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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后现代多元思潮影响的台湾省教育改革，在教师的培育方式上呈现出了多元而开放的气象，许多人便是藉此机遇，举步迈向教师之路的。本文选了两个个案，通过两个世代的故事，诉说台湾省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一个是借着教师培育多元管道且在教师需求大增的时期，成为了教师；一个却是因为错过了时机且在教师需求大幅下降的时期，不得其门而入的储备教师。
“学海之内的摆渡者”小圆—— 一个从小未曾想过当教师的人
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新生儿的出生率是25.64％，随后就开始逐年降低。1979年，我正在云林县的一个小乡村就读国小二年级，懵懵懂懂的年纪，唯一记得与学习有关的事情便是跟着同学一起在防空壕沟里玩“躲猫猫”的游戏。而就在那一年颁布的“师范教育法”，将台湾省师资培育制度带入了一元化，并将台湾省国小师资提升到大学程度。这项法条的实施，使得当时许多盼望能透过公立大学进修教育学分班，来取得教师资格的机会随之破灭。[1]我不了解这样的政策有没有对当时教我的教师产生影响，因为升上三年级之后，我就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举家搬到了台北。
我就读的那所小学号称全省最大的国小，低年级同学还必须分成上、下午两班来学习，听说还因此上了国际媒体版面。我记得每天升旗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站在教室的走廊里，听看不到身影的校长对我们的殷切期勉；下课时间，学生成群结队地在窄窄的走廊间奔跑；而对教师模模糊糊的印象却只有椅凳板加上扫帚柄，以及写不完的功课而已。
随着台湾省经济的起飞，教师薪资相对弱势、大量教师退休、国小二部制被消除、教师员额编制提高达1.38、省政府预计2003年开始实施12年国教等问题浮现，造成教师缺额，教师需求量大增。1988年暑假，台湾省政府教育厅为解决国小师资大量不足、教学品质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根据“师范教育法”“教育人员任用条例”及“中小学教师登记及检定办法”之规定，委托当时的省立北师（现在的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研拟相关补救方案，解决大量教师的缺额问题。[2]补足教师缺额的来源包括：（1）师范大学、师范学院及教育系、院所培育的师范生；（2）进用中等学校试用教师及国小代理代课教师；（3）开放师范院校，提供进修教育学分的一般大学毕业生。其中第二类来源就是指当时已经在学校担任教职的代理教师，而第三类来源才是所谓的师资班。[3]那年我17岁，还是对未来充满着茫然与不确定的年龄。
1989年3月，第一期国小师资班开始招生，而我应届考上了二专。当时全省公立技术学院仅有三所，要考上二年制技术学院具有非常大的挑战，不像现在，几乎所有的专科学校都已经升格成为技术学院或是科技大学，还出现了学校担心招不到学生的尴尬境况。因而，1991年二专毕业以后我并没有马上升学，一方面自己还找不到继续读书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希望赶快就业，以减轻家中的经济压力。但是，经过两年的社会工作历练，我还是选择再回到学校就学。1993年，我顺利考取屏东二年制技术学院。再度成为学生，我希望自己的专业更加精进，能走上专业技术人员一途，却从未曾想过要成为一位国小教师。当时考取“国小师资班”的学生取得教师证书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四个月密集课程取得任教资格；地方教育主管机关分发，服务满一年后经考核及格者，持证明文件即可向师院换取与师院生同等的毕业证明。但至开办师资班以来，因各县市学校特意保留甄试缺额和教师甄试加分等规定，使得师资班学生不易取得任教资格。在多重因素下，九所师范学院宣布来年不再招收师资班，致使许多期待通过师资班考试成为正式教师的代课教师希望落空。[4]
