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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文精神的呼唤,正日益成为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并引起了教育界的普遍关注与高度重视,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就把人文素质的培养作为目标指向之一。那么,职业教育呢?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职业技术教育,理所应当地需要关注这一走向,把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纳入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其实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中不乏人文精神。挖掘儒学人文精神,将其植入当代职业教育,必将显示巨大功效。
一、儒学人文精神基本内容
人文精神实质上是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基础。由中国古典的“人本”“孝”和“泛爱众”等思想推广开去,便形成了包括贵和、人本、诚信、笃行等丰富内涵的儒学人文精神。
1. 贵和精神
《易经》“兑”卦中,“和”是大吉大利的征象;在《尚书》中,“和”被广泛的应用到家庭、国家、天下等领域中去,用以描述这些组织内部治理良好、上下协调的状态。
《国语·郑语》和《左传》记载史伯论和同及晏婴论和同,都以“和”为诸多形相的冲突融合,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卷16《郑语》)为宗旨,和首先要承认多元、多样事物的存在,而不是单一、同一、唯一的同,“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东西方的神创论、天创论、理念论都是单一论、唯一论,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中国古人“和实生物”的观念,回答了世界万物从哪里来的根据、根源问题。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继承《左传》《国语》的思想,他认为在人与人关系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卷7《子路》)君子听取多数不同的意见,团结大多数人;小人听不得不同意见,搞结党营私。这表现了两种不同的人格理想、道德情操、思维方法和价值标准。若小人当政,就会排斥不同意见的贤明之士,任人唯亲,搞专制独裁。因此,孔子认为为政应“和”。这里所谓“和”,除“和而不同”外,还应宽猛相济,才能达到恰到好处的政和的情境。这就是孔子大倡的中庸思想。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孔子说,君子的言行都按中庸的准则去做,而小人却违反了中庸的准则。君子之所以能做到中庸,是因为君子做事时时处置恰当;小人之所以违反中庸,是因为小人做事肆无忌惮。接着,孔子又进一步做了论证。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孔子说,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广泛推行,我是知道这个原因的,聪明人超过了它的界限,愚蠢的人又达不到它的要求。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普遍让人明白,我也是知道它的原因的,有道德的人理解过高,没有道德的人却理解太低。人没有不吃不喝的,却很少有人能(准确地)辨别出食物的味道。孔子在这里大讲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谈的事物的和谐状态。
2. 人本精神
孔子的人本精神不仅在把人当人看,尊重人格,而且看重如何做人,怎样做人?关怀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在孔子的仁学中,充分体现了人本精神。他所说的人,只是人,是具有人格的人,而不是其他外在要素的附属品或派生者。因为孔子仁学的核心是讲人,所以仁学也可称为人学或人本学。
仁之所以说是人的内在超越,首先在于仁与人在内涵上有互相贯通、圆融之处。如“泛爱众,而亲仁”。[3](卷1《学而》)是讲博爱大众,亲近有道德的仁人。仁与人的内在联系,是超越的基础。其次,人应该是有仁德的人,无仁德就不是人,人与自我超越为仁。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或道德标准。“仁者爱人”,爱人是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肯定,仁是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内在超越。再次,爱人虽意味着由主体而及于客体,但要求由主体自我做起,树立主体性人格。克己的“己”非指人的私欲,而是指约束、克制自己,就是发挥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协调人的视听言行等活动、行为,都符合礼的要求。孔子强调“为仁由己”,实是内圣的道路,他试图将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以贯彻他的仁(人)本精神。
