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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沃龙佐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朝鲜半岛—蒙古学部主任）：
现阶段东北亚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在各方对现有和潜在威胁、风险的理解存在偏差和对立的情况下，如何构建安全体系并选择应对方案。
美日韩将朝鲜的“破坏行为”和“侵略意图”视为地区安全的首要威胁。他们的依据是：朝鲜意图使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朝鲜有能力借助本国弹道导弹对日本发动攻击，长远来看也有打到美国本土的可能。华盛顿及其盟友将平壤列入“邪恶国家”名单，指责其为了研制导弹从海外购买核技术，并涉嫌使用假币、贩卖毒品以填补国家经费的不足。
平壤方面将美国及其盟友视为重大安全威胁。他们确信美国的目标是颠覆朝鲜现行体制——或者通过精准打击朝鲜的关键军事设施、民用基础设施、核心管理部门的方式，或者以在“极端情况”下通过国际孤立和金融封锁的方式，或者借助西方价值观发动民众提出变革要求，运用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打心理战以从内部瓦解朝鲜。面对“敌对势力”的威胁，平壤认为拥有核武器是现阶段消除贫困和罪恶的唯一可信赖手段，坚信如果放弃核潜力，国家就会毫不设防地暴露在“侵略者”面前，也不再会有任何人愿与其继续开展对话。
根据俄罗斯学术界的观察，中方目前的一种立场是，东北亚地区正处于新的转型过程中，应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要急于求成。中方主张首先在各方共同面临的军事、经济、生态威胁问题上达成共识，然后逐步建立相关区域合作机制，最后整合出一个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东北亚机制。换句话说，北京原则上赞同多边对话与合作，同时认为任何刻意加速局势发展变化的做法都是冒险和不合时宜的。另外一种观点是，优先积极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讨论和解决军事安全问题创造条件，为加强地区国家间相互理解与信任提供基础。如果中日韩三边合作在投资、贸易领域达到较高水平，俄罗斯、蒙古、朝鲜就可能寻求加入。
事实上，实现东北亚互利合作的阻力很大。一段时间来，俄方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半岛区域合作的项目建议，比如“朝鲜半岛铁路”项目能使朝韩两国的集装箱货物经陆路直接运往欧洲，“大型能源环”项目可将俄远东地区的能源直接输送至朝鲜半岛，“半岛天然气管道”项目建成后可以实现俄气经朝输韩。但半岛极高的军事安全风险指标吓跑了潜在投资者，有关项目现阶段根本无法启动。
朝核问题是东北亚和平安全体系建设无法绕开的障碍。曾有一段时期，利益完全不同的各方联合起来压朝弃核，但收效甚微。随之出现的问题是：放弃北京六方会谈，还是推动六方会谈转而寻求解决另外一些同样复杂的问题？目前来看，各方都希望保留六方会谈机制，但对其未来议题和定位莫衷一是。一些六方会谈的参与人员认为，即便步入“后核时代”，无核的朝鲜依然会像以前那样充当地区不稳定因素的源头，因而必须对平壤进行不间断的外部监督，六方会谈这个平台正是实施监督的理想工具。不管怎样，六方会谈可以考虑纳入更多涉及核导问题的议题，然后向政治、战略议题过渡。问题在于，朝鲜能接受这样的路线图吗？何时以何手段重启六方会谈？国际社会有能力采取强制手段迫朝“融入文明体系”吗？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为实现东北亚持久和平，应当在什么阶段、以何种方式正式结束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协定并未终结的战争状态？换言之，这个问题是否超出了和平安全机制的范畴，以至于各方必须直接跨越到机制建设的最后一步——由美国（代表联合国）、中国、朝鲜、韩国签署和平协议？
建立未来区域和平安全机制的前景仍然十分模糊，哪怕是前期构想都不令人乐观。规划中的多边框架下汇集了众多强大的参与者，将这个尚未问世的机制据为己有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此外，区域机制不是灵丹妙药，许多敏感问题并不能指望通过它来解决。与东北亚区域和平安全机制建设停滞不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近两、三年，亚太地区针锋相对的机制性安排在加速发展，比如美日韩、美日澳、中日韩三边对话合作，它们都在讨论新型的地区框架，协调参与国的对外政策方针，确定现存威胁以及对抗它们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借助以自己为核心、美日澳三方战略合作为样板的地区联盟维持其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意图越来越明晰，这将使东北亚尚未建立的和平安全机制面临胎死腹中的危险。
白永瑞（韩国延世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虽然自1990年代初以来，世界已经进入了后冷战时期，但在东北亚地区尚未形成稳定的新秩序。我们切身体会到，由于历史问题和领土纷争，东北亚各国相互憎恶的情感正在形成恶性循环。网络媒体的发展使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与不安助长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加剧了东北亚地区的不稳定性。最近一些韩国学者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即“分断体制”，用来说明这一特点。