1994年是教育改革年，不仅颁布了“大学法”和“师资培育法”，规定培育教师以自费为主，强调实习与进修，并且建立教师证件制度。同时，公布了“教育优先区”计划，用以弭平城乡落差。当时，“师资培育法”的提出，主要目的是为社会谋良师，而非为大学生找工作出路。各校所需的良师便是透过多元的进用管道，以系统化的检核机制评选出来的。这是一个多么理想的市场经济主张啊。然而4月，民间却发起了410万人的大游行。6月，省政府从善如流，召开了“第七次全省教育会议”，并设置了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等。[5]可以说，这是教育改革变动激烈的一年，但在多年后的今天，却被教师称为“向下沉沦的一年”。
不管这一年教育改革变动得如何激烈，410万游行群众的情绪有多激昂，都丝毫没有影响到远在天宽地阔的屏东县的我，更不用说让我意识到这些改变将会在未来对我产生何种影响了。1995年毕业之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职场工作，然而两年的社会磨炼却让妈妈感到担心—— 一个女生常常跟着工人到处奔走，实在不稳定。于是，她要求我参加公职考试，我也就决定跟着同学投入到师资班的学习。
也许您会产生质疑，师资班不是在1993年停办了吗？事实确是如此，只不过在教育市场化之后，师资培育管道转向多元化发展，师资班的大门也随之于1996年重新开启。这一政策转变让补教业应潮流之需开设了非常多的师资补习课程，除了补习教学外，还出了很多函授资料，书局内摆满了各家的考试用书，带动了教材市场的发展。
还记得在补习班里，有怀孕挺着大肚子来上课的妈妈、有挂着副眼镜看来年纪不小的爸爸……夹杂在他们四周的是一群刚从学校毕业还不了解人生目标为何的学生，而我参加师资班考试的原因，恐怕源于对教师职业的印象还不错吧。
师资班的考试科目包括了国语文、数学、社会科(中外史地、公民)、自然科（物理、化学、生物）、艺能科(音乐、美劳、体育)，这些看似简单易懂的科目，却曾一度让我受到极大的挫败，尤其是国语文中的语音学及艺能科。虽然国中小曾读过国语课，但是注音符号也仅是国小一年级时，大家一起拼读罢了，谁学注音时会去注意它是声母还是韵母、是双唇音还是唇齿音呢？尤其一开始，补习班教师在讲堂上滔滔不绝地说着如何辨别“一、七、八、不”时，我更是鸭子听雷般摸不着头脑，只能生硬地以自己能理解的逻辑将它背下来，直到考上师资班之后才真正将国音学的底蕴弄清楚。除了语音学外，另一个在补习班里造成极大压力的便是数学与自然科，当时报考师资班的多以文组为主，而理组的我也就占了极大的优势。
就这么准备了半年，我终于幸运地顺利考上师资班。
1993年以前的师资班，学生仅需四个月的密集课程学习，修完29学分即可。而1994年2月，新的“师资培育法”公布后规定，国小师资班应修的教育学分是40学分，分别为“教学基本学科”课程4—6学分、“教育基础”课程2—4学分、“教育方法学”课程2—4学分、“教育实习”课程（含各科教材教法）8—10学分等，结果学习时间延长为一年，课程安排也非常密集、紧凑。对班上大部分的同学而言，这是一个取得教师资格的媒介，而对我而言，这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原因就是班上五十位同学超过九成是有过代课经验的，他们已经知道在国小教书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一年里，我发挥读书的精神，试图从书本中勾勒出教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惜，不知道是我的记忆已经慢慢退化，还是我读太多书而忘了教师曾说过的话。我只记得各科的教材在演示教法时，小组的同学会尽心作许多精美的教具，会一起规划演示者要如何引起学生的学习动机，再如何进行教学活动。小组中会有同学以过来人的身份，指导我们面对不同年龄孩子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然后我们再去修改。我也从中学习到，教师可能面对的远超过我们在教室里所演示的。
