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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超递过一张名片。正面，几朵格桑花开得正艳。名片的背面画着一个男子，扯开上衣露出两片黑黑的肺叶。“开胸验肺”成了张海超的个人注脚。
2009年6月，28岁的张海超在郑州一家医院，用手术打开自己的胸膛，对肺进行活检，最终确诊为“尘肺病三期”。张海超用这种惨烈方式获得61.5万元的工伤赔偿之后，许多尘肺工友开始向他寻求帮助。
从2009年底为尘肺工友维权至今，张海超参与案件100多起，接触尘肺患者1000多人，维权成功的只有寥寥十几起。
不能再“特事特办”
张海超第一次以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是在一年前。在浙江省永康市，农民工黄福华虽然在单位的安排下做了体检，但体检机构却拒绝向他提供患有尘肺病的体检结果。
张海超代理了这起案子，他选择先状告为黄做体检的永康市江南街道卫生院，侵犯了黄福华的健康知情权。
由于过于激动，张海超在开庭的头一天睡得并不好。为了避免感冒，早就准备的衬衫和格子西装也没能在法庭上亮相。开庭持续了将近两小时，大部分时间张海超都沉默，直到当庭辩论，张海超才开始讲话。说到激动时，张海超提高了声音：“我就不相信，一个中国公民连自己的健康知情权都没有了？”
第二代理人张士谦律师提出：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49条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人时，应当告知劳动者本人并及时通知用人单位。
张海超代理黄福华案子的重要原因是，黄福华的案子与他当初的遭遇相似。张海超觉得，“隐瞒体检结果这个事情，在我的案子里不是第一例，在黄福华的案子里不是最后一例。”
2004年6月，张海超到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做压力工和磨碎工。单位每年都组织工人进行体检，但从来没有告知过体检结果。直到2007年10月，张海超离职治疗，他还以为自己是肺结核。
2008年12月，河南省胸科医院诊断，张海超的尘肺可能性极大。因为该院没有职业病诊断资质，医生建议他查一下2007年的体检结果。为张海超做体检的河南省新密市卫生防疫站拒绝提供当年的体检报告，理由与黄福华案相同：体检费用是用人单位出的，只对单位负责。而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否认聘用过张海超。
张海超事件之后，有人建议他起诉高密市防疫站。拿到赔偿后，当地的卫生局副局长和防疫站站长也被免职，张海超便没有再追究。随着对更多尘肺工友遭遇的了解，张海超常常后悔没有走完维权的法律程序。“如果当初有关部门监管到位、恪尽职守，根本不用走到开胸验肺这一步。”
对黄福华来说，他想尽快进行工伤认定，向用人单位索赔，而不是让卫生院“承认错误”。在开庭的过程中，法官询问是否想调解。被告方表示，只要不用认错，赔偿金愿意多给。而张海超为黄福华代理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走法律程序，不能特事特办。
张海超安抚黄福华：“这个开庭对之后的赔偿很有积极作用，对全国的尘肺病群体来说，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开胸验肺”维权被媒体报道以后，张海超的生活有了变化。对身患尘肺却维权无门的尘肺工友来说，获得61.5万元赔偿的张海超是他们眼中的“救命稻草”。很多尘肺工友打来电话或到他家里寻求帮助。
最初几个月，大部分人是想通过他引起媒体关注。渐渐地，问法律程序的人多了起来。磕磕绊绊的，只有初中文化的张海超学起了法律知识，对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等内容烂熟于胸。张海超因此近视，戴上了300度的眼镜。
“通过媒体关注和庭外调解，只能解决尘肺工友的个人问题，对尘肺病群体意义不大。我希望能走法律程序，不再特事特办。”因为身体和经济原因，张海超只能选择性地做一些“有代表性的案子”。
