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其腐败行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因此，王仲案亦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案”。
王仲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76年2月起，他任广东海丰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1981年8月调任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王仲参加工作几十年，也曾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大潮冲击下，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海丰县与港澳海上交通方便，在港澳谋生的海丰人有30多万人。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海丰同港澳的联系更加频繁，从港澳回来探亲的和申请去港澳的人日益增多。
1979年秋，海丰县红草公社有位广播员申请去港，希望早日得到批准，这个广播员经人介绍认识了王仲。他多次上门拜访，认识了王仲的妻子陈巧兰和儿子王建成。搭上关系以后，这个广播员问陈巧兰：“家里有没有电视机？ ”陈巧兰说没有。广播员领会其意，便约王建成第二天到汕尾至海城公路的一个地方，捧了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送到王仲家。
王仲收到电视机后，很痛快地把广播员的出港申请报告批给公安局，这个广播员便顺利去港了。
海丰县有位教师上门要求王仲帮忙批准一家五口去港。王仲在接受他贿赂的一台彩色电视机和一台收录机以后，就在申请报告上亲笔批示，并催促有关人员加快办理，这位教师一家五口也很快获准去港。
还有一次，王仲主动为一个港商的家属申请去港，并索取了一台电冰箱。
1981年7月，王仲听说自己将要调离海丰，便带着两个儿子和女婿等一帮人到深圳，约会那个港商，再次索取一台彩色电视机。
据查，王仲先后收受、索取6个人的贿赂，计有电视机6台、收录机2台、电冰箱1台。受贿后，王仲把这些东西大部分转手卖出。
1980年7月至8月间，海丰县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正处于高峰期，被查获的走私货物在汕尾镇堆积如山。这时，平时经常“养病”的王仲忽然神采奕奕，跑到汕尾镇“视察”。
王仲进入汕尾镇，犹如进入藏宝的山洞，电视机、收录机、手表、布匹、衣服、家具、药品、烟、酒……各式各样的洋货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他钻入各个缉私货物仓库，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公安部门截获了一条走私船。王仲接到报告后，连夜赶到现场，这里翻翻，那里看看，随后他挑选了一堆东西，用车满载而归。
据到过王仲家的人说，他家就像广播站的器材仓库，堆满各种各样攫取来的电器产品和其他物资。
汕尾镇的各个缉私物资仓库，王仲一家可以开着小汽车自由进出，随意挑选取走或压价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
据查实，1980年7月和8月，仅王仲自己在汕尾镇拿的东西，就有手表180多塊、收录机8 台，还有衣服、布料和其他贵重药物、杂物。
王仲的不法行为在海丰县造成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后果：沿海猖獗一时的走私活动得不到有效制止，一批干部被腐蚀，一些缉私人员执法犯法、监守自盗 。海丰县一时成为远近闻名的私货市场。
一次，王仲在汕尾公安分局缉私物资仓库拿走60块手表，翌日又去选取20块。随后，他竟对仓库人员说：“我拿手表是作为样品，帮助你们推销，你们要学会做生意，一块表少卖几块钱，国家就要损失好几万块钱。”
另一次，王仲从汕尾公安分局缉私物资仓库拿出13台收录机，对在场人员和他的随员宣布，每人“奖”一台，而他自己也占有一台。有的人有所犹豫，王仲便为他们壮胆，大喊：“不用怕，这是我奖给你们的，怕什么！ ”
还有一次，王仲来到一个堆满衣服的仓库，一边动手挑选衣服，一边对仓库人员喊叫：“你们都来拿一点，我拿县里分成的60%部分，你们拿镇里分成的40%部分。”
为方便自己更顺利地拿到更多走私物品，王仲挖空心思把家属子女安排到重要工作岗位，拉着一家人从事经济犯罪活动。
王仲的妻子陈巧兰，1958年自动退职。按有关政策规定，对此类人员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重新安排工作，不存在什么落实政策问题。可王仲为陈巧兰“落实”政策，不仅恢复职务，而且把她提升为县文化馆副馆长，后来调到汕头地区民政处工作。他的几个子女凭仗王仲的权力，都被安排到政法部门，形成了一个“政法之家”。
在王仲的指挥下，这个“政法之家”从一开始就是目无国法、无法无天。他们形成了一个链条：王仲抢私，老婆藏私，儿子贩私。这样，王仲的家就是一个贩私市场，各式各样的人进进出出，在那里进行私货交易，简直是一个“犯罪之家”。
王仲出去开会时，甚至把居住的房间也变成贩卖私货的交易场所。他常常在衣袋里装满了手表，和别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对王仲的行为，群众纷纷写信检举揭发，上级机关也派人去调查，但王仲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罪行。
在机关内部，王仲采取排除异己以攻为守的策略，扬言说：“有人想把我赶走，看谁先走！”“你要整我，我就要整你，看谁先垮！”
1980年3月中旬，王仲的罪行败露，汕头地委作出决定，责令他停职交代问题。他自以为攻守同盟牢固，执迷不悟，拒不交代问题。他先后多次召开家庭会议，利用亲属转移窝藏赃款、赃物，进行一系列的串供，顽抗到底。
检察机关在破案过程中，从王仲亲属家里查获的其窝藏的各种赃物价值1.9万多元，赃款达4.5万多元。这些赃款用18个人名被分散储存于14个储蓄所，共42张定期存款单。
王仲案的处理受到了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的极大关注。他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并先后派出一百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有人为王仲说情，说他是个老同志，为党作了一些贡献，是不是应该从轻处理。但是陈云认为：“在我们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在一个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情况，王仲起了一个非常坏的作用，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进行惩处，对我们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对我们的改革开放都是不利的。” 1982年8月24 日，中共广东省委批准汕头地委决定，开除王仲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同时，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汕头地区分院批准依法逮捕王仲。