所谓“分断体制”，是在全球去冷战的状况下，东北亚仍延续着不同战略利益和取向导致的“分断”，具体而言就是中国与美日同盟之间的“大分断”，与之紧密相连的朝鲜半岛南北之间和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小分断”，加起来形成一个“重叠的分断结构”，也即“安全断层”。
目前延续东北亚“分断体制”的要素是，地缘政治上的紧张、政治社会体制上的差异，以及历史心理上的隔膜。仅靠公民社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无法消除东北亚地区日渐高涨的“相互憎恶循环”，因为这是种种矛盾累积的一个外在归结点，而要从根本上消除种种矛盾，需要解体“分断结构”。由此，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促使“分断结构”解体的原动力来自哪里？我认为，需要通过灵活穿梭于“大分断线”两端的大和解，以及“小分断”内部的交流合作来实现。
回顾东北亚“分断结构”的历史，可以发现其曾在三个阶段被显著动摇过。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韩国、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开始发生变化。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初韩俄、韩中建交，台湾海峡两岸开始交流，东北亚内部的亲善气氛骤增。第三个阶段就是本世纪初通过中日韩之间的区域合作培育出东北亚和平合作与共生体制的雏形。 当然，东北亚“分断结构”解体的原动力并不仅仅来源于“小分断”上的变革，而是必须呼唤中国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一再宣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但是，如果其善意言行得不到周边国家应有的回应，不能赢得周边国家的足够信任，那么中国最终会感到失望，这种失望有可能转化为更加强烈的对外部世界的警惕心理，进而形成不可忽视的危机感并在行动上有所体现。我要说的是，如果中国真心致力于并且要主导东北亚和平进程，仅仅走出历史悲情、获得平常心是不够的，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强大了。中国需要充分认识到自身任何举动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主动承担更大的责任，推动“分断结构”的解体。即便不能马上解除敌意，至少要能发挥削弱敌意、引向和解的作用。
我把朝鲜半岛“小分断体制”视作一个“核心现场”，认为在这个“核心现场”里具备使沟通、和解成为可能的普遍要素。记得禅语里有一句话“随处作主，立处皆真”。我们身边随处都可以成为“核心现场”，每个人只有在自己生活的地方真正成为主人，才能发现“核心现场”。更进一步讲，只有正确认识某个地方存在的矛盾与纠纷，积极付诸旨在克服、解决它们的实践，我们才能发现“核心现场”，并把它转变为和平、对话、合作的场所，形成新的普遍性。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图们江一带是历史和现实矛盾与纠纷聚集的地方，具备成为“核心现场”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具备成为东北亚和平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先导区的潜质与潜力。
李熙玉（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
外交政策根据国力变化而发生改变是很自然的事。那种认为中国崛起本身深化了东北亚安全困境的观点实在是过度概括、宽泛化的。中美之间的权力分布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在短期内还很难发展为权力转移。两国将以相互依赖程度很高的利益攸关方身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考虑到核武器带来的“恐怖平衡”、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深度相互依存以及社会开放、人员交流等因素，即使在东北亚形成中美两极体制，也不会回到过去的那种冷战秩序。中美关系在合作的氛围中产生矛盾的可能性要高于在矛盾的气氛中勉强开展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在中美利益重叠的地区，尤其在作为中国周边地区的朝鲜半岛，将出现复杂的竞争。美国已在积极开展“离岸平衡”，中国也强调自己在周边地区应从安全环境的被迫适应者转变为主动协调者和构筑者，并且积极推进着“一带一路”等战略举措。
美国担心韩国成为“小中国”，其强化美日同盟的举措也包含着向韩国传递的政治信息。中国担忧韩国在战略安全政策上“倒向美国”，希望韩国能够在涉及韩美关系的问题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朴槿惠政府的选择是，在发展韩美同盟的同时，充实韩中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这是一种“两面下注”的策略。正是由于意识到中国的担忧，韩国在韩美日地区同盟体系建设和在东北亚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上采取了相对消极的立场。另一方面，虑及韩美同盟，韩国又在处理韩中关系的过程中采取了安全与经济分离的政策，对朝政策和处理朝核问题的立场倾向于依赖韩美互助。
