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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古北何许人也？他是1940年代革命解放区的重要作家，创作过一批纯熟厚重的小说佳作；他是“山药蛋派”的中坚人物，其作品颇有自己的特色和锋芒；他是1950年代新中国文学的建设者、开拓者，做过大量的组织工作，发表过一批引人注目的农村题材小说。但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在1950年代后半期，命运逆转，作品两次受到尖锐批判，创作上经受了严重挫折。1960年代之后，他疏离文坛，在高等院校与县级机关辗转。但他对文学忠贞不渝，在漫长的“沉寂”生涯中，创作了三四部长篇小说和多部中短篇小说，而这些作品却尘封虫蛀，没有一部发表出来。“山药蛋派”里只剩了他一个可有可无的名字，他的作品早已湮灭在岁月长河中，今天的文坛和读者全然不知还有这样一位卓尔不群的现实主义作家。
沉潜山西现当代文学多年，对山西近百年来的文学史发展，众多的作家作品，庞杂的文学思潮和现象，逐渐有了较多的了解。在一步一步的探索中，发现有一个重要作家正在离我们而去，越行越远，几近“失踪”。他就是李古北。1980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其中写到李古北小说在1959年所遭到的批判；1990年出版的《山西作家群评传》，专门有李古北一章；1997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山西文学史》，在第二编中有“李古北的现实主义小说”一节。但此后近二十年来，关于李古北的评论、研究乃至信息，越来越少。当下的评论家乃至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没有人会去研究李古北，而关于赵树理、“山药蛋派”的研究持续不断。在一些代表官方立场的评述文章中，着重谈的是“西李马胡孙”等，李古北的名字仅仅是个“点缀”，甚而干脆没有。李古北的小说在上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50年代的全国文坛，颇有影响。而到新时期之后却难见踪影了。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 （第七卷），选入了《未婚夫妻》；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套《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收入了《奇迹》《破案》；198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选》、2005年出版的《山西文学大系》第八卷，转载的是同一篇作品《见面》。而“山药蛋派”作家的总集、选集、文集，从国家出版社到山西地方出版社，出版了无数种，都没有李古北的份。他一生出版的只有1950年代的两本小册子。1992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和山西省作家协会在太原隆重召开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文学创作50年学术研讨会”，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五战友”“人民作家”称号；后来又授予力群、郑笃“人民艺术家”“人民作家”称号。山西解放区作家功德圆满、功成名就，有关方面却没有想到李古北。李当时还健在，当他听到新闻、看到电视时，不知会作何感想？
手边有一本北京语言学院197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二分册），其中的作家词条大抵是作家自己撰写的，比较准确、详细。李古北词条中写毕出版的主要作品后，又补充一段：“还有小说《见面》《沃土伸向远方》（作家出版社），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浪淘沙》（第一部）及揭露‘四人帮’的中篇小说《新的一课》即将出版。”但这里所列举的长篇、中篇小说我均不知晓。它们是否出版？有无写成？语焉不详，令人疑惑。李古北的“失踪”，作品的散落，诱惑着我走向一个迷茫、“荒凉”的世界。
