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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陈书（1660—1736）去世时，年已半百的钱陈群（1686─1774）还记得小时候挨过的痛打：他与弟弟在读书楼上念书，母亲在楼下纺织，有时听到“读书声轻浮”，就悄悄登楼查看。小孩子天性贪玩，加之他自恃记性好，“读书不能沉潜”。有一天，母亲恰好看到他和弟弟又离开座位嬉戏，气得将他痛打至流血。后来再犯，母亲责令钱陈群跪在家庙里，罚他不吃不喝，她自己也痛哭自责，绝食两天。钱陈群涕泣表态：请母亲不要自伤了，儿子从此定要刻苦读书。
这类又苦涩又励志的故事，在科举时代并不鲜见。以今天的眼光看，陈书对孩子未免过于严苛。但钱陈群讲述这段往事，对母亲唯有感激。一来，在“黄荆条下出好人”的传统中，棍棒教育极为普及；二来，他懂得母亲的期许，也受益于母亲的督促：十年寒窗苦读，只为金榜题名。
陈书的曾祖陈宪是明代嘉靖年间进士。她出生时，父亲陈尧勋是太学生，家境清贫但乐善好施，被称为“陈善人”。陈书幼时沉默寡言，但聪慧过人。八岁时，堂兄弟们从学舍回家，她问他们念了什么书，请他们口授，自己则默默记诵，居然可以一字不漏。然而，母亲并不喜欢女儿舞文弄墨，只让陈书学习女红。有一天，陈书看到父亲书斋墙壁上的名画，兴致勃勃找来纸笔模仿，居然形神毕肖，结果却招来母亲怒气冲冲的责打。后来，母亲在梦中得到神谕：昨天我赠笔给你女儿了，“他日当以翰墨名天下，汝何得禁之”？从此，父母为陈书请来先生授经，才一年多她就“通晓大义”。
陈书勤学而笃行，认为“读古人书，当学古人耳”，遂将女史孝行故事画于居室，谨遵仿效。父亲扼腕叹息：可惜这是女孩子，若是儿子，必能光耀门庭。后来，父亲赴京途中，生病暴卒于舟中，孤儿寡母十分困苦。陈书除了帮母亲操持家务，靠缝纫谋生，还教授弟弟诗书。
陈书之父的生前好友钱瑞徵有儿子钱纶光。钱纶光的前妻蔡氏去世后，陈书续弦。她过门才三天，就打扫净室，悬蔡氏的画像于墙上，每日供奉蔬酒，并常常慰问蔡家亲戚，馈赠礼品；婆婆生病，她更是“衣不解带，目不交睫”，昼夜侍奉；陈书不仅是孝顺厚道的小媳妇，贤淑温良之外也善于处事。她过门不久，钱纶光与父亲去上坟，侄儿闯下大祸，嫂子又卧病不起，手足无措。幸而陈书公正处置，化解纠纷。公公钱瑞徵回家听说后，庆幸之余惊喜交加：“新妇若此，吾无忧矣！”
钱瑞徵是康熙二年（1663年）举人，在家族中年辈既长，又深孚众望，每年都要召集族人于家庙反复告诫。所以几十年间，族中子弟都循规蹈矩。他将去信安任县教谕（负责管理、教育当地秀才），族人置酒饯行时询问，谁可代替他执掌族中事务？钱瑞徵说：新娶的儿媳陈氏“至孝且慈，吾观其举措，家政当出吾右”。族人也都心悦诚服。
钱家家道中落，钱纶光依旧好客，他与友人慷慨交往，陈书往往典当或变卖首饰、衣物款待。家庭经济日益困难，幸而她的画作受到持续欢迎，可以卖画买米，稍稍贴补家用。她的画上常有钱纶光的题跋，意态悠闲，涉笔成趣，看得出他俩在艺文上的投契。
明清江南文士中许多人不理生计，全靠妻子管家理财，兼顾大事琐细。不少妇女将田庄、家事、子女等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其中的佼佼者，既是有条不紊的持家者，又有出色的文化修养，类似探春那样兼擅文采经济。比较难为陈书的是，她要操持的家因为窘困更添愁虑。她作为女儿、媳妇、妻子、母亲的大半生都是在贫乏、艰辛中度过的。
钱纶光的母亲生病，他要赶到信安去陪伴。临走时对陈书说：父母老迈，不能远离，几个儿子学业的成败，就看你了。这副担子好沉重，陈书却并未心虚胆怯，“慨然引为己任”。钱纶光敢于施以重任，陈书毫不推诿，一个重要原因是，无论务实务虚，这个家里，其实她向来都是主心骨。
陈书恳请熟研经学的陶先生任教，后者以不擅举子业（即应试教育）推辞。陈书却自有主见，一再请求：因为先生品行纯素，所以才敢相托。如果孩子们果真能精通经学，又何必担心他们不能成就举子业呢？请到陶先生后，陈书每夜抄录儿子的习作，按时寄给丈夫，让他在外地能专心侍奉父母。后来陶先生去世，陈书也亲自批阅儿子读《易经》的注解、心得等。
