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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有“祖师爷”之称的陈德良早已不再从医，在老家看护一座妈祖庙，而活跃在民营医疗界的“徒子徒孙”们，则准备借着政策东风下一盘更大的棋。
一剂药方
距福建省莆田市区三、四十公里外的秀屿区东庄镇，豪宅林立。但在30年前，这里却是有名的穷乡僻攘。因为临海、土地贫瘠，当地人不得不用海蛎换地瓜渣解决温饱。
穷则思变，为贫穷所困的陈德良拜师学艺去外面闯荡。当时“闯江湖”的法宝是变魔术、耍猴、打拳和卖狗皮膏药，尤其是后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此前，《民生周刊》记者在东庄采访陈德良时，他反复强调，因为祖父是当地中医，年少时也学了不少中医知识。
几年后，师父将一剂治疗皮肤病的祖传秘方交给了他。“用硝酸化水银，十几个小时后，水银变成水，再加上醋，一擦就好了。”时至今日，陈德良还清楚记得配方用量与时间把控，前不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还重述过。有业内人士说，这剂偏方今天看并不复杂，但在当时无异于一项“发明”。
“那时卫生条件不是很好，人们卫生知识又不多，得疥疮的人非常多，很难治愈，但用了我的药水很快就好了。”跟记者回忆起这段历史，陈德良多少有些自豪。
成本一两角钱的药经他配方处理，升值10倍出售，每天能赚一两百元，而当时月工资收入过百的几乎屈指可数，科级干部每月工资则只有36元。这样的收入如果放在东庄，自然无法想象。赚钱之后的陈德良，在村里率先修起了三层楼房。尽管如今在豪宅围绕之中，他的房子已经相形见绌，但在当时无疑是富裕的象征。
很多村民想方设法找陈德良拜师学艺，陈德良倒也没有忘记他的亲戚和穷乡亲们。他收了8个“徒弟”，基本都是沾亲带故。据介绍，这8个“徒弟”包括侄子詹国团、邻居陈金秀以及当时的镇党委书记之子林志忠，其中詹国团15岁就跟着他跑江湖。这3个人加上“徒弟的徒弟”黄德峰，构成了现在莆田系医疗赫赫有名的“四大家族”。
这“四大家族”成员旗下到底有多少家医院和医药企业，外界难以获悉。多位熟知“四大家族”成员的人士表示，包括参股医院，到底有多少家，估计他们自己都难以搞清。这样的说法或许有点夸张，但折射出“四大家族”在民营医疗界的实力及莆田系医疗的盘根错节。
因记者未能联系上詹国团、陈金秀和林志忠，陈德良与他们的“师徒”关系难以证实。但詹国团今年4月在《创业家》杂志刊登的口述，至少能证明其与这剂药方之间的关系，以及15岁开始跟着叔叔从业的经历。
在口述中他说，“因为皮肤科不动手术，一般都是药膏药水涂一涂，要么吃点药，不需要其他科室辅助，也不需要其他设备。”
详细梳理现有公开资料至少可以发现：以詹国团为代表的詹氏家族在国内投资或托管着至少30家医院；以陈金秀为代表的陈氏家族，旗下至少包括广州华美整形美容医院、上海虹桥医院等多家医院；以林志忠为代表的林氏家族，更是盘根错节，至少有包括深圳博爱医院、深圳曙光医院、深圳五洲中西医结合医院、深圳远东妇儿医院、广州长安医院、长沙仁爱医院在内的30多家医院；黄德锋的五洲投资集团则在京津唐地区至少拥有约30家妇科医院。
从业人员当然不仅是“四大家族”，范围也不仅是东庄，最终呈现出一个独持的产业现象，即国内民营医院80%竟为莆田系控制，医院数量超过8000家。
30年3次矫健转身
这些莆田系医疗人都经历过从“游医”到“院中院”再到开办专科或综合医院的过程。30年间，尽管多次遭遇危机，但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成功转身，鲜有失败而退。
他们最开始通用的套路是，跑到一个地方，在旅馆租间房，再往电线杆上贴广告，然后就是在房间等病人了。考虑到客流因素，通常会把旅馆选择在火车站附近。
据詹国团回忆，“政府不抓，做一两年的也有，政府抓，几天就被赶走了的也有。”巧合的是，他们曾经跟新希望集团刘永好的经销商租住在同一个旅馆里，各包一间房，一个卖饲料，一个看病。
30年后的2013年11月，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策略联盟（简称中国医健联盟）成立，主要发起人就是刘永好、冯仑以及翁国亮、詹国团等多位莆田系医疗核心人物。
一剂皮肤病药方开启了东庄人的行医征程，其后他们从业范围不断拓展，不再局限于皮肤病。
经过几年游走之后，这群“江湖医生”发现了另一个比卖膏药更赚钱的领域——治疗性病。精明的东庄人发现，治疗性病简直是一座金矿，即便患者觉得被宰，往往也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吞。