山西省作家协会“驻扎”在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古老的胡同里。办公与宿舍同一个小区，在胡同里常常可以遇到一些老前辈，我问过几位老人，如老主席焦祖尧，老评论家李国涛、董大中等，他们都说知道并见过李古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文学界影响很大，是“山药蛋派”的重要作家，但并不熟悉。当年《火花》的老编辑王樟生说：“1958年李古北曾调回省文联，但时间很短，很快就回到他的老家翼城县了。人长得高高的，穿着笔挺的西装，院里的人背地里說人家是洋派。那一段他在《火花》上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山西文学界把人家批了个一塌糊涂……”王老师的话让我心里一震，至今记忆犹新。我又从省作协的旧资料室找到了五六十年代的《火花》《延河》《文艺学习》等杂志，复印了他的所有作品和相关评论。从孔夫子旧书网上，邮购了工人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桂元的故事》，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农村奇事》，两本短篇小说集都薄薄的，繁体字，竖排版。书页发黄，封面破损，但不影响阅读。李古北在小传中记载的新华书店出版的《大柳庄记事》，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也找到了，那是1947年解放区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创作小丛书”中的一种，是一本多人合集，作者除古北外，还有王前、曾克、吴象、培时等，要价较高，没有买，因为其中李古北的小说，我已找到。此外，我还在超星数字图书馆网上，查到了李古北发表在1946年 《太岳文化》第4、5期上的长篇小说节选《讹人》，这是所有相关资料都未曾提到的作品，我如获至宝，请太原师院文学院的青年教师王晓瑜下载，他对山西解放区文学也很感兴趣。原杂志是土纸本、石印，字迹模糊，墨色漫漶，错讹甚多，只有6000字，但透过字里行间，你一下子就进入了那血与火的岁月，感受到了作者强劲的艺术表现力。这部原题为《转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于1945到1946年，比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可能略晚一些，但它是一个人的独著。这部长篇小说到底写完了没有？为什么没有出版？后来流落到了何处？如果这部长篇小说当时顺利出版，李古北的命运又会怎样？这些问题让我浮想联翩。
李古北无疑是“山药蛋派”的中坚作家，如果像有些人封赐的，赵树理是这个流派的主帅，“西李马胡孙”是主将，那么李古北同样是毫不逊色的主将。但他的人生命运和创作历程却充满了曲折、沉浮。他祖籍山东莱芜，祖父很早就携全家到山西晋南的翼城县落户。他1921年出生，小时在县城读书，长大到省城太原上中学。因抗日战争爆发，中学解散，他返回故乡，加入了山西牺盟会，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后进入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1944年毕业，随后分配到陇东抗大七分校任教师，又赴故乡翼城县农村工作，参加反奸清算、土地改革，其间几次调太岳文联主办的《太岳文化》杂志社任编辑，直到全国解放。整个1940年代，是他人生与创作的开创时期。他来往于农村、学校、杂志社，当学生、做编辑、任农村工作干部，为根据地的抗日、革命和建设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他的小说创作开始于1945年他在《北岳文化》当编辑的时候，刊物草创，没有稿源，领导就号召大家边当编辑边创作，他竟一发而不可收，创作了三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大都发表在《北岳文化》上。《未婚夫妻》是他的小说处女作，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一对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和成长经历；《见面》刻画解放战争中敌我两军对阵中父亲与儿子、财主与长工的复杂关系；《大柳庄记事》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获得了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首次文教作品乙等奖。作品写抗日斗争背景下，青年农民小拴一家的悲惨遭遇，后来小拴参加了八路军，与地主的儿子在战场上激战，战斗取得胜利，仇人终被镇压。这就把家族仇与阶级恨自然联系在了一起，揭示了农民参加革命的深层原因和动力。长篇小说节选《讹人》，描述晋南农村贫苦农民同地主阶级的残酷斗争，青年农民马驹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在一个月黑风高夜去行刺地主孟老四，引发了孟家父子同村政权、县衙门联合起来，对全村村民和嫌疑人的疯狂镇压。充分表现了一个腐败社会在崩溃前的官逼民反和内部激荡，其主题是深刻而沉重的。在情节和细节描写上，有自然主义现象，如写马驹残杀孟老四、如写法庭上狼狗活活吃掉无辜村民，写得血腥而恐怖，缺乏艺术提炼和加工。作品写到了农民革命、抗日战争，埋下了许多伏笔。这部未能问世的长篇小说，想来该是一部情节精彩、人物有力、意蕴丰厚的现实主义力作吧？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它的“流产”呢？ 