上课的这一年里，许多了解师资培育法规的同学，总是会讨论我们未来的出路。1997年5月16日，就曾有师范生及修教育学程的大学生，针对实习教师的“角色与定位”问题，集结到“教育部”去示威抗议。隔年，“教育部”就修订了“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及幼儿园教师资格检定及教育实习办法”的部分条文，同意以代课抵实习的方式，无须再经一年的教育实习训练。而我取得资格、顺利成为一名教师时，正是教师缺额最多的时期。
这一条成为“摆渡者”的道路，我走得并不艰难。或许每一个人的路，上天已经做了安排，即使我的学习历程七折八拐，仍然还是回到了我的路上来。因为这样的经验，也让我在面对学生的时候，多了许多包容与体谅。通过自身的经历，我也会告诉家长，学习的过程中，只要学生能保持热情与兴趣，不需要太过在意现在的学习表现，毕竟，学习是一条漫长而无止境的路。
“摆渡船前待船桨”的小蕙—— 一个从小就想要当教师的人
我是家中老大，常常要辅导弟妹功课，就发现教书是件很有趣的事情。爷爷奶奶都是国小教师，父母也希望我可以走他们的路，所以成为教师一直是我的志愿之一。可是，我却在大学推甄时失利，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想要放弃当教师的梦想。
1999年，我在静宜大学读书时，曾到南投县以返乡服务的身份到学校带小朋友团辅。通过与孩子接触的经验，我发现他们像海绵一样，给他们什么他们就会吸收什么，这又一次唤醒我想成为教师的想法。
后来，我就到英语补习班去打工，担任课辅教师。我记得在补习班里有一个学生非常不喜欢上英语课，每次上课都会苦着脸。我便陪着他学习，有时候也会跟他玩游戏，慢慢地，他便喜欢上了来上学。我才惊觉到，教书这份工作比一般的公务更有挑战性，因为不同的孩子会有不同的状况和需求，而我可以给他们带来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他们都挺喜欢我，这让我更加下定决心要当一名教师。当时静宜大学的教育学程班给各个科系分配的修课名额很少，我们系只有班上前一、二名的同学可以加修，我因此错过了大学的教育学程班。这个愿望只能一直被放在心里，直到2003年我考上教育大学的研究所，才有机会修习教育学程，为将来当教师做准备。
受教改潮流的影响和多元师资培育的鼓吹，各大学纷纷申请设立教育学程，静宜大学也在1995年开始设置中等学校、幼儿园、国民小学教育学程，希望培育出符合社会多元取向的教师，只是每个学校所设置的教育学程名额有数量限制。受到少子化影响，国小新生数年年递减，早年供不应求的市场已变成供过于求，师资培育学程毕业的大学生要苦苦奔波于各县市参加国中小学教师甄选，使得年轻人不敢再以教师为职志，也连带使得各大学的教育学程面临学生减少的困境。据“教育部”的统计显示：1995年度师范校院及大学教育学程，共培育10 789人，未能顺利就任的具有教师资格的储备人员累积就达10万人。而根据“教育部”的另一项统计，从2005年至2007年申请停招的师资学程有12个类科。
随着九年一贯课程的修正，“教育部”2004年5月16日公布“九年一贯课程英语纲要”，从2005年度开始，国小英语教学从小学五年级延伸到小学三年级。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各县市的国小开始出现大量的英语教师缺额。可是，英语教师缺额最多的那一年，我正在研究所学习，等到我2007年拿到教师检定资格时，整个师资缺额却已进入了严重的萎缩阶段。
那一阵子，我完全不想当教师了。好不容易研究所毕业，也参加完了相关的实习、检定，却要面对茫然的未来，我感到很无力。再加上实习的时候，遇到带我的辅导教师，他的一些作为也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要不要成为那样的教师。