一审判决的结果并不如人意。2012年6月15日，一审法院判决江南街道卫生院具有告知义务，但因为卫生院没有保存原始体检结果，驳回了黄福华的诉讼请求。
没有最初的体检结果，黄福华就无法得到工伤的鉴定。
按照当地惯例，职业病诊断和鉴定需要提供企业历年的环境监测报告、申请人个人的粉尘接触史、历年的健康档案等作为参考依据。黄福华所在单位拒绝提供环境监测报告，而江南卫生院又拿不出当初的体检报告。金华市职业病防治所给黄福华做出的诊断结果为：“符合二期尘肺特征，但无可靠性粉尘接触史。”
张海超拿着这个诊断结果询问了多名尘肺病专家，回答均是：这个诊断结果并没有将黄福华诊断为职业病。接下来的伤残鉴定和工伤赔偿更是无从谈起。
“名人效应”
为了这个似是而非的职业病诊断，张海超带着黄福华多次到职业病诊断鉴定部门交涉。在金华市职业病防治所，张海超与防治所的女所长吵了起来：“职业病诊断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一种不是，你这个结果是什么？”所长并不解释，只是说，“你不服，可以去申请鉴定。”张海超一遍遍重申着自己的观点：“单位拒绝提供这些材料，不利后果不应该由劳动者承担，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女所长还是那句话：“不服可以去鉴定。”
“我是张海超。”无奈下，张海超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女所长并不信：“我看你吵架这么有劲儿，也不像是有病。”她拉着张海超去胸片室拍了张胸片，确定是张海超后，所长的态度缓和了起来，还拉着张海超拍起了合影，搞得张海超哭笑不得。
当天下午，张海超来到金华市职业病鉴定中心为黄福华申请职业病鉴定。鉴定中心以黄福华的环境监测及健康档案等材料不全为由，拒绝受理。交涉无果后，张海超递上了一张名片。随后，鉴定中心受理了黄福华的职业病鉴定申请，最终鉴定为：“尘肺病二期。”
张海超知道，如果没有自己的名人效应，黄福华的职业病鉴定很难做下来。维权无门的尘肺工友，甚至希望效仿张海超“开胸验肺”来获得赔偿。 2009年冬天，“开胸验肺”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张海超的家里来了一对广西柳州的夫妇。男的比张海超大两岁，此行的目的是恳请张海超向实施“开胸验肺”的医院求情，也给自己做次手术。“真是走投无路了。”夫妻二人央求。“想效仿的，广西、贵州、甘肃的，都有。”
其实，在法律上，“开胸验肺”也没有必要了。2011年12月31日起，《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规定：“用人单位拒绝提供相关诊断材料或不如实提供的，应当根据劳动者自诉材料以及临床表现做出职业病诊断。”但执行起来，却很艰难。张海超剧烈地咳嗽起来：“很多职业病诊断还是很困难。医生很少考虑如果提供不来材料他们该怎么办。”
职业病诊断只是尘肺病维权的第一步。由于索赔耗时过长，很多尘肺病工人死在了维权的路上。
与死亡赛跑
2011年6月，张海超成为“大爱清尘”的志愿者，这个公益组织一直致力于救助罹患尘肺病的农民工。一个组织比张海超个人能发挥更大的力量，但在死亡面前，张海超常常感到无能为力。
2013年1月28日，张海超在微博里记录到：王铁苟，44岁。在登封三友磨料有限公司打工患上尘肺，今早六点死在了维权路上，留下了两岁多的儿子和七岁的女儿，还有80多岁多病的父母。生前曾想把身上可用的器官捐赠，我前天去医院看望他，并答应帮他联系捐赠事宜，可这一切都没来得及。
回忆起王铁苟，张海超的眼圈有些泛红。2009年，王铁苟曾找到张海超的家寻求帮助。当时王铁苟的身体状况不错，走路也喘得不厉害。多家医院告知王铁苟是尘肺病，但因为职业病诊断的门槛过高，他一直没有做成诊断。张海超事件以后，王铁苟也做上了职业病诊断，但是后续医药费却迟迟无法到位。
后来，张海超去王铁苟家找他，王铁苟已经发烧38度一个多月，没钱治病只能在家里苦捱。在和张海超说话的过程中，王铁苟突然出现呼吸衰竭。张海超为王铁苟垫付了一万元医药费，暂时渡过了难关。但王铁苟的后续医药费案却将所有人折磨得筋疲力尽。
代理律师王胜利说：“王铁苟经历了劳动监察、职业病诊断、工伤认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劳动仲裁、民事一审、二审、第二次劳动仲裁、第三次劳动仲裁、两次执行，目前第四次劳动仲裁还未提起就被憋死了。”2012年3月，在郑州中院开庭时，连厂方的代理律师都被拖得筋疲力尽，当庭表示不再为其代理。