儒家强调泛爱众的人类之爱的人本精神(人道精神),当儒学在强调“仁”要从自我做起的时候,就确认个体主体的独立人格和尊严,标志着个体主体的自觉。个体主体的提升为类主体,并从人性的普遍性说明人的类存在,天、地、人三才凸显人在天地间的特殊作用和价值。儒学对个体主体和类主体的地位、作用、价值的独立性、尊严性的肯定,即是人本精神的确立。
3.诚信精神
诚信是儒家的优良传统。儒家历来以诚实守信而著称于世。
(1)传统儒学关于“诚”的内涵
儒家言“诚”始自《中庸》,《中庸》的核心观念就是“诚”。《中庸》是怎样论“诚”的呢?《中庸》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4](《中庸》,31页)“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之,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5](《中庸》,34页)在这里,“诚”作为道德品质首先是被赋予“天”的,天“为物不贰”,亦即其自然运行时所显示出的真实无妄的特点就是“诚”,“诚”是“天之道”。人未能有“诚”,故须求如天一般的“诚”,合于天道。《中庸》还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6](《中庸》,31页)此即是说,能合于天道的“诚者”具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这样一种圆融透彻、无所滞碍的心灵境界,而且,这样的“诚者”亦即圣人。《中庸》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诚”之于人的意义:“诚”提供了一条使人由凡入圣,成为拥有独特心灵境界的生命超越者的途径。故此,《中庸》还有这样的赞叹:“惟天下至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7](《中庸》,38—39页)
(2)传统儒学关于“信”的内涵
儒家创始人孔子未直接谈到“诚”,对“信”却言之甚多。孔子相当重视“信”,《论语·述而》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8](《论语》,99页)“信”为孔子“四教”的科目之一。孔子又把“信”和“恭”“宽”“敏”“惠”一起并列为“五德”[9](《论语》,177页)。孔子在如下一段和子贡的对话尤显示他对“信”的重视:“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0](《论语》,134—135页)在这段对话里,孔子认为,对国家和社会来说,“信”比“食”和“兵”更为重要。
为什么要讲“信”?孔子说得很平实。他认为,对一般社会成员来说,人若无信用,一如车无轴轮而不可运行;对于统治者来说,“信”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11](《论语》,49页),“信则民任焉”[12](《论语》,194页)。孔子没有直接把“信”同个体实现生命超越从而获得至高心灵境界联系在一起,在孔子眼里, 之所以要讲“信”,在于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它的恪守能带来维护社会稳定以及社会成员和谐交往的实际效用。
诚信可以使我们的道德保持其真实性,可以使我们的言行保持其真实性,可以使我们所创造的价值保持其真实性。
4. 笃行精神
笃行凸显于儒学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是儒学积极投身现实社会、奋发进取、自强不息、追求自己理想价值实现的精神。儒学认为,忧患精神的化解,乐道精神的实现,和合精神的追求,人本精神的弘扬,都有赖于笃行精神的支撑和践行。儒学因其具有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便激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忧患精神,提升了处贫贱而乐于救道的乐观精神,探索了“和实生物”和化解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冲突融合的和合精神,培育了仁者爱人,民贵君轻,水(人民)能载舟覆舟的人道(人本)精神。在忧患、乐道、和合、人本四精神中,都蕴涵着笃行精神的意蕴。
孔子既重视认知主体和知识的来源问题的探讨,又强调行的价值,讲求学与行、言与行的一致、融合。孔子主张听言观行,重视对行的考察,“君子不以言举人”。[13](卷8《卫灵公》)这是选拔人才的重要原则,否则能说会道者、阿谀奉承者会被选择上来,而埋头苦干者、能干实干者就会被冷落。孔子看到了言与行、知与行的冲突分裂,主张转知为行,知行统一的笃行精神。孔子认为有识之士,不应贪图安逸,而应该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否则无做士的资格。他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
《中庸》据朱熹考证是“子思之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大体可信,可作为思孟一系的文本。《中庸》凸显了自强、刚健的笃行精神:“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这个次序是重笃行的知行融合,行是检验学问思辨的尺度,以及实践学问思辨的过程。学问思辨行的价值目标,是要获得预期的成效,所以学问思辨行是统一的过程,而每一阶段都包含着行。无行,学问思辨就不可能取得成效。