我的辅导教师担任低年级导师，是一位资深教师，他多年的带班经验让他很懂得如何表现班级经营、呈现非常结构化的教学活动，可以看出他对经营班级非常用心。但是，他的一些态度以及学校内部的教师同侪氛围，却让我产生质疑。当时班上有一个智能比较弱的原住民学生，这位辅导教师常常会用责备和不公平的方式对待他。比如在教学的过程中，不管这位学生会不会，他都先认定这位学生一定不会，并忽视他，以致于这位学生根本不像班里的一分子。而那些家长与他相熟的孩子，他对他们反而会最好。另外，我在实习的过程中，也发现学校里的教师小团体现象非常严重。教育圈已经如此小了，为什么大家还要彼此伤害对方呢？因为这些点点滴滴，使我不断地产生思考，未来是否也要成为这样的一位教师。
终于，我决定出国，希望在30岁之前可以找到第二专长来实现自我。我又修了华语师资，到澳大利亚去教华语。出国后才发现世界竟如此之大，想法也随之有了转变。其实，在补习班当教师赚得钱比正式教师要多，只不过补习班的教师对学生的学习并没有正向的帮助，只是协助学生应付考试，无法培养他们对学习的兴趣与态度。
所以，我想重新回到教师这条路上。一方面我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另一方面，我看到太多社会对教师的负面新闻。我想，如果有一天我有幸能成为一名教师，一定会试着去改变大家对教师的想法，为现在的孩子尽份心力。
为此，我依然在努力着。
知识之河的摆渡者与临岸乞桨者
两位教师，一个在因缘际会下踏上了教师之路；一位怀抱着理想，经由不停地反思与努力之后，仍然仅能临岸乞桨。
传统的教师培育过程，是直接分配，教师的专业背景齐备；但是，多元的自由市场机制却创造了更多活泼、创意性的非师范院校。原本希望利用自由市场机制，透过自由竞争来筛选出合适的教师，可是却没有考虑到社会的整体需求，导致大量培育的储备教师在各自谋求出路的乞桨之路上艰难前行。既扼杀了许多有理想、有热情的储备教师，也让教师的角色地位跌落到代理教师、补习教师之格。虽然，在实习、检定与筛选的过程中，让储备教师可以深思自己的兴趣与信念，重新思考自己是否要成为一名教师，但是，当一位具有热情与理想的储备教师因为不完善的教育政策而遭受扼杀时，却也不免要提醒有关当局，对相关的制度制定还须更加谨慎、妥善规划才是。
参考文献：
[1]熊瑞梅,纪金山.《师资培育法》形成的政策范畴影响力机制[J].台湾社会学,2002(4).
[2][4]黄嘉莉.1990年代后台湾教师证照制度发展之分析[J].教育研究与发展期刊,2006(1).
[3]张玉成.国小师资班实施效果之研究[A].师范教育政策与问题[C].台北：师大书苑，1990.
[5]单小琳.一个老师的真心话[M].台北:联经出版,1996.
（作者单位：台湾台中教育大学教育学系）
（责任编辑：张莉婧）
“学海之内的摆渡者”小圆—— 一个从小未曾想过当教师的人
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新生儿的出生率是25.64％，随后就开始逐年降低。1979年，我正在云林县的一个小乡村就读国小二年级，懵懵懂懂的年纪，唯一记得与学习有关的事情便是跟着同学一起在防空壕沟里玩“躲猫猫”的游戏。而就在那一年颁布的“师范教育法”，将台湾省师资培育制度带入了一元化，并将台湾省国小师资提升到大学程度。这项法条的实施，使得当时许多盼望能透过公立大学进修教育学分班，来取得教师资格的机会随之破灭。[1]我不了解这样的政策有没有对当时教我的教师产生影响，因为升上三年级之后，我就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举家搬到了台北。
我就读的那所小学号称全省最大的国小，低年级同学还必须分成上、下午两班来学习，听说还因此上了国际媒体版面。我记得每天升旗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站在教室的走廊里，听看不到身影的校长对我们的殷切期勉；下课时间，学生成群结队地在窄窄的走廊间奔跑；而对教师模模糊糊的印象却只有椅凳板加上扫帚柄，以及写不完的功课而已。
