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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作家每天坐在窗台上，望着布达佩斯古老的街道，像置身于黑暗的中世纪，孤独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他
北岛比照片上更瘦些，个很高，穿灰色亚麻休闲西服，里面搭件浅草绿羊毛衫和红色格子衬衫，厚厚的眼镜片背后目光依然犀利，像拒绝融化的冰。这是一月的海南，离他上次来这座岛，已近三十年了。他上次来是1986年，参加《收获》杂志的一次笔会。1986，那年我刚好出生。我们这代人基本上都是读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诗句长大的。
下午和同事专程去了趟新华书店，买走了书店里所有的他的著作。这是一月的海南，远离文化政治中心的海南，因为北岛先生来，这个岛今天似乎有了与众不同的意义。曾经和美国垮掉派作家金斯堡等人坐在一起喝啤酒的这位诗人，今天就坐在骑楼老街某个茶馆里，坐在我们身边，分享过去二十多年来，他在欧洲、北美十余个国家的漂泊经历。这是属于文学的时间。
一个旅居布达佩斯的作家朋友曾告诉我他在异乡的孤独感受。没有朋友，没有乡音，独自一人活在缺乏经验的世界里，周围的一切都与你无关。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他说每天坐在窗台上，望着布达佩斯古老的街道，像置身于黑暗的中世纪，孤独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他。他可以盯着屋顶的鸽子一天也不说话。那段发疯的经历让他内心饱受摧残。陈染在《私生活》中曾说，“孤独是一种能力。”“能力”用得很妥当，幸好不是“力量”。孤独的确不能产生力量，只能消解激情和斗志。但作家最好的状态也是孤独赐予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是给孤独冠冕堂皇的授奖词。真正的作家都是孤独的，与孤独生死相依，像张爱玲一样悄悄死在洛杉矶的寓所。
谁也无法体尝到北岛的孤独。20世纪80年代末，他从美国飞往西德之后，便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不同的国度、高校漂泊。2001年，他的父亲病重，得幸于杨振宁先生的帮助，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已经陌生的北京。这些回忆，有些已经进入了他的散文集《城门开》、《青灯》等，比起书中被删节的回忆，我更愿意聆听他亲口诉说的“昨日重现”。“我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在父亲的病榻前，他与父亲见了此生最后一面。第二天，他再次回到那片不属于自己的土地。
2007年，北岛先生终于结束了二十余年的周游列国生涯，香港中文大学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在他的花甲之年终于回到了他名不副实的“家”——香港，而不是北京。他在香港安了家，有了自己的房子。经济方面也没有了压力。但常年的羁旅，给他的身体帶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害，他已经两次中风。这位多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热门候选人，目光依然冷峻，然而已经多了一份宽容。他和我们分享他当年创办民间刊物《今天》的经历，讲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几天他们提着糨糊桶深夜往天安门、中南海、西单民主墙贴《今天》的情景，不疾不徐，不温不火，当年的凶险，早已静水深流，了无痕迹。这甚至让我感觉恍如隔世，心生出不切实的真实感。这是真的吗？北岛来了！
他几次提到我，提起我们共同相识的朋友阿乙，他还记得我前两年发在《今天》杂志的小说。他问我，“还写吗？”我点了点头。我懊悔没敢把出版的小说送给他，书就放在我车里。我没想到他竟然记得我的小说。在长者面前流露出的羞愧能让我更清醒，更好地看到自己的差距。我想没带上那些习作也是对的。
我为现在所在的杂志自豪，北岛先生将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他的作品。这是春天的海南，明天海南再无北岛，但北岛先生在全世界。
北岛比照片上更瘦些，个很高，穿灰色亚麻休闲西服，里面搭件浅草绿羊毛衫和红色格子衬衫，厚厚的眼镜片背后目光依然犀利，像拒绝融化的冰。这是一月的海南，离他上次来这座岛，已近三十年了。他上次来是1986年，参加《收获》杂志的一次笔会。1986，那年我刚好出生。我们这代人基本上都是读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诗句长大的。
下午和同事专程去了趟新华书店，买走了书店里所有的他的著作。这是一月的海南，远离文化政治中心的海南，因为北岛先生来，这个岛今天似乎有了与众不同的意义。曾经和美国垮掉派作家金斯堡等人坐在一起喝啤酒的这位诗人，今天就坐在骑楼老街某个茶馆里，坐在我们身边，分享过去二十多年来，他在欧洲、北美十余个国家的漂泊经历。这是属于文学的时间。
一个旅居布达佩斯的作家朋友曾告诉我他在异乡的孤独感受。没有朋友，没有乡音，独自一人活在缺乏经验的世界里，周围的一切都与你无关。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他说每天坐在窗台上，望着布达佩斯古老的街道，像置身于黑暗的中世纪，孤独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他。他可以盯着屋顶的鸽子一天也不说话。那段发疯的经历让他内心饱受摧残。陈染在《私生活》中曾说，“孤独是一种能力。”“能力”用得很妥当，幸好不是“力量”。孤独的确不能产生力量，只能消解激情和斗志。但作家最好的状态也是孤独赐予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是给孤独冠冕堂皇的授奖词。真正的作家都是孤独的，与孤独生死相依，像张爱玲一样悄悄死在洛杉矶的寓所。
谁也无法体尝到北岛的孤独。20世纪80年代末，他从美国飞往西德之后，便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不同的国度、高校漂泊。2001年，他的父亲病重，得幸于杨振宁先生的帮助，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已经陌生的北京。这些回忆，有些已经进入了他的散文集《城门开》、《青灯》等，比起书中被删节的回忆，我更愿意聆听他亲口诉说的“昨日重现”。“我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在父亲的病榻前，他与父亲见了此生最后一面。第二天，他再次回到那片不属于自己的土地。
2007年，北岛先生终于结束了二十余年的周游列国生涯，香港中文大学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在他的花甲之年终于回到了他名不副实的“家”——香港，而不是北京。他在香港安了家，有了自己的房子。经济方面也没有了压力。但常年的羁旅，给他的身体帶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害，他已经两次中风。这位多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热门候选人，目光依然冷峻，然而已经多了一份宽容。他和我们分享他当年创办民间刊物《今天》的经历，讲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几天他们提着糨糊桶深夜往天安门、中南海、西单民主墙贴《今天》的情景，不疾不徐，不温不火，当年的凶险，早已静水深流，了无痕迹。这甚至让我感觉恍如隔世，心生出不切实的真实感。这是真的吗？北岛来了！
他几次提到我，提起我们共同相识的朋友阿乙，他还记得我前两年发在《今天》杂志的小说。他问我，“还写吗？”我点了点头。我懊悔没敢把出版的小说送给他，书就放在我车里。我没想到他竟然记得我的小说。在长者面前流露出的羞愧能让我更清醒，更好地看到自己的差距。我想没带上那些习作也是对的。
我为现在所在的杂志自豪，北岛先生将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他的作品。这是春天的海南，明天海南再无北岛，但北岛先生在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