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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我被收押在第一看守所二楼的一个监房里。我一脚踏进狱室的门，发现里面只有一个体弱的老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他抬起头看见我，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我说：“我们不是在韩侍桁家里吃过螃蟹吗？”我向他点点头，一边用下巴指着门口，要他不要再说下去。因为我从几年的监狱生活中摸到一个规律，凡是管理人员押进一个犯人后，都会在门外停留片刻，从门上的小监视孔里观察室内犯人的动静，如果发现异常情况，他会马上开了门冲进来，进行盘问。
我在这个狱室里所碰到的正是邵洵美先生。他早年办过“金屋书店”，出版过《金屋月刊》，后来又是新月社重要人员之一；还主编过《十日谈》、《时代画报》等。他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火与肉》等，更被目为中国唯美派诗歌的力作。解放初，四川中路出现过一家时代书局，用突击的形式出版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因大半属于第二国际人物，而受到《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据传言说，它的出资老板正是多次经营出版事业的邵洵美。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要员张道藩给了他一个电影考察特使的名义，他自费考察了英美电影界，所以1958年继续“肃反”时作为“历史反革命”给关了进来，已关了快五年了。
实在熬不落了
我和邵洵美同监时期，正是所谓自然灾害时期。犯人们把领来的饭倒在自己的搪瓷杯子里后，以一种庄严而郑重的神情来吃饭。大家都吃得很慢，吃到一半，就都舍不得吃了，留到肚皮叫的时候，再拿出来吃。邵洵美几乎每餐饭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一再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不落了！”这时也往往使他触景生情地谈到自己过去的生活。
邵洵美的岳祖父是清末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他的妻子是盛家大小姐。盛宣怀去世时，除去原法租界的大片房地产外，光现款就有三千万两银子。邵一家五口人，仆人倒有三十多个。只是几次经营上的失败，他才家道衰落了。他说，他被捕前，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外翻译，还是经夏衍同志力荐取得的。他告诉我，大约在1928年至1929年间，他正在上海办“金屋书店”，一天有个朋友来对他说，有个叫沈端先（夏衍原名）的朋友是你的同乡（浙江人），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生活无着，你是否可以为他出版一本书，接济他一下。邵洵美听后，欣然同意，接下由沈端先翻译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写的《北美游记》一书后，马上拿出500元钱付给沈端先。此事，邵洵美并未放在心上，但建国初期，邵洵美生活困难之际，夏衍却不怕惹出麻烦地及时给予他帮助，使他很是感动。
耿耿于怀的两件事
由于饥饿的监房生活，加上他的哮喘病日渐严重，他对自己出狱的希望不免感到渺茫，甚至绝望。一次他竟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日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件，是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萧伯纳不吃荤，所以，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用了46块银元，由我自己出钱付出。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但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却都没有我的名字，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还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
1961年初夏，我调到另一个监房，这竟成为我们之间的永诀！一直到我平反后，他的在中学教英文的儿子来看我时，我才知道他在“文革”前就释放了，和他们夫妇一块挤在一间小房里艰难度日，挨到1968年在贫病交加中病故了。
（贾植芳/文，摘自《我的人生档案》一书）
我在这个狱室里所碰到的正是邵洵美先生。他早年办过“金屋书店”，出版过《金屋月刊》，后来又是新月社重要人员之一；还主编过《十日谈》、《时代画报》等。他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火与肉》等，更被目为中国唯美派诗歌的力作。解放初，四川中路出现过一家时代书局，用突击的形式出版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因大半属于第二国际人物，而受到《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据传言说，它的出资老板正是多次经营出版事业的邵洵美。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要员张道藩给了他一个电影考察特使的名义，他自费考察了英美电影界，所以1958年继续“肃反”时作为“历史反革命”给关了进来，已关了快五年了。
实在熬不落了
我和邵洵美同监时期，正是所谓自然灾害时期。犯人们把领来的饭倒在自己的搪瓷杯子里后，以一种庄严而郑重的神情来吃饭。大家都吃得很慢，吃到一半，就都舍不得吃了，留到肚皮叫的时候，再拿出来吃。邵洵美几乎每餐饭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一再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不落了！”这时也往往使他触景生情地谈到自己过去的生活。
邵洵美的岳祖父是清末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他的妻子是盛家大小姐。盛宣怀去世时，除去原法租界的大片房地产外，光现款就有三千万两银子。邵一家五口人，仆人倒有三十多个。只是几次经营上的失败，他才家道衰落了。他说，他被捕前，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外翻译，还是经夏衍同志力荐取得的。他告诉我，大约在1928年至1929年间，他正在上海办“金屋书店”，一天有个朋友来对他说，有个叫沈端先（夏衍原名）的朋友是你的同乡（浙江人），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生活无着，你是否可以为他出版一本书，接济他一下。邵洵美听后，欣然同意，接下由沈端先翻译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写的《北美游记》一书后，马上拿出500元钱付给沈端先。此事，邵洵美并未放在心上，但建国初期，邵洵美生活困难之际，夏衍却不怕惹出麻烦地及时给予他帮助，使他很是感动。
耿耿于怀的两件事
由于饥饿的监房生活，加上他的哮喘病日渐严重，他对自己出狱的希望不免感到渺茫，甚至绝望。一次他竟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日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件，是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萧伯纳不吃荤，所以，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用了46块银元，由我自己出钱付出。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但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却都没有我的名字，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还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
1961年初夏，我调到另一个监房，这竟成为我们之间的永诀！一直到我平反后，他的在中学教英文的儿子来看我时，我才知道他在“文革”前就释放了，和他们夫妇一块挤在一间小房里艰难度日，挨到1968年在贫病交加中病故了。
（贾植芳/文，摘自《我的人生档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