上世纪40年代，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深刻影响，由于赵树理在通俗化、大众化文学上的成功实践，有效地推动了各根据地——后来称解放区文学的发展。山西根据地是全国根据地的“重镇”，文学艺术也兴盛起来。太行区的赵树理、刘江，太岳区的李古北，晋绥区的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人称“五战友”“五作家”），正是在这场革命文学潮流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他们都生在长在山西农村，文化水平相对不高，对农村生活和文化以及民情风俗十分熟悉，参加革命之后人生命运得到彻底改变。这些共同的经历和文化修养，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主题思想、人物形象、风格语言等方面，呈现出诸多相同的面貌和特征，形成一种地域性的文学思潮和流派。一直到20多年后的1979年，才由评论家李国涛正式命名为“山药蛋派”。整个1940年代，是这批作家的活跃期，他们创作了一大批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此外还有散文、故事、戏剧等。比较起来，李古北的创作数量少一点，但他出手不凡，起点较高，作品在基本风格上与其他“山药蛋派”作品如出一脉，但在对生活和人物的描述，在表现方法和叙事语言的成熟等方面，显然要比晋绥作家高一筹。他和赵树理在这个流派中文化与文学修养应该是最高的。当然，李古北自有他的局限。如对当下政治、路线、政策等缺乏敏感性，难以把握住时代的脉动；譬如他忠实现实生活的原始状态和丰富细节，难免滑向写实乃至自然主义一边。
新中国文学延续的是解放区文学的道路，依靠的是来自解放区的革命作家。建国之后，李古北进入北京。1950年安排到北京电影局当编剧，1951年调《人民文学》杂志社任编辑，1952年调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办公室任主任。后来，中央号召作家深入基层，参加社会变革，创作反映革命和建设的作品。李古北心系创作，主动申请于1955年调到了陕西作协从事专业创作、并兼任副秘书长。1958年又转调山西文联，随即调回故乡翼城县，任县委副书记，在县里一待就是七年。他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大搞文化建设，成立了艺术学院，创办了文学刊物《幼苗》，虽然学院、刊物只存在了五个月时间，但在全县乃至全省是一种独创。而此时的赵树理，在阳城县担任副书记，在全县、沁水以及尉迟村，实施他的经济建设计划。两位作家践行着他们的社会理想，书写着时代篇章。
上世纪50年代，前半期是他的成熟期，后半期则是他的挫折期。从1950年到1956年他创作了多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显示出他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桂元的故事》表现了土改运动中一代青年的斗争与成长；《粮食》《农村奇事》《不能这样活下去》，集中描写了农村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艰难历程，以中农为主的小生产自发势力的强大，这些作品表现生活逼真、深入，人物形象扎实、丰满，艺术形式和手法多样、纯熟，有着浓郁的“山药蛋派”特色，无疑是当时农村题材的丰硕成果。特别是长篇小说《沃土伸向远方》，上中下共三部，五六十万字，可谓鸿篇巨制，表现的是晋南农村从互助组到农业社的历史转型。作品已决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长巴人提出要加强一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描写，请作者修改加工，但李古北未能改成，出版告吹。《延河》1956年第7期发表这部小说的节选，题目改为《困难的春天》，近三万字。这是一部与赵树理《三里湾》、柳青《创业史》相同题材、主题的史诗性作品，它的夭折令人惋惜！
文坛风云变幻莫测。1950年代后半期，李古北的人生和创作屡遭挫折。这一时期，他自觉地调整创作路子，近距离地反映社会主义运动和建设，努力在精短的短篇小说篇幅中表现更丰富的生活。但无情的批判却不期而至。先是1956年，周扬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的长篇报告中，严厉指出他的小说中有“不健全的近乎自然主义的倾向”。例证就是《不能这样活下去》中，农家姑娘燕妮回到家中，同大黑狗和骒马的亲昵、戏耍的逼真描写，认为作家“把渺小、庸俗的东西作为艺术注意的中心”，必然“把读者引导到庸俗的、注意琐细事情的趣味上去”。李古北的小说注意生活本身的丰富性、细节性，有写实主义特色，但还不能说有自然主义倾向。而李古北没有因高层的批评灰心丧气，他在1958年和1959年振奋精神，连续發表了九篇短篇小说。