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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评荐】指导老师李涛：本文高屋建瓴，具有较深的人文情怀，作者把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作为切入点，剖析了梁启超在社会大变乱时期的失意和无奈选择，鞭辟入里，令人耳目一新。全文引经据典但又独具自己的观点，让我们体味出“余秋雨式”的味道，高中生做到这一点难能可贵。题目也恰如其分地点出了梁启超晚年的境况，可谓点睛之言。
在国学的价值正走向回归的今天，让我们都读一读梁启超这位通才的经典著作。
1920年，梁启超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欧洲游历，回到国内。他是怀着失望和愤懑开始他的欧洲之行的。事情还得从1917年说起，在策动蔡锷讨袁护国，继而帮助段祺瑞讨伐张勋再造共和之后，梁启超担任了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然而，为“第二次善后大借款”之事，段祺瑞丢卒保车，梁启超被迫辞职。民国初年的政治乱象和政客们寡信无耻的行径使梁启超对政治彻底失望，于是，他告别了政坛，选择了出游。
现在他终于回到国内，以后的道路怎么走？人生何处是归途？是治学还是继续问政？48岁的梁启超面临着一场抉择。恰在此时，追随他一起漫游欧洲的他的朋友兼学生蒋方震呈上一部书稿，请老师作序。这时已是这一年的10月，梁启超翻看着蒋方震的这部书稿，准备下笔写序。书稿题为《欧洲文艺复兴史》，欧洲“文艺复兴”带来的是西方政治经济的飞跃，而当下纷乱和积弱的古老中国，也期待着一次复兴。所以，面对学生的这本书，他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不如取中国历史中类似的时代相印证，从中比较彼我短长，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他想到自己在1902年曾经写过一本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中，他曾指出，清代学术“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是的，回首中国两千余年学术思潮变化的长河，清代学术好像是一次集大成式的总结，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的斗争，这条贯穿中国学术史的主线，在这里重新演绎了一遍。就在一个月前，他刚刚结识的新派朋友胡适向他提议：“晚清今文学运动，对思想界影响至大，先生您亲身参与其中，应该有所记述。”想到这里，他好像一下子明白了自己要说什么了。于是，他决定别出机杼，借题发挥，对近三百年清代学术思潮进行一番总结和批判。梁启超才思敏捷，作为一代文豪、“舆论界巨子”，他常常是倚马千言。这一次，他也是下笔不能自休，一气呵成，短短几天工夫，竟成六万言之文，与蒋著的篇幅差不多，天下哪有这样的序文？于是只好独立成书，名曰《清代学术概论》。
作为一名中学生，我自知学识浅陋，面对梁启超这座近代学术史上的巍巍泰山，我只可仰望，难入门径。《清代学术概论》打动我的，是梁任公汪洋恣肆、气吞万里的滔滔文势；是“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无畏的自剖勇气。正如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为此书写的导读中所说：“《清代学术概论》并不是一部单纯的论述清代‘思想界之蜕变’的专门著作，同时也是梁启超个人的一部学术回忆录。”文中有了“我”，便有了感情，有了力量！梁启超以自我学术生命为标本，对从明末到清末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史进行了一次无情解剖，对自己数十年学术经历的得失成败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算，从而结束了那场政治活动的“迷梦”，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纯粹学者苍凉的转身和悲壮的新生！
这本书不是一部学术史，而是一部心灵史！
《清代学术概论》开篇，梁启超即言：“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认为只有从时代思潮入手，才能真正把握住一时代学术思想的本质内容、流变规律和真实价值。那么清代学术思潮的趋势是什么？梁启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复古”的步骤有四：“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这其实是一条“回归之路”，回归到哪里去？回归到“先秦之古”。回归的通道是“古文经学”传统，即所谓“汉学”的“科学的研究精神”。中国学术的振兴，唯此别无他途！
学术研究到底是为“经世致用”还是“通经明义”？是“有用”还是“无用”？这是一个大问题。几十年来，梁启超随政治潮流而几经沉浮，尤其是现在他从政坛全身而退，使他对学术的“致用”与“求真”等问题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在中国的现实中，真理、正义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是本末倒置的：不是真理引出正确的政治权力，而是政治权力主宰真理和正义。学术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对客观真理的追求，这本来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但在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学术研究的指归不是真理而是政治，学术沦为了政治的工具和婢女，这个现实是严酷的。现在，他终于明白，学术应该独立，学术就是学术，它不应该成为别的什么东西的工具或手段。