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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6月18日印度边防人员非法越界进入中国境内、企图阻止中国在洞朗地区的道路施工、挑起中印边境对峙，到目前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尽管是非曲直非常清楚，中国外交部也以大量史料为依据，指出印方越境行为的非法性，警告并敦促印方无条件将越界边防部队撤回到边界线印方一侧。但不知道是“骑虎难下”还是“有意为之”，迄今为止，印度并没有释放任何撤退信号，该对峙已经成为中印自1962年边界冲突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事件。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此次印度非法越境而导致的洞朗对峙，存在内部驱动与外部因素两方面的原因。
内部因素：第一，为总统大选“造势”。对峙发生一个月之后的7月17日，印度即举行总统大选。莫迪政府希望印度人民党（BJP）候选人拉姆·纳特·考文德胜出，从而夯实执政党在议会的权力基础。果然。印度选举委员会7月20日宣布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显示，考文德以2930张选票成功当选印度总统，以绝对优势击败反对党提名的候选人。这一结果不仅可以巩固执政党在人民院（议会下院）的势力，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目前在联邦院（议会上院）实力不如反对党国大党的情势。第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矛盾。莫迪执政以来，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废钞、征地、税改等。这些措施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激化并积累了不少矛盾。此次中国在洞朗地区修路，无形之中成为印度政府转嫁国内矛盾的“契机”。莫迪有意借此机会，将国内不利的舆论氛围转变为积极的民意支持。一直以来，受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中国因素”极易引发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第三，减缓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依赖速度。目前中国的手机、家电和玩具等消费品正在加速占领印度市场，这让莫迪政府担心会造成更大的对华贸易逆差并冲击到印度国内产业的发展。
外部因素：第一，中国在洞朗地区修建公路和基础设施增加了印度的担心，印度建立在“地缘政治想象”基础上的“威胁感”加大了。印度担心中国修建公路和基础设施会使洞朗地区由原来的中国—不丹“争议区”转变为中国实际控制区。他们还认为该地区有可能成为一把“尖刀”，而它一旦插入被印度称为“鸡脖子”的西里古里走廊，就成为中国“肢解”印度的“利器”，增加印度在陆地方向的战略被动。第二，印军越境行为也有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通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表示不满之意。近年来，不断深化的中巴关系，让印度认为“有理由”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甚至是“假想敌”。特别是，建设力度不断加大的中巴经济走廊在印度看来简直“如鲠在喉”。第三，与印度没能如愿加入核供应集团而产生的“挫败感”和“失落感”有关。2016年印度没有如愿加入核供应集团，其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中国。第四，为印度联合美日进行军演寻找“借口”。印度惯用“中国威胁”来为其国防建设和联合军演寻找理由，此次在边境滋事也是在为联合美日在孟加拉湾进行首次“航母军演”寻找借口，回应“中国潜艇进入印度洋”。
此次中印边境对峙事件引发了两国外交和媒体之间激烈的“语言对峙”，但更值得思考的是该事件背后不断加剧的中印战略竞争关系。多年来，中国在对印关系中，并未将印度当作对手，对印政策始终展现的是一种积极合作的姿态，但印度却不那么“领情”。在印度的对华认知中，首先，它认为中国是印度追赶的目标，中印之间现实的实力差距对印度构成了威胁，中国被定位为印度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对手”。其次，印度还认为中国经营与南亚国家的关系和进入“印度的后院”印度洋，将会改变这一地区的地缘战略格局并挑战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霸主地位，削弱印度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另外，印度还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逐渐形成对其的包围态势，中国被印度定位为战略竞争中的“假想敌”。因此，可以说，印度这次的越境行为是其基于对中国周边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错误理解”，是对中国在洞朗地区修建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误读”，以及基于地缘政治想象对整个战略形势的“误判”，但它反映了中印战略竞争的加剧。
从长远看，印度之于中国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都不大可能指望印度助力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重视印度。印度是南亚最具实力的国家，是除美国之外对印度洋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也是中国周边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邻国。因此，中国需要重视印度，需要加深对印度的认识，更需要搞清楚印度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印度的对华外交战略与政策走向是什么。