“上世纪90年代前后，性病市场前景很好，当时的国有医院很少有人愿意治这个病，也不敢打广告，国家有这个漏洞，老板们就投机倒把地去搞了。说实话，当时确实有乱收费的现象。”陈德良坦率地表示，最开始开办性病门诊，租个房子，几张桌子就能搞定，条件非常简陋，但收费却出奇得高。
时间一长，他们也发现，电线杆广告虽然成本低，但可信度不高，上门看病的患者不多。詹国团第一个做起了电视广告，至今他仍清楚记得，当时选择的是连云港电视台，广告插播于电视连续剧中。
尽管广告价格不菲，但效果出奇得好，竟然出现了排队看病的“盛况”。 詹国团还发现，广告投入越多，效果越好。
善于学习与总结经验的莆田人将这一招用到了极致，即便时至今日，策划广告仍是这些莆田系医疗人的惯用招数，广告策划者也通常是这些医院的核心人员。
詹国团在自述时亦坦言，莆田系医疗能活到今天，更多的是靠商业炒作、靠媒体，既便他曾被媒体“穷追猛打”。
几年之后，新的机遇摆在他们面前，可以承包公立医院的科室办“院中院”。
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在第一批游走江湖的莆田人看来，这是“从不合法到合法”。
詹国团第一个走出旅馆，在公立医院承包了科室。他在莆田注册了公司，然后以公司名义跟医院签科室承包合同，最开始选择的通常是在公立医院比较冷门的科室，比如皮肤科、性病科、男性科和妇产科等，此类科室通常技术含量不高，且不易发生医疗事故。一方面，詹国团等莆田人对此领域熟知，另一方面公立医院想甩包袱，因此比较好谈合作。合同签订之后，用公立医院的牌子、公立医院的医生，所有的检查设备、化验设备都是公立医院的，詹国团省去了大笔投资。 当然，作为承包方，每年得固定给医院一笔承包费（记者注：通常一月一付，数额几十万至上百万元不等），科室医生的工资也由詹国团支付。如果詹国团认为医院的医生水平不够高，吸引力不够，他也会高价聘请其他地方退休的知名医生。
前期工作做完后，接下来就是广告宣传，通过报纸、电视和广播包装医院的专家，同时宣传的还有医疗设备。只要效果好，詹国团并不在意广告费的多少，哪家媒体广告效果好就投哪家。
外界或许会惊讶于他如何判别广告效果的好坏，詹国团的统计方式很简单，就是先问病人是怎么知道医院的。方式简单，但判断基本准确。一月一统计，媒体效果如何一目了然。
借助于公立医院良好的形象和宣传包装，很快，詹国团赚得盆满钵盈，上世纪90年代就成为亿万富豪。
承包科室也被视为莆田系医疗“合法化”转型的开端。短短几年间，一些性病、妇产、男性病等名义的科室在各地公立医院粉墨登场。到了1998年前后，莆田“游医”们开始具备全国范围的“影响力”。
莆田系另一代表人物林志忠于1996年创立了深圳博爱集团，此后，深圳曙光医院、深圳五洲中西医结合医院、深圳远东妇儿科医院等相继成立。泉州凤凰医院负责人陈建告诉记者，按照当时的发展速度，如果政策不干预，全国的公立医院估计都可能被承包。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他们惯有的做法大同小异，借着国营医院在当地的招牌，聘用一些退休专家，利用医院和医生在当地的知名度，再配以广告的狂轰滥炸。为了更有吸引力，一些老板还往往在打广告时给聘请的医生带上个头衔，如主任医生、教授等，这些在他们来说都是信手拈来。
福建石狮市妇幼保健医院就经历了科室被莆田人承包的经历。时任院长的王书策现在回忆起来仍愤愤不平。“为了从病人口袋中掏更多的钱，承包科室的医务人员都是想方设法欺骗患者，将没病看成有病，小病看成大病，让患者经历比生病本身还要大的痛苦。”
1998年前后，著名职业打假人王海开始关注上述现象，并在多地进行打假，矛头直指詹国团，因为后者被认为是当时的莆田系“帮主”。媒体的接力报道引起了政府职能部门的高度关注，规范性病门诊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2000年，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政府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与其他组织合作营利性的科室、病区、项目。2004年，承包科室被卫生部列入严打之列，国营医院不得外包性病等专科，这些规定断了莆田系医疗的财路。备感舆论压力的詹国团也出国了，社会各界认为，这次“莆田游医”完了。
事实恰恰相反，莆田人迅速调整方向，从承包科室改做民营医院。当然，这次转身同样离不开政策利好。2003年前后，由于公立医院资金投入不足，许多地方政府改革卫生医疗体制，允许公立医院采取委托经营、股份合作和股份制等形式。