韩中两国对东北亚未来的规划和愿景需要克服一系列认知差异。首先是对朝鲜半岛南北统一的认知差异。一直以来，中国都公开支持半岛自主和平统一，与历届韩国政府的合作都比较积极。但中国不太可能率先深度涉足这一议题，将对本届韩国政府的“统一准备”政策继续采取观望态度。
其次是对韩美同盟的认知差异。历届韩国政府都强调韩美同盟的韩国安全主轴作用，而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中国对韩美同盟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从过去实际认可美国在东北亚发挥“域外平衡者”作用，转向现在更多强调竞争、抗衡，并把韩国卷入其中，开始要求韩美关系与韩中关系的平衡，使韩方感到为难。
三是对朝核问题和朝内部问题的认知差异。韩国曾对朝实施“阳光政策”和“对等相互主义政策”，虽均取得一定成效，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中国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但在联合国对朝实施制裁期间继续向朝提供双边人道主义援助、与朝开展双边经济合作。韩中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存在共识，但对无核化的范围、路径以及最终状态存在分歧。也就是说，中国是将朝核问题与朝内部问题区分来看的，韩方则认为这两者是严格一体的，并且更加重视国际合作。
再就是中韩相互的认知差异。两国已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威胁论”在韩国并不像在西方和日本那样拥有很大市场。但中韩两国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不同，韩国国内视中国为“威胁”的声音确在增多，中国也有人认为韩国逐渐开始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参与反华行动。两国间的这种认知差异还延伸到历史、文化领域。中方需要注意到，最近韩国国内主张韩日关系应把历史与安全问题分开处理的声音渐占上风。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尽管存在着核武器带来的“恐怖平衡”，但以市场和多边制度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却是一个逐渐稳固的趋势。尽管东北亚内部还存在着不信任，但尝试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地区稳定的作法深得人心，谁都不愿重返二战前的状态。进一步加强市场与国际和区域制度建设，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大势所趋。为此，有必要改善朝鲜的周边环境，并在国际上作出新的旨在推动朝鲜融入国际秩序的努力。规划未来，必须在现实中进行，在现实中有所准备。
现阶段东北亚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在各方对现有和潜在威胁、风险的理解存在偏差和对立的情况下，如何构建安全体系并选择应对方案。
美日韩将朝鲜的“破坏行为”和“侵略意图”视为地区安全的首要威胁。他们的依据是：朝鲜意图使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朝鲜有能力借助本国弹道导弹对日本发动攻击，长远来看也有打到美国本土的可能。华盛顿及其盟友将平壤列入“邪恶国家”名单，指责其为了研制导弹从海外购买核技术，并涉嫌使用假币、贩卖毒品以填补国家经费的不足。
平壤方面将美国及其盟友视为重大安全威胁。他们确信美国的目标是颠覆朝鲜现行体制——或者通过精准打击朝鲜的关键军事设施、民用基础设施、核心管理部门的方式，或者以在“极端情况”下通过国际孤立和金融封锁的方式，或者借助西方价值观发动民众提出变革要求，运用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打心理战以从内部瓦解朝鲜。面对“敌对势力”的威胁，平壤认为拥有核武器是现阶段消除贫困和罪恶的唯一可信赖手段，坚信如果放弃核潜力，国家就会毫不设防地暴露在“侵略者”面前，也不再会有任何人愿与其继续开展对话。
根据俄罗斯学术界的观察，中方目前的一种立场是，东北亚地区正处于新的转型过程中，应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要急于求成。中方主张首先在各方共同面临的军事、经济、生态威胁问题上达成共识，然后逐步建立相关区域合作机制，最后整合出一个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东北亚机制。换句话说，北京原则上赞同多边对话与合作，同时认为任何刻意加速局势发展变化的做法都是冒险和不合时宜的。另外一种观点是，优先积极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讨论和解决军事安全问题创造条件，为加强地区国家间相互理解与信任提供基础。如果中日韩三边合作在投资、贸易领域达到较高水平，俄罗斯、蒙古、朝鲜就可能寻求加入。
事实上，实现东北亚互利合作的阻力很大。一段时间来，俄方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半岛区域合作的项目建议，比如“朝鲜半岛铁路”项目能使朝韩两国的集装箱货物经陆路直接运往欧洲，“大型能源环”项目可将俄远东地区的能源直接输送至朝鲜半岛，“半岛天然气管道”项目建成后可以实现俄气经朝输韩。但半岛极高的军事安全风险指标吓跑了潜在投资者，有关项目现阶段根本无法启动。