在王铁苟案的调解中，单位只愿意一次性赔付十几万元，但王铁苟已经花费了七八万元的医药费，最后达成了分期赔付的方式。
王铁苟经常住院，每次住院都要自己垫付医药费。找单位报销的时候，单位却不肯出钱，只能申请劳动仲裁。仲裁之后，单位还是不肯配合，便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再后来，每个月工资都要申请仲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2012年的10月，劳动局找到张海超，“你们一两个月就来一回，增加了我们的工作成本，能不能一年来一次，或者攒够多少万再来？”张海超反问：“你们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怎么不去做单位的思想工作？他们一次性拿出来20万，我们钱花完了再找他。让王铁苟垫付那么多，他的手里得有钱啊！”
王铁苟去世时，手里的医药费单子还有一大摞。去世前几个月，王铁苟每月的医药费已经达到了一万多元。“尘肺病到后期，医药费就是个无底洞。”张海超说，“要是拿不到赔偿的，那只能等死了。”
死神跑赢赔偿的悲剧，一直不断上演。
河南登封，颖阳镇陈沟村，凄厉的唢呐划破了村庄的宁静。2013年1月6日，孙武勋、孙石衮一夜之间双双毙命。一个村庄在同一天下葬了两个因尘肺而死的村民，留下了老人和年幼的孩子。送葬的队伍中，有很多同样是尘肺病人。他们担心：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陈沟村20多人集体挖煤，患上尘肺病后集体维权。因为所在煤矿的名称在1995年到2007年间变更了6次，仅仅确定用工关系，便耗时3年。在漫长的等待中，无钱医治的尘肺工友跪在床上艰难地呼吸，肺部逐渐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最终活活憋死。
张海超语气有些绝望说：“这样的社会矛盾在一点点积攒着，现在是毁了一个小家，如果还这样肆无忌惮地发展下去，迟早会毁了一个国家。”
谁来还债
上世纪90年代初，小矿山、小企业遍地开花。由于生产环境恶劣，防护条件和防护意识较差，很多人在很短时间内就患上了尘肺病。
据卫生部公开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49970例，其中尘肺病676541例，占比90%。目前，我国的职业病统计数据是通过职业健康监护获得的，大量的职业危害因素集中、问题严重的中小企业和乡镇、私营、个体企业职工，并不在健康监护范围之内。据公益组织“大爱清尘”估计，目前，仅尘肺病实际患病人数就将超过600万例。劳务派遣工、农民工和非正规就业劳动者是遭受职业危害的重点人群。
为尘肺工友维权三年多，张海超面对着大量复杂的尘肺病案例。一些尘肺工友艰难地拿到职业病诊断后，却发现原来的企业被注销了。有的企业因为环境检测不合格，干上几年就注销了，又在原址上再次申请一个公司，多次反复。
劳动局向维权的尘肺工人解释：“企业注销，就像一个人已经死了。现在的企业跟你没有任何用工关系。”企业被承包、转让，注销后又原址注册，在一些企业主赚满腰包的同时，尘肺工人甚至不知道谁该为自己的健康买单。
多次与张海超合作的维权律师张士谦在2012年11月份，代理了4个尘肺赔偿案件。开庭时，竟然发现有三个案子告错了被告人。“工人干活的时候只认识包工头，也不知道公司到底叫什么名字。还有的企业为了避免赔偿，让工人轮换着地方干活。”
2011年，修订后的《工伤保险条例》正式实施，按照规定，如果企业破产倒闭，将由当地的民政部门负责对尘肺工人的医疗救治和生活救助。然而民政部门只能为尘肺病人办理低保，大部分地区的“新农合”并没有把尘肺病划为医疗报销的范围。 如今，只要有人来咨询，张海超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了吗？你买社会保险了吗？”
张海超打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社保，老板给买个100多块钱的意外险就很知足了。许多农民工为了找到工作，宁可不签合同、不上保险。“如果有合同和社保，工伤赔偿便可以走正常的法律程序，由社保支付。”