儒学的贵和、人本、诚信、笃行精神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体现。这些是本体人对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变化,社会环境的腐败、凶险,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心灵环境的孤独、苦闷等的思考和回应,是对人的生命的尊严、价值、意义的重建,是人对价值理想的终极追求。
二、儒学人文精神与当代职业教育
一种精神能否因得到人们的青睐,从而大行其道,大放异彩,特别是其能否为现实服务,以实现它超越时空的历史价值,这不取决于其言词表述的高深玄妙,而在于其是否适应现代人类的需要或时代精神的呼唤。儒学人文精神亦是如此。
当代职业教育在高举科技大旗的同时,却冷落了人文精神。职业教育人文精神的缺失不仅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地位和发展,而且也导致在职业教育过程中对人的漠视甚至扭曲。
如何追回逝去的东西?儒学人文精神不失为一剂良方。
1.以儒学人文精神精髓为职业道德教育内容的核心
儒家一向以修身立德作为教育的中心。职业道德教育应受到儒家这一传统的影响。要把职业道德作为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扩展和延伸。因此,以 “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主体的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应是职业道德教育的核心和基石。儒家传统道德应成为职业道德教育丰富的、宝贵的资源和内容取向。
从小学到初中,以“四维八德”“五伦”为主体的崇尚孝亲、尊长、敬老、慈幼、明礼、尚义、重廉、知耻的儒家传统道德,应是职业前道德教育的主线和核心。这种系统的循序渐进的社会公德教育,在青少年整个道德教育过程中有助于夯实基础,培养青少年形成良好的职业伦理素养,对于高中分流后的职业道德教育,能起到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
2.与时俱进,不断改革职业道德教育
面临自身的不足和新的冲击,我们需通过改革来学习、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潮流和经验,缩短差距。因此,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面对新的时代特征和社会需求, 我们应把职业道德教育置于整个教育改革系统工程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审视。德育课的课程标准要努力体现学校德育改革人本化、多元化、综合化和科学化的方向。高级职业学校的课程标准要体现职业教育改革未来化、国际化、统整化和弹性化等趋势。
职业教育改革要以培养21世纪的健全国民为总目标,改进职业道德教育,加强涵盖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创新思想、文化陶冶、生涯规划等要素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完整的人格,提升技职人力资源的层次。
3.兼顾公德与私德,重视调整群己关系
要在职业道德中建立新的人伦规范,以适应工商社会的需要。在儒家传统“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外,还需要建立另一种调整群己关系的伦理,以规范个人与陌生大众的关系。
4.注重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的训练和养成
职业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受教育者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具有积极的道德行为。行为习惯的养成在职业道德教育中举足轻重,实践训练更是重要的环节。因此,一方面要把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概括为若干中心条目,然后围绕条目细化设计若干实践条目(实践行为规范),并循序渐进,不断实践,反复训练,以形成习惯,达到知行一致。另一方面开设职业道德实践活动,每周均安排有各种形式的团体活动,如通过群育活动让学生从中体会和认知修身克己、推己乐群、积善助他、互助合作等群己关系规范,把握群己关系道理。同时,建立日常监督、检查评比等管理措施,营造授课育人、演练育人、活动育人、环境育人的格局。
5.在职业道德教育中注重师生关系、教师形象、师德修养和校园伦理
教师的职业道德是学校伦理道德即“校园伦理”的主体。师德的内涵为:因材施教、合而不同、通情达理、公平客观、有教无类。因而要重塑教师正面形象,要求教师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的境教、身教,重视自身职业精神、职业伦理的培养。职业道德教育过程的诸多环节,都要依靠师生互动与交往来达到教育目的。因此,重视师生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6.注重学校、家庭、社会职业道德教育力量的整合
在职业道德教育中,要重视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教育力量的整合。首先抓好学校这一职业道德教育的核心,发挥学校教育的可控性和辐射功能。家庭是每个人伦理生活开始的场所,伦理道德是家庭教育的主要任务。因此家庭教育尤为重要,通过亲子教育(家长学校),明确父母对子女的教养责任。社会机构也要将职业道德的宣传教育列为有关文化活动的重要主题,大众传媒也尽到宣传的职能。要使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相互配合,力量整合,发挥出三管齐下、三头并进、三位一体的整体化教育效应。
