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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健在抗战老兵里，90岁的赵征可能算得上“年轻”的了。9月3日，赵征将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在北京接受授勋，“我身体好，腿脚利索，他们还安排我那天上彩车接受检阅哩。”赵征说。
年轻的文工团女兵
1925年出生的赵征，年幼时生活在上海一个还算富足的家庭，父母经营着一家印刷装订作坊，后来却因为战事3次被炸毁，导致生活举步维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赵征的人生轨迹在这一年发生了重大改变。“日本占领上海后，强制性地规定每个学校都要增加日语课，我听到这个消息，决定了退学去参加新四军。”当时只有16岁的赵征，正就读于上海道中女子中学，她立刻跟哥哥赵帛表明了这个想法。当时赵帛已经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成员了，他也时常给赵征灌输一些抗战和革命的思想。
1941年4月1日傍晚，赵征通过赵帛的地下党关系，悄悄从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上船，踏上了前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的行程。“我当时可是大大方方地提着行李箱从家里离开的。”赵征说“大大方方”4个字的时候，声气提高了一些，但她马上又解释说，其实离家之前，她向母亲说了个谎，称“学校组织春游要出去三天”。事实上，赵征的父母肯定不愿意她离开，“因为一直以来，有点迷信的父母都认为我是整个家庭的福星。自从我出生以后，家里经济条件才慢慢变好。”后来赵征才知道，母亲知道真相后，追到十六铺码头，坐在那里整整哭了一天。直到后来收到赵征报平安的信件，“我参加了新四军，跟大姐在一起”，母亲才稍微放心了一点。
入伍后，穿上军装的赵征开始了新的生活，“通过短短3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我感觉自己就像变了个人。我学会了艰苦奋斗的精神。”赵征说。随后，她被分配到了新四军1师2旅文工团，作为部队的后勤人员，开始了跟着部队走的行军生涯。
“当时我们要面对3种敌人：日军、伪军和国民党的顽固派，境况并不好。部队每天都是夜行军，如果掉队就随时可能会被敌人抓住，大家都很清楚这一点。”赶路时，年轻的赵征脚上起了血泡，却还是在休息的时候抢着干脏活累活，“我做好了吃苦的心理准备”。作为文艺兵，“当遇到敌人围剿的时候，虽然不扛枪作战，但是子弹也会嗖嗖地从头顶飞过”。
从新四军到解放军
2010年，时年86岁的赵征重新回到当年亲历的孟良崮战役纪念地，看到纪念馆里面一张张旧照片，想起了当年这次战役中牺牲的战友尸体，在掩体前足足叠起了7层，心里阵阵酸痛，不住地向她袭来。
1947年5月12日，正在山东省政府工作的赵征突然接到参与孟良崮战役的命令，当晚就急行军120里到达目的地，“我虽然负责收听敌台的工作，但是真真切切地看到战士在第一线一起往前冲，倒下了，后面的人继续顶上，血流成河……”
其实，在来到山东参加解放区工作前，赵征已经在1943年因为新四军的整编离开了文工团，分配到江苏省高邮县参与民运工作。她担任东郭墩乡担任副乡长，负责建立民兵组织自卫，并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东郭墩乡距离敌人据点仅十公里，日伪军经常出动扫荡。为阻止敌军乘汽车进村骚扰，我们带领群众在夜里破坏公路，并伏击敌人。民兵是24小时值班，敌人一有动静，就吹号、敲锣提前做好隐蔽工作。1943年5月，我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赵征回忆。
在担任东郭墩乡副乡长期间，赵征还第一次开了枪。那天，民兵抓到一个通敌汉奸，组织上决定对其执行枪决，由区队战士执行后，区长为了锻炼赵征的胆量，让她过去向汉奸尸体补一枪。“从来没有开过枪。当时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甚至在晚上都不敢出门，过了两年才恢复，后来胆子就练出来了”。