其中有的是应景附会之作；有的则是题材巧妙、构思机智的艺术精品，如《大革命》《话篓子老人》。《火花》和《延河》杂志1958年第10期同时推出他的《奇迹》《破案》，这是两篇揭示现实生活的力作，想不到再一次成为批判的靶子。《文艺报》1959年第24期发表陈默的《两篇奇怪的小说》一文，紧接着《火花》 《山西日报》《延河》等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展开了猛烈批判，时间长达三年。罪名无非是“严重歪曲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活”，“丑化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物”等等。激进的评论家也注意到李古北使用了讽刺笔法，其实李古北正是通过捉捕一只“漏网”麻雀、侦破一个玉米被扳“案件”这样的两件小事，揭露大跃进运动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上纲上线、夸大阶级斗争等种种不正常的工作和作风。两篇小说文本复杂、深含讽刺，凸显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忧患和胆魄。这两篇小说与赵树理几乎同时发表也遭到批判的《“锻炼锻炼”》可谓异曲同工。
李古北与“山药蛋派”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从小说创作上比较，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共同的地方表现在：一是努力反映农村变革，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二是认真刻画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创造一个宏阔的乡村世界；三是精心探索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构筑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风格。相异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他的小说具有突出的写实性。他更注重对生活的真实性、丰富性的描绘，不对生活做过多的剪裁、提炼、升华。他往往是在历史事件的大背景下，展开他的故事和人物，却不大看重所谓路线、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行，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家庭生活、爱情故事、人际纠葛等方面。他在叙事写人上，力求细腻、从容、开阔，展现出生活本身的逼真、过程、质感来。但李古北的这种写实手法，控制不好容易滑向自然主义一边。其次是对五四小说、西方文学表现形式和手段的借鉴，譬如俯拾皆是的风景描写，大段的乃至静态的人物心理活动展示，突出的讽刺幽默方法的运用等。所有这些，使李古北的小说增添了一些现代小说的韵味，使“山药蛋派”文学具有了某种“洋”的元素。从人际关系上看，就现有史实加上我们的推想可以确认，李古北与晋绥“五作家”有一种隔膜或者说鸿沟。他们同属一个文学流派，但却压根没有共同的组织、纲领、旗号之类。他们都来自山西革命解放区，但李古北属太岳区，“五作家”属晋绥区。建国后“五作家”成为山西作协的“掌门人”，也形成了有点封闭的人事圈子和文化氛围。李古北回到山西乃至这个流派，本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每次都未能实现。如1954年中央号召作家深入各省，他本可以调到山西，但却选择了陕西作协；如1958年调回山西文联，也可以长留省文联，却只是做了一次“中转”；如新时期之后，马烽、胡正曾给他写信，希望他回到省作协，但他婉言谢绝了。他当年的学生、弟子问他为什么不答应，他长叹一声说：“咱跟人家不是一路人。”孤高、自信的李古北，随后又返回了财经学院，开始了他的长篇、中篇小说的修改、创作。2007年李古北因患肺癌去世，享年86岁，文学界一无所知。
几经曲折、辗转，我终于找到了李古北的一位熟人——丹保安先生。丹老师是翼城人，正是当年李古北办艺术学院时的文学青年，与李过从甚密，后来成为社会科学家，任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虽已退休，但仍在研究自己喜爱的专业。我在丹老师那里看到了李古北大量手稿。有1950年代中期创作的长篇小说《沃土伸向远方》，但书名改为《光明大道》，是出版社的打印稿，上面有作者多处删节和修改之处；有1960年代创作的反映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浪淘沙》，改名为《火的起源》，手写稿，足有四五寸厚，大约五六十万字；有同时期创作的表现晋南农村因水利而发生的矛盾和斗争的长篇小说《为水而战》，也有四五十万字。还有1980年代创作的两部中篇小说《村歌》《乡曲》，写的是新时期的农村改革，每部有七八万字；丹老师说，另外还有一部写“文革”题材的中篇小说《新的一课》。三部长篇、两部中篇以及几个短篇，总字数在160万字以上。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李古北虽然远离文坛，但从来没有离开文学，在漫长的“寂寞”中构筑着自己的文学梦想。
