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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学者韦伯，有一个论断：“传统中国的官吏是非专业性的，是士大夫出任的官吏，是受过古典人文教育的文人；他们接受俸禄，但没有任何行政与法律的知识，只能舞文弄墨，诠释经典；他们不亲自治事，行政工作掌握在幕僚之手。”我将韦伯的这句话发到微博上，询问网友是否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多数网友都认为韦伯说得很精辟。一直以来，我们确实受到韦伯式历史叙述的误导，以为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专业化的法官，或者说，以为古代法官都缺乏法律专业的训练。但历史并非如此，至少我敢说，韦伯的描述并不符合宋代的司法制度，因为宋朝司法的专业化、职业化可能超乎今人的臆想。
在宋代，士大夫当然不是“没有任何行政与法律的知识”，而是“争诵法令”；宋朝君主要求入仕者须接受法律训练。宋代的国子监系统设有律学，相当于法学院，优秀的律学生可以直接授予官职；江南一带，还出现了大量传授讼学的法律专业私立学校，虽然不受官方欢迎，但官府却未能阻止它们涌现。
宋代还形成了一套多层次的法律考试制度。第一个层次，宋朝在科举系统中设置了一个“明法科”，主要测试考生对于法理、断案、经义的理解。明法科出身的进士，通常可获授法官之职。王安石时代创设“新明法科”，考中者更是尊贵，“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及第进士之上”。
第二个层次叫“出官试”。考中进士，只是獲得了入仕的资格而已，在授官之前，新科进士们还需要通过一次法律考试，叫做“出官试”。宋朝规定：“今后进士及第，并试律令大义、断案，据等第注官。”这种“出官试”对于明法科进士来言，具有“专业对口”的优势。
第三个层次叫“试法官”。这是为了选拔合格的中高级法官，不仅大理寺的高级法官必须过“试法官”这一关，州府的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也需要通过“试法官”。但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有资质参加“试法官”，报考者的人生履历上要求不能有严重犯罪的记录。
“试法官”由大理寺与刑部主持，两部相互监督，以防止作弊，并接受御史台的监察。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每次考六场（一天一场），其中五场考案例判决（每场试10至15个案例），一场考法理。案例判决必须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当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也必须在试卷上标明。考官逐场评卷。也允许应试人在发现自己答题有误后，通过向考官投状，改正错误。考试必须达到一定分数，且对重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出现失误，才算合格。
后来“试法官”又增加了考查经义的内容。之所以加试经义，是因为法官如果只掌握法律知识与断案技艺，而缺乏人文精神的滋养，不具备领悟天理人情的能力，便很容易沦为“法匠”，“必流于刻”。试经义就是为了培育法官的人文素养。
宋代的法吏，也必须通过司法考试，通常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法吏考试，“州县吏及衙前不犯徒若赃罪，能通法律，听三岁一试断案”。考试的方式跟“试法官”差不多。考试合格的吏人才可担任法吏，成绩优秀者还有机会转官，或者提拔进中央法院当法吏。
我们今日读南宋的判词辑录《名公书判清明集》，会由衷觉得宋朝的士大夫们，不但精通儒家义理，也通晓律法，对于法理有着十分通透的理解。不奇怪，他们都是接受过法学训练、从一重重的法律考试中闯过来的。只可惜，宋代建立起来的多层次的司法考试制度，在南宋亡于元兵之后，便不复存在了。
在宋代，士大夫当然不是“没有任何行政与法律的知识”，而是“争诵法令”；宋朝君主要求入仕者须接受法律训练。宋代的国子监系统设有律学，相当于法学院，优秀的律学生可以直接授予官职；江南一带，还出现了大量传授讼学的法律专业私立学校，虽然不受官方欢迎，但官府却未能阻止它们涌现。
宋代还形成了一套多层次的法律考试制度。第一个层次，宋朝在科举系统中设置了一个“明法科”，主要测试考生对于法理、断案、经义的理解。明法科出身的进士，通常可获授法官之职。王安石时代创设“新明法科”，考中者更是尊贵，“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及第进士之上”。
第二个层次叫“出官试”。考中进士，只是獲得了入仕的资格而已，在授官之前，新科进士们还需要通过一次法律考试，叫做“出官试”。宋朝规定：“今后进士及第，并试律令大义、断案，据等第注官。”这种“出官试”对于明法科进士来言，具有“专业对口”的优势。
第三个层次叫“试法官”。这是为了选拔合格的中高级法官，不仅大理寺的高级法官必须过“试法官”这一关，州府的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也需要通过“试法官”。但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有资质参加“试法官”，报考者的人生履历上要求不能有严重犯罪的记录。
“试法官”由大理寺与刑部主持，两部相互监督，以防止作弊，并接受御史台的监察。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每次考六场（一天一场），其中五场考案例判决（每场试10至15个案例），一场考法理。案例判决必须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当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也必须在试卷上标明。考官逐场评卷。也允许应试人在发现自己答题有误后，通过向考官投状，改正错误。考试必须达到一定分数，且对重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出现失误，才算合格。
后来“试法官”又增加了考查经义的内容。之所以加试经义，是因为法官如果只掌握法律知识与断案技艺，而缺乏人文精神的滋养，不具备领悟天理人情的能力，便很容易沦为“法匠”，“必流于刻”。试经义就是为了培育法官的人文素养。
宋代的法吏，也必须通过司法考试，通常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法吏考试，“州县吏及衙前不犯徒若赃罪，能通法律，听三岁一试断案”。考试的方式跟“试法官”差不多。考试合格的吏人才可担任法吏，成绩优秀者还有机会转官，或者提拔进中央法院当法吏。
我们今日读南宋的判词辑录《名公书判清明集》，会由衷觉得宋朝的士大夫们，不但精通儒家义理，也通晓律法，对于法理有着十分通透的理解。不奇怪，他们都是接受过法学训练、从一重重的法律考试中闯过来的。只可惜，宋代建立起来的多层次的司法考试制度，在南宋亡于元兵之后，便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