在张海超的明察暗访中，很多企业钻空子，社保普及率还是很低。“有的厂家，1000名工人，只买一百份工伤保险，不填名字，谁出事了，再填谁的名字。”
《2012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显示：目前1/3的单位仍然存在未及时参保缴费甚至漏缴的问题。只有31%的单位做到了合规缴纳，统一按最低基数缴纳的占到近1/3；而民营企业和50人以下小规模企业尤为严重，合规缴纳占比不到20%。
一些企业为了避免赔偿，甚至钻起了国家的空子。
张海超开胸验肺后不久，2009年8月，张海超所在单位为所有职工做了健康体检。体检过后，单位并没有让尘肺工人去做职业病诊断，而是在补交了社会保险后，才让他们去做诊断。工人们拿着职业病诊断来找单位。单位说已经买了社保，应该由社保承担赔偿。找到社保部门，社保部门非常冤枉：“谁都知道张海超是05、06年就得了尘肺病，你们这明显是骗保。”直到2009年12月份，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介入，社保局才改了口：“尽管我们怀疑他们（早就）有尘肺病，但是法律上是以职业病诊断证书上的时间为准，日期是在工伤保险生效以后，我们应该赔。”
社保局吃了哑巴亏。律师张士谦说：“确实存在法律漏洞，而且也有人钻成了这个空子。但是为了弱势群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按照《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和《工商保险条例》的强制规定，企业必须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张士谦诘问：“尘肺病工人没有工伤保险，没有安全保障，劳动部门的监管何在？政府给这些人买单，是在偿还过去欠下的债。”
可有些债，却只能让工人自己来还，用生命。
孩子寒假，张海超把年仅7岁的女儿带在身边。女儿在电视上找动画片，却见到了对张海超的采访。节目中说，因为尘肺三期，张海超最多能活到40岁。
“爸爸，你今年几岁了？”
“32岁。”
女儿掰着指头数了数，“爸爸，怎么办？你死的时候，我还那么小。”
2009年6月，28岁的张海超在郑州一家医院，用手术打开自己的胸膛，对肺进行活检，最终确诊为“尘肺病三期”。张海超用这种惨烈方式获得61.5万元的工伤赔偿之后，许多尘肺工友开始向他寻求帮助。
从2009年底为尘肺工友维权至今，张海超参与案件100多起，接触尘肺患者1000多人，维权成功的只有寥寥十几起。
不能再“特事特办”
张海超第一次以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是在一年前。在浙江省永康市，农民工黄福华虽然在单位的安排下做了体检，但体检机构却拒绝向他提供患有尘肺病的体检结果。
张海超代理了这起案子，他选择先状告为黄做体检的永康市江南街道卫生院，侵犯了黄福华的健康知情权。
由于过于激动，张海超在开庭的头一天睡得并不好。为了避免感冒，早就准备的衬衫和格子西装也没能在法庭上亮相。开庭持续了将近两小时，大部分时间张海超都沉默，直到当庭辩论，张海超才开始讲话。说到激动时，张海超提高了声音：“我就不相信，一个中国公民连自己的健康知情权都没有了？”
第二代理人张士谦律师提出：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49条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人时，应当告知劳动者本人并及时通知用人单位。
张海超代理黄福华案子的重要原因是，黄福华的案子与他当初的遭遇相似。张海超觉得，“隐瞒体检结果这个事情，在我的案子里不是第一例，在黄福华的案子里不是最后一例。”
2004年6月，张海超到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做压力工和磨碎工。单位每年都组织工人进行体检，但从来没有告知过体检结果。直到2007年10月，张海超离职治疗，他还以为自己是肺结核。
