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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可追溯至鲁周公时期。自茶圣陆羽著下《茶经》，茶便与禅宗、修为、文化、传统缠绕在一起。“离开了文化，茶就是一片树叶；而离开了年轻人，茶文化也将走向枯萎。”世事变迁，茶文化却以其袅袅韵味启迪着当今的茶客们。
饮茶作为一种社会风尚在中国古代兴盛，始于鲁周公。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的蒙顶春茶，每斤可以卖到五匹帛的价格。
当时，“茶圣”陆羽在嗜茶之余所著的《茶经》影响广泛。陆羽自佛门长大，连姓名都是在佛前算卦得来的。晚年隐居山林时，他常与诗僧皎然静坐参禅，煮茶品茗，诗文唱和。
茶与禅就这样悄然走到了一起。而从唐代茶文化引申出的“茶禅一味”，最终被视为日本茶道的最高境界。
宋元以后，茶文化因染上了文人气息而逐渐精致与雅化，与活跃在日本茶道中的僧侣文化渐行渐远。《明人饮茶生活文化》中说：“饮茶在传统文人生活文化中，一向视之为洁净的清课与宁静的饮品。因此透过茶品的谦德、幽趣的内涵，来达到超升性灵层次的高品味生活模式，遂成为晚明茶人集团时代共性的生活文化。”
比如，自称“茶淫”的明人张岱创制出一种“兰雪芽”，风靡浙江绍兴，但在他看来，这点闲情逸致只是自由人生的点缀，且仅此而已。明清士人奉行自娱性的饮茶生活艺术，大概也是中国最终没有形成日本式茶道的原因。
经历过战乱时期的沉寂，茶又重新成为一种媒介。现代人开始在繁忙中审视自己，并通过品茶的情趣来获得生活品味的提升。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君山银针、祁门红茶等“十大名茶”脱颖而出，成为现代中国茶的代表，深入每一个茶客心中。
周作人在《喝茶》中所说的一段话，也被现代茶客奉为圭臬：“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断不可少。”
正是这“片刻优游”，让饮茶重新成为风尚，让人心回归自然。
寻访“老茶客”
如同好茶总是藏之名山一样，位于北京朝阳CBD核心区的写字楼中，也往往隐藏着一些别具性情的老茶客。秣马艺术空间的董事长范舟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在公开场合，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书法家，且被视为“新文人草书”的代表。
如余秋雨所言，“一个人总有多重身份，往往，隐秘的身份比外显的身份更有趣。”在沉香缭绕的现代书斋，当范舟询问《民生周刊》记者是喝老岩茶还是大红袍时，他的老茶客身份便随着袅袅茶香逐渐展现出来。
君子中庸，茶也如此，“多一分味重，少一分性淡”。
沸水冲进古朴的紫砂壶里，洗茶，闻香，第一泡很快出水，从第二泡开始逐渐增加冲泡时间，他的动作娴熟如行云流水。
“茶是有语言的，由水接通之后，人就可以与茶对话了。”范舟这样说。在他的人生感悟里，“茶如人友”是与“香养心灵”、“书清门第”等联系在一起的。练书法前，他喜欢给自己泡上一杯老班章生普，“纯正的色彩，猛烈、直接，如同烈酒一样。”朋友来时，“岩谷花香”的老岩茶便成为清谈时的最佳伴侣。
“这是‘竹观音’和‘金玉露’，一个味苦一个味甜，合在一起就是‘同甘共苦’。”谈兴渐浓，这位老茶客开始搬出自己的“宝贝”，并带有神秘色彩地说：“这是从一位台湾茶艺大师那里得来的，不但有茶趣，还可以消食、去火、生津。”介绍自己的茶叶时，范舟似乎可以第一时间回忆起它们各自的味道，也许这就是老茶客们所谓的“记忆仓储”吧。
范舟的世界里，茶与书法是可以相通的。他认为，“写书法之前，泡上一壶好茶，在微醺的状态下写出的书法才能是上乘之作。”
