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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MOMA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以下简称MOMA）策划经理杨洋最近很忙。第四届香港电影展在北京的放映刚刚接近尾声，又紧锣密鼓地进行成都、沈阳、济南等城市的巡回展映。作为策展人，杨洋觉得“困难又繁琐”。
最近10年中国电影票房增长近20倍，市场也在进一步细分。与之对应，院线电影已经不再能满足观影需求，资深影迷和文艺爱好者开始关注各种形式的影展。
然而每个第一步都注定艰辛。对于刚刚开始走上大众之路的中国影展而言，情怀与盈利的纠缠还没有理顺。
办影展就像打通关游戏
所谓影展，就是将众多影片集中到一起，进行竞赛、交易或展映的一种行为。它不仅是一种商业活动，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活动。
影展所放映的影片通常与一般商业院线不同——策展人针对影展的属性和主题进行寻找和挑选，再编排成一个体现影展特质的节目片单，以补院线商业机制之不足。
目前在国内，获得“龙标（即公映许可证）”影片的影展渐成气候。杨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MOMA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办一次影展，香港电影展则是他们每年的“压轴节目”。
中国电影资料馆资深电影策展人沙丹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现在国内影展主要分为自有影片报批展映、国家推动的政府间影展、获得版权展映国内外影片，以及与其他国家或文化中心合作影展。目前，后两种类型影展居多。
MOMA主办的香港电影展就是以获得版权加商业售票的形式。
其实国内还有不少“地下”影展，诸如First青年电影展，多放映没有获得“龙标”的影片。此类影展基本上以文化传播为目的，很少收取费用。
常规的商业影展工作量巨大，一般要经过以下几个流程：
首先是策划。MOMA这些年来的影展基于“找到主题和普通观众、电影人的关系”。这是百老汇电影中心总监麦圣希和策划经理杨洋两个人摸索出来的经验。
比如决定做武侠主题，展映城市一定要有上海。“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片的诞生地，1925年引发国人轰动的《火烧红莲寺》的拍摄地就在那里。”麦圣希告诉本刊记者。
其次要获取版权。主办方一般会找到影片的版权代理公司，或是和外交机构合作，诸如法国文化中心、奥地利使馆、波兰使馆、歌德学院等。最后一种是通过外国版权代理机构引进，比如中国电影资料馆就引进过轰动一时的库布里克影展。
最后，组织专业人员审片，权衡是否适合放映。此次香港电影展，徐克非常想把《鬼打鬼》作为开幕影片。该片讲述了车夫张大胆撞破妻子通奸，反被奸夫雇佣茅山道士召唤僵尸追杀的故事。麦圣希等人一听此提议就觉得不妥，觉得“政策上有疑虑和担忧”。
此外，影展还须考虑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最近一段时间，“日本的片子肯定不能选。”杨洋说。
通过审核、拿到上级批复后，策展人就开始与片方讨价还价，尽量压缩影展成本。由于审核时间一般较长，很容易导致整个流程的时间紧迫。“策展方经常拿不到台本，只能依靠自有资源翻译，会出现字幕和画面不符的情况，这在国内电影节可能是难以避免的现象。”沙丹说。
翻译完字幕，再进行放映测试，及时改正。
麦圣希也注意到，很多影片都没有拷贝和胶片。胶片的保存对温度、湿度较为严苛，很多公司都无力保存，所以现存胶片要么损坏、要么很难找到合适的放映设备，这也是目前影展多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举办的原因。
“办影展就像打通关游戏，比院线放映难多了。”麦圣希感叹。
影展赚钱吗
目前国内院线电影的平均票价大约为35元，影展的底线一般是60元，多的有上百元的情况。沙丹说，定价的数学题其实很容易算。
一部国外电影，版权放映一般是一次500美元，运送成本1000元人民币，海关通关费一般每批次（包括1～8部影片）600美元——如此，一部有现成字幕的影片，放映一次成本将近5000元，如需翻译更贵。
每场放映的值班、售票、水电等成本，以中国电影资料馆为例，在3000元左右，再加上报批宣传支出，单场放映成本在1万元以上。成本除以影厅座位数——中国电影资料馆600人厅的单座成本接近20元。
热门电影版权费更高。沙丹说，《阿拉伯的劳伦斯》每场2000美元，《钢琴教师》每场1000美元。如果在MOMA只有100座的小厅放映，综合成本核算下的单座成本将近100元。