他反思和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晚清“新学家”们治学空疏，在学问上无足称道，原因就在于缺少盛清先辈具有的“为经学而治经学”的精神。他认为盛清学者之所以有真学问，原因在于他们使学问离“致用”而只“求真”。不要用“有用无用”看待学术，而要看是否具有“学术独立”的精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学者也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品格，而不应该在政治潮流中随波逐流。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政坛上，梁启超一直奔走呼号于前台，可谓是一个风云人物。但是，梁启超说到底是一个文人型的政治家，他有强烈的政治热情，作为一个宣传家，他可以成为纵横一时的“舆论业之巨子”，但书生论政可以，一旦从政，则常常失意。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在民初政坛几经沉浮，总是失败，昀后为政客所辱。所以，书生本色的梁启超，从其心路历程上说，经过屡次挫折之后，追求一个不受任何政治性因素影响的独立的学问，一定显得无比重要。“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当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这是决意永别现实政治的梁启超在反思自己的人生历程之后悟出的结果，他认识到了专心于学术研究乃是他能为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贡献的正确途径。他也从而选择了他今后该走的学术道路。
不如归去！
学者的本位，应该在书斋和讲坛。梁启超自1920年10月完成这部《清代学术概论》，至1929年1月病逝，进入其学术思想后期的这8年多时间，梁启超的人生角色由一个政治家而转向一个纯粹的学者。1921年秋，他应南开大学之聘，从此开始了他的教授生涯，往返南北讲学，影响很大。1923年起，清华研究院成立，特聘梁启超为导师，他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一起，成为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这一时期也是他学术成就的顶峰，他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都更明显地表现出古文经学派的特征，使用考辨真伪、重新校释等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的成绩，《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公认的清学经典，而他的《戴东原哲学》、《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也反映着他的清学研究成就。
梁启超一生“善变”，而这一次的变化可以说是根本的和深刻的。政治失意后在学术上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或许是他无奈的选择，却也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学者本所应该的选择。
在国学的价值正走向回归的今天，让我们都读一读梁启超这位通才的经典著作。
1920年，梁启超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欧洲游历，回到国内。他是怀着失望和愤懑开始他的欧洲之行的。事情还得从1917年说起，在策动蔡锷讨袁护国，继而帮助段祺瑞讨伐张勋再造共和之后，梁启超担任了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然而，为“第二次善后大借款”之事，段祺瑞丢卒保车，梁启超被迫辞职。民国初年的政治乱象和政客们寡信无耻的行径使梁启超对政治彻底失望，于是，他告别了政坛，选择了出游。
现在他终于回到国内，以后的道路怎么走？人生何处是归途？是治学还是继续问政？48岁的梁启超面临着一场抉择。恰在此时，追随他一起漫游欧洲的他的朋友兼学生蒋方震呈上一部书稿，请老师作序。这时已是这一年的10月，梁启超翻看着蒋方震的这部书稿，准备下笔写序。书稿题为《欧洲文艺复兴史》，欧洲“文艺复兴”带来的是西方政治经济的飞跃，而当下纷乱和积弱的古老中国，也期待着一次复兴。所以，面对学生的这本书，他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不如取中国历史中类似的时代相印证，从中比较彼我短长，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他想到自己在1902年曾经写过一本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中，他曾指出，清代学术“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是的，回首中国两千余年学术思潮变化的长河，清代学术好像是一次集大成式的总结，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的斗争，这条贯穿中国学术史的主线，在这里重新演绎了一遍。就在一个月前，他刚刚结识的新派朋友胡适向他提议：“晚清今文学运动，对思想界影响至大，先生您亲身参与其中，应该有所记述。”想到这里，他好像一下子明白了自己要说什么了。于是，他决定别出机杼，借题发挥，对近三百年清代学术思潮进行一番总结和批判。梁启超才思敏捷，作为一代文豪、“舆论界巨子”，他常常是倚马千言。这一次，他也是下笔不能自休，一气呵成，短短几天工夫，竟成六万言之文，与蒋著的篇幅差不多，天下哪有这样的序文？于是只好独立成书，名曰《清代学术概论》。
