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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者：姜红伟
受访人：祁 智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至少，那个时代过去之后的三十多年，这样的盛世没有重现。大家思想活跃，心地单纯，热情高涨，废寝忘食。无数的人写了无数的诗歌，无数的诗歌让无数的人心有所安。那么多年轻人，年轻的大学生，投身于诗歌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你身在大学，如果不读诗、不写诗，不参加诗歌活动，简直不可思议。
我说“这样的盛世没有重现”，其实是想说，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但不能缺少理想、激情，甚至不能缺少不可或缺的忧郁与悲愤。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答：我16岁上大学，79级。宿舍里有一学兄叫赵幼明。他中学同学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定期给他寄油印的《未名湖》《启明星》。他收到油印本，都是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那些诗歌有别于“老诗人”的作品，句子、语法都是新鲜的，与“我”距离很近，读后热血沸腾。我在长江边古老的城市扬州，在一个传统文化符号里，像在黑夜里遥望北斗一样对北大心驰神往。
我很幸运，我有一个78级的学长曹剑、一个77级的学长王慧骐。入学不久的一个晚上，曹剑找到我。之前我们素不相识。他说他知道我喜欢诗歌，要带我去见一个人。我们走四五里地，到了扬州农学院教工宿舍，见到了王慧骐。王慧骐当时已经是著名诗人，我激动万分，崇拜至极。那晚，主要是他们两人交谈，我认真听。聊天结束，王慧骐摸着我的头说，这小兄弟不错。
之后的一天，我接到曹剑的通知，让我参加诗社成立大会。我去了。我记得，都是77、78级的学长，79级只我一个。我在诗社里认识了我的老乡苏徐。苏徐对我说，大家都看重你，好好写。
我当时除了激动就是惶恐。我惶恐，是因为我当时没有什么作品，他们却很看重我。当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看重我。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答：我觉得我的大学四年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踢足球，一件是写诗。我当时睡上铺，站在板凳上趴在我的床上写诗；上课的时候，我喜欢坐最后一排，开小差是日常生活，精神集中的时候是在稿纸上写诗。有时候睡到半夜，爬起来到盥洗室写诗。每隔三五天就要向外投稿，当然，都是退稿——那时候时兴退稿。看到邮递员向我走来，我就知道退稿又有了。
问：大学时期，您曾经在哪些文学报刊上发表诗歌作品？
答：大学里，我在《飞天》《青春》《青年诗人》《新疆文学》等刊物发表过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班级、年级和学校的影响很大，在江苏高校内也有了名气。如果说，最初大家喜欢诗歌，毫无发表的功利，但后来，让自己的诗歌变成铅字，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让更多的人知晓，至少是我和周围的诗友的梦想。曹剑在《飞天》“大学生诗苑”上发表诗歌，收到刊物的当晚，激动万分喊我去王慧骐家一起分享。
问：您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飞天》在当时是大学生诗歌圣地，仿佛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革命圣地延安。一个写诗的大学生，没给《飞天》“大学生诗苑”投过稿，就像一个朝圣的人没到过麦加。能否谈谈您在《飞天》发表诗作的经过以及“大学生诗苑”栏目责任编辑张书绅先生对您的帮助？
答：1981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我们对阵扬州教育学院教工足球队。
“我们”是扬州师范学院学生足球队，打遍扬州高校学生队无敌手，只得寻教工队打。我是守门员，门前无战事，对方半场拥挤不堪，风声鹤唳。班上负责取信的同学，从门后给我一个长信封。这封信是甘肃《飞天》杂志寄来的。
作为初学者，我在学长王慧骐（77级）、曹剑（78级）那里，知道了《飞天》杂志，因为这家杂志专门开辟了“大学生诗苑”栏目。