朝核问题是东北亚和平安全体系建设无法绕开的障碍。曾有一段时期，利益完全不同的各方联合起来压朝弃核，但收效甚微。随之出现的问题是：放弃北京六方会谈，还是推动六方会谈转而寻求解决另外一些同样复杂的问题？目前来看，各方都希望保留六方会谈机制，但对其未来议题和定位莫衷一是。一些六方会谈的参与人员认为，即便步入“后核时代”，无核的朝鲜依然会像以前那样充当地区不稳定因素的源头，因而必须对平壤进行不间断的外部监督，六方会谈这个平台正是实施监督的理想工具。不管怎样，六方会谈可以考虑纳入更多涉及核导问题的议题，然后向政治、战略议题过渡。问题在于，朝鲜能接受这样的路线图吗？何时以何手段重启六方会谈？国际社会有能力采取强制手段迫朝“融入文明体系”吗？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为实现东北亚持久和平，应当在什么阶段、以何种方式正式结束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协定并未终结的战争状态？换言之，这个问题是否超出了和平安全机制的范畴，以至于各方必须直接跨越到机制建设的最后一步——由美国（代表联合国）、中国、朝鲜、韩国签署和平协议？
建立未来区域和平安全机制的前景仍然十分模糊，哪怕是前期构想都不令人乐观。规划中的多边框架下汇集了众多强大的参与者，将这个尚未问世的机制据为己有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此外，区域机制不是灵丹妙药，许多敏感问题并不能指望通过它来解决。与东北亚区域和平安全机制建设停滞不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近两、三年，亚太地区针锋相对的机制性安排在加速发展，比如美日韩、美日澳、中日韩三边对话合作，它们都在讨论新型的地区框架，协调参与国的对外政策方针，确定现存威胁以及对抗它们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借助以自己为核心、美日澳三方战略合作为样板的地区联盟维持其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意图越来越明晰，这将使东北亚尚未建立的和平安全机制面临胎死腹中的危险。
白永瑞（韩国延世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虽然自1990年代初以来，世界已经进入了后冷战时期，但在东北亚地区尚未形成稳定的新秩序。我们切身体会到，由于历史问题和领土纷争，东北亚各国相互憎恶的情感正在形成恶性循环。网络媒体的发展使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与不安助长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加剧了东北亚地区的不稳定性。最近一些韩国学者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即“分断体制”，用来说明这一特点。
所谓“分断体制”，是在全球去冷战的状况下，东北亚仍延续着不同战略利益和取向导致的“分断”，具体而言就是中国与美日同盟之间的“大分断”，与之紧密相连的朝鲜半岛南北之间和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小分断”，加起来形成一个“重叠的分断结构”，也即“安全断层”。
目前延续东北亚“分断体制”的要素是，地缘政治上的紧张、政治社会体制上的差异，以及历史心理上的隔膜。仅靠公民社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无法消除东北亚地区日渐高涨的“相互憎恶循环”，因为这是种种矛盾累积的一个外在归结点，而要从根本上消除种种矛盾，需要解体“分断结构”。由此，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促使“分断结构”解体的原动力来自哪里？我认为，需要通过灵活穿梭于“大分断线”两端的大和解，以及“小分断”内部的交流合作来实现。
回顾东北亚“分断结构”的历史，可以发现其曾在三个阶段被显著动摇过。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韩国、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开始发生变化。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初韩俄、韩中建交，台湾海峡两岸开始交流，东北亚内部的亲善气氛骤增。第三个阶段就是本世纪初通过中日韩之间的区域合作培育出东北亚和平合作与共生体制的雏形。 当然，东北亚“分断结构”解体的原动力并不仅仅来源于“小分断”上的变革，而是必须呼唤中国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一再宣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但是，如果其善意言行得不到周边国家应有的回应，不能赢得周边国家的足够信任，那么中国最终会感到失望，这种失望有可能转化为更加强烈的对外部世界的警惕心理，进而形成不可忽视的危机感并在行动上有所体现。我要说的是，如果中国真心致力于并且要主导东北亚和平进程，仅仅走出历史悲情、获得平常心是不够的，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强大了。中国需要充分认识到自身任何举动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主动承担更大的责任，推动“分断结构”的解体。即便不能马上解除敌意，至少要能发挥削弱敌意、引向和解的作用。
