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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为中国航天带来了发展契机。
在后来被称为“旋风九日”的访美期间，邓小平与美方沟通了大量问题。后来有记者问他都谈了什么？邓回答：“从人间到天上，无所不谈。”
5年后，作为邓小平当年访美成果之一，中美航天交流合作拉开帷幕。
1984年10月，当时的中央领导在军委座谈会上强调，国防科技工业必须服从国家建设大局。次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上，中国军队被要求由临战状态转向和平发展轨道。作为武器生产研制单位，国防科技工业系统也随之实行了战略转变。
多年以后，曾任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的乌可力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1984年初，中方已决定通过对外招标，向美、法等国购买急需的通信卫星及商业发射服务——当时的中国航天。尚不具备发射同步通信卫星的能力。
幸而1984年4月8日，中国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本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中国有能力将同步通信卫星送入3.6万公里高的赤道上空了。同时，发射中心、地面测控系统和“远望号”测量船队均已组建完备，并具备执行任务能力。
很快，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上将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这不是几个钱的问题
中美正式建交的次年，中国长城工业公司成立，当时其使命是将中国的航天技术和服务带出国门。这成为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对外开放的一个标志。
中国成功发射同步通信卫星后，一批航天人觉得，既然中国已经能够承担此类任务，何不走出国门，到国际市场承揽业务？
曾任长城工业公司副总经理的陈寿椿记得，当时的航天部部长李绪鄂和副部长刘纪原召集他们谈话，希望研究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的问题。
1984年底，当时的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收到一份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航天的发射能力以及国际空间发射商业市场状况，希望能够批准进行国际商业活动。
在报告中，时任航天工业部预研局局长乌可力与科研局局长陈寿椿写道：中国有一支过硬的航天技术队伍，已经具备了数套完整的发射、测控设施，并且又有了“长征”系列火箭。如果能将中国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商业市场，岂不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好体现？
在对《瞭望东方周刊》的回忆中，乌可力与陈寿椿都提到，那时国家的航天基地任务并不饱和，而专业队伍又面临年龄断层，若没有饱和的工作任务刺激人才成长，中国航天事业岌岌可危。
报告被肯定后，航天部拨款20万元，组织成立了以乌可力、陈寿椿、黄作义为首的“航天开发十人小组”。
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乌可力与陈寿椿的报告上批示：“我完全同意这个建议，希望你们为中国的火箭走向世界而努力奋斗！”
国际市场上的卫星主要由美国研制。1986年夏，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上，聂荣臻元帅说，中国能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发射卫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现实，既可在政治上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作为一个行业干下去，也会在经济上得到好处。现在，既然已经在国际上引起注意，那将来肯定还会有别的国家请我们发射。所以，“这不是几个钱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名誉问题，一定要搞好！”
“中国有没有自来水”
1985年6月，中国航天界组织的代表团飞赴巴黎，参加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
乌可力等人带去了中国火箭的相关资料。他记得，很多外国观众说：“过去，我们只知道中国有原子弹、氢弹，没想到中国还有‘长征’系列火箭、返回式卫星、同步通信卫星，而且，还有像‘长征三号’这样世界第一流的火箭！”
在同期举行的国际空间技术会议上，陈寿椿作了关于《中国向外国提供发射服务可能性》的报告。他说：“长征三号”火箭发射服务的价格，将比国际市场同类发射服务价格低15%。
首次出现在国际视野中的中国火箭队伍让全球瞩目，甚至有外国媒体惊呼：“羽毛未丰的中国航天技术要参加国际竞争了！”
当年10月，李绪鄂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和“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以优惠价格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并负责培训技术人员;而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愿意以国际市场优惠价格，为要求发射卫星的外商承担经济保险。
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失利，“大力神”火箭亦发射失利，打乱了其航天计划，以至于美国宇航局局长宣布：在以后的三四年内，可能仅有3架航天飞机提供发射卫星服务。
全球哗然，几十颗已经签订发射合同的卫星用户，要么推迟发射，要么重新寻找发射服务商。
全球有发射能力的国家都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法国人四处招揽生意，苏联迅速宣布将自己的“质子”火箭投入国际市场，日本则直接开始研制具有2吨发射能力的大型运载火箭，并以惊人的速度在华盛顿设立了卫星发射服务办事处。
乌可力等人觉得，时不我待。
1986年4月，中国商业发射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有关卫星发射的商务接触。