参考文献:
[1] 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3] 论语集注[M].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5][6][8][9][10][11][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 论语集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
一、儒学人文精神基本内容
人文精神实质上是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基础。由中国古典的“人本”“孝”和“泛爱众”等思想推广开去,便形成了包括贵和、人本、诚信、笃行等丰富内涵的儒学人文精神。
1. 贵和精神
《易经》“兑”卦中,“和”是大吉大利的征象;在《尚书》中,“和”被广泛的应用到家庭、国家、天下等领域中去,用以描述这些组织内部治理良好、上下协调的状态。
《国语·郑语》和《左传》记载史伯论和同及晏婴论和同,都以“和”为诸多形相的冲突融合,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卷16《郑语》)为宗旨,和首先要承认多元、多样事物的存在,而不是单一、同一、唯一的同,“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东西方的神创论、天创论、理念论都是单一论、唯一论,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中国古人“和实生物”的观念,回答了世界万物从哪里来的根据、根源问题。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继承《左传》《国语》的思想,他认为在人与人关系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卷7《子路》)君子听取多数不同的意见,团结大多数人;小人听不得不同意见,搞结党营私。这表现了两种不同的人格理想、道德情操、思维方法和价值标准。若小人当政,就会排斥不同意见的贤明之士,任人唯亲,搞专制独裁。因此,孔子认为为政应“和”。这里所谓“和”,除“和而不同”外,还应宽猛相济,才能达到恰到好处的政和的情境。这就是孔子大倡的中庸思想。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孔子说,君子的言行都按中庸的准则去做,而小人却违反了中庸的准则。君子之所以能做到中庸,是因为君子做事时时处置恰当;小人之所以违反中庸,是因为小人做事肆无忌惮。接着,孔子又进一步做了论证。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孔子说,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广泛推行,我是知道这个原因的,聪明人超过了它的界限,愚蠢的人又达不到它的要求。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普遍让人明白,我也是知道它的原因的,有道德的人理解过高,没有道德的人却理解太低。人没有不吃不喝的,却很少有人能(准确地)辨别出食物的味道。孔子在这里大讲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谈的事物的和谐状态。
2. 人本精神
孔子的人本精神不仅在把人当人看,尊重人格,而且看重如何做人,怎样做人?关怀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在孔子的仁学中,充分体现了人本精神。他所说的人,只是人,是具有人格的人,而不是其他外在要素的附属品或派生者。因为孔子仁学的核心是讲人,所以仁学也可称为人学或人本学。
仁之所以说是人的内在超越,首先在于仁与人在内涵上有互相贯通、圆融之处。如“泛爱众,而亲仁”。[3](卷1《学而》)是讲博爱大众,亲近有道德的仁人。仁与人的内在联系,是超越的基础。其次,人应该是有仁德的人,无仁德就不是人,人与自我超越为仁。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或道德标准。“仁者爱人”,爱人是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肯定,仁是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内在超越。再次,爱人虽意味着由主体而及于客体,但要求由主体自我做起,树立主体性人格。克己的“己”非指人的私欲,而是指约束、克制自己,就是发挥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协调人的视听言行等活动、行为,都符合礼的要求。孔子强调“为仁由己”,实是内圣的道路,他试图将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以贯彻他的仁(人)本精神。
儒家强调泛爱众的人类之爱的人本精神(人道精神),当儒学在强调“仁”要从自我做起的时候,就确认个体主体的独立人格和尊严,标志着个体主体的自觉。个体主体的提升为类主体,并从人性的普遍性说明人的类存在,天、地、人三才凸显人在天地间的特殊作用和价值。儒学对个体主体和类主体的地位、作用、价值的独立性、尊严性的肯定,即是人本精神的确立。
3.诚信精神
诚信是儒家的优良传统。儒家历来以诚实守信而著称于世。
(1)传统儒学关于“诚”的内涵