范舟曾受邀在一盒私家茶上题字，“云山万里，乾坤一滴”是他的得意之作，也是他对茶的理解和感悟。当爱好收藏老茶的藏家们执著地为辛苦寻得的茶叶求字，以期让自己的茶叶拥有经济和艺术双重价值时，范舟的书法与茶便完整地融为了一个整体。
“我希望在茶山之下盖一间茅屋，每日泡上一壶好茶，抄写茶经……”在越来越浮躁的社会中，范舟这样的老茶客依然坚守着唐宋时，高僧们对“茶禅一味”的追求。
尽管津津乐道于自家的私家茶，坚守“平常心是道”的范舟还是一再强调，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在于喜不喜欢。
不过，在“从来佳茗似佳人”的中国茶里，老茶客王心就深深偏爱着普洱老茶。
喝普洱的圈内人称王心为“北泡”，其泡茶技艺可见一斑。2005年，王心爱上一个做普洱茶的女孩，后来女孩走了，茶留了下来，王心将满腔爱意转移到茶上，从此用心玩起普洱茶来。
入春以后，这位闲云野鹤般的老茶客已经在云南普洱的深山中行走了40天，带着“朝圣一般的情怀”寻找着散落在崇山峻岭中的古茶树。
2006年前后，中国陷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普洱茶热”。一提七子饼普洱茶曾经创造出160万元的拍卖神话；2007年，在东盟博览会上，一公斤普洱“茶王”更是标出600多万元的天价…… 一时间，普洱茶作为“可以喝的文物”、“会呼吸的古董”成为众多茶客追逐的对象。
这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莫过于2007年从故宫“请回”的“万寿龙团贡茶”，包括一个金瓜贡茶、一桶七子饼、一盒茶膏。历经了百余年的沧桑后，一起存放的其它贡茶早已成灰，只有普洱茶静默在藏茶库的角落里，容颜不改。
当时，作为专家组成员的王心有幸泡了一壶七子饼，那味道是这辈子也难以抹去的记忆：“那泡茶是‘妖精’。一泡百年普洱，却只有三四十年的口感，就像是一位经历岁月沧桑、本应雍容淡定的中年女子，一下子变成了20岁的小姑娘，在你面前蹦蹦跳跳。”
那泡茶告诉他：“好普洱的生命力远超出我们所知道的时间限度。”
虽然如今的普洱茶热已经退去，但陈年普洱的魅力已经深入人心。正是基于此，越来越多的茶商聚集在普洱，一条条已经堙没在岁月中的茶马古道又开始热闹起来。
饮茶作为一种社会风尚在中国古代兴盛，始于鲁周公。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的蒙顶春茶，每斤可以卖到五匹帛的价格。
当时，“茶圣”陆羽在嗜茶之余所著的《茶经》影响广泛。陆羽自佛门长大，连姓名都是在佛前算卦得来的。晚年隐居山林时，他常与诗僧皎然静坐参禅，煮茶品茗，诗文唱和。
茶与禅就这样悄然走到了一起。而从唐代茶文化引申出的“茶禅一味”，最终被视为日本茶道的最高境界。
宋元以后，茶文化因染上了文人气息而逐渐精致与雅化，与活跃在日本茶道中的僧侣文化渐行渐远。《明人饮茶生活文化》中说：“饮茶在传统文人生活文化中，一向视之为洁净的清课与宁静的饮品。因此透过茶品的谦德、幽趣的内涵，来达到超升性灵层次的高品味生活模式，遂成为晚明茶人集团时代共性的生活文化。”
比如，自称“茶淫”的明人张岱创制出一种“兰雪芽”，风靡浙江绍兴，但在他看来，这点闲情逸致只是自由人生的点缀，且仅此而已。明清士人奉行自娱性的饮茶生活艺术，大概也是中国最终没有形成日本式茶道的原因。
经历过战乱时期的沉寂，茶又重新成为一种媒介。现代人开始在繁忙中审视自己，并通过品茶的情趣来获得生活品味的提升。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君山银针、祁门红茶等“十大名茶”脱颖而出，成为现代中国茶的代表，深入每一个茶客心中。
周作人在《喝茶》中所说的一段话，也被现代茶客奉为圭臬：“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断不可少。”
正是这“片刻优游”，让饮茶重新成为风尚，让人心回归自然。
寻访“老茶客”