经办案人员查证，王仲利用职权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总额达6.9749万元。这个数字，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资收入。
广东省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仲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18日，汕头举行1.7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会后将王仲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王仲在走向刑场前对看护人员说：“你得记住，当了官千万不要贪。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就不要伸手，伸手必被捉嘛 ！ 但愿我的错误能给国内当权的、当官的敲一个警钟吧。”
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腐败问题多与特权、物资等相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复出并恢复了工作。他们大部分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但也有少数人认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委屈，“吃了亏” ，失去了很多，一旦重新掌握权力就想“捞回来”。
比如，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超标准多占住房，用公款高标准装修住房;一些部门、单位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大造私人住房等。特别是拉关系、“走后门”之风流行起来。群众到实权部门办事，从批项目、找工作、调单位、农转非，到办执照、上车牌、上户口、办入托 ，正路不通，就找“后门” ，请吃送礼，导致五花八门的“后门”风流行 。
与此同时，贪污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现象开始滋生蔓延。由于国民经济百废待兴，人民日用消费品极为短缺，一些干部利用职权或凭借影响和关系，以低价、超低价或象征性付款的方式，向企业单位购买高价进口的彩电、洗衣机、录像机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成为当时盛行的腐败现象。
1982年4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
在這种背景下，王仲案就成为一个典型。此后，各地初步揭发和处理了一批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犯罪案件，歪风邪气有所收敛。与此同时，经济秩序逐步恢复，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打下了较好的制度和经济基础。
（摘自《利剑高悬——建党以来十大腐败案件剖析》，中国方正出版社 ）
贪腐路从一台电视机开始
王仲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76年2月起，他任广东海丰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1981年8月调任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王仲参加工作几十年，也曾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大潮冲击下，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海丰县与港澳海上交通方便，在港澳谋生的海丰人有30多万人。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海丰同港澳的联系更加频繁，从港澳回来探亲的和申请去港澳的人日益增多。
1979年秋，海丰县红草公社有位广播员申请去港，希望早日得到批准，这个广播员经人介绍认识了王仲。他多次上门拜访，认识了王仲的妻子陈巧兰和儿子王建成。搭上关系以后，这个广播员问陈巧兰：“家里有没有电视机？ ”陈巧兰说没有。广播员领会其意，便约王建成第二天到汕尾至海城公路的一个地方，捧了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送到王仲家。
王仲收到电视机后，很痛快地把广播员的出港申请报告批给公安局，这个广播员便顺利去港了。
海丰县有位教师上门要求王仲帮忙批准一家五口去港。王仲在接受他贿赂的一台彩色电视机和一台收录机以后，就在申请报告上亲笔批示，并催促有关人员加快办理，这位教师一家五口也很快获准去港。
还有一次，王仲主动为一个港商的家属申请去港，并索取了一台电冰箱。
1981年7月，王仲听说自己将要调离海丰，便带着两个儿子和女婿等一帮人到深圳，约会那个港商，再次索取一台彩色电视机。
据查，王仲先后收受、索取6个人的贿赂，计有电视机6台、收录机2台、电冰箱1台。受贿后，王仲把这些东西大部分转手卖出。
缉私仓库成了王仲的藏宝山洞
1980年7月至8月间，海丰县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正处于高峰期，被查获的走私货物在汕尾镇堆积如山。这时，平时经常“养病”的王仲忽然神采奕奕，跑到汕尾镇“视察”。
王仲进入汕尾镇，犹如进入藏宝的山洞，电视机、收录机、手表、布匹、衣服、家具、药品、烟、酒……各式各样的洋货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他钻入各个缉私货物仓库，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公安部门截获了一条走私船。王仲接到报告后，连夜赶到现场，这里翻翻，那里看看，随后他挑选了一堆东西，用车满载而归。
据到过王仲家的人说，他家就像广播站的器材仓库，堆满各种各样攫取来的电器产品和其他物资。
汕尾镇的各个缉私物资仓库，王仲一家可以开着小汽车自由进出，随意挑选取走或压价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
据查实，1980年7月和8月，仅王仲自己在汕尾镇拿的东西，就有手表180多塊、收录机8 台，还有衣服、布料和其他贵重药物、杂物。
王仲的不法行为在海丰县造成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后果：沿海猖獗一时的走私活动得不到有效制止，一批干部被腐蚀，一些缉私人员执法犯法、监守自盗 。海丰县一时成为远近闻名的私货市场。