作为一名中学生，我自知学识浅陋，面对梁启超这座近代学术史上的巍巍泰山，我只可仰望，难入门径。《清代学术概论》打动我的，是梁任公汪洋恣肆、气吞万里的滔滔文势；是“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无畏的自剖勇气。正如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为此书写的导读中所说：“《清代学术概论》并不是一部单纯的论述清代‘思想界之蜕变’的专门著作，同时也是梁启超个人的一部学术回忆录。”文中有了“我”，便有了感情，有了力量！梁启超以自我学术生命为标本，对从明末到清末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史进行了一次无情解剖，对自己数十年学术经历的得失成败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算，从而结束了那场政治活动的“迷梦”，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纯粹学者苍凉的转身和悲壮的新生！
这本书不是一部学术史，而是一部心灵史！
《清代学术概论》开篇，梁启超即言：“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认为只有从时代思潮入手，才能真正把握住一时代学术思想的本质内容、流变规律和真实价值。那么清代学术思潮的趋势是什么？梁启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复古”的步骤有四：“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这其实是一条“回归之路”，回归到哪里去？回归到“先秦之古”。回归的通道是“古文经学”传统，即所谓“汉学”的“科学的研究精神”。中国学术的振兴，唯此别无他途！
学术研究到底是为“经世致用”还是“通经明义”？是“有用”还是“无用”？这是一个大问题。几十年来，梁启超随政治潮流而几经沉浮，尤其是现在他从政坛全身而退，使他对学术的“致用”与“求真”等问题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在中国的现实中，真理、正义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是本末倒置的：不是真理引出正确的政治权力，而是政治权力主宰真理和正义。学术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对客观真理的追求，这本来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但在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学术研究的指归不是真理而是政治，学术沦为了政治的工具和婢女，这个现实是严酷的。现在，他终于明白，学术应该独立，学术就是学术，它不应该成为别的什么东西的工具或手段。他反思和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晚清“新学家”们治学空疏，在学问上无足称道，原因就在于缺少盛清先辈具有的“为经学而治经学”的精神。他认为盛清学者之所以有真学问，原因在于他们使学问离“致用”而只“求真”。不要用“有用无用”看待学术，而要看是否具有“学术独立”的精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学者也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品格，而不应该在政治潮流中随波逐流。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政坛上，梁启超一直奔走呼号于前台，可谓是一个风云人物。但是，梁启超说到底是一个文人型的政治家，他有强烈的政治热情，作为一个宣传家，他可以成为纵横一时的“舆论业之巨子”，但书生论政可以，一旦从政，则常常失意。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在民初政坛几经沉浮，总是失败，昀后为政客所辱。所以，书生本色的梁启超，从其心路历程上说，经过屡次挫折之后，追求一个不受任何政治性因素影响的独立的学问，一定显得无比重要。“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当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这是决意永别现实政治的梁启超在反思自己的人生历程之后悟出的结果，他认识到了专心于学术研究乃是他能为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贡献的正确途径。他也从而选择了他今后该走的学术道路。
不如归去！
学者的本位，应该在书斋和讲坛。梁启超自1920年10月完成这部《清代学术概论》，至1929年1月病逝，进入其学术思想后期的这8年多时间，梁启超的人生角色由一个政治家而转向一个纯粹的学者。1921年秋，他应南开大学之聘，从此开始了他的教授生涯，往返南北讲学，影响很大。1923年起，清华研究院成立，特聘梁启超为导师，他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一起，成为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这一时期也是他学术成就的顶峰，他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都更明显地表现出古文经学派的特征，使用考辨真伪、重新校释等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的成绩，《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公认的清学经典，而他的《戴东原哲学》、《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也反映着他的清学研究成就。
梁启超一生“善变”，而这一次的变化可以说是根本的和深刻的。政治失意后在学术上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或许是他无奈的选择，却也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学者本所应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