完成了原始积累的莆田医疗人开始自己建医院。也就在2003年，时刻关注政策走向的詹国团回到国内。前车之鉴，这次他决定做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决定遭到了亲朋好友的一致反对，因为投入巨大，风险系数太高。
2009年，投资近10亿元的新安国际医院在浙江嘉兴建成开业，这是商务部和卫生部批准的首家民营综合性国际医院。用詹国团的话说，这才是事业，与此前只顾赚钱形成鲜明对比。新安国际医院预期今年会达到盈亏平衡，而要收回成本，则需要10多年。
出于投资风险考量，更多的莆田人选择了办专科医院，因为实践证明，与建设综合性医院相比，前者不失为短平快的“捷径”。当然，对于风险极高的肿瘤科，他们通常不会涉足。选择建专科医院的也出现了分化，一些医院开始注重服务与诚信，毕竟投入大了，不像承包科室；还有一些，尽管从科室变成了医院，但运营模式大同小异。
业内人士指出，广告仍是民营医院生存和发展的利器，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医院被他们包装成“无所不能”。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民营医院通常会对导诊（又称医导）等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的专业培训。这些所谓的医导，跟进院之后的患者形影不离，他们通常会告诉患者某个手术必须得做，且必须马上手术，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慌乱之中，患者总是乖乖地交费做手术。为达到效果最佳，培训中也要求医导对病人“量身定做”。比如跟病人沟通聊天，掌握病人的收入情况，然后制定收费方案。
“通常是广告称1000元搞定，去了医院却5000元还没完，他们有一套完整的套数让你感觉这钱不得不花。”曾长期关注这些民营医院的某媒体人士说，而且，这只是10年前的套路，如今治疗费用动辄上万。
“大投入大产出，小投入小产出。”这是莆田系医疗掌握的经营密码，创办于2006年的石狮凤凰医院，第一年的广告投入竟然是1000万元。
当然，广告投入最终得由患者买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莆田系”民营医院院长告诉记者：“新开张的医院第一年全部靠广告开路，第二年开始赚钱，第三年后到达高峰。这个时候，一年就可以赚回一家医院。”他们以最小的投资加天量的广告拉动消费人群，换来的是滚滚“黑金”。
除了传统的民营医院，莆田人又把投资向上游延伸，扩展到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相关产业。产业链的延伸，为莆田民营医疗提供了更大空间。就这样，莆田人在30年间的3次转身，尽管伴随阵痛，但堪称奇迹。
低调快速扩张
在饱受非议和有关部门不断查处的情况下，“莆田系”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低调地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中国民营医疗的中坚力量。
最新数据显示，至2013年年底，全国共有民营医院1.13万家，其中，莆田系民营医院占80%，也就是说，至少有8000家民营医院是由莆田人控制，其间不乏亿万富豪。
与“莆田系”在民营医院的地位不相称的是，这些莆田医院掌控人却极少在公众面前露面，这种低调一直延续至今。他们通常以“集团”的方式开办医院，聘请医生和院长，而自己完全隐身，在集团简介里也只是象征性地列举几家比较规范的医院。 低调的莆田医疗人哪去了？近年来，公众和媒体一直在追问。多方交织的信息表明，这些低调的莆田人仍在隐秘扩张，不同的是，这次步伐比以往迈得更快。相关数显示，2013年公立医院只发展了60多家，民营医院却发展了1200多家，而后者绝大部分为莆田人控制。
如此快速扩张，自然离不开资金的助力。莆田人想到了资源整合，一方面是系统内部整合，抱团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打通莆田系医疗与外部资本的通道。
短短一年间，两大联盟“横空出世”。一个是前文提到的成立于2013年11月的中国医健联盟，另一个则是今年6月成立的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中国医健联盟聚合了刘永好、冯伦等商界大佬和詹国团、翁国亮、林玉明等多位莆田系医疗大佬，后者则掌管近1400家民营医院。