一次，王仲在汕尾公安分局缉私物资仓库拿走60块手表，翌日又去选取20块。随后，他竟对仓库人员说：“我拿手表是作为样品，帮助你们推销，你们要学会做生意，一块表少卖几块钱，国家就要损失好几万块钱。”
另一次，王仲从汕尾公安分局缉私物资仓库拿出13台收录机，对在场人员和他的随员宣布，每人“奖”一台，而他自己也占有一台。有的人有所犹豫，王仲便为他们壮胆，大喊：“不用怕，这是我奖给你们的，怕什么！ ”
还有一次，王仲来到一个堆满衣服的仓库，一边动手挑选衣服，一边对仓库人员喊叫：“你们都来拿一点，我拿县里分成的60%部分，你们拿镇里分成的40%部分。”
“政法之家”其实是“犯罪之家”
为方便自己更顺利地拿到更多走私物品，王仲挖空心思把家属子女安排到重要工作岗位，拉着一家人从事经济犯罪活动。
王仲的妻子陈巧兰，1958年自动退职。按有关政策规定，对此类人员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重新安排工作，不存在什么落实政策问题。可王仲为陈巧兰“落实”政策，不仅恢复职务，而且把她提升为县文化馆副馆长，后来调到汕头地区民政处工作。他的几个子女凭仗王仲的权力，都被安排到政法部门，形成了一个“政法之家”。
在王仲的指挥下，这个“政法之家”从一开始就是目无国法、无法无天。他们形成了一个链条：王仲抢私，老婆藏私，儿子贩私。这样，王仲的家就是一个贩私市场，各式各样的人进进出出，在那里进行私货交易，简直是一个“犯罪之家”。
王仲出去开会时，甚至把居住的房间也变成贩卖私货的交易场所。他常常在衣袋里装满了手表，和别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对王仲的行为，群众纷纷写信检举揭发，上级机关也派人去调查，但王仲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罪行。
在机关内部，王仲采取排除异己以攻为守的策略，扬言说：“有人想把我赶走，看谁先走！”“你要整我，我就要整你，看谁先垮！”
1980年3月中旬，王仲的罪行败露，汕头地委作出决定，责令他停职交代问题。他自以为攻守同盟牢固，执迷不悟，拒不交代问题。他先后多次召开家庭会议，利用亲属转移窝藏赃款、赃物，进行一系列的串供，顽抗到底。
检察机关在破案过程中，从王仲亲属家里查获的其窝藏的各种赃物价值1.9万多元，赃款达4.5万多元。这些赃款用18个人名被分散储存于14个储蓄所，共42张定期存款单。
王仲案的处理受到了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的极大关注。他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并先后派出一百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有人为王仲说情，说他是个老同志，为党作了一些贡献，是不是应该从轻处理。但是陈云认为：“在我们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在一个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情况，王仲起了一个非常坏的作用，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进行惩处，对我们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对我们的改革开放都是不利的。” 1982年8月24 日，中共广东省委批准汕头地委决定，开除王仲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同时，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汕头地区分院批准依法逮捕王仲。
经办案人员查证，王仲利用职权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总额达6.9749万元。这个数字，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资收入。
广东省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仲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18日，汕头举行1.7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会后将王仲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王仲在走向刑场前对看护人员说：“你得记住，当了官千万不要贪。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就不要伸手，伸手必被捉嘛 ！ 但愿我的错误能给国内当权的、当官的敲一个警钟吧。”
打开窗户，苍蝇也进来了
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腐败问题多与特权、物资等相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复出并恢复了工作。他们大部分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但也有少数人认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委屈，“吃了亏” ，失去了很多，一旦重新掌握权力就想“捞回来”。
比如，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超标准多占住房，用公款高标准装修住房;一些部门、单位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大造私人住房等。特别是拉关系、“走后门”之风流行起来。群众到实权部门办事，从批项目、找工作、调单位、农转非，到办执照、上车牌、上户口、办入托 ，正路不通，就找“后门” ，请吃送礼，导致五花八门的“后门”风流行 。
与此同时，贪污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现象开始滋生蔓延。由于国民经济百废待兴，人民日用消费品极为短缺，一些干部利用职权或凭借影响和关系，以低价、超低价或象征性付款的方式，向企业单位购买高价进口的彩电、洗衣机、录像机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成为当时盛行的腐败现象。
1982年4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
在這种背景下，王仲案就成为一个典型。此后，各地初步揭发和处理了一批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犯罪案件，歪风邪气有所收敛。与此同时，经济秩序逐步恢复，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打下了较好的制度和经济基础。
（摘自《利剑高悬——建党以来十大腐败案件剖析》，中国方正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