一天晚上，我把三首诗装进信封，贴足邮票，丢进学校门口的邮箱。《飞天》“大学生诗苑”收到投稿的诗歌不会少，而每期杂志版面有限，我未必会有发表的幸运。但我是想试试。我听说责任编辑张书绅老师，有稿必复。我不指望作品能发表，能得到编辑老师指点一二也好。另外，我觉得，一个写诗的大学生，没给《飞天》“大学生诗苑”投过稿，就像一个朝圣的人没到过麦加。
同学从门后塞给我的信封厚厚的，我以为是退稿。但我敏锐地感觉到，信封的厚度与我寄出的略有不同。我不禁内心一荡。我疑疑惑惑、急急匆匆地撕开信封口，一行流畅老练的铅笔字写在我的稿件上：
留用一首《写在那一张日历上》，发明年第四期。
张书绅
我寄了三首诗，退回了两首，一首留用。留用通知，没有写在信笺上，而是写在退给我的诗稿上。
这是我的诗歌第一次被杂志说“留用”。我激动万分。这时候，队友见我闲着，从中场回传一个球给我。我迎上去接了，边慢慢向前推进，边指挥队友向前扑。我在推进中发现，对方只注意盯防我的队友，对我放松了警惕。我立刻快速启动，狂呼着后卫“赶紧回去防守——”，从中场带球连过数人，一直把球带进对方门里，手里还抓着张书绅老师给我的信。
这个球赢得全场轰动。后来，我多次试图如法炮制，都没有成功。这不奇怪，奇迹的发生，得有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就像李广不可能两次把箭射进石头。
我开始漫长的等待，等待“明年第四期”。《飞天》杂志，每期都提前在《光明日报》上登广告，只是提前的日期不定。我每天到图书馆一楼大厅的阅报栏看《光明日报》。三月底的一天，我看到了第四期《飞天》目录，我看到了我的名字。我趁人不注意，撕下了豆腐大的《飞天》广告。
后来，我给张书绅老师投过几次稿，都是几首一起投。有的留用，有的退回。无论是退回还是留用，他都是用铅笔在退回的诗稿上写字。有时候就四个字：常人所想。 我是1983年7月大学毕业。6月中旬，我收到一封寄自《飞天》的信。信封很薄。我觉得奇怪，因为我快告别大学了，没有给张书绅老师寄过诗稿。我拆开信封，读到了张书绅老师给我写的一封短信。这封信，写在信笺上：
祁智：
你的诗歌里有比较强的叙事成分，不要拘泥于写诗，不妨写小说试试。
张书绅
我在此之前没写过小说。张书绅老师的提醒，让我忽然明白，在我心底里其实藏着一颗顽强的种子。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和伙伴们没有什么书看，就想做一个讲故事的人。写小说的人，就是讲故事的人。这颗种子，被张书绅老师催发了。我开始在纸上写小说。
我至今没见过张书绅老师，甚至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我一直感激他，经常会想起他，也经常会提到他。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啊？
答：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点文墨的人都在写诗，大学生诗歌尤甚。小组有诗社，班上有诗社，年级有诗社，系有诗社，校有诗社。有的诗社，还跨宿舍、年级、系科，甚至跨院校。诗人像杂草，诗社像草丛。
我在大学里参加了学校的“萤火虫”诗社。最初，诗社除我是79级的以外，其余都是77级、78级的学长，济济一堂。我记得我们年级4个班级，3、4班合成一个中班，我是3班的，同教室的4班办了一个“峣岹”诗社，诗社成员把诗歌贴到墙上。好多人不认识“峣岹”，但这不影响大家读诗。77级很快就毕业了，王慧骐成了影子领袖，诗社由78级的曹剑操持。曹剑毕业后，似乎是我主持。但曹剑后期，诗社成员分化，活动已经不多；轮到我，除了小范围的交流之外，稍大一点的活动少到几乎没有。
79级发展到后来，大概就剩下三个人还写诗了。一个是我，一个是戚华海，一个是郁斌。毕业之后，戚华海还坚持在扬州张罗活动，他现在身在官场，但还在写诗。
问：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您参与创办过诗歌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答：王慧琪、曹剑等学长创办了“萤火虫”诗社。我参加创办，但我只是参加。学长们个个风华正茂、挥斥方遒、诗情横溢，16岁的我只有仰视。但他们会顾及到我。往往是这样，他们说到激烈之处，王慧骐就会笑眯眯地说：“小老弟，你看呢？”大家就友好地看着我，而我不知道说什么。
诗社编印了刊物《萤》。让我没想到的是，77、78级学长，一致将我的一首小诗，放在创刊号的开篇——
追求
云低
风冷
天空中一张网
静悄悄捕捉
草尖的绿
枝顶的春
光着脚
我追赶
冲出网的雁阵
这是我的诗第一次变成印刷体。我在学长们面前诚惶诚恐，其实我内心激动死了。
就在学长们筹备《萤》第二期的时候，我记得是一个冬天的下午，诗社成员到系主任办公室旁边的小教室集中。系里的书记说，系里是支持同学们结社的，但现在“上面”情况有些变化。
书记指着《萤》创刊号对我说，有些人喜欢上纲上线，搞“莫须有”，“我追赶冲出网的雁阵”，一是说我们这里没有春天，二是说，你跟着雁阵走，走到哪里去？向南走，就是台湾、香港。