2008年12月，河南省胸科医院诊断，张海超的尘肺可能性极大。因为该院没有职业病诊断资质，医生建议他查一下2007年的体检结果。为张海超做体检的河南省新密市卫生防疫站拒绝提供当年的体检报告，理由与黄福华案相同：体检费用是用人单位出的，只对单位负责。而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否认聘用过张海超。
张海超事件之后，有人建议他起诉高密市防疫站。拿到赔偿后，当地的卫生局副局长和防疫站站长也被免职，张海超便没有再追究。随着对更多尘肺工友遭遇的了解，张海超常常后悔没有走完维权的法律程序。“如果当初有关部门监管到位、恪尽职守，根本不用走到开胸验肺这一步。”
对黄福华来说，他想尽快进行工伤认定，向用人单位索赔，而不是让卫生院“承认错误”。在开庭的过程中，法官询问是否想调解。被告方表示，只要不用认错，赔偿金愿意多给。而张海超为黄福华代理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走法律程序，不能特事特办。
张海超安抚黄福华：“这个开庭对之后的赔偿很有积极作用，对全国的尘肺病群体来说，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开胸验肺”维权被媒体报道以后，张海超的生活有了变化。对身患尘肺却维权无门的尘肺工友来说，获得61.5万元赔偿的张海超是他们眼中的“救命稻草”。很多尘肺工友打来电话或到他家里寻求帮助。
最初几个月，大部分人是想通过他引起媒体关注。渐渐地，问法律程序的人多了起来。磕磕绊绊的，只有初中文化的张海超学起了法律知识，对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等内容烂熟于胸。张海超因此近视，戴上了300度的眼镜。
“通过媒体关注和庭外调解，只能解决尘肺工友的个人问题，对尘肺病群体意义不大。我希望能走法律程序，不再特事特办。”因为身体和经济原因，张海超只能选择性地做一些“有代表性的案子”。
一审判决的结果并不如人意。2012年6月15日，一审法院判决江南街道卫生院具有告知义务，但因为卫生院没有保存原始体检结果，驳回了黄福华的诉讼请求。
没有最初的体检结果，黄福华就无法得到工伤的鉴定。
按照当地惯例，职业病诊断和鉴定需要提供企业历年的环境监测报告、申请人个人的粉尘接触史、历年的健康档案等作为参考依据。黄福华所在单位拒绝提供环境监测报告，而江南卫生院又拿不出当初的体检报告。金华市职业病防治所给黄福华做出的诊断结果为：“符合二期尘肺特征，但无可靠性粉尘接触史。”
张海超拿着这个诊断结果询问了多名尘肺病专家，回答均是：这个诊断结果并没有将黄福华诊断为职业病。接下来的伤残鉴定和工伤赔偿更是无从谈起。
“名人效应”
为了这个似是而非的职业病诊断，张海超带着黄福华多次到职业病诊断鉴定部门交涉。在金华市职业病防治所，张海超与防治所的女所长吵了起来：“职业病诊断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一种不是，你这个结果是什么？”所长并不解释，只是说，“你不服，可以去申请鉴定。”张海超一遍遍重申着自己的观点：“单位拒绝提供这些材料，不利后果不应该由劳动者承担，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女所长还是那句话：“不服可以去鉴定。”
“我是张海超。”无奈下，张海超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女所长并不信：“我看你吵架这么有劲儿，也不像是有病。”她拉着张海超去胸片室拍了张胸片，确定是张海超后，所长的态度缓和了起来，还拉着张海超拍起了合影，搞得张海超哭笑不得。
当天下午，张海超来到金华市职业病鉴定中心为黄福华申请职业病鉴定。鉴定中心以黄福华的环境监测及健康档案等材料不全为由，拒绝受理。交涉无果后，张海超递上了一张名片。随后，鉴定中心受理了黄福华的职业病鉴定申请，最终鉴定为：“尘肺病二期。”
张海超知道，如果没有自己的名人效应，黄福华的职业病鉴定很难做下来。维权无门的尘肺工友，甚至希望效仿张海超“开胸验肺”来获得赔偿。 2009年冬天，“开胸验肺”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张海超的家里来了一对广西柳州的夫妇。男的比张海超大两岁，此行的目的是恳请张海超向实施“开胸验肺”的医院求情，也给自己做次手术。“真是走投无路了。”夫妻二人央求。“想效仿的，广西、贵州、甘肃的，都有。”