儒家言“诚”始自《中庸》,《中庸》的核心观念就是“诚”。《中庸》是怎样论“诚”的呢?《中庸》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4](《中庸》,31页)“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之,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5](《中庸》,34页)在这里,“诚”作为道德品质首先是被赋予“天”的,天“为物不贰”,亦即其自然运行时所显示出的真实无妄的特点就是“诚”,“诚”是“天之道”。人未能有“诚”,故须求如天一般的“诚”,合于天道。《中庸》还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6](《中庸》,31页)此即是说,能合于天道的“诚者”具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这样一种圆融透彻、无所滞碍的心灵境界,而且,这样的“诚者”亦即圣人。《中庸》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诚”之于人的意义:“诚”提供了一条使人由凡入圣,成为拥有独特心灵境界的生命超越者的途径。故此,《中庸》还有这样的赞叹:“惟天下至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7](《中庸》,38—39页)
(2)传统儒学关于“信”的内涵
儒家创始人孔子未直接谈到“诚”,对“信”却言之甚多。孔子相当重视“信”,《论语·述而》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8](《论语》,99页)“信”为孔子“四教”的科目之一。孔子又把“信”和“恭”“宽”“敏”“惠”一起并列为“五德”[9](《论语》,177页)。孔子在如下一段和子贡的对话尤显示他对“信”的重视:“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0](《论语》,134—135页)在这段对话里,孔子认为,对国家和社会来说,“信”比“食”和“兵”更为重要。
为什么要讲“信”?孔子说得很平实。他认为,对一般社会成员来说,人若无信用,一如车无轴轮而不可运行;对于统治者来说,“信”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11](《论语》,49页),“信则民任焉”[12](《论语》,194页)。孔子没有直接把“信”同个体实现生命超越从而获得至高心灵境界联系在一起,在孔子眼里, 之所以要讲“信”,在于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它的恪守能带来维护社会稳定以及社会成员和谐交往的实际效用。
诚信可以使我们的道德保持其真实性,可以使我们的言行保持其真实性,可以使我们所创造的价值保持其真实性。
4. 笃行精神
笃行凸显于儒学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是儒学积极投身现实社会、奋发进取、自强不息、追求自己理想价值实现的精神。儒学认为,忧患精神的化解,乐道精神的实现,和合精神的追求,人本精神的弘扬,都有赖于笃行精神的支撑和践行。儒学因其具有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便激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忧患精神,提升了处贫贱而乐于救道的乐观精神,探索了“和实生物”和化解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冲突融合的和合精神,培育了仁者爱人,民贵君轻,水(人民)能载舟覆舟的人道(人本)精神。在忧患、乐道、和合、人本四精神中,都蕴涵着笃行精神的意蕴。
孔子既重视认知主体和知识的来源问题的探讨,又强调行的价值,讲求学与行、言与行的一致、融合。孔子主张听言观行,重视对行的考察,“君子不以言举人”。[13](卷8《卫灵公》)这是选拔人才的重要原则,否则能说会道者、阿谀奉承者会被选择上来,而埋头苦干者、能干实干者就会被冷落。孔子看到了言与行、知与行的冲突分裂,主张转知为行,知行统一的笃行精神。孔子认为有识之士,不应贪图安逸,而应该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否则无做士的资格。他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
《中庸》据朱熹考证是“子思之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大体可信,可作为思孟一系的文本。《中庸》凸显了自强、刚健的笃行精神:“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这个次序是重笃行的知行融合,行是检验学问思辨的尺度,以及实践学问思辨的过程。学问思辨行的价值目标,是要获得预期的成效,所以学问思辨行是统一的过程,而每一阶段都包含着行。无行,学问思辨就不可能取得成效。
儒学的贵和、人本、诚信、笃行精神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体现。这些是本体人对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变化,社会环境的腐败、凶险,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心灵环境的孤独、苦闷等的思考和回应,是对人的生命的尊严、价值、意义的重建,是人对价值理想的终极追求。
二、儒学人文精神与当代职业教育
一种精神能否因得到人们的青睐,从而大行其道,大放异彩,特别是其能否为现实服务,以实现它超越时空的历史价值,这不取决于其言词表述的高深玄妙,而在于其是否适应现代人类的需要或时代精神的呼唤。儒学人文精神亦是如此。