1944年初，江苏解放区实行精兵简政，放在赵征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回上海老家，等到形势好转后再归队；二是去山东，因为山东解放区开辟了根据地，急需大量人才。赵征二话没说，选择了去山东，理由是：“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要革命到底。”
两个人的重逢太晚了
在赵征对抗战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描述她在山东省政府工作时的初恋对象孙长明：“他聪明能干、上进心很强，写文作诗样样都行。他身材高大英俊，一身正气，也会体贴人。我和他同歲，相处不久就产生了感情。”但是当时部队里有一条称之为“258团”的结婚规矩，即男方年龄在25岁以上、有8年以上军龄、军衔在团级以上才能批准结婚。
孙长明当时是山东省政府秘书长的秘书，建立恋爱关系后，两人约定，等到抗战胜利、全国胜利再结婚。然而事与愿违，1945年9月25日，孙长明突然接到紧急任务连夜跟随秘书长去了东北，竟没来得及与赵征告别，此后孙长明便杳无音讯。
后来赵征听说孙长明在四平战役中牺牲，但她始终相信这是误传，直到那位秘书长给赵征来信，表示他也听说孙长明牺牲的消息。“这时我才彻底死心了，开始了新的恋情。我和八路军115师战地记者吕若羿结了婚，生了孩子”。
然而，1952年的一天，在赵征所在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私企处长办公室，孙长明的突然出现，让赵征“异常惊喜又心情复杂”。“我们紧紧握住对方的双手，谁也不松手、谁也不开口说话，这也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肢体接触。”赵征回忆。
关于自己的“死”，孙长明告诉赵征，他确实在四平战役中身受重伤，但并没有死，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给赵征写信却从未有回应。同样地，在孙长明离开之后，赵征的书信也一直未能到达孙长明的手中。而两人的重逢已经太晚了。
“可恨的战争。”虽然已过去多年，赵征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仍然对自己的初恋难以释怀，恍如昨日。后来孙长明成为了某军区司令部参谋长，1996年，孙长明因病去世，赵征专程前往参加了葬礼。而令人欣慰的是，赵征的儿子与孙长明的女儿结为了夫妻，“或许冥冥中注定，我们的子女要续写我们当年的爱情故事。”赵征说。
年轻的文工团女兵
1925年出生的赵征，年幼时生活在上海一个还算富足的家庭，父母经营着一家印刷装订作坊，后来却因为战事3次被炸毁，导致生活举步维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赵征的人生轨迹在这一年发生了重大改变。“日本占领上海后，强制性地规定每个学校都要增加日语课，我听到这个消息，决定了退学去参加新四军。”当时只有16岁的赵征，正就读于上海道中女子中学，她立刻跟哥哥赵帛表明了这个想法。当时赵帛已经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成员了，他也时常给赵征灌输一些抗战和革命的思想。
1941年4月1日傍晚，赵征通过赵帛的地下党关系，悄悄从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上船，踏上了前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的行程。“我当时可是大大方方地提着行李箱从家里离开的。”赵征说“大大方方”4个字的时候，声气提高了一些，但她马上又解释说，其实离家之前，她向母亲说了个谎，称“学校组织春游要出去三天”。事实上，赵征的父母肯定不愿意她离开，“因为一直以来，有点迷信的父母都认为我是整个家庭的福星。自从我出生以后，家里经济条件才慢慢变好。”后来赵征才知道，母亲知道真相后，追到十六铺码头，坐在那里整整哭了一天。直到后来收到赵征报平安的信件，“我参加了新四军，跟大姐在一起”，母亲才稍微放心了一点。
入伍后，穿上军装的赵征开始了新的生活，“通过短短3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我感觉自己就像变了个人。我学会了艰苦奋斗的精神。”赵征说。随后，她被分配到了新四军1师2旅文工团，作为部队的后勤人员，开始了跟着部队走的行军生涯。