6月份，中国医健联盟又增添一位新成员，那就是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10月22日，在北京国贸商圈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内，翁国亮担任董事局主席的华夏医疗与中信医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刘永好作为华夏医疗股东出席签约仪式，仪式仅邀请了不到10家媒体。
华夏医疗为香港上市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詹国团亦为其股东之一。翁国亮向记者坦言，若不是为了公司及中国医健联盟的发展，他并不愿意抛头露面。他表示，在中国医健联盟里，刘永好和冯仑主要发挥其影响力，解决资金和医疗所需物业等问题，他自己则只是个干活的，充分利用其多年耕耘医疗领域的优势。
刘永好跟记者开玩笑说只是“打酱油”。他表示，通过30年多的改革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中国的医疗还有很大不足。“民营医院是公立医院的有益补充，通过发展民营医院可以倒逼公立医院提高服务水平，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现在缺口非常大，目前国家大力支持健康服务业发展，将带来整个行业的大变革。”刘永好说。而要发展民营医疗，自然离不开资本，联盟里融资方面的工作他自然责无旁贷。
翁国亮介绍，中国医健联盟的成立源于去年一次闲聊时刘永好随口说起的一个想法。为了互利共赢，刘永好、冯仑和翁国亮三人还合作成立了公司，计划在未来3至7年内在中国投资建设30家三级甲等医院及老人康复中心。
“今年以来，已经跟20多家医院谈了托管和改制。”翁国亮说。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则吸引民营医院会员8600多家，占全国民营医院八成，林志忠担任会长。
总会成立当天，即与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6家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授信总额达到1600多亿元。
无论是千亿授信，还是对接场内外资本的联盟，无疑将加速莆田系医疗扩张，而莆田系医疗的大佬们则一如既往地低调而神秘。
一剂药方
距福建省莆田市区三、四十公里外的秀屿区东庄镇，豪宅林立。但在30年前，这里却是有名的穷乡僻攘。因为临海、土地贫瘠，当地人不得不用海蛎换地瓜渣解决温饱。
穷则思变，为贫穷所困的陈德良拜师学艺去外面闯荡。当时“闯江湖”的法宝是变魔术、耍猴、打拳和卖狗皮膏药，尤其是后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此前，《民生周刊》记者在东庄采访陈德良时，他反复强调，因为祖父是当地中医，年少时也学了不少中医知识。
几年后，师父将一剂治疗皮肤病的祖传秘方交给了他。“用硝酸化水银，十几个小时后，水银变成水，再加上醋，一擦就好了。”时至今日，陈德良还清楚记得配方用量与时间把控，前不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还重述过。有业内人士说，这剂偏方今天看并不复杂，但在当时无异于一项“发明”。
“那时卫生条件不是很好，人们卫生知识又不多，得疥疮的人非常多，很难治愈，但用了我的药水很快就好了。”跟记者回忆起这段历史，陈德良多少有些自豪。
成本一两角钱的药经他配方处理，升值10倍出售，每天能赚一两百元，而当时月工资收入过百的几乎屈指可数，科级干部每月工资则只有36元。这样的收入如果放在东庄，自然无法想象。赚钱之后的陈德良，在村里率先修起了三层楼房。尽管如今在豪宅围绕之中，他的房子已经相形见绌，但在当时无疑是富裕的象征。
很多村民想方设法找陈德良拜师学艺，陈德良倒也没有忘记他的亲戚和穷乡亲们。他收了8个“徒弟”，基本都是沾亲带故。据介绍，这8个“徒弟”包括侄子詹国团、邻居陈金秀以及当时的镇党委书记之子林志忠，其中詹国团15岁就跟着他跑江湖。这3个人加上“徒弟的徒弟”黄德峰，构成了现在莆田系医疗赫赫有名的“四大家族”。
这“四大家族”成员旗下到底有多少家医院和医药企业，外界难以获悉。多位熟知“四大家族”成员的人士表示，包括参股医院，到底有多少家，估计他们自己都难以搞清。这样的说法或许有点夸张，但折射出“四大家族”在民营医疗界的实力及莆田系医疗的盘根错节。
因记者未能联系上詹国团、陈金秀和林志忠，陈德良与他们的“师徒”关系难以证实。但詹国团今年4月在《创业家》杂志刊登的口述，至少能证明其与这剂药方之间的关系，以及15岁开始跟着叔叔从业的经历。