其实，在法律上，“开胸验肺”也没有必要了。2011年12月31日起，《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规定：“用人单位拒绝提供相关诊断材料或不如实提供的，应当根据劳动者自诉材料以及临床表现做出职业病诊断。”但执行起来，却很艰难。张海超剧烈地咳嗽起来：“很多职业病诊断还是很困难。医生很少考虑如果提供不来材料他们该怎么办。”
职业病诊断只是尘肺病维权的第一步。由于索赔耗时过长，很多尘肺病工人死在了维权的路上。
与死亡赛跑
2011年6月，张海超成为“大爱清尘”的志愿者，这个公益组织一直致力于救助罹患尘肺病的农民工。一个组织比张海超个人能发挥更大的力量，但在死亡面前，张海超常常感到无能为力。
2013年1月28日，张海超在微博里记录到：王铁苟，44岁。在登封三友磨料有限公司打工患上尘肺，今早六点死在了维权路上，留下了两岁多的儿子和七岁的女儿，还有80多岁多病的父母。生前曾想把身上可用的器官捐赠，我前天去医院看望他，并答应帮他联系捐赠事宜，可这一切都没来得及。
回忆起王铁苟，张海超的眼圈有些泛红。2009年，王铁苟曾找到张海超的家寻求帮助。当时王铁苟的身体状况不错，走路也喘得不厉害。多家医院告知王铁苟是尘肺病，但因为职业病诊断的门槛过高，他一直没有做成诊断。张海超事件以后，王铁苟也做上了职业病诊断，但是后续医药费却迟迟无法到位。
后来，张海超去王铁苟家找他，王铁苟已经发烧38度一个多月，没钱治病只能在家里苦捱。在和张海超说话的过程中，王铁苟突然出现呼吸衰竭。张海超为王铁苟垫付了一万元医药费，暂时渡过了难关。但王铁苟的后续医药费案却将所有人折磨得筋疲力尽。
代理律师王胜利说：“王铁苟经历了劳动监察、职业病诊断、工伤认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劳动仲裁、民事一审、二审、第二次劳动仲裁、第三次劳动仲裁、两次执行，目前第四次劳动仲裁还未提起就被憋死了。”2012年3月，在郑州中院开庭时，连厂方的代理律师都被拖得筋疲力尽，当庭表示不再为其代理。
在王铁苟案的调解中，单位只愿意一次性赔付十几万元，但王铁苟已经花费了七八万元的医药费，最后达成了分期赔付的方式。
王铁苟经常住院，每次住院都要自己垫付医药费。找单位报销的时候，单位却不肯出钱，只能申请劳动仲裁。仲裁之后，单位还是不肯配合，便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再后来，每个月工资都要申请仲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2012年的10月，劳动局找到张海超，“你们一两个月就来一回，增加了我们的工作成本，能不能一年来一次，或者攒够多少万再来？”张海超反问：“你们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怎么不去做单位的思想工作？他们一次性拿出来20万，我们钱花完了再找他。让王铁苟垫付那么多，他的手里得有钱啊！”
王铁苟去世时，手里的医药费单子还有一大摞。去世前几个月，王铁苟每月的医药费已经达到了一万多元。“尘肺病到后期，医药费就是个无底洞。”张海超说，“要是拿不到赔偿的，那只能等死了。”
死神跑赢赔偿的悲剧，一直不断上演。
河南登封，颖阳镇陈沟村，凄厉的唢呐划破了村庄的宁静。2013年1月6日，孙武勋、孙石衮一夜之间双双毙命。一个村庄在同一天下葬了两个因尘肺而死的村民，留下了老人和年幼的孩子。送葬的队伍中，有很多同样是尘肺病人。他们担心：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陈沟村20多人集体挖煤，患上尘肺病后集体维权。因为所在煤矿的名称在1995年到2007年间变更了6次，仅仅确定用工关系，便耗时3年。在漫长的等待中，无钱医治的尘肺工友跪在床上艰难地呼吸，肺部逐渐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最终活活憋死。
张海超语气有些绝望说：“这样的社会矛盾在一点点积攒着，现在是毁了一个小家，如果还这样肆无忌惮地发展下去，迟早会毁了一个国家。”
谁来还债
上世纪90年代初，小矿山、小企业遍地开花。由于生产环境恶劣，防护条件和防护意识较差，很多人在很短时间内就患上了尘肺病。