当代职业教育在高举科技大旗的同时,却冷落了人文精神。职业教育人文精神的缺失不仅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地位和发展,而且也导致在职业教育过程中对人的漠视甚至扭曲。
如何追回逝去的东西?儒学人文精神不失为一剂良方。
1.以儒学人文精神精髓为职业道德教育内容的核心
儒家一向以修身立德作为教育的中心。职业道德教育应受到儒家这一传统的影响。要把职业道德作为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扩展和延伸。因此,以 “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主体的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应是职业道德教育的核心和基石。儒家传统道德应成为职业道德教育丰富的、宝贵的资源和内容取向。
从小学到初中,以“四维八德”“五伦”为主体的崇尚孝亲、尊长、敬老、慈幼、明礼、尚义、重廉、知耻的儒家传统道德,应是职业前道德教育的主线和核心。这种系统的循序渐进的社会公德教育,在青少年整个道德教育过程中有助于夯实基础,培养青少年形成良好的职业伦理素养,对于高中分流后的职业道德教育,能起到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
2.与时俱进,不断改革职业道德教育
面临自身的不足和新的冲击,我们需通过改革来学习、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潮流和经验,缩短差距。因此,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面对新的时代特征和社会需求, 我们应把职业道德教育置于整个教育改革系统工程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审视。德育课的课程标准要努力体现学校德育改革人本化、多元化、综合化和科学化的方向。高级职业学校的课程标准要体现职业教育改革未来化、国际化、统整化和弹性化等趋势。
职业教育改革要以培养21世纪的健全国民为总目标,改进职业道德教育,加强涵盖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创新思想、文化陶冶、生涯规划等要素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完整的人格,提升技职人力资源的层次。
3.兼顾公德与私德,重视调整群己关系
要在职业道德中建立新的人伦规范,以适应工商社会的需要。在儒家传统“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外,还需要建立另一种调整群己关系的伦理,以规范个人与陌生大众的关系。
4.注重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的训练和养成
职业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受教育者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具有积极的道德行为。行为习惯的养成在职业道德教育中举足轻重,实践训练更是重要的环节。因此,一方面要把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概括为若干中心条目,然后围绕条目细化设计若干实践条目(实践行为规范),并循序渐进,不断实践,反复训练,以形成习惯,达到知行一致。另一方面开设职业道德实践活动,每周均安排有各种形式的团体活动,如通过群育活动让学生从中体会和认知修身克己、推己乐群、积善助他、互助合作等群己关系规范,把握群己关系道理。同时,建立日常监督、检查评比等管理措施,营造授课育人、演练育人、活动育人、环境育人的格局。
5.在职业道德教育中注重师生关系、教师形象、师德修养和校园伦理
教师的职业道德是学校伦理道德即“校园伦理”的主体。师德的内涵为:因材施教、合而不同、通情达理、公平客观、有教无类。因而要重塑教师正面形象,要求教师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的境教、身教,重视自身职业精神、职业伦理的培养。职业道德教育过程的诸多环节,都要依靠师生互动与交往来达到教育目的。因此,重视师生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6.注重学校、家庭、社会职业道德教育力量的整合
在职业道德教育中,要重视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教育力量的整合。首先抓好学校这一职业道德教育的核心,发挥学校教育的可控性和辐射功能。家庭是每个人伦理生活开始的场所,伦理道德是家庭教育的主要任务。因此家庭教育尤为重要,通过亲子教育(家长学校),明确父母对子女的教养责任。社会机构也要将职业道德的宣传教育列为有关文化活动的重要主题,大众传媒也尽到宣传的职能。要使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相互配合,力量整合,发挥出三管齐下、三头并进、三位一体的整体化教育效应。
参考文献:
[1] 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3] 论语集注[M].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5][6][8][9][10][11][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 论语集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