在口述中他说，“因为皮肤科不动手术，一般都是药膏药水涂一涂，要么吃点药，不需要其他科室辅助，也不需要其他设备。”
详细梳理现有公开资料至少可以发现：以詹国团为代表的詹氏家族在国内投资或托管着至少30家医院；以陈金秀为代表的陈氏家族，旗下至少包括广州华美整形美容医院、上海虹桥医院等多家医院；以林志忠为代表的林氏家族，更是盘根错节，至少有包括深圳博爱医院、深圳曙光医院、深圳五洲中西医结合医院、深圳远东妇儿医院、广州长安医院、长沙仁爱医院在内的30多家医院；黄德锋的五洲投资集团则在京津唐地区至少拥有约30家妇科医院。
从业人员当然不仅是“四大家族”，范围也不仅是东庄，最终呈现出一个独持的产业现象，即国内民营医院80%竟为莆田系控制，医院数量超过8000家。
30年3次矫健转身
这些莆田系医疗人都经历过从“游医”到“院中院”再到开办专科或综合医院的过程。30年间，尽管多次遭遇危机，但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成功转身，鲜有失败而退。
他们最开始通用的套路是，跑到一个地方，在旅馆租间房，再往电线杆上贴广告，然后就是在房间等病人了。考虑到客流因素，通常会把旅馆选择在火车站附近。
据詹国团回忆，“政府不抓，做一两年的也有，政府抓，几天就被赶走了的也有。”巧合的是，他们曾经跟新希望集团刘永好的经销商租住在同一个旅馆里，各包一间房，一个卖饲料，一个看病。
30年后的2013年11月，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策略联盟（简称中国医健联盟）成立，主要发起人就是刘永好、冯仑以及翁国亮、詹国团等多位莆田系医疗核心人物。
一剂皮肤病药方开启了东庄人的行医征程，其后他们从业范围不断拓展，不再局限于皮肤病。
经过几年游走之后，这群“江湖医生”发现了另一个比卖膏药更赚钱的领域——治疗性病。精明的东庄人发现，治疗性病简直是一座金矿，即便患者觉得被宰，往往也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吞。
“上世纪90年代前后，性病市场前景很好，当时的国有医院很少有人愿意治这个病，也不敢打广告，国家有这个漏洞，老板们就投机倒把地去搞了。说实话，当时确实有乱收费的现象。”陈德良坦率地表示，最开始开办性病门诊，租个房子，几张桌子就能搞定，条件非常简陋，但收费却出奇得高。
时间一长，他们也发现，电线杆广告虽然成本低，但可信度不高，上门看病的患者不多。詹国团第一个做起了电视广告，至今他仍清楚记得，当时选择的是连云港电视台，广告插播于电视连续剧中。
尽管广告价格不菲，但效果出奇得好，竟然出现了排队看病的“盛况”。 詹国团还发现，广告投入越多，效果越好。
善于学习与总结经验的莆田人将这一招用到了极致，即便时至今日，策划广告仍是这些莆田系医疗人的惯用招数，广告策划者也通常是这些医院的核心人员。
詹国团在自述时亦坦言，莆田系医疗能活到今天，更多的是靠商业炒作、靠媒体，既便他曾被媒体“穷追猛打”。
几年之后，新的机遇摆在他们面前，可以承包公立医院的科室办“院中院”。
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在第一批游走江湖的莆田人看来，这是“从不合法到合法”。
詹国团第一个走出旅馆，在公立医院承包了科室。他在莆田注册了公司，然后以公司名义跟医院签科室承包合同，最开始选择的通常是在公立医院比较冷门的科室，比如皮肤科、性病科、男性科和妇产科等，此类科室通常技术含量不高，且不易发生医疗事故。一方面，詹国团等莆田人对此领域熟知，另一方面公立医院想甩包袱，因此比较好谈合作。合同签订之后，用公立医院的牌子、公立医院的医生，所有的检查设备、化验设备都是公立医院的，詹国团省去了大笔投资。 当然，作为承包方，每年得固定给医院一笔承包费（记者注：通常一月一付，数额几十万至上百万元不等），科室医生的工资也由詹国团支付。如果詹国团认为医院的医生水平不够高，吸引力不够，他也会高价聘请其他地方退休的知名医生。
前期工作做完后，接下来就是广告宣传，通过报纸、电视和广播包装医院的专家，同时宣传的还有医疗设备。只要效果好，詹国团并不在意广告费的多少，哪家媒体广告效果好就投哪家。
外界或许会惊讶于他如何判别广告效果的好坏，詹国团的统计方式很简单，就是先问病人是怎么知道医院的。方式简单，但判断基本准确。一月一统计，媒体效果如何一目了然。
借助于公立医院良好的形象和宣传包装，很快，詹国团赚得盆满钵盈，上世纪90年代就成为亿万富豪。
承包科室也被视为莆田系医疗“合法化”转型的开端。短短几年间，一些性病、妇产、男性病等名义的科室在各地公立医院粉墨登场。到了1998年前后，莆田“游医”们开始具备全国范围的“影响力”。