族中先辈置下的义田、祭田，陈书每年都将收成分给族人。自家应得的份额也拿去周济贫困。她每天晚上纺线织布到深夜，天亮由老仆拿到市场换米。家里曾经断炊，只得去借邻居家的粮食。她指着公田的粮仓对儿子说，那是不能借的。
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六岁的钱陈群以优贡生资格进入国子监。此后却困顿于科场，父亲不免替他担忧，陈书却无丝毫灰心：儿子擅长读书，好运来得稍微迟点，又有何妨呢？康熙五十三年（1714），钱陈群终于中举。但四年后，父亲和弟弟相继病逝，钱陈群受此重创，萌生退意，“愿躬耕奉母，不复有进取志”。这时候，反而是遭遇丧夫、丧子双重打击的陈书敦促长子不费功名。
陈书与钱纶光的先祖都以进士而登仕途，后辈渐行渐弱。秀才钱纶光一生偃蹇，有怀才不遇之叹。陈书无比渴望儿子重振门庭；父亲曾经惋惜于陈书的性别，陈书自己何尝不因此而遗憾？既然儿子有希望更上层楼，怎么能轻言放弃？古代女人难于以个人成就立身扬名，她们的荣光大多依赖丈夫、儿子或其他男性亲属的辉映。儿子若能功成名就，足以令她此生无憾了。
康熙六十年（1721），三十五岁的钱陈群大功告成，高中进士。此后担任过湖南、江西等省的乡试主考官、顺天学政、殿试阅卷官、刑部侍郎等。陈书在京师儿子家和家乡嘉兴曾经分别长住，临终前诰封太淑人，乾隆元年（1736）去世于京。钱陈群去世时，她被乾隆追赠为一品太夫人。
钱陈群第一次迎养母亲于京师时，陈书将寡居的二媳妇及其幼子一起带去。钱陈群居官清廉，俸禄所入只能为家人提供简单的食物，不免觉得愧对母亲。陈书安慰儿子：我劳作惯了，来你这里，最高兴的是一家人骨肉团聚，哪里在乎享乐？你能勤职奉公，虽粗茶淡饭我都满足。
钱陈群去湖南当乡试正考官回京，两袖清风，仅以鹿鸣宴（乡试放榜次日的例行宴会）上得到的土特产及考场上撤下的红绫障子等带去孝敬母亲。陈书高兴地对家人说：儿子在翰林院十几年，从不私蓄一钱。他现在分文不寄，是真的没钱。这样当差，让我一点都不为他担忧。小儿子钱界担任醴泉县令后，她让钱陈群派家人以化名悄悄去调查，当地人都夸钱界贤能，体恤百姓。陈书听说后面有喜色，仍告诉大儿子：弟弟若无才能，你可以弹劾他。
这类又苦涩又励志的故事，在科举时代并不鲜见。以今天的眼光看，陈书对孩子未免过于严苛。但钱陈群讲述这段往事，对母亲唯有感激。一来，在“黄荆条下出好人”的传统中，棍棒教育极为普及；二来，他懂得母亲的期许，也受益于母亲的督促：十年寒窗苦读，只为金榜题名。
陈书的曾祖陈宪是明代嘉靖年间进士。她出生时，父亲陈尧勋是太学生，家境清贫但乐善好施，被称为“陈善人”。陈书幼时沉默寡言，但聪慧过人。八岁时，堂兄弟们从学舍回家，她问他们念了什么书，请他们口授，自己则默默记诵，居然可以一字不漏。然而，母亲并不喜欢女儿舞文弄墨，只让陈书学习女红。有一天，陈书看到父亲书斋墙壁上的名画，兴致勃勃找来纸笔模仿，居然形神毕肖，结果却招来母亲怒气冲冲的责打。后来，母亲在梦中得到神谕：昨天我赠笔给你女儿了，“他日当以翰墨名天下，汝何得禁之”？从此，父母为陈书请来先生授经，才一年多她就“通晓大义”。
陈书勤学而笃行，认为“读古人书，当学古人耳”，遂将女史孝行故事画于居室，谨遵仿效。父亲扼腕叹息：可惜这是女孩子，若是儿子，必能光耀门庭。后来，父亲赴京途中，生病暴卒于舟中，孤儿寡母十分困苦。陈书除了帮母亲操持家务，靠缝纫谋生，还教授弟弟诗书。
陈书之父的生前好友钱瑞徵有儿子钱纶光。钱纶光的前妻蔡氏去世后，陈书续弦。她过门才三天，就打扫净室，悬蔡氏的画像于墙上，每日供奉蔬酒，并常常慰问蔡家亲戚，馈赠礼品；婆婆生病，她更是“衣不解带，目不交睫”，昼夜侍奉；陈书不仅是孝顺厚道的小媳妇，贤淑温良之外也善于处事。她过门不久，钱纶光与父亲去上坟，侄儿闯下大祸，嫂子又卧病不起，手足无措。幸而陈书公正处置，化解纠纷。公公钱瑞徵回家听说后，庆幸之余惊喜交加：“新妇若此，吾无忧矣！”