大家面面相觑。但书记和善地说，我们不搞莫须有。
这次见面的结果是平和的：我们放弃结社，放弃《萤》；“上面”没有追究我们。
问：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最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啊？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
答：见面不易，书信来往很多。我收到过不少信件，地址是张书绅老师“透露”的。他在发表我们诗歌的时候，会标明作者的学校和年级，比如“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79级”。这就等于把地址公开了。
那时候的通信很单纯，都是谈诗歌，即使说到感情，也极为含蓄，含蓄到你如果当真或许就是自作多情。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我印象深的大学生诗人有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潘洗尘、许德民、徐芳、李其纲、王家新、叶延滨、程宝林，还有张小波、宋渠、宋炜、宋琳。当然还有王慧骐、曹剑。
我和张小波见面是198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雨后，闷热。当时我刚到南京工作，他还没从华东师大毕业。他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单位的电话，把电话打到单位门房，我骑车赶到新街口。他和宋琳在巷子里的水饺店等我，我请他们吃了水饺。巧的是，25年之后，我和张小波同事了一年半；在此期间，又遇到了找他的宋琳。
曹剑和张小波是同乡，如皋人。曹剑的《江北大汉》写得轰轰烈烈。他们的老家紧邻我的老家。我老家是靖江西来，与如皋隔了一条不宽的界河。
我记得这些诗人的名字。我还要提到两位先生，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谢冕，一位是《飞天》“大学生诗苑”责任编辑张书绅。谢冕老师一直为诗歌鼓与呼，张书绅老师则是为大学生诗人做嫁衣。
张书绅老师处理诗歌来稿非常人性化。比如，有些大学生诗人一直投稿，一直没被录用。但临近毕业了，他会尽量争取让你登一首诗，让你的大学生涯甚至文学生涯有一个记忆。
张书绅老师知道我要毕业了，又发表了我的一首诗，有“壮行”的意思。
问：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我在大学里发表诗歌不多，影响也不大。但这段生活，让我受益匪浅、享用一生。
大学毕业后，我到南京做中学教师。南京有很多诗人，专业的，业余的。鸡鸣寺那里，还有“诗人角”。我一开始还写诗歌。我记得在诗歌上帮助我的老师：马绪英、吴野、沈双兰。他们是《青春》杂志的诗歌编辑。当然，杂志之外，还有冯亦同等老师。
非常巧的是，我班上有一个学生，父亲叫陈玉田，是《青春》杂志的小说编辑，后来做小说组长、副主编。我学着写小说。第一篇小说《黄金》写了7万字，交给陈老师。后来没有消息，再后来河南《莽原》杂志来信，说录用了。我把这一消息告诉陈老师，陈老师说我的小说太长，不适合《青春》月刊发表，给了双月刊的《莽原》。
这之后，我就写小说了。我参加《钟山》 《青年文学》 笔会，等等。我在 《人民文学》 《钟山》《收获》《莽原》《十月》《青年文学》《雨花》《上海文学》等很多重要刊物，发表过“头条”小说，被一些朋友戏称为“祁头条”。我的作品也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作家争鸣》等转载，也有作品被翻译到国外，被拍成电视剧，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冯牧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现在虽然不写诗，但我读诗。我一直订着《诗刊》。看到诗行，我仍然激情难抑。于是又写一些分行的文字——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诗。
姜红伟，1966年生，黑龙江海伦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倡导者，曾创办《中学生校园诗报》。系中国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历史研究者，八十年代民间诗歌、校园诗歌报刊收藏者。
祁智，著名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呼吸》《芝麻开门》，中短篇小说集《反面角色》，长篇童话《迈克行动》等。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办公室主任。