面对这些落满灰尘、稿页残缺、“劫后余生”的手稿，我唯有沉默、感叹。我不知道这些书稿能不能复活面世，不知道李古北的梦想能不能幸运成真……
沉潜山西现当代文学多年，对山西近百年来的文学史发展，众多的作家作品，庞杂的文学思潮和现象，逐渐有了较多的了解。在一步一步的探索中，发现有一个重要作家正在离我们而去，越行越远，几近“失踪”。他就是李古北。1980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其中写到李古北小说在1959年所遭到的批判；1990年出版的《山西作家群评传》，专门有李古北一章；1997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山西文学史》，在第二编中有“李古北的现实主义小说”一节。但此后近二十年来，关于李古北的评论、研究乃至信息，越来越少。当下的评论家乃至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没有人会去研究李古北，而关于赵树理、“山药蛋派”的研究持续不断。在一些代表官方立场的评述文章中，着重谈的是“西李马胡孙”等，李古北的名字仅仅是个“点缀”，甚而干脆没有。李古北的小说在上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50年代的全国文坛，颇有影响。而到新时期之后却难见踪影了。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 （第七卷），选入了《未婚夫妻》；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套《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收入了《奇迹》《破案》；198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选》、2005年出版的《山西文学大系》第八卷，转载的是同一篇作品《见面》。而“山药蛋派”作家的总集、选集、文集，从国家出版社到山西地方出版社，出版了无数种，都没有李古北的份。他一生出版的只有1950年代的两本小册子。1992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和山西省作家协会在太原隆重召开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文学创作50年学术研讨会”，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五战友”“人民作家”称号；后来又授予力群、郑笃“人民艺术家”“人民作家”称号。山西解放区作家功德圆满、功成名就，有关方面却没有想到李古北。李当时还健在，当他听到新闻、看到电视时，不知会作何感想？
手边有一本北京语言学院197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二分册），其中的作家词条大抵是作家自己撰写的，比较准确、详细。李古北词条中写毕出版的主要作品后，又补充一段：“还有小说《见面》《沃土伸向远方》（作家出版社），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浪淘沙》（第一部）及揭露‘四人帮’的中篇小说《新的一课》即将出版。”但这里所列举的长篇、中篇小说我均不知晓。它们是否出版？有无写成？语焉不详，令人疑惑。李古北的“失踪”，作品的散落，诱惑着我走向一个迷茫、“荒凉”的世界。
山西省作家协会“驻扎”在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古老的胡同里。办公与宿舍同一个小区，在胡同里常常可以遇到一些老前辈，我问过几位老人，如老主席焦祖尧，老评论家李国涛、董大中等，他们都说知道并见过李古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文学界影响很大，是“山药蛋派”的重要作家，但并不熟悉。当年《火花》的老编辑王樟生说：“1958年李古北曾调回省文联，但时间很短，很快就回到他的老家翼城县了。人长得高高的，穿着笔挺的西装，院里的人背地里說人家是洋派。那一段他在《火花》上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山西文学界把人家批了个一塌糊涂……”王老师的话让我心里一震，至今记忆犹新。我又从省作协的旧资料室找到了五六十年代的《火花》《延河》《文艺学习》等杂志，复印了他的所有作品和相关评论。从孔夫子旧书网上，邮购了工人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桂元的故事》，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农村奇事》，两本短篇小说集都薄薄的，繁体字，竖排版。