钱瑞徵是康熙二年（1663年）举人，在家族中年辈既长，又深孚众望，每年都要召集族人于家庙反复告诫。所以几十年间，族中子弟都循规蹈矩。他将去信安任县教谕（负责管理、教育当地秀才），族人置酒饯行时询问，谁可代替他执掌族中事务？钱瑞徵说：新娶的儿媳陈氏“至孝且慈，吾观其举措，家政当出吾右”。族人也都心悦诚服。
钱家家道中落，钱纶光依旧好客，他与友人慷慨交往，陈书往往典当或变卖首饰、衣物款待。家庭经济日益困难，幸而她的画作受到持续欢迎，可以卖画买米，稍稍贴补家用。她的画上常有钱纶光的题跋，意态悠闲，涉笔成趣，看得出他俩在艺文上的投契。
明清江南文士中许多人不理生计，全靠妻子管家理财，兼顾大事琐细。不少妇女将田庄、家事、子女等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其中的佼佼者，既是有条不紊的持家者，又有出色的文化修养，类似探春那样兼擅文采经济。比较难为陈书的是，她要操持的家因为窘困更添愁虑。她作为女儿、媳妇、妻子、母亲的大半生都是在贫乏、艰辛中度过的。
钱纶光的母亲生病，他要赶到信安去陪伴。临走时对陈书说：父母老迈，不能远离，几个儿子学业的成败，就看你了。这副担子好沉重，陈书却并未心虚胆怯，“慨然引为己任”。钱纶光敢于施以重任，陈书毫不推诿，一个重要原因是，无论务实务虚，这个家里，其实她向来都是主心骨。
陈书恳请熟研经学的陶先生任教，后者以不擅举子业（即应试教育）推辞。陈书却自有主见，一再请求：因为先生品行纯素，所以才敢相托。如果孩子们果真能精通经学，又何必担心他们不能成就举子业呢？请到陶先生后，陈书每夜抄录儿子的习作，按时寄给丈夫，让他在外地能专心侍奉父母。后来陶先生去世，陈书也亲自批阅儿子读《易经》的注解、心得等。
族中先辈置下的义田、祭田，陈书每年都将收成分给族人。自家应得的份额也拿去周济贫困。她每天晚上纺线织布到深夜，天亮由老仆拿到市场换米。家里曾经断炊，只得去借邻居家的粮食。她指着公田的粮仓对儿子说，那是不能借的。
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六岁的钱陈群以优贡生资格进入国子监。此后却困顿于科场，父亲不免替他担忧，陈书却无丝毫灰心：儿子擅长读书，好运来得稍微迟点，又有何妨呢？康熙五十三年（1714），钱陈群终于中举。但四年后，父亲和弟弟相继病逝，钱陈群受此重创，萌生退意，“愿躬耕奉母，不复有进取志”。这时候，反而是遭遇丧夫、丧子双重打击的陈书敦促长子不费功名。
陈书与钱纶光的先祖都以进士而登仕途，后辈渐行渐弱。秀才钱纶光一生偃蹇，有怀才不遇之叹。陈书无比渴望儿子重振门庭；父亲曾经惋惜于陈书的性别，陈书自己何尝不因此而遗憾？既然儿子有希望更上层楼，怎么能轻言放弃？古代女人难于以个人成就立身扬名，她们的荣光大多依赖丈夫、儿子或其他男性亲属的辉映。儿子若能功成名就，足以令她此生无憾了。
康熙六十年（1721），三十五岁的钱陈群大功告成，高中进士。此后担任过湖南、江西等省的乡试主考官、顺天学政、殿试阅卷官、刑部侍郎等。陈书在京师儿子家和家乡嘉兴曾经分别长住，临终前诰封太淑人，乾隆元年（1736）去世于京。钱陈群去世时，她被乾隆追赠为一品太夫人。
钱陈群第一次迎养母亲于京师时，陈书将寡居的二媳妇及其幼子一起带去。钱陈群居官清廉，俸禄所入只能为家人提供简单的食物，不免觉得愧对母亲。陈书安慰儿子：我劳作惯了，来你这里，最高兴的是一家人骨肉团聚，哪里在乎享乐？你能勤职奉公，虽粗茶淡饭我都满足。
钱陈群去湖南当乡试正考官回京，两袖清风，仅以鹿鸣宴（乡试放榜次日的例行宴会）上得到的土特产及考场上撤下的红绫障子等带去孝敬母亲。陈书高兴地对家人说：儿子在翰林院十几年，从不私蓄一钱。他现在分文不寄，是真的没钱。这样当差，让我一点都不为他担忧。小儿子钱界担任醴泉县令后，她让钱陈群派家人以化名悄悄去调查，当地人都夸钱界贤能，体恤百姓。陈书听说后面有喜色，仍告诉大儿子：弟弟若无才能，你可以弹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