受访人：祁 智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至少，那个时代过去之后的三十多年，这样的盛世没有重现。大家思想活跃，心地单纯，热情高涨，废寝忘食。无数的人写了无数的诗歌，无数的诗歌让无数的人心有所安。那么多年轻人，年轻的大学生，投身于诗歌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你身在大学，如果不读诗、不写诗，不参加诗歌活动，简直不可思议。
我说“这样的盛世没有重现”，其实是想说，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但不能缺少理想、激情，甚至不能缺少不可或缺的忧郁与悲愤。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答：我16岁上大学，79级。宿舍里有一学兄叫赵幼明。他中学同学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定期给他寄油印的《未名湖》《启明星》。他收到油印本，都是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那些诗歌有别于“老诗人”的作品，句子、语法都是新鲜的，与“我”距离很近，读后热血沸腾。我在长江边古老的城市扬州，在一个传统文化符号里，像在黑夜里遥望北斗一样对北大心驰神往。
我很幸运，我有一个78级的学长曹剑、一个77级的学长王慧骐。入学不久的一个晚上，曹剑找到我。之前我们素不相识。他说他知道我喜欢诗歌，要带我去见一个人。我们走四五里地，到了扬州农学院教工宿舍，见到了王慧骐。王慧骐当时已经是著名诗人，我激动万分，崇拜至极。那晚，主要是他们两人交谈，我认真听。聊天结束，王慧骐摸着我的头说，这小兄弟不错。
之后的一天，我接到曹剑的通知，让我参加诗社成立大会。我去了。我记得，都是77、78级的学长，79级只我一个。我在诗社里认识了我的老乡苏徐。苏徐对我说，大家都看重你，好好写。
我当时除了激动就是惶恐。我惶恐，是因为我当时没有什么作品，他们却很看重我。当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看重我。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答：我觉得我的大学四年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踢足球，一件是写诗。我当时睡上铺，站在板凳上趴在我的床上写诗；上课的时候，我喜欢坐最后一排，开小差是日常生活，精神集中的时候是在稿纸上写诗。有时候睡到半夜，爬起来到盥洗室写诗。每隔三五天就要向外投稿，当然，都是退稿——那时候时兴退稿。看到邮递员向我走来，我就知道退稿又有了。
问：大学时期，您曾经在哪些文学报刊上发表诗歌作品？
答：大学里，我在《飞天》《青春》《青年诗人》《新疆文学》等刊物发表过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班级、年级和学校的影响很大，在江苏高校内也有了名气。如果说，最初大家喜欢诗歌，毫无发表的功利，但后来，让自己的诗歌变成铅字，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让更多的人知晓，至少是我和周围的诗友的梦想。曹剑在《飞天》“大学生诗苑”上发表诗歌，收到刊物的当晚，激动万分喊我去王慧骐家一起分享。
问：您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飞天》在当时是大学生诗歌圣地，仿佛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革命圣地延安。一个写诗的大学生，没给《飞天》“大学生诗苑”投过稿，就像一个朝圣的人没到过麦加。能否谈谈您在《飞天》发表诗作的经过以及“大学生诗苑”栏目责任编辑张书绅先生对您的帮助？
答：1981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我们对阵扬州教育学院教工足球队。
“我们”是扬州师范学院学生足球队，打遍扬州高校学生队无敌手，只得寻教工队打。我是守门员，门前无战事，对方半场拥挤不堪，风声鹤唳。班上负责取信的同学，从门后给我一个长信封。这封信是甘肃《飞天》杂志寄来的。
作为初学者，我在学长王慧骐（77级）、曹剑（78级）那里，知道了《飞天》杂志，因为这家杂志专门开辟了“大学生诗苑”栏目。
一天晚上，我把三首诗装进信封，贴足邮票，丢进学校门口的邮箱。《飞天》“大学生诗苑”收到投稿的诗歌不会少，而每期杂志版面有限，我未必会有发表的幸运。但我是想试试。我听说责任编辑张书绅老师，有稿必复。我不指望作品能发表，能得到编辑老师指点一二也好。另外，我觉得，一个写诗的大学生，没给《飞天》“大学生诗苑”投过稿，就像一个朝圣的人没到过麦加。
