500多天内，他接见中央各部门负责人161次。接见外宾63次，召开会议48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在周恩来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赵炜还提到周恩来去世后，联合国为他降了半旗，有一些国家领袖不高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说：“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做到掌管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却无儿无女，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在银行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谁做得到，我也给他降半旗。”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心系百姓，执政为民，周恩来、邓颖超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们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在实践这一宗旨。”赵炜说，周恩来始终把自己当成人民的“总勤务兵”，乐人民之乐，忧人民之忧，哪里有灾情和困难，总理就出现在哪里。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充满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这也是人民一直发自内心地怀念总理的原因。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赵炜动情地讲了几个小故事。北京修十三陵水库时，周恩来亲自带头参加劳动，在工地上，他与水库建设者同吃同劳动，他对大家讲，“这里没有首长也没有总理，都是普通劳动者。”1966年周恩来视察河北邢台地震，当时气候恶劣，周恩来站在背风处，群众在顶风处，他马上对随行的县委书记说：“风沙这么大，为什么要让这么多群众顶风而坐而照顾我一个人？我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哪有让群众吃苦在前，自己吃苦在后的道理？”他让工作人员赶紧请群众转过来，他顶风站着对群众讲话。
立志要始于青少年
“理想伟大、信念坚定。是周恩来、邓颖超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赵炜说，周恩来、邓颖超都是在青少年时代就确立了自己的理想信念。12岁的周恩来就庄重地表达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坚定信念。而邓颖超少年时就立志救国，在天津读书期间曾发出“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
赵炜回忆，邓颖超生前常对青年人说：“要把自己的命运融入社会发展和时代洪流中。人生价值才会光彩夺目，生命才能永恒。”赵炜借此勉励在座的青年学子，“你们正处在身心成长的关键时刻，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一个人形成什么样的人生理想、道德习惯和行为方式，不但决定你的一生，而且决定国家民族的未来。所以要不断加强自我教育，时刻心系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珍惜现有的学习条件。努力做一个德才兼备、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
亲历37年西花厅岁月
“我是沈阳市第七女子中学的学生，中学毕业后我报名参军，虽然当时父母并不同意我当兵。我是在1953年被送到长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干部学校学习了一年后1954年转业来到中南海的。我留在国务院做了几个月的译电员后，一天秘书科的科长找我谈话，要把我调到总理办公室去工作，我的内心又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我可以见到总理了，担心的是我才23岁，我能胜任这份工作吗？我当时就是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走进西花厅的。”
记者问：第一次见到总理紧张吗？
“紧张呀，那时我来西花厅已经工作了快一个月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当时是不敢问的，那就是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总理和大姐，见到他们我应该怎么称呼他们，我该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这个疑惑在心里压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我要外出办事，见到在散步的总理和大姐，我愣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总理身边的同事已经向总理介绍我的情况，总理马上拉着我的手说‘新同志呀’。我紧张得手心都冒汗了，总理看出我紧张，笑着说‘不要紧张，咱们都是同志’。让我突然觉得自己和总理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记者：在你眼里总理和大姐他们相爱吗？他们相爱的方式和百姓人家一样吗？他们也会生气、拌嘴吗？
“总理很爱大姐的，大姐也很爱总理。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好。在我们眼里，我们都很羡慕他们，总理在我们面前叫邓大姐为‘大姐’，但私下他喜欢叫大姐‘小超’，这一叫就叫到总理去世。大姐叫总理‘恩来’。由于他们的作息时间不一样，大姐不愿意打扰总理工作。总偷偷地给总理写信，告诉他要保重身体，注意休息。而这些信笺是总理消除疲劳的法宝，总理每天工作前都要先看大姐的信。因为他们也是凡人，也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他们也生过气，但是很少拌嘴。唯一一次他们动气了。总理也只是马上离开房间，让我去陪陪大姐。聊聊天后。大姐也就不当回事了。”
张琳据《淮安日报》、《齐鲁晚报》、《北京青年周刊》等整理
去年，《回顾历史追忆伟人——周恩来邓颖超遗物特展》在天津一经展出。便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习惯了将西花厅称作‘我们家’，现在看到以前家里常用的电水壶、瓷茶具。往日的场景便历历在目。”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告诉记者。他从18岁调进中南海任职，在周恩来身边前后工作了30余年。
在家庭饰品展柜里，摆放着周恩来与邓颖超收藏的一些小物件，有从海边捡拾回来的鹅卵石和贝壳，可爱的娃娃摆件，还有邓颖超母亲留给她的一个青花小药罐……周恩来、邓颖超秘书赵炜说。“这些小饰品一直摆放在一个白色的玻璃橱柜里，对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据悉，这批周恩来、邓颖超珍贵遗物共有146件（套）。其中有百余件为首次公开展出，主要包括周恩来、邓颖超日常生活用品，国内外友人赠予的纪念物品等。
总理从不搞特殊化
曾担任周恩来、邓颖超秘书长达37年的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赵炜女士生动回忆了她和周恩来、邓颖超在一起度过的难忘岁月。
“我人生的导师就是周恩来、邓颖超，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足以让我受用终生。”作为一个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几十年的工作人员，她对他们的感情非同一般。30多年平凡而又不平常的日子，赵炜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伟人的言传身教。