书页发黄，封面破损，但不影响阅读。李古北在小传中记载的新华书店出版的《大柳庄记事》，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也找到了，那是1947年解放区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创作小丛书”中的一种，是一本多人合集，作者除古北外，还有王前、曾克、吴象、培时等，要价较高，没有买，因为其中李古北的小说，我已找到。此外，我还在超星数字图书馆网上，查到了李古北发表在1946年 《太岳文化》第4、5期上的长篇小说节选《讹人》，这是所有相关资料都未曾提到的作品，我如获至宝，请太原师院文学院的青年教师王晓瑜下载，他对山西解放区文学也很感兴趣。原杂志是土纸本、石印，字迹模糊，墨色漫漶，错讹甚多，只有6000字，但透过字里行间，你一下子就进入了那血与火的岁月，感受到了作者强劲的艺术表现力。这部原题为《转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于1945到1946年，比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可能略晚一些，但它是一个人的独著。这部长篇小说到底写完了没有？为什么没有出版？后来流落到了何处？如果这部长篇小说当时顺利出版，李古北的命运又会怎样？这些问题让我浮想联翩。
李古北无疑是“山药蛋派”的中坚作家，如果像有些人封赐的，赵树理是这个流派的主帅，“西李马胡孙”是主将，那么李古北同样是毫不逊色的主将。但他的人生命运和创作历程却充满了曲折、沉浮。他祖籍山东莱芜，祖父很早就携全家到山西晋南的翼城县落户。他1921年出生，小时在县城读书，长大到省城太原上中学。因抗日战争爆发，中学解散，他返回故乡，加入了山西牺盟会，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后进入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1944年毕业，随后分配到陇东抗大七分校任教师，又赴故乡翼城县农村工作，参加反奸清算、土地改革，其间几次调太岳文联主办的《太岳文化》杂志社任编辑，直到全国解放。整个1940年代，是他人生与创作的开创时期。他来往于农村、学校、杂志社，当学生、做编辑、任农村工作干部，为根据地的抗日、革命和建设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他的小说创作开始于1945年他在《北岳文化》当编辑的时候，刊物草创，没有稿源，领导就号召大家边当编辑边创作，他竟一发而不可收，创作了三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大都发表在《北岳文化》上。《未婚夫妻》是他的小说处女作，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一对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和成长经历；《见面》刻画解放战争中敌我两军对阵中父亲与儿子、财主与长工的复杂关系；《大柳庄记事》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获得了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首次文教作品乙等奖。作品写抗日斗争背景下，青年农民小拴一家的悲惨遭遇，后来小拴参加了八路军，与地主的儿子在战场上激战，战斗取得胜利，仇人终被镇压。这就把家族仇与阶级恨自然联系在了一起，揭示了农民参加革命的深层原因和动力。长篇小说节选《讹人》，描述晋南农村贫苦农民同地主阶级的残酷斗争，青年农民马驹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在一个月黑风高夜去行刺地主孟老四，引发了孟家父子同村政权、县衙门联合起来，对全村村民和嫌疑人的疯狂镇压。充分表现了一个腐败社会在崩溃前的官逼民反和内部激荡，其主题是深刻而沉重的。在情节和细节描写上，有自然主义现象，如写马驹残杀孟老四、如写法庭上狼狗活活吃掉无辜村民，写得血腥而恐怖，缺乏艺术提炼和加工。作品写到了农民革命、抗日战争，埋下了许多伏笔。这部未能问世的长篇小说，想来该是一部情节精彩、人物有力、意蕴丰厚的现实主义力作吧？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它的“流产”呢？ 上世纪40年代，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深刻影响，由于赵树理在通俗化、大众化文学上的成功实践，有效地推动了各根据地——后来称解放区文学的发展。山西根据地是全国根据地的“重镇”，文学艺术也兴盛起来。