同学从门后塞给我的信封厚厚的，我以为是退稿。但我敏锐地感觉到，信封的厚度与我寄出的略有不同。我不禁内心一荡。我疑疑惑惑、急急匆匆地撕开信封口，一行流畅老练的铅笔字写在我的稿件上：
留用一首《写在那一张日历上》，发明年第四期。
张书绅
我寄了三首诗，退回了两首，一首留用。留用通知，没有写在信笺上，而是写在退给我的诗稿上。
这是我的诗歌第一次被杂志说“留用”。我激动万分。这时候，队友见我闲着，从中场回传一个球给我。我迎上去接了，边慢慢向前推进，边指挥队友向前扑。我在推进中发现，对方只注意盯防我的队友，对我放松了警惕。我立刻快速启动，狂呼着后卫“赶紧回去防守——”，从中场带球连过数人，一直把球带进对方门里，手里还抓着张书绅老师给我的信。
这个球赢得全场轰动。后来，我多次试图如法炮制，都没有成功。这不奇怪，奇迹的发生，得有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就像李广不可能两次把箭射进石头。
我开始漫长的等待，等待“明年第四期”。《飞天》杂志，每期都提前在《光明日报》上登广告，只是提前的日期不定。我每天到图书馆一楼大厅的阅报栏看《光明日报》。三月底的一天，我看到了第四期《飞天》目录，我看到了我的名字。我趁人不注意，撕下了豆腐大的《飞天》广告。
后来，我给张书绅老师投过几次稿，都是几首一起投。有的留用，有的退回。无论是退回还是留用，他都是用铅笔在退回的诗稿上写字。有时候就四个字：常人所想。 我是1983年7月大学毕业。6月中旬，我收到一封寄自《飞天》的信。信封很薄。我觉得奇怪，因为我快告别大学了，没有给张书绅老师寄过诗稿。我拆开信封，读到了张书绅老师给我写的一封短信。这封信，写在信笺上：
祁智：
你的诗歌里有比较强的叙事成分，不要拘泥于写诗，不妨写小说试试。
张书绅
我在此之前没写过小说。张书绅老师的提醒，让我忽然明白，在我心底里其实藏着一颗顽强的种子。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和伙伴们没有什么书看，就想做一个讲故事的人。写小说的人，就是讲故事的人。这颗种子，被张书绅老师催发了。我开始在纸上写小说。
我至今没见过张书绅老师，甚至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我一直感激他，经常会想起他，也经常会提到他。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啊？
答：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点文墨的人都在写诗，大学生诗歌尤甚。小组有诗社，班上有诗社，年级有诗社，系有诗社，校有诗社。有的诗社，还跨宿舍、年级、系科，甚至跨院校。诗人像杂草，诗社像草丛。
我在大学里参加了学校的“萤火虫”诗社。最初，诗社除我是79级的以外，其余都是77级、78级的学长，济济一堂。我记得我们年级4个班级，3、4班合成一个中班，我是3班的，同教室的4班办了一个“峣岹”诗社，诗社成员把诗歌贴到墙上。好多人不认识“峣岹”，但这不影响大家读诗。77级很快就毕业了，王慧骐成了影子领袖，诗社由78级的曹剑操持。曹剑毕业后，似乎是我主持。但曹剑后期，诗社成员分化，活动已经不多；轮到我，除了小范围的交流之外，稍大一点的活动少到几乎没有。
79级发展到后来，大概就剩下三个人还写诗了。一个是我，一个是戚华海，一个是郁斌。毕业之后，戚华海还坚持在扬州张罗活动，他现在身在官场，但还在写诗。
问：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您参与创办过诗歌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答：王慧琪、曹剑等学长创办了“萤火虫”诗社。我参加创办，但我只是参加。学长们个个风华正茂、挥斥方遒、诗情横溢，16岁的我只有仰视。但他们会顾及到我。往往是这样，他们说到激烈之处，王慧骐就会笑眯眯地说：“小老弟，你看呢？”大家就友好地看着我，而我不知道说什么。
诗社编印了刊物《萤》。让我没想到的是，77、78级学长，一致将我的一首小诗，放在创刊号的开篇——
追求
云低
风冷
天空中一张网
静悄悄捕捉
草尖的绿
枝顶的春
光着脚
我追赶
冲出网的雁阵
这是我的诗第一次变成印刷体。我在学长们面前诚惶诚恐，其实我内心激动死了。
就在学长们筹备《萤》第二期的时候，我记得是一个冬天的下午，诗社成员到系主任办公室旁边的小教室集中。系里的书记说，系里是支持同学们结社的，但现在“上面”情况有些变化。
书记指着《萤》创刊号对我说，有些人喜欢上纲上线，搞“莫须有”，“我追赶冲出网的雁阵”，一是说我们这里没有春天，二是说，你跟着雁阵走，走到哪里去？向南走，就是台湾、香港。
大家面面相觑。但书记和善地说，我们不搞莫须有。