“这还必须保证100%的上座率，才能回本。”沙丹说，一般影展上座率超过50%就已很高，目前上座率通常只有30%。
而商业院线的一部影片在全国要放映上万场，版权等成本分摊后可以忽略不计。
麦圣希说：“我们不追求盈利，几乎是公益性放映。”他表示，目前维持影展的方式主要还是依靠合作和赞助。
中国电影资料馆有“文艺青年聚集地”之称，常年举办各类影展。沙丹透露，不少影展基于片方合作。
比如2014年底的王家卫影展，因为配合宣传《一代宗师3D》，王家卫的影片获得泽东公司的授权，可免费在电影资料馆放映2轮，最终16～20场放映带来了约30万元的票房收益。 沙丹介绍，他所在的部门为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窗口服务部门，每年有一定的创收要求，因此需要卖座影片和冷门影片之间进行平衡——2015年上半年以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放映和日常学术展映为主，如李丽华电影回顾展。不过其商业收益相当有限。
为此，下半年他们一般会排“赚钱”的影展，诸如库布里克影展单场1万元左右的成本，能收获3万元左右的票房。
麦圣希表示，MOMA的香港电影展得以顺利举办，香港政府驻京办的支持很重要，2015年该影展还得到了某酒商的赞助。
“MOMA如果没有赞助和合作解决版权费用，根本就玩不了。”沙丹坦言。
本届香港电影展，MOMA还迎来了一个新的合作者——格瓦拉票务平台。麦圣希期待和电商继续合作，认为他们能“直接接触用户、分析用户”，扩大自己潜在的观众群，对于活动宣传和品牌推广“能帮大忙”。
实际上，格瓦拉2015年也推出了一个“新放映”品牌，计划在这个平台上推出“让观众感到耳目一新的电影”。
该项目负责人李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欢迎新导演、新题材、新类型、新的表现手法。”
格瓦拉在经营艺术电影票务上已有不少经验。李俊认为，艺术影展应被赋予“文化奢侈品”的概念——越是办在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越有市场，票价越高越有文化精英埋单。
内地观众对影展更热情
为何在难以盈利的情况下坚持办影展？长期在香港、北京两地工作的麦圣希在与影迷群体的接触中，找到了情怀的支点：“内地影迷比香港影迷更需要影展。”
麦圣希发现，内地影迷对电影更有热情。香港每周会上映20～50部电影，电影对于香港人来说并不是稀缺资源，而北京观众对影展更为珍惜。因为观看一部法国艺术片或是伊朗纪录片的机会非常难得，“只要有这些影展，这些固定群体必定会来看。”
麦圣希享受北京的工作氛围，因为内地影迷非常喜欢与导演互动交流，经常提问题，这让他感受到一名策展人的成就感。
谈到如何吸引观众，沙丹的选片秘诀是：多找影史著名艺术片和有艺术价值的商业电影。前者如《现代启示录》，赶上越战胜利50周年纪念一定能满座;后者如《疯狂麦克斯：狂暴之路》这样具有艺术价值的商业电影，如果放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必定也是一票难求。
根据影院多年票房数据，沙丹还发现北京不同区域的文化消费极度不平衡。
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放映标签是诸如《教父》《美国往事》这样的经典电影;MOMA则是文艺电影的圣地，《闯入者》《黄金时代》等在这里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三里屯“老外最集中”，一般放欧洲电影;大学城附近影院偏好放映类似《鸟人》《布达佩斯大饭店》这样的主流获奖商业影片;望京韩国人多，自然放韩国片最多。
这种差距在同一部影片上印证最为明显。同样是山田洋次的《小小的家》，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卖出了500多张票，但在怀柔竟然连10张票都没卖出去。
麦圣希总结说：“策展人应该跟观众有互动交流，不能让观众觉得你在他们的后面，每次都需要在他们前面。但也不可以站得太前，否则他们看不懂。”
他和杨洋力图“从一些新的角度，把老片子再组合给大家看”。比如这次香港电影展的主题是香港武侠电影，但他们策划的主题是“城市变迁、异乡和文学”，“香港已经不是那么强烈的一个主体。”
麦圣希做了近20年策展人，最感激的人是老板江志强——一个创造了诸如《卧虎藏龙》《英雄》《捉妖记》等电影神话，并一手缔造百老汇电影中心这一文艺圣地的电影人。“所有项目都是我们自发去琢磨的，一方面是帮江老板圆一个梦，另一方面也是自己的爱好。”
虽然举步维艰，不少职业电影策展人仍在坚持。“热爱”是他们最常提起的理由。当然这份电影热情能否延续，就不仅是依靠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