中印加起来有25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如果两国能很好地进行合作，不仅双方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整个世界也对两国合作之于全球经济的贡献寄予厚望。另外，良好的经济合作还可以成为维系双边政治关系的压舱石，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距离。
近年来，由于印度对华“观念对峙”而使两国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合作困境”。印度的权力阶层和知识精英习惯于根据“地缘政治想象”所构建的“地理事实”来展开战略应对，而正是这种“地缘政治想象”成为认知错位、甚至导致安全困境与地区冲突的主要来源，这也是中印之间无论政治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存在误解和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对于印度来说，中国是一个追赶对象，同时也是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不仅受独立之初的开国总理尼赫鲁关于印度必须在亚洲和世界事务方面发挥大国作用的观念影响，也颇受深厚的“门罗主义”情结的影响。印度不仅将南亚次大陆的邻国视为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意欲将安全范围通过“东向行动”政策扩展到太平洋及其更广泛的地区。几乎印度所有的南亚邻国，在面对印度的压力之下，都或多或少地希望借助外部力量，以创造一种有利于自身的均衡。而这正是印度最为担心的，不丹也不例外。中国被印度视为影响其经营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的一个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因此，印度对华即便是经济合作，也会建立在对战略环境的评估基础之上，难以离开地缘政治因素进行考量。印度战略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对于“中国威胁”的认知，也是伴随着各种事件的变化而此消彼长。比如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过度的“疑虑”，特别是对中巴经济走廊非常不满甚至抗議，即便对已经上升到一轨层面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也持有明显的戒心。
笔者认为，中国需要将中印关系置于亚太甚至全球背景下考量，至少需要从区域层面而非双边层面考量，从中国的南亚政策和印度洋战略视角考量。可以预见，印度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想象和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将进一步助推中印地缘战略竞争，使得中印关系充满挑战，中印关系的复杂性超过预期。
（作者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国内民意煽动 “地缘政治想象”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此次印度非法越境而导致的洞朗对峙，存在内部驱动与外部因素两方面的原因。
内部因素：第一，为总统大选“造势”。对峙发生一个月之后的7月17日，印度即举行总统大选。莫迪政府希望印度人民党（BJP）候选人拉姆·纳特·考文德胜出，从而夯实执政党在议会的权力基础。果然。印度选举委员会7月20日宣布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显示，考文德以2930张选票成功当选印度总统，以绝对优势击败反对党提名的候选人。这一结果不仅可以巩固执政党在人民院（议会下院）的势力，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目前在联邦院（议会上院）实力不如反对党国大党的情势。第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矛盾。莫迪执政以来，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废钞、征地、税改等。这些措施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激化并积累了不少矛盾。此次中国在洞朗地区修路，无形之中成为印度政府转嫁国内矛盾的“契机”。莫迪有意借此机会，将国内不利的舆论氛围转变为积极的民意支持。一直以来，受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中国因素”极易引发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第三，减缓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依赖速度。目前中国的手机、家电和玩具等消费品正在加速占领印度市场，这让莫迪政府担心会造成更大的对华贸易逆差并冲击到印度国内产业的发展。
外部因素：第一，中国在洞朗地区修建公路和基础设施增加了印度的担心，印度建立在“地缘政治想象”基础上的“威胁感”加大了。印度担心中国修建公路和基础设施会使洞朗地区由原来的中国—不丹“争议区”转变为中国实际控制区。他们还认为该地区有可能成为一把“尖刀”，而它一旦插入被印度称为“鸡脖子”的西里古里走廊，就成为中国“肢解”印度的“利器”，增加印度在陆地方向的战略被动。第二，印军越境行为也有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通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表示不满之意。近年来，不断深化的中巴关系，让印度认为“有理由”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甚至是“假想敌”。特别是，建设力度不断加大的中巴经济走廊在印度看来简直“如鲠在喉”。第三，与印度没能如愿加入核供应集团而产生的“挫败感”和“失落感”有关。2016年印度没有如愿加入核供应集团，其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中国。第四，为印度联合美日进行军演寻找“借口”。印度惯用“中国威胁”来为其国防建设和联合军演寻找理由，此次在边境滋事也是在为联合美日在孟加拉湾进行首次“航母军演”寻找借口，回应“中国潜艇进入印度洋”。