我把朝鲜半岛“小分断体制”视作一个“核心现场”，认为在这个“核心现场”里具备使沟通、和解成为可能的普遍要素。记得禅语里有一句话“随处作主，立处皆真”。我们身边随处都可以成为“核心现场”，每个人只有在自己生活的地方真正成为主人，才能发现“核心现场”。更进一步讲，只有正确认识某个地方存在的矛盾与纠纷，积极付诸旨在克服、解决它们的实践，我们才能发现“核心现场”，并把它转变为和平、对话、合作的场所，形成新的普遍性。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图们江一带是历史和现实矛盾与纠纷聚集的地方，具备成为“核心现场”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具备成为东北亚和平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先导区的潜质与潜力。
李熙玉（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
外交政策根据国力变化而发生改变是很自然的事。那种认为中国崛起本身深化了东北亚安全困境的观点实在是过度概括、宽泛化的。中美之间的权力分布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在短期内还很难发展为权力转移。两国将以相互依赖程度很高的利益攸关方身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考虑到核武器带来的“恐怖平衡”、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深度相互依存以及社会开放、人员交流等因素，即使在东北亚形成中美两极体制，也不会回到过去的那种冷战秩序。中美关系在合作的氛围中产生矛盾的可能性要高于在矛盾的气氛中勉强开展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在中美利益重叠的地区，尤其在作为中国周边地区的朝鲜半岛，将出现复杂的竞争。美国已在积极开展“离岸平衡”，中国也强调自己在周边地区应从安全环境的被迫适应者转变为主动协调者和构筑者，并且积极推进着“一带一路”等战略举措。
美国担心韩国成为“小中国”，其强化美日同盟的举措也包含着向韩国传递的政治信息。中国担忧韩国在战略安全政策上“倒向美国”，希望韩国能够在涉及韩美关系的问题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朴槿惠政府的选择是，在发展韩美同盟的同时，充实韩中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这是一种“两面下注”的策略。正是由于意识到中国的担忧，韩国在韩美日地区同盟体系建设和在东北亚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上采取了相对消极的立场。另一方面，虑及韩美同盟，韩国又在处理韩中关系的过程中采取了安全与经济分离的政策，对朝政策和处理朝核问题的立场倾向于依赖韩美互助。
韩中两国对东北亚未来的规划和愿景需要克服一系列认知差异。首先是对朝鲜半岛南北统一的认知差异。一直以来，中国都公开支持半岛自主和平统一，与历届韩国政府的合作都比较积极。但中国不太可能率先深度涉足这一议题，将对本届韩国政府的“统一准备”政策继续采取观望态度。
其次是对韩美同盟的认知差异。历届韩国政府都强调韩美同盟的韩国安全主轴作用，而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中国对韩美同盟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从过去实际认可美国在东北亚发挥“域外平衡者”作用，转向现在更多强调竞争、抗衡，并把韩国卷入其中，开始要求韩美关系与韩中关系的平衡，使韩方感到为难。
三是对朝核问题和朝内部问题的认知差异。韩国曾对朝实施“阳光政策”和“对等相互主义政策”，虽均取得一定成效，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中国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但在联合国对朝实施制裁期间继续向朝提供双边人道主义援助、与朝开展双边经济合作。韩中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存在共识，但对无核化的范围、路径以及最终状态存在分歧。也就是说，中国是将朝核问题与朝内部问题区分来看的，韩方则认为这两者是严格一体的，并且更加重视国际合作。
再就是中韩相互的认知差异。两国已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威胁论”在韩国并不像在西方和日本那样拥有很大市场。但中韩两国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不同，韩国国内视中国为“威胁”的声音确在增多，中国也有人认为韩国逐渐开始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参与反华行动。两国间的这种认知差异还延伸到历史、文化领域。中方需要注意到，最近韩国国内主张韩日关系应把历史与安全问题分开处理的声音渐占上风。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尽管存在着核武器带来的“恐怖平衡”，但以市场和多边制度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却是一个逐渐稳固的趋势。尽管东北亚内部还存在着不信任，但尝试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地区稳定的作法深得人心，谁都不愿重返二战前的状态。进一步加强市场与国际和区域制度建设，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大势所趋。为此，有必要改善朝鲜的周边环境，并在国际上作出新的旨在推动朝鲜融入国际秩序的努力。规划未来，必须在现实中进行，在现实中有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