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总体呈周期性波动。在周期性波动中，一般来说经济下滑到底部后还会反弹到原来的高度，但现在不一样，不仅有周期性的波动，且经济增速在换挡。
中国经济在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峰值：12.1%，到2016年前三季度，下降到6.7%。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进入了增长放缓转而寻求稳定增长的新常态。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认为，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介于10000美元至16000美元之间时，经济增长放缓是正常的。
“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在12000美元左右，那么中国目前GDP增速放缓是正常的，中国确实处在那些多数高收入国家曾经历过的增长放缓阶段。”帕金斯说，之所以会出现增长放缓，与经济结构调整有关系，例如农村劳动力过剩状况的终结、经济从以制造业为主逐步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等。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如今中等收入国家不再能单纯复制高收入国家当年的成功经验，必须更多地依赖自己的创新能力。
“三驾马车”
让位于“三大发动机”
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
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需求的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与党中央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改革、转型、创新）是吻合的。
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囿于既有的部分理论，将视野局限在需求短期动力——“三驾马车”上，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扩大消费，过度依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
鉴于此，当前和今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到一个新常态中。
“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
“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
第一，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广东省为例，2008年至2016年，广东省一类城市（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860元/月提升至1895元/月，而东莞、佛山等二类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从770元/月逐年上调到1510元/月。
第二，企业的社会成本提高。企业作为社会公民、“企业公民”，它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社会责任，要付更多的社会成本。
第三，原材料成本提高。中国是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如果按人均算起来，许多指标都排在世界100位以后。“地大物博”的中国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我们所赖以维系经济增长的廉价原材料、能源几乎消耗殆尽。
第四，土地成本提高。土地成本不断提升，成为中国经济高成本时代的典型表现。土地是稀缺资源，越用越少，土地价格越来越贵。
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
工业经济进入到后期，接下来是什么经济？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经济。
服务经济的定义有两个：一个是服务部门在工业化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长；另一个是产品提供中服务的相对重要性，被称为产品的服务化。经济学中老的产品与服务的二分法，已经升级为服务—产品统一体。
前一种定义，可以用服务业或者说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产出中的比重来衡量。
后一种定义的服务经济也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地发展着。“互联网 ”的国家战略正是产业服务化的最好例子。
代表中国经济活力与发展方向的已经不再是钢铁、汽车等制造业，而是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企业。在传统制造业苦于融资困难之时，初创型的互联网服务业却在畅享资本盛宴。
不少领先的工业企业正在向服务化转型，比如年销售额超过5000亿元的华为，一般会被归为制造业。实际上华为所提供的产品不仅仅局限于通信设备，而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和相关服务，硬件设备只是服务的载体。
此外，服务经济还能放大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能消化制造业增速减缓所溢出的劳动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报告指出，我国网络创业就业已累计制造岗位超过1000万个，有力缓解了近几年的就业压力。
“人才红利”
逐步取代“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增长密切相关，众多的研究者都认为“人口红利”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如今，随着中国人口不断老龄化，中国正在失去这一优势。近一年来，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同比仅增长0.1%，几近停滞。农民工正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中国经济享受了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其实，“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坏事，往往是不发达的经济体才有“人口红利”，发达国家对此很少谈及，他们更多在意的是“人才红利”。“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將会提升劳动者素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中国高素质人才的不断增加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优势。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准备将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的同时，却已经开始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它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比如，2013年，苹果称公司把在华部分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几乎同时，苹果CEO库克称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并把部分App Store服务器搬到中国。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600余家。有资料显示，中国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达6万余人，其中理工科博士研究生占到40%，此类高素质人才数量已超美国；而中国研发人员人力成本不足欧洲和美国的20%。这样，中国就形成了新的“人才红利”。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证明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在逐步提升。未来，“人才红利”将不断发力，促进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稳健发展。（吕丽妮荐自《读友报》）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总体呈周期性波动。在周期性波动中，一般来说经济下滑到底部后还会反弹到原来的高度，但现在不一样，不仅有周期性的波动，且经济增速在换挡。
中国经济在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峰值：12.1%，到2016年前三季度，下降到6.7%。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进入了增长放缓转而寻求稳定增长的新常态。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认为，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介于10000美元至16000美元之间时，经济增长放缓是正常的。
“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在12000美元左右，那么中国目前GDP增速放缓是正常的，中国确实处在那些多数高收入国家曾经历过的增长放缓阶段。”帕金斯说，之所以会出现增长放缓，与经济结构调整有关系，例如农村劳动力过剩状况的终结、经济从以制造业为主逐步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等。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如今中等收入国家不再能单纯复制高收入国家当年的成功经验，必须更多地依赖自己的创新能力。
“三驾马车”
让位于“三大发动机”
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
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需求的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与党中央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改革、转型、创新）是吻合的。
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囿于既有的部分理论，将视野局限在需求短期动力——“三驾马车”上，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扩大消费，过度依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
鉴于此，当前和今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到一个新常态中。
“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
“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
第一，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广东省为例，2008年至2016年，广东省一类城市（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860元/月提升至1895元/月，而东莞、佛山等二类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从770元/月逐年上调到1510元/月。
第二，企业的社会成本提高。企业作为社会公民、“企业公民”，它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社会责任，要付更多的社会成本。
第三，原材料成本提高。中国是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如果按人均算起来，许多指标都排在世界100位以后。“地大物博”的中国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我们所赖以维系经济增长的廉价原材料、能源几乎消耗殆尽。
第四，土地成本提高。土地成本不断提升，成为中国经济高成本时代的典型表现。土地是稀缺资源，越用越少，土地价格越来越贵。
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
工业经济进入到后期，接下来是什么经济？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经济。
服务经济的定义有两个：一个是服务部门在工业化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长；另一个是产品提供中服务的相对重要性，被称为产品的服务化。经济学中老的产品与服务的二分法，已经升级为服务—产品统一体。
前一种定义，可以用服务业或者说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产出中的比重来衡量。
后一种定义的服务经济也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地发展着。“互联网 ”的国家战略正是产业服务化的最好例子。
代表中国经济活力与发展方向的已经不再是钢铁、汽车等制造业，而是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企业。在传统制造业苦于融资困难之时，初创型的互联网服务业却在畅享资本盛宴。
不少领先的工业企业正在向服务化转型，比如年销售额超过5000亿元的华为，一般会被归为制造业。实际上华为所提供的产品不仅仅局限于通信设备，而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和相关服务，硬件设备只是服务的载体。
此外，服务经济还能放大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能消化制造业增速减缓所溢出的劳动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报告指出，我国网络创业就业已累计制造岗位超过1000万个，有力缓解了近几年的就业压力。
“人才红利”
逐步取代“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增长密切相关，众多的研究者都认为“人口红利”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如今，随着中国人口不断老龄化，中国正在失去这一优势。近一年来，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同比仅增长0.1%，几近停滞。农民工正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中国经济享受了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其实，“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坏事，往往是不发达的经济体才有“人口红利”，发达国家对此很少谈及，他们更多在意的是“人才红利”。“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將会提升劳动者素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中国高素质人才的不断增加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优势。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准备将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的同时，却已经开始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它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比如，2013年，苹果称公司把在华部分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几乎同时，苹果CEO库克称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并把部分App Store服务器搬到中国。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600余家。有资料显示，中国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达6万余人，其中理工科博士研究生占到40%，此类高素质人才数量已超美国；而中国研发人员人力成本不足欧洲和美国的20%。这样，中国就形成了新的“人才红利”。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证明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在逐步提升。未来，“人才红利”将不断发力，促进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稳健发展。（吕丽妮荐自《读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