不断加剧的中印战略竞争
此次中印边境对峙事件引发了两国外交和媒体之间激烈的“语言对峙”，但更值得思考的是该事件背后不断加剧的中印战略竞争关系。多年来，中国在对印关系中，并未将印度当作对手，对印政策始终展现的是一种积极合作的姿态，但印度却不那么“领情”。在印度的对华认知中，首先，它认为中国是印度追赶的目标，中印之间现实的实力差距对印度构成了威胁，中国被定位为印度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对手”。其次，印度还认为中国经营与南亚国家的关系和进入“印度的后院”印度洋，将会改变这一地区的地缘战略格局并挑战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霸主地位，削弱印度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另外，印度还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逐渐形成对其的包围态势，中国被印度定位为战略竞争中的“假想敌”。因此，可以说，印度这次的越境行为是其基于对中国周边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错误理解”，是对中国在洞朗地区修建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误读”，以及基于地缘政治想象对整个战略形势的“误判”，但它反映了中印战略竞争的加剧。
从长远看，印度之于中国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都不大可能指望印度助力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重视印度。印度是南亚最具实力的国家，是除美国之外对印度洋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也是中国周边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邻国。因此，中国需要重视印度，需要加深对印度的认识，更需要搞清楚印度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印度的对华外交战略与政策走向是什么。
中印加起来有25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如果两国能很好地进行合作，不仅双方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整个世界也对两国合作之于全球经济的贡献寄予厚望。另外，良好的经济合作还可以成为维系双边政治关系的压舱石，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距离。
中印关系的复杂性超过预期
近年来，由于印度对华“观念对峙”而使两国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合作困境”。印度的权力阶层和知识精英习惯于根据“地缘政治想象”所构建的“地理事实”来展开战略应对，而正是这种“地缘政治想象”成为认知错位、甚至导致安全困境与地区冲突的主要来源，这也是中印之间无论政治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存在误解和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对于印度来说，中国是一个追赶对象，同时也是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不仅受独立之初的开国总理尼赫鲁关于印度必须在亚洲和世界事务方面发挥大国作用的观念影响，也颇受深厚的“门罗主义”情结的影响。印度不仅将南亚次大陆的邻国视为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意欲将安全范围通过“东向行动”政策扩展到太平洋及其更广泛的地区。几乎印度所有的南亚邻国，在面对印度的压力之下，都或多或少地希望借助外部力量，以创造一种有利于自身的均衡。而这正是印度最为担心的，不丹也不例外。中国被印度视为影响其经营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的一个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因此，印度对华即便是经济合作，也会建立在对战略环境的评估基础之上，难以离开地缘政治因素进行考量。印度战略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对于“中国威胁”的认知，也是伴随着各种事件的变化而此消彼长。比如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过度的“疑虑”，特别是对中巴经济走廊非常不满甚至抗議，即便对已经上升到一轨层面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也持有明显的戒心。
笔者认为，中国需要将中印关系置于亚太甚至全球背景下考量，至少需要从区域层面而非双边层面考量，从中国的南亚政策和印度洋战略视角考量。可以预见，印度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想象和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将进一步助推中印地缘战略竞争，使得中印关系充满挑战，中印关系的复杂性超过预期。
（作者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