如同好茶总是藏之名山一样，位于北京朝阳CBD核心区的写字楼中，也往往隐藏着一些别具性情的老茶客。秣马艺术空间的董事长范舟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在公开场合，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书法家，且被视为“新文人草书”的代表。
如余秋雨所言，“一个人总有多重身份，往往，隐秘的身份比外显的身份更有趣。”在沉香缭绕的现代书斋，当范舟询问《民生周刊》记者是喝老岩茶还是大红袍时，他的老茶客身份便随着袅袅茶香逐渐展现出来。
君子中庸，茶也如此，“多一分味重，少一分性淡”。
沸水冲进古朴的紫砂壶里，洗茶，闻香，第一泡很快出水，从第二泡开始逐渐增加冲泡时间，他的动作娴熟如行云流水。
“茶是有语言的，由水接通之后，人就可以与茶对话了。”范舟这样说。在他的人生感悟里，“茶如人友”是与“香养心灵”、“书清门第”等联系在一起的。练书法前，他喜欢给自己泡上一杯老班章生普，“纯正的色彩，猛烈、直接，如同烈酒一样。”朋友来时，“岩谷花香”的老岩茶便成为清谈时的最佳伴侣。
“这是‘竹观音’和‘金玉露’，一个味苦一个味甜，合在一起就是‘同甘共苦’。”谈兴渐浓，这位老茶客开始搬出自己的“宝贝”，并带有神秘色彩地说：“这是从一位台湾茶艺大师那里得来的，不但有茶趣，还可以消食、去火、生津。”介绍自己的茶叶时，范舟似乎可以第一时间回忆起它们各自的味道，也许这就是老茶客们所谓的“记忆仓储”吧。
范舟的世界里，茶与书法是可以相通的。他认为，“写书法之前，泡上一壶好茶，在微醺的状态下写出的书法才能是上乘之作。”
范舟曾受邀在一盒私家茶上题字，“云山万里，乾坤一滴”是他的得意之作，也是他对茶的理解和感悟。当爱好收藏老茶的藏家们执著地为辛苦寻得的茶叶求字，以期让自己的茶叶拥有经济和艺术双重价值时，范舟的书法与茶便完整地融为了一个整体。
“我希望在茶山之下盖一间茅屋，每日泡上一壶好茶，抄写茶经……”在越来越浮躁的社会中，范舟这样的老茶客依然坚守着唐宋时，高僧们对“茶禅一味”的追求。
尽管津津乐道于自家的私家茶，坚守“平常心是道”的范舟还是一再强调，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在于喜不喜欢。
不过，在“从来佳茗似佳人”的中国茶里，老茶客王心就深深偏爱着普洱老茶。
喝普洱的圈内人称王心为“北泡”，其泡茶技艺可见一斑。2005年，王心爱上一个做普洱茶的女孩，后来女孩走了，茶留了下来，王心将满腔爱意转移到茶上，从此用心玩起普洱茶来。
入春以后，这位闲云野鹤般的老茶客已经在云南普洱的深山中行走了40天，带着“朝圣一般的情怀”寻找着散落在崇山峻岭中的古茶树。
2006年前后，中国陷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普洱茶热”。一提七子饼普洱茶曾经创造出160万元的拍卖神话；2007年，在东盟博览会上，一公斤普洱“茶王”更是标出600多万元的天价…… 一时间，普洱茶作为“可以喝的文物”、“会呼吸的古董”成为众多茶客追逐的对象。
这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莫过于2007年从故宫“请回”的“万寿龙团贡茶”，包括一个金瓜贡茶、一桶七子饼、一盒茶膏。历经了百余年的沧桑后，一起存放的其它贡茶早已成灰，只有普洱茶静默在藏茶库的角落里，容颜不改。
当时，作为专家组成员的王心有幸泡了一壶七子饼，那味道是这辈子也难以抹去的记忆：“那泡茶是‘妖精’。一泡百年普洱，却只有三四十年的口感，就像是一位经历岁月沧桑、本应雍容淡定的中年女子，一下子变成了20岁的小姑娘，在你面前蹦蹦跳跳。”
那泡茶告诉他：“好普洱的生命力远超出我们所知道的时间限度。”
虽然如今的普洱茶热已经退去，但陈年普洱的魅力已经深入人心。正是基于此，越来越多的茶商聚集在普洱，一条条已经堙没在岁月中的茶马古道又开始热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