这次见面的结果是平和的：我们放弃结社，放弃《萤》；“上面”没有追究我们。
问：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最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啊？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
答：见面不易，书信来往很多。我收到过不少信件，地址是张书绅老师“透露”的。他在发表我们诗歌的时候，会标明作者的学校和年级，比如“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79级”。这就等于把地址公开了。
那时候的通信很单纯，都是谈诗歌，即使说到感情，也极为含蓄，含蓄到你如果当真或许就是自作多情。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我印象深的大学生诗人有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潘洗尘、许德民、徐芳、李其纲、王家新、叶延滨、程宝林，还有张小波、宋渠、宋炜、宋琳。当然还有王慧骐、曹剑。
我和张小波见面是198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雨后，闷热。当时我刚到南京工作，他还没从华东师大毕业。他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单位的电话，把电话打到单位门房，我骑车赶到新街口。他和宋琳在巷子里的水饺店等我，我请他们吃了水饺。巧的是，25年之后，我和张小波同事了一年半；在此期间，又遇到了找他的宋琳。
曹剑和张小波是同乡，如皋人。曹剑的《江北大汉》写得轰轰烈烈。他们的老家紧邻我的老家。我老家是靖江西来，与如皋隔了一条不宽的界河。
我记得这些诗人的名字。我还要提到两位先生，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谢冕，一位是《飞天》“大学生诗苑”责任编辑张书绅。谢冕老师一直为诗歌鼓与呼，张书绅老师则是为大学生诗人做嫁衣。
张书绅老师处理诗歌来稿非常人性化。比如，有些大学生诗人一直投稿，一直没被录用。但临近毕业了，他会尽量争取让你登一首诗，让你的大学生涯甚至文学生涯有一个记忆。
张书绅老师知道我要毕业了，又发表了我的一首诗，有“壮行”的意思。
问：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我在大学里发表诗歌不多，影响也不大。但这段生活，让我受益匪浅、享用一生。
大学毕业后，我到南京做中学教师。南京有很多诗人，专业的，业余的。鸡鸣寺那里，还有“诗人角”。我一开始还写诗歌。我记得在诗歌上帮助我的老师：马绪英、吴野、沈双兰。他们是《青春》杂志的诗歌编辑。当然，杂志之外，还有冯亦同等老师。
非常巧的是，我班上有一个学生，父亲叫陈玉田，是《青春》杂志的小说编辑，后来做小说组长、副主编。我学着写小说。第一篇小说《黄金》写了7万字，交给陈老师。后来没有消息，再后来河南《莽原》杂志来信，说录用了。我把这一消息告诉陈老师，陈老师说我的小说太长，不适合《青春》月刊发表，给了双月刊的《莽原》。
这之后，我就写小说了。我参加《钟山》 《青年文学》 笔会，等等。我在 《人民文学》 《钟山》《收获》《莽原》《十月》《青年文学》《雨花》《上海文学》等很多重要刊物，发表过“头条”小说，被一些朋友戏称为“祁头条”。我的作品也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作家争鸣》等转载，也有作品被翻译到国外，被拍成电视剧，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冯牧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现在虽然不写诗，但我读诗。我一直订着《诗刊》。看到诗行，我仍然激情难抑。于是又写一些分行的文字——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诗。
姜红伟，1966年生，黑龙江海伦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倡导者，曾创办《中学生校园诗报》。系中国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历史研究者，八十年代民间诗歌、校园诗歌报刊收藏者。
祁智，著名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呼吸》《芝麻开门》，中短篇小说集《反面角色》，长篇童话《迈克行动》等。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