随着台湾省经济的起飞，教师薪资相对弱势、大量教师退休、国小二部制被消除、教师员额编制提高达1.38、省政府预计2003年开始实施12年国教等问题浮现，造成教师缺额，教师需求量大增。1988年暑假，台湾省政府教育厅为解决国小师资大量不足、教学品质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根据“师范教育法”“教育人员任用条例”及“中小学教师登记及检定办法”之规定，委托当时的省立北师（现在的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研拟相关补救方案，解决大量教师的缺额问题。[2]补足教师缺额的来源包括：（1）师范大学、师范学院及教育系、院所培育的师范生；（2）进用中等学校试用教师及国小代理代课教师；（3）开放师范院校，提供进修教育学分的一般大学毕业生。其中第二类来源就是指当时已经在学校担任教职的代理教师，而第三类来源才是所谓的师资班。[3]那年我17岁，还是对未来充满着茫然与不确定的年龄。
1989年3月，第一期国小师资班开始招生，而我应届考上了二专。当时全省公立技术学院仅有三所，要考上二年制技术学院具有非常大的挑战，不像现在，几乎所有的专科学校都已经升格成为技术学院或是科技大学，还出现了学校担心招不到学生的尴尬境况。因而，1991年二专毕业以后我并没有马上升学，一方面自己还找不到继续读书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希望赶快就业，以减轻家中的经济压力。但是，经过两年的社会工作历练，我还是选择再回到学校就学。1993年，我顺利考取屏东二年制技术学院。再度成为学生，我希望自己的专业更加精进，能走上专业技术人员一途，却从未曾想过要成为一位国小教师。当时考取“国小师资班”的学生取得教师证书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四个月密集课程取得任教资格；地方教育主管机关分发，服务满一年后经考核及格者，持证明文件即可向师院换取与师院生同等的毕业证明。但至开办师资班以来，因各县市学校特意保留甄试缺额和教师甄试加分等规定，使得师资班学生不易取得任教资格。在多重因素下，九所师范学院宣布来年不再招收师资班，致使许多期待通过师资班考试成为正式教师的代课教师希望落空。[4]
1994年是教育改革年，不仅颁布了“大学法”和“师资培育法”，规定培育教师以自费为主，强调实习与进修，并且建立教师证件制度。同时，公布了“教育优先区”计划，用以弭平城乡落差。当时，“师资培育法”的提出，主要目的是为社会谋良师，而非为大学生找工作出路。各校所需的良师便是透过多元的进用管道，以系统化的检核机制评选出来的。这是一个多么理想的市场经济主张啊。然而4月，民间却发起了410万人的大游行。6月，省政府从善如流，召开了“第七次全省教育会议”，并设置了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等。[5]可以说，这是教育改革变动激烈的一年，但在多年后的今天，却被教师称为“向下沉沦的一年”。
不管这一年教育改革变动得如何激烈，410万游行群众的情绪有多激昂，都丝毫没有影响到远在天宽地阔的屏东县的我，更不用说让我意识到这些改变将会在未来对我产生何种影响了。1995年毕业之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职场工作，然而两年的社会磨炼却让妈妈感到担心—— 一个女生常常跟着工人到处奔走，实在不稳定。于是，她要求我参加公职考试，我也就决定跟着同学投入到师资班的学习。
也许您会产生质疑，师资班不是在1993年停办了吗？事实确是如此，只不过在教育市场化之后，师资培育管道转向多元化发展，师资班的大门也随之于1996年重新开启。这一政策转变让补教业应潮流之需开设了非常多的师资补习课程，除了补习教学外，还出了很多函授资料，书局内摆满了各家的考试用书，带动了教材市场的发展。
还记得在补习班里，有怀孕挺着大肚子来上课的妈妈、有挂着副眼镜看来年纪不小的爸爸……夹杂在他们四周的是一群刚从学校毕业还不了解人生目标为何的学生，而我参加师资班考试的原因，恐怕源于对教师职业的印象还不错吧。
师资班的考试科目包括了国语文、数学、社会科(中外史地、公民)、自然科（物理、化学、生物）、艺能科(音乐、美劳、体育)，这些看似简单易懂的科目，却曾一度让我受到极大的挫败，尤其是国语文中的语音学及艺能科。虽然国中小曾读过国语课，但是注音符号也仅是国小一年级时，大家一起拼读罢了，谁学注音时会去注意它是声母还是韵母、是双唇音还是唇齿音呢？尤其一开始，补习班教师在讲堂上滔滔不绝地说着如何辨别“一、七、八、不”时，我更是鸭子听雷般摸不着头脑，只能生硬地以自己能理解的逻辑将它背下来，直到考上师资班之后才真正将国音学的底蕴弄清楚。除了语音学外，另一个在补习班里造成极大压力的便是数学与自然科，当时报考师资班的多以文组为主，而理组的我也就占了极大的优势。