“当时我们要面对3种敌人：日军、伪军和国民党的顽固派，境况并不好。部队每天都是夜行军，如果掉队就随时可能会被敌人抓住，大家都很清楚这一点。”赶路时，年轻的赵征脚上起了血泡，却还是在休息的时候抢着干脏活累活，“我做好了吃苦的心理准备”。作为文艺兵，“当遇到敌人围剿的时候，虽然不扛枪作战，但是子弹也会嗖嗖地从头顶飞过”。
从新四军到解放军
2010年，时年86岁的赵征重新回到当年亲历的孟良崮战役纪念地，看到纪念馆里面一张张旧照片，想起了当年这次战役中牺牲的战友尸体，在掩体前足足叠起了7层，心里阵阵酸痛，不住地向她袭来。
1947年5月12日，正在山东省政府工作的赵征突然接到参与孟良崮战役的命令，当晚就急行军120里到达目的地，“我虽然负责收听敌台的工作，但是真真切切地看到战士在第一线一起往前冲，倒下了，后面的人继续顶上，血流成河……”
其实，在来到山东参加解放区工作前，赵征已经在1943年因为新四军的整编离开了文工团，分配到江苏省高邮县参与民运工作。她担任东郭墩乡担任副乡长，负责建立民兵组织自卫，并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东郭墩乡距离敌人据点仅十公里，日伪军经常出动扫荡。为阻止敌军乘汽车进村骚扰，我们带领群众在夜里破坏公路，并伏击敌人。民兵是24小时值班，敌人一有动静，就吹号、敲锣提前做好隐蔽工作。1943年5月，我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赵征回忆。
在担任东郭墩乡副乡长期间，赵征还第一次开了枪。那天，民兵抓到一个通敌汉奸，组织上决定对其执行枪决，由区队战士执行后，区长为了锻炼赵征的胆量，让她过去向汉奸尸体补一枪。“从来没有开过枪。当时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甚至在晚上都不敢出门，过了两年才恢复，后来胆子就练出来了”。
1944年初，江苏解放区实行精兵简政，放在赵征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回上海老家，等到形势好转后再归队；二是去山东，因为山东解放区开辟了根据地，急需大量人才。赵征二话没说，选择了去山东，理由是：“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要革命到底。”
两个人的重逢太晚了
在赵征对抗战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描述她在山东省政府工作时的初恋对象孙长明：“他聪明能干、上进心很强，写文作诗样样都行。他身材高大英俊，一身正气，也会体贴人。我和他同歲，相处不久就产生了感情。”但是当时部队里有一条称之为“258团”的结婚规矩，即男方年龄在25岁以上、有8年以上军龄、军衔在团级以上才能批准结婚。
孙长明当时是山东省政府秘书长的秘书，建立恋爱关系后，两人约定，等到抗战胜利、全国胜利再结婚。然而事与愿违，1945年9月25日，孙长明突然接到紧急任务连夜跟随秘书长去了东北，竟没来得及与赵征告别，此后孙长明便杳无音讯。
后来赵征听说孙长明在四平战役中牺牲，但她始终相信这是误传，直到那位秘书长给赵征来信，表示他也听说孙长明牺牲的消息。“这时我才彻底死心了，开始了新的恋情。我和八路军115师战地记者吕若羿结了婚，生了孩子”。
然而，1952年的一天，在赵征所在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私企处长办公室，孙长明的突然出现，让赵征“异常惊喜又心情复杂”。“我们紧紧握住对方的双手，谁也不松手、谁也不开口说话，这也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肢体接触。”赵征回忆。
关于自己的“死”，孙长明告诉赵征，他确实在四平战役中身受重伤，但并没有死，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给赵征写信却从未有回应。同样地，在孙长明离开之后，赵征的书信也一直未能到达孙长明的手中。而两人的重逢已经太晚了。
“可恨的战争。”虽然已过去多年，赵征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仍然对自己的初恋难以释怀，恍如昨日。后来孙长明成为了某军区司令部参谋长，1996年，孙长明因病去世，赵征专程前往参加了葬礼。而令人欣慰的是，赵征的儿子与孙长明的女儿结为了夫妻，“或许冥冥中注定，我们的子女要续写我们当年的爱情故事。”赵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