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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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病成良医”,在今天的中国,家中有学生,家长不成为“教育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不久前,繼《大学有问题》和《体制迷墙》这两本透视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著作之后,教育问题研究学者熊丙奇出版了名为《教育熊视——中国教育民间观察》的新作。“出这样的书并不容易。”他的语气里听得出无奈。这位任职于高校的学者,对于自身的生存环境,有着别样的体会与感悟。 《新民周刊》:《教育熊视》与以前的研究相比有何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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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病成良医”,在今天的中国,家中有学生,家长不成为“教育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不久前,繼《大学有问题》和《体制迷墙》这两本透视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著作之后,教育问题研究学者熊丙奇出版了名为《教育熊视——中国教育民间观察》的新作。“出这样的书并不容易。”他的语气里听得出无奈。这位任职于高校的学者,对于自身的生存环境,有着别样的体会与感悟。
《新民周刊》:《教育熊视》与以前的研究相比有何新意?
熊丙奇:《大学有问题》是描述中国大学的问题,《体制迷墙》是希望从宏观上探讨解决高等教育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而《教育熊视》则类似于蓝皮书,对当前的教育事件进行深入剖析,以“一事一议”的方式,给社会公众一个以教育思维观察教育发展的视角。这是我写“个人教育蓝皮书”的开端,对于每一年的教育事件、教育问题,将持续关注、批评,直到这些问题被解决,直到教育的理想能实现。
《新民周刊》:刚刚高调卸任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任职期间,给媒体添了不少鲜活的题材,其中就有“教育改革成功论”。您对此有何评价?
熊丙奇:回顾30年教育改革之路,很难不提到 “成功论”这一热词。2005年12月,王旭明先生在回答新华网网友提问时,曾说道:“中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一个承担着教育规模为世界之最的教育,实现了‘两个跨越’:使85%以上的人接受了义务教育,使20%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如果把说话时间,推到接近3年后的今天,也许发言人的回答会更加肯定与有力,因为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年底,我国的“两基”普及率已达99%,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24%,在校生规模为2700万。事实上,教育部的负责人,此后也确实发表过我国高等教育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论断。
毫无疑问,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是一国教育的两大重要组成,义务教育的规模、高等教育的规模,是评价一国教育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除了规模,更重要的评价指标,包括义务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国民素质、人才竞争力,却没有被教育主管部门,在评价教育改革是否成功时考虑在内。
对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来说,在发展规模同时,保证质量,这应是“底线”,忽视质量而只关注规模,将把教育发展置于底线之外,而在底线之外,谈论成功与否,其实毫无意义。
《新民周刊》:您关注中国教育近10年,对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的发展变化有哪些体会?
熊丙奇:几乎所有教育中人,无论是与教育直接相关的教育主管部门、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家长,还是与教育间接相关的社会各界人士,都意识到发展教育规模的同时,应该保证教育质量,即人才培养质量。概括起来,其实存在两大“牛鼻子”,基础教育领域改革的“牛鼻子”是高考改革,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牛鼻子”是人事制度改革。而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有的还没有抓住“牛鼻子”,有的虽然抓住“牛鼻子”,却把牛牵向了我们不愿意去到的地方。
在我取名为“熊丙奇教育工作室”的博客上,有时一篇博文,会引来数百篇评论,有的评论文章,甚至比博文还长,而且很有见地。每当这时,我不由感慨,“人人都是教育家”,此话真不假。“久病成良医”,在今天的中国,家中有学生,家长不成为“教育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有多少家长,张口就能对“教育弊端”说得头头是道,而且针针见血。
对于过去30年的教育发展来说,这既是好事,又是憾事。所谓好事,即教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几乎每个家庭,都把子女的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使教育远离读书无用的时代;而遗憾之处在于,30年的教育发展,在基本解决义务教育的普及问题,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为更多受教育者提供受教育机会之外,并没有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教育质量的需要,而且,每个受教育者的物质负担(表现为教育投入)以及精神负担(表现对教育的焦虑),在教育的发展中,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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