就这么准备了半年，我终于幸运地顺利考上师资班。
1993年以前的师资班，学生仅需四个月的密集课程学习，修完29学分即可。而1994年2月，新的“师资培育法”公布后规定，国小师资班应修的教育学分是40学分，分别为“教学基本学科”课程4—6学分、“教育基础”课程2—4学分、“教育方法学”课程2—4学分、“教育实习”课程（含各科教材教法）8—10学分等，结果学习时间延长为一年，课程安排也非常密集、紧凑。对班上大部分的同学而言，这是一个取得教师资格的媒介，而对我而言，这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原因就是班上五十位同学超过九成是有过代课经验的，他们已经知道在国小教书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一年里，我发挥读书的精神，试图从书本中勾勒出教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惜，不知道是我的记忆已经慢慢退化，还是我读太多书而忘了教师曾说过的话。我只记得各科的教材在演示教法时，小组的同学会尽心作许多精美的教具，会一起规划演示者要如何引起学生的学习动机，再如何进行教学活动。小组中会有同学以过来人的身份，指导我们面对不同年龄孩子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然后我们再去修改。我也从中学习到，教师可能面对的远超过我们在教室里所演示的。
上课的这一年里，许多了解师资培育法规的同学，总是会讨论我们未来的出路。1997年5月16日，就曾有师范生及修教育学程的大学生，针对实习教师的“角色与定位”问题，集结到“教育部”去示威抗议。隔年，“教育部”就修订了“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及幼儿园教师资格检定及教育实习办法”的部分条文，同意以代课抵实习的方式，无须再经一年的教育实习训练。而我取得资格、顺利成为一名教师时，正是教师缺额最多的时期。
这一条成为“摆渡者”的道路，我走得并不艰难。或许每一个人的路，上天已经做了安排，即使我的学习历程七折八拐，仍然还是回到了我的路上来。因为这样的经验，也让我在面对学生的时候，多了许多包容与体谅。通过自身的经历，我也会告诉家长，学习的过程中，只要学生能保持热情与兴趣，不需要太过在意现在的学习表现，毕竟，学习是一条漫长而无止境的路。
“摆渡船前待船桨”的小蕙—— 一个从小就想要当教师的人
我是家中老大，常常要辅导弟妹功课，就发现教书是件很有趣的事情。爷爷奶奶都是国小教师，父母也希望我可以走他们的路，所以成为教师一直是我的志愿之一。可是，我却在大学推甄时失利，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想要放弃当教师的梦想。
1999年，我在静宜大学读书时，曾到南投县以返乡服务的身份到学校带小朋友团辅。通过与孩子接触的经验，我发现他们像海绵一样，给他们什么他们就会吸收什么，这又一次唤醒我想成为教师的想法。
后来，我就到英语补习班去打工，担任课辅教师。我记得在补习班里有一个学生非常不喜欢上英语课，每次上课都会苦着脸。我便陪着他学习，有时候也会跟他玩游戏，慢慢地，他便喜欢上了来上学。我才惊觉到，教书这份工作比一般的公务更有挑战性，因为不同的孩子会有不同的状况和需求，而我可以给他们带来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他们都挺喜欢我，这让我更加下定决心要当一名教师。当时静宜大学的教育学程班给各个科系分配的修课名额很少，我们系只有班上前一、二名的同学可以加修，我因此错过了大学的教育学程班。这个愿望只能一直被放在心里，直到2003年我考上教育大学的研究所，才有机会修习教育学程，为将来当教师做准备。