“周恩来、邓颖超的人生调色板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他们一生都严格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规定办事，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赵炜说，总理虽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公私分明，勤俭节约，注重为国家节省哪怕只是一分钱。
赵炜回忆，“文革”前，周恩来、邓颖超和普通人一样。周末如果有闲暇。会约一些朋友一起聚会、看戏，或者租片子在家里看电影。每次他们都坚持自己花钱买票和请客吃饭。在接见外宾前，总理去理发店理发也坚持把钱记在自己账上。这样一些举动对于老百姓来说似乎有点难以理解，可总理就是这样，在别人眼里，总理位高权重。但他自己却认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百姓。理应这样做。
不仅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周恩来还时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有优越感，对人要以礼相待，不能接受礼物等。一次。周恩来的家乡淮安给他寄来了当地特产——馓子。那时全国粮油紧缺。周恩来收到后，给他们寄去一份“不许送礼”的文件及100元钱。在当时。1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已远远超过了馓子的价钱。
周恩来在最后的岁月里，自1974年6月住进医院直到去世前，先后经历了大小手术14次，几乎40天就要做一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天也没有放下过工作。在医院的500多天内，他接见中央各部门负责人161次。接见外宾63次，召开会议48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在周恩来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赵炜还提到周恩来去世后，联合国为他降了半旗，有一些国家领袖不高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说：“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做到掌管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却无儿无女，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在银行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谁做得到，我也给他降半旗。”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心系百姓，执政为民，周恩来、邓颖超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们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在实践这一宗旨。”赵炜说，周恩来始终把自己当成人民的“总勤务兵”，乐人民之乐，忧人民之忧，哪里有灾情和困难，总理就出现在哪里。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充满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这也是人民一直发自内心地怀念总理的原因。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赵炜动情地讲了几个小故事。北京修十三陵水库时，周恩来亲自带头参加劳动，在工地上，他与水库建设者同吃同劳动，他对大家讲，“这里没有首长也没有总理，都是普通劳动者。”1966年周恩来视察河北邢台地震，当时气候恶劣，周恩来站在背风处，群众在顶风处，他马上对随行的县委书记说：“风沙这么大，为什么要让这么多群众顶风而坐而照顾我一个人？我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哪有让群众吃苦在前，自己吃苦在后的道理？”他让工作人员赶紧请群众转过来，他顶风站着对群众讲话。
立志要始于青少年
“理想伟大、信念坚定。是周恩来、邓颖超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赵炜说，周恩来、邓颖超都是在青少年时代就确立了自己的理想信念。12岁的周恩来就庄重地表达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坚定信念。而邓颖超少年时就立志救国，在天津读书期间曾发出“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
赵炜回忆，邓颖超生前常对青年人说：“要把自己的命运融入社会发展和时代洪流中。人生价值才会光彩夺目，生命才能永恒。”赵炜借此勉励在座的青年学子，“你们正处在身心成长的关键时刻，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一个人形成什么样的人生理想、道德习惯和行为方式，不但决定你的一生，而且决定国家民族的未来。所以要不断加强自我教育，时刻心系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珍惜现有的学习条件。努力做一个德才兼备、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
亲历37年西花厅岁月
“我是沈阳市第七女子中学的学生，中学毕业后我报名参军，虽然当时父母并不同意我当兵。我是在1953年被送到长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干部学校学习了一年后1954年转业来到中南海的。我留在国务院做了几个月的译电员后，一天秘书科的科长找我谈话，要把我调到总理办公室去工作，我的内心又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我可以见到总理了，担心的是我才23岁，我能胜任这份工作吗？我当时就是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走进西花厅的。”
记者问：第一次见到总理紧张吗？
“紧张呀，那时我来西花厅已经工作了快一个月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当时是不敢问的，那就是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总理和大姐，见到他们我应该怎么称呼他们，我该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这个疑惑在心里压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我要外出办事，见到在散步的总理和大姐，我愣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总理身边的同事已经向总理介绍我的情况，总理马上拉着我的手说‘新同志呀’。我紧张得手心都冒汗了，总理看出我紧张，笑着说‘不要紧张，咱们都是同志’。让我突然觉得自己和总理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记者：在你眼里总理和大姐他们相爱吗？他们相爱的方式和百姓人家一样吗？他们也会生气、拌嘴吗？
“总理很爱大姐的，大姐也很爱总理。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好。在我们眼里，我们都很羡慕他们，总理在我们面前叫邓大姐为‘大姐’，但私下他喜欢叫大姐‘小超’，这一叫就叫到总理去世。大姐叫总理‘恩来’。由于他们的作息时间不一样，大姐不愿意打扰总理工作。总偷偷地给总理写信，告诉他要保重身体，注意休息。而这些信笺是总理消除疲劳的法宝，总理每天工作前都要先看大姐的信。因为他们也是凡人，也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他们也生过气，但是很少拌嘴。唯一一次他们动气了。总理也只是马上离开房间，让我去陪陪大姐。聊聊天后。大姐也就不当回事了。”
张琳据《淮安日报》、《齐鲁晚报》、《北京青年周刊》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