莆田系另一代表人物林志忠于1996年创立了深圳博爱集团，此后，深圳曙光医院、深圳五洲中西医结合医院、深圳远东妇儿科医院等相继成立。泉州凤凰医院负责人陈建告诉记者，按照当时的发展速度，如果政策不干预，全国的公立医院估计都可能被承包。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他们惯有的做法大同小异，借着国营医院在当地的招牌，聘用一些退休专家，利用医院和医生在当地的知名度，再配以广告的狂轰滥炸。为了更有吸引力，一些老板还往往在打广告时给聘请的医生带上个头衔，如主任医生、教授等，这些在他们来说都是信手拈来。
福建石狮市妇幼保健医院就经历了科室被莆田人承包的经历。时任院长的王书策现在回忆起来仍愤愤不平。“为了从病人口袋中掏更多的钱，承包科室的医务人员都是想方设法欺骗患者，将没病看成有病，小病看成大病，让患者经历比生病本身还要大的痛苦。”
1998年前后，著名职业打假人王海开始关注上述现象，并在多地进行打假，矛头直指詹国团，因为后者被认为是当时的莆田系“帮主”。媒体的接力报道引起了政府职能部门的高度关注，规范性病门诊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2000年，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政府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与其他组织合作营利性的科室、病区、项目。2004年，承包科室被卫生部列入严打之列，国营医院不得外包性病等专科，这些规定断了莆田系医疗的财路。备感舆论压力的詹国团也出国了，社会各界认为，这次“莆田游医”完了。
事实恰恰相反，莆田人迅速调整方向，从承包科室改做民营医院。当然，这次转身同样离不开政策利好。2003年前后，由于公立医院资金投入不足，许多地方政府改革卫生医疗体制，允许公立医院采取委托经营、股份合作和股份制等形式。
完成了原始积累的莆田医疗人开始自己建医院。也就在2003年，时刻关注政策走向的詹国团回到国内。前车之鉴，这次他决定做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决定遭到了亲朋好友的一致反对，因为投入巨大，风险系数太高。
2009年，投资近10亿元的新安国际医院在浙江嘉兴建成开业，这是商务部和卫生部批准的首家民营综合性国际医院。用詹国团的话说，这才是事业，与此前只顾赚钱形成鲜明对比。新安国际医院预期今年会达到盈亏平衡，而要收回成本，则需要10多年。
出于投资风险考量，更多的莆田人选择了办专科医院，因为实践证明，与建设综合性医院相比，前者不失为短平快的“捷径”。当然，对于风险极高的肿瘤科，他们通常不会涉足。选择建专科医院的也出现了分化，一些医院开始注重服务与诚信，毕竟投入大了，不像承包科室；还有一些，尽管从科室变成了医院，但运营模式大同小异。
业内人士指出，广告仍是民营医院生存和发展的利器，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医院被他们包装成“无所不能”。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民营医院通常会对导诊（又称医导）等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的专业培训。这些所谓的医导，跟进院之后的患者形影不离，他们通常会告诉患者某个手术必须得做，且必须马上手术，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慌乱之中，患者总是乖乖地交费做手术。为达到效果最佳，培训中也要求医导对病人“量身定做”。比如跟病人沟通聊天，掌握病人的收入情况，然后制定收费方案。
“通常是广告称1000元搞定，去了医院却5000元还没完，他们有一套完整的套数让你感觉这钱不得不花。”曾长期关注这些民营医院的某媒体人士说，而且，这只是10年前的套路，如今治疗费用动辄上万。
“大投入大产出，小投入小产出。”这是莆田系医疗掌握的经营密码，创办于2006年的石狮凤凰医院，第一年的广告投入竟然是1000万元。
当然，广告投入最终得由患者买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莆田系”民营医院院长告诉记者：“新开张的医院第一年全部靠广告开路，第二年开始赚钱，第三年后到达高峰。这个时候，一年就可以赚回一家医院。”他们以最小的投资加天量的广告拉动消费人群，换来的是滚滚“黑金”。