受教改潮流的影响和多元师资培育的鼓吹，各大学纷纷申请设立教育学程，静宜大学也在1995年开始设置中等学校、幼儿园、国民小学教育学程，希望培育出符合社会多元取向的教师，只是每个学校所设置的教育学程名额有数量限制。受到少子化影响，国小新生数年年递减，早年供不应求的市场已变成供过于求，师资培育学程毕业的大学生要苦苦奔波于各县市参加国中小学教师甄选，使得年轻人不敢再以教师为职志，也连带使得各大学的教育学程面临学生减少的困境。据“教育部”的统计显示：1995年度师范校院及大学教育学程，共培育10 789人，未能顺利就任的具有教师资格的储备人员累积就达10万人。而根据“教育部”的另一项统计，从2005年至2007年申请停招的师资学程有12个类科。
随着九年一贯课程的修正，“教育部”2004年5月16日公布“九年一贯课程英语纲要”，从2005年度开始，国小英语教学从小学五年级延伸到小学三年级。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各县市的国小开始出现大量的英语教师缺额。可是，英语教师缺额最多的那一年，我正在研究所学习，等到我2007年拿到教师检定资格时，整个师资缺额却已进入了严重的萎缩阶段。
那一阵子，我完全不想当教师了。好不容易研究所毕业，也参加完了相关的实习、检定，却要面对茫然的未来，我感到很无力。再加上实习的时候，遇到带我的辅导教师，他的一些作为也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要不要成为那样的教师。
我的辅导教师担任低年级导师，是一位资深教师，他多年的带班经验让他很懂得如何表现班级经营、呈现非常结构化的教学活动，可以看出他对经营班级非常用心。但是，他的一些态度以及学校内部的教师同侪氛围，却让我产生质疑。当时班上有一个智能比较弱的原住民学生，这位辅导教师常常会用责备和不公平的方式对待他。比如在教学的过程中，不管这位学生会不会，他都先认定这位学生一定不会，并忽视他，以致于这位学生根本不像班里的一分子。而那些家长与他相熟的孩子，他对他们反而会最好。另外，我在实习的过程中，也发现学校里的教师小团体现象非常严重。教育圈已经如此小了，为什么大家还要彼此伤害对方呢？因为这些点点滴滴，使我不断地产生思考，未来是否也要成为这样的一位教师。
终于，我决定出国，希望在30岁之前可以找到第二专长来实现自我。我又修了华语师资，到澳大利亚去教华语。出国后才发现世界竟如此之大，想法也随之有了转变。其实，在补习班当教师赚得钱比正式教师要多，只不过补习班的教师对学生的学习并没有正向的帮助，只是协助学生应付考试，无法培养他们对学习的兴趣与态度。
所以，我想重新回到教师这条路上。一方面我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另一方面，我看到太多社会对教师的负面新闻。我想，如果有一天我有幸能成为一名教师，一定会试着去改变大家对教师的想法，为现在的孩子尽份心力。
为此，我依然在努力着。
知识之河的摆渡者与临岸乞桨者
两位教师，一个在因缘际会下踏上了教师之路；一位怀抱着理想，经由不停地反思与努力之后，仍然仅能临岸乞桨。
传统的教师培育过程，是直接分配，教师的专业背景齐备；但是，多元的自由市场机制却创造了更多活泼、创意性的非师范院校。原本希望利用自由市场机制，透过自由竞争来筛选出合适的教师，可是却没有考虑到社会的整体需求，导致大量培育的储备教师在各自谋求出路的乞桨之路上艰难前行。既扼杀了许多有理想、有热情的储备教师，也让教师的角色地位跌落到代理教师、补习教师之格。虽然，在实习、检定与筛选的过程中，让储备教师可以深思自己的兴趣与信念，重新思考自己是否要成为一名教师，但是，当一位具有热情与理想的储备教师因为不完善的教育政策而遭受扼杀时，却也不免要提醒有关当局，对相关的制度制定还须更加谨慎、妥善规划才是。
参考文献：
[1]熊瑞梅,纪金山.《师资培育法》形成的政策范畴影响力机制[J].台湾社会学,2002(4).
[2][4]黄嘉莉.1990年代后台湾教师证照制度发展之分析[J].教育研究与发展期刊,2006(1).
[3]张玉成.国小师资班实施效果之研究[A].师范教育政策与问题[C].台北：师大书苑，1990.
[5]单小琳.一个老师的真心话[M].台北:联经出版,1996.
（作者单位：台湾台中教育大学教育学系）
（责任编辑：张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