太行区的赵树理、刘江，太岳区的李古北，晋绥区的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人称“五战友”“五作家”），正是在这场革命文学潮流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他们都生在长在山西农村，文化水平相对不高，对农村生活和文化以及民情风俗十分熟悉，参加革命之后人生命运得到彻底改变。这些共同的经历和文化修养，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主题思想、人物形象、风格语言等方面，呈现出诸多相同的面貌和特征，形成一种地域性的文学思潮和流派。一直到20多年后的1979年，才由评论家李国涛正式命名为“山药蛋派”。整个1940年代，是这批作家的活跃期，他们创作了一大批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此外还有散文、故事、戏剧等。比较起来，李古北的创作数量少一点，但他出手不凡，起点较高，作品在基本风格上与其他“山药蛋派”作品如出一脉，但在对生活和人物的描述，在表现方法和叙事语言的成熟等方面，显然要比晋绥作家高一筹。他和赵树理在这个流派中文化与文学修养应该是最高的。当然，李古北自有他的局限。如对当下政治、路线、政策等缺乏敏感性，难以把握住时代的脉动；譬如他忠实现实生活的原始状态和丰富细节，难免滑向写实乃至自然主义一边。
新中国文学延续的是解放区文学的道路，依靠的是来自解放区的革命作家。建国之后，李古北进入北京。1950年安排到北京电影局当编剧，1951年调《人民文学》杂志社任编辑，1952年调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办公室任主任。后来，中央号召作家深入基层，参加社会变革，创作反映革命和建设的作品。李古北心系创作，主动申请于1955年调到了陕西作协从事专业创作、并兼任副秘书长。1958年又转调山西文联，随即调回故乡翼城县，任县委副书记，在县里一待就是七年。他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大搞文化建设，成立了艺术学院，创办了文学刊物《幼苗》，虽然学院、刊物只存在了五个月时间，但在全县乃至全省是一种独创。而此时的赵树理，在阳城县担任副书记，在全县、沁水以及尉迟村，实施他的经济建设计划。两位作家践行着他们的社会理想，书写着时代篇章。
上世纪50年代，前半期是他的成熟期，后半期则是他的挫折期。从1950年到1956年他创作了多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显示出他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桂元的故事》表现了土改运动中一代青年的斗争与成长；《粮食》《农村奇事》《不能这样活下去》，集中描写了农村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艰难历程，以中农为主的小生产自发势力的强大，这些作品表现生活逼真、深入，人物形象扎实、丰满，艺术形式和手法多样、纯熟，有着浓郁的“山药蛋派”特色，无疑是当时农村题材的丰硕成果。特别是长篇小说《沃土伸向远方》，上中下共三部，五六十万字，可谓鸿篇巨制，表现的是晋南农村从互助组到农业社的历史转型。作品已决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长巴人提出要加强一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描写，请作者修改加工，但李古北未能改成，出版告吹。《延河》1956年第7期发表这部小说的节选，题目改为《困难的春天》，近三万字。这是一部与赵树理《三里湾》、柳青《创业史》相同题材、主题的史诗性作品，它的夭折令人惋惜！
文坛风云变幻莫测。1950年代后半期，李古北的人生和创作屡遭挫折。这一时期，他自觉地调整创作路子，近距离地反映社会主义运动和建设，努力在精短的短篇小说篇幅中表现更丰富的生活。但无情的批判却不期而至。先是1956年，周扬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的长篇报告中，严厉指出他的小说中有“不健全的近乎自然主义的倾向”。例证就是《不能这样活下去》中，农家姑娘燕妮回到家中，同大黑狗和骒马的亲昵、戏耍的逼真描写，认为作家“把渺小、庸俗的东西作为艺术注意的中心”，必然“把读者引导到庸俗的、注意琐细事情的趣味上去”。李古北的小说注意生活本身的丰富性、细节性，有写实主义特色，但还不能说有自然主义倾向。而李古北没有因高层的批评灰心丧气，他在1958年和1959年振奋精神，连续發表了九篇短篇小说。其中有的是应景附会之作；有的则是题材巧妙、构思机智的艺术精品，如《大革命》《话篓子老人》。《火花》和《延河》杂志1958年第10期同时推出他的《奇迹》《破案》，这是两篇揭示现实生活的力作，想不到再一次成为批判的靶子。《文艺报》1959年第24期发表陈默的《两篇奇怪的小说》一文，紧接着《火花》 《山西日报》《延河》等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展开了猛烈批判，时间长达三年。罪名无非是“严重歪曲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活”，“丑化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物”等等。激进的评论家也注意到李古北使用了讽刺笔法，其实李古北正是通过捉捕一只“漏网”麻雀、侦破一个玉米被扳“案件”这样的两件小事，揭露大跃进运动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上纲上线、夸大阶级斗争等种种不正常的工作和作风。两篇小说文本复杂、深含讽刺，凸显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忧患和胆魄。这两篇小说与赵树理几乎同时发表也遭到批判的《“锻炼锻炼”》可谓异曲同工。