据卫生部公开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49970例，其中尘肺病676541例，占比90%。目前，我国的职业病统计数据是通过职业健康监护获得的，大量的职业危害因素集中、问题严重的中小企业和乡镇、私营、个体企业职工，并不在健康监护范围之内。据公益组织“大爱清尘”估计，目前，仅尘肺病实际患病人数就将超过600万例。劳务派遣工、农民工和非正规就业劳动者是遭受职业危害的重点人群。
为尘肺工友维权三年多，张海超面对着大量复杂的尘肺病案例。一些尘肺工友艰难地拿到职业病诊断后，却发现原来的企业被注销了。有的企业因为环境检测不合格，干上几年就注销了，又在原址上再次申请一个公司，多次反复。
劳动局向维权的尘肺工人解释：“企业注销，就像一个人已经死了。现在的企业跟你没有任何用工关系。”企业被承包、转让，注销后又原址注册，在一些企业主赚满腰包的同时，尘肺工人甚至不知道谁该为自己的健康买单。
多次与张海超合作的维权律师张士谦在2012年11月份，代理了4个尘肺赔偿案件。开庭时，竟然发现有三个案子告错了被告人。“工人干活的时候只认识包工头，也不知道公司到底叫什么名字。还有的企业为了避免赔偿，让工人轮换着地方干活。”
2011年，修订后的《工伤保险条例》正式实施，按照规定，如果企业破产倒闭，将由当地的民政部门负责对尘肺工人的医疗救治和生活救助。然而民政部门只能为尘肺病人办理低保，大部分地区的“新农合”并没有把尘肺病划为医疗报销的范围。 如今，只要有人来咨询，张海超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了吗？你买社会保险了吗？”
张海超打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社保，老板给买个100多块钱的意外险就很知足了。许多农民工为了找到工作，宁可不签合同、不上保险。“如果有合同和社保，工伤赔偿便可以走正常的法律程序，由社保支付。”
在张海超的明察暗访中，很多企业钻空子，社保普及率还是很低。“有的厂家，1000名工人，只买一百份工伤保险，不填名字，谁出事了，再填谁的名字。”
《2012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显示：目前1/3的单位仍然存在未及时参保缴费甚至漏缴的问题。只有31%的单位做到了合规缴纳，统一按最低基数缴纳的占到近1/3；而民营企业和50人以下小规模企业尤为严重，合规缴纳占比不到20%。
一些企业为了避免赔偿，甚至钻起了国家的空子。
张海超开胸验肺后不久，2009年8月，张海超所在单位为所有职工做了健康体检。体检过后，单位并没有让尘肺工人去做职业病诊断，而是在补交了社会保险后，才让他们去做诊断。工人们拿着职业病诊断来找单位。单位说已经买了社保，应该由社保承担赔偿。找到社保部门，社保部门非常冤枉：“谁都知道张海超是05、06年就得了尘肺病，你们这明显是骗保。”直到2009年12月份，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介入，社保局才改了口：“尽管我们怀疑他们（早就）有尘肺病，但是法律上是以职业病诊断证书上的时间为准，日期是在工伤保险生效以后，我们应该赔。”
社保局吃了哑巴亏。律师张士谦说：“确实存在法律漏洞，而且也有人钻成了这个空子。但是为了弱势群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按照《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和《工商保险条例》的强制规定，企业必须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张士谦诘问：“尘肺病工人没有工伤保险，没有安全保障，劳动部门的监管何在？政府给这些人买单，是在偿还过去欠下的债。”
可有些债，却只能让工人自己来还，用生命。
孩子寒假，张海超把年仅7岁的女儿带在身边。女儿在电视上找动画片，却见到了对张海超的采访。节目中说，因为尘肺三期，张海超最多能活到40岁。
“爸爸，你今年几岁了？”
“32岁。”
女儿掰着指头数了数，“爸爸，怎么办？你死的时候，我还那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