除了传统的民营医院，莆田人又把投资向上游延伸，扩展到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相关产业。产业链的延伸，为莆田民营医疗提供了更大空间。就这样，莆田人在30年间的3次转身，尽管伴随阵痛，但堪称奇迹。
低调快速扩张
在饱受非议和有关部门不断查处的情况下，“莆田系”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低调地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中国民营医疗的中坚力量。
最新数据显示，至2013年年底，全国共有民营医院1.13万家，其中，莆田系民营医院占80%，也就是说，至少有8000家民营医院是由莆田人控制，其间不乏亿万富豪。
与“莆田系”在民营医院的地位不相称的是，这些莆田医院掌控人却极少在公众面前露面，这种低调一直延续至今。他们通常以“集团”的方式开办医院，聘请医生和院长，而自己完全隐身，在集团简介里也只是象征性地列举几家比较规范的医院。 低调的莆田医疗人哪去了？近年来，公众和媒体一直在追问。多方交织的信息表明，这些低调的莆田人仍在隐秘扩张，不同的是，这次步伐比以往迈得更快。相关数显示，2013年公立医院只发展了60多家，民营医院却发展了1200多家，而后者绝大部分为莆田人控制。
如此快速扩张，自然离不开资金的助力。莆田人想到了资源整合，一方面是系统内部整合，抱团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打通莆田系医疗与外部资本的通道。
短短一年间，两大联盟“横空出世”。一个是前文提到的成立于2013年11月的中国医健联盟，另一个则是今年6月成立的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中国医健联盟聚合了刘永好、冯伦等商界大佬和詹国团、翁国亮、林玉明等多位莆田系医疗大佬，后者则掌管近1400家民营医院。
6月份，中国医健联盟又增添一位新成员，那就是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10月22日，在北京国贸商圈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内，翁国亮担任董事局主席的华夏医疗与中信医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刘永好作为华夏医疗股东出席签约仪式，仪式仅邀请了不到10家媒体。
华夏医疗为香港上市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詹国团亦为其股东之一。翁国亮向记者坦言，若不是为了公司及中国医健联盟的发展，他并不愿意抛头露面。他表示，在中国医健联盟里，刘永好和冯仑主要发挥其影响力，解决资金和医疗所需物业等问题，他自己则只是个干活的，充分利用其多年耕耘医疗领域的优势。
刘永好跟记者开玩笑说只是“打酱油”。他表示，通过30年多的改革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中国的医疗还有很大不足。“民营医院是公立医院的有益补充，通过发展民营医院可以倒逼公立医院提高服务水平，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现在缺口非常大，目前国家大力支持健康服务业发展，将带来整个行业的大变革。”刘永好说。而要发展民营医疗，自然离不开资本，联盟里融资方面的工作他自然责无旁贷。
翁国亮介绍，中国医健联盟的成立源于去年一次闲聊时刘永好随口说起的一个想法。为了互利共赢，刘永好、冯仑和翁国亮三人还合作成立了公司，计划在未来3至7年内在中国投资建设30家三级甲等医院及老人康复中心。
“今年以来，已经跟20多家医院谈了托管和改制。”翁国亮说。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则吸引民营医院会员8600多家，占全国民营医院八成，林志忠担任会长。
总会成立当天，即与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6家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授信总额达到1600多亿元。
无论是千亿授信，还是对接场内外资本的联盟，无疑将加速莆田系医疗扩张，而莆田系医疗的大佬们则一如既往地低调而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