李古北与“山药蛋派”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从小说创作上比较，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共同的地方表现在：一是努力反映农村变革，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二是认真刻画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创造一个宏阔的乡村世界；三是精心探索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构筑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风格。相异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他的小说具有突出的写实性。他更注重对生活的真实性、丰富性的描绘，不对生活做过多的剪裁、提炼、升华。他往往是在历史事件的大背景下，展开他的故事和人物，却不大看重所谓路线、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行，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家庭生活、爱情故事、人际纠葛等方面。他在叙事写人上，力求细腻、从容、开阔，展现出生活本身的逼真、过程、质感来。但李古北的这种写实手法，控制不好容易滑向自然主义一边。其次是对五四小说、西方文学表现形式和手段的借鉴，譬如俯拾皆是的风景描写，大段的乃至静态的人物心理活动展示，突出的讽刺幽默方法的运用等。所有这些，使李古北的小说增添了一些现代小说的韵味，使“山药蛋派”文学具有了某种“洋”的元素。从人际关系上看，就现有史实加上我们的推想可以确认，李古北与晋绥“五作家”有一种隔膜或者说鸿沟。他们同属一个文学流派，但却压根没有共同的组织、纲领、旗号之类。他们都来自山西革命解放区，但李古北属太岳区，“五作家”属晋绥区。建国后“五作家”成为山西作协的“掌门人”，也形成了有点封闭的人事圈子和文化氛围。李古北回到山西乃至这个流派，本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每次都未能实现。如1954年中央号召作家深入各省，他本可以调到山西，但却选择了陕西作协；如1958年调回山西文联，也可以长留省文联，却只是做了一次“中转”；如新时期之后，马烽、胡正曾给他写信，希望他回到省作协，但他婉言谢绝了。他当年的学生、弟子问他为什么不答应，他长叹一声说：“咱跟人家不是一路人。”孤高、自信的李古北，随后又返回了财经学院，开始了他的长篇、中篇小说的修改、创作。2007年李古北因患肺癌去世，享年86岁，文学界一无所知。
几经曲折、辗转，我终于找到了李古北的一位熟人——丹保安先生。丹老师是翼城人，正是当年李古北办艺术学院时的文学青年，与李过从甚密，后来成为社会科学家，任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虽已退休，但仍在研究自己喜爱的专业。我在丹老师那里看到了李古北大量手稿。有1950年代中期创作的长篇小说《沃土伸向远方》，但书名改为《光明大道》，是出版社的打印稿，上面有作者多处删节和修改之处；有1960年代创作的反映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浪淘沙》，改名为《火的起源》，手写稿，足有四五寸厚，大约五六十万字；有同时期创作的表现晋南农村因水利而发生的矛盾和斗争的长篇小说《为水而战》，也有四五十万字。还有1980年代创作的两部中篇小说《村歌》《乡曲》，写的是新时期的农村改革，每部有七八万字；丹老师说，另外还有一部写“文革”题材的中篇小说《新的一课》。三部长篇、两部中篇以及几个短篇，总字数在160万字以上。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李古北虽然远离文坛，但从来没有离开文学，在漫长的“寂寞”中构筑着自己的文学梦想。
面对这些落满灰尘、稿页残缺、“劫后余生”的手稿，我唯有沉默、感叹。我不知道这些书稿能不能复活面世，不知道李古北的梦想能不能幸运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