抵美次日，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中国发射服务代表团到美国游说，企图争夺卫星发射市场》。
当然，中国代表团面临的仍是怀疑。有人甚至问他们，中国有没有自来水？
虽然事实不像外方疑虑的那么惨，可当时中国的西昌发射场，的确还没有符合国际标准的卫星测试厂房，没有直达专机，连起码的宾馆都没有。
“听说全砸了？”
说是商务接触，代表团希望尽最大可能谈成合作协议。 1987年年初，中方在美国签订了第一份发射外星的正式合同，对方是美国特雷卫星联合公司。
陈寿椿记得，当年双方签订合同后，特雷公司发现，自己无法再从银行获得贷款，相关手续在美国也一再受阻。最终，公司被生生拖垮破产。
当另一家企业上门要求协商时，中方提醒他，合作有风险，特雷公司就是前车之鉴。
但这家企业的总经理仍然坚持草签了协议书，并预付了定金。
1987年2月20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正式合同。但没过多久，中方突然收到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文件——据说，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在收到美方要求中止合作的法律文件时，泪水长流。
幸而，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时中方准备与特雷公司合作发射的卫星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特雷公司破产后，休斯公司又将卫星卖给总部设在香港的亚洲卫星财团，亚洲卫星财团最终同意中国火箭发射该卫星。按惯例，承担发射业务的公司与卫星制造方要签署一个发射定座协议，当时长城公司与休斯公司的澳星发射定座协议规定：在1988年10月31日前，如果双方没有正式签订发射合同，将失去合作的可能。
在与休斯公司最后一天的谈判中，双方从上午9点一直谈到下午7点，始终无法突破。离最后的期限只有5小时了，休斯公司的代表提出终止谈判。
中方代表说：“如果不能在今天签订这个合同，明天我们将面临困难的选择。”“什么困难选择？”“我难以决定向另一个潜在客户提供哪一种服务价格。”
话音刚落，美方代表席上一阵骚动，“请允许我们离席30分钟。”30分钟后，美方人员返回谈判桌，草签了合同。
次日，休斯公司总裁道夫曼知悉前一晚的内幕后，在致辞中说：“从今以后，我们要学会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
作为高难度、高技术、高风险的商业活动，航天发射通常都会有专业保险公司提供保险。中国进入国际市场时，保险公司正犹豫不决。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国接连失败，保险公司损失惨重，不得不大幅提高保率。这样一来，发射成本会激增，双方谈判的难度亦会增加。
最关键的是，作为高技术产品的卫星，要受到本国政府的多方限制。美国卫星出口，必须经国务院、国防部及武器出口委员会批准，方可成行。
也就是说，即便买卖双方签订了合同，卫星也不一定能运来中国发射。
但中方的专用发射场正在紧张抢建，国家也为外星发射大开绿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担了经济保险业务，海关对入境卫星推出免检政策，这工程不做也得做。
最关键的是，竞争形势变了——1988年，全球发射了125颗卫星。从运载工具来看，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首次发射成功;缓过气来的美国航天飞机恢复了发射;法国“阿里安”火箭也重振雄风。
中国航天人头上的“金箍”越来越紧，一些客户也发生了动摇。国内的疑虑更是纷纷扬扬，乌可力和陈寿椿走到哪里都被人问：“听说全砸了？”
还有更直接的指责：“花了那么多钱，现在人家又不干了，这不是犯罪吗？”
不愿得罪十亿中国人
1987年1月28日是中国农历除夕，当时还在美国谈判的刘纪原等人走进纽约唐人街一家中餐馆，老板奇怪这群中国人为何不在家过年，得知情况后，老板感慨道：过去我们出来只能开餐馆，现在你们是来推销火箭的，你们是我们海外华人的骄傲！
驻外谈判时，中方人员住的是当地最普通的旅馆。
一天，乌可力打电话联系当地公司洽谈业务，但对方最终只派了低阶工作人员应付了事。
中方不明所以，回程中出租司机揭开了谜底——对方看你们住宿条件一般，以为你们是骗子。
这让乌可力很是恼火，当天即联系中国驻美使馆，请使馆出面邀请对方公司赴宴。“我要让他们看看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是不是正牌货！”
在此之前，美方近乎赤裸裸地对中国航天领域的商业活动表示反对。美方谈判人员觉得，在国家力量支持下的中国火箭公司，构成了对西方私人火箭公司的威胁，违背了平等竞争原则，且以低价扰乱了国际市场。
中方回应说，中美之间的差距有目共睹，中方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至于低价，是因为中国原材料价格较低，劳动力亦相对便宜，中国科技人员的收入在当时是美国同类人员的四分之一。
1988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批准一项用中国火箭发射3颗美国通信卫星的计划。
乌可力说，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批准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射美国卫星。
为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当天发表声明：美国的卫星运到中国发射，安全是有保证的。
可美方仍纠结于一些问题，不肯发放卫星出境许可证。比如，中方如何保证卫星在华技术安全？中国还不是联合国空间责任条约国，一旦发射失败波及第三国，如何处理？
这些意见被报回国内后，中国的反应堪称迅速。1988年11月24日，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卫星商业发射服务问题的第二轮谈判。12月14日，中国向联合国交存了加入《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至于卫星在华安全问题，中方确认，中方人员不会接触外方卫星，中国海关经特批，准许其直接通关。
1988年12月17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孙家栋草签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的最后一个协议文件——《关于商业发射服务的国际贸易问题协议备忘录》。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准备批准卫星许可证时，面临议会的反对，布什的意见是：我不愿意得罪十亿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