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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实行的道德规范，没有发挥个人在精神上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反而减弱了很多个人在善恶、真理与谬误上的认知与辨识能力。
《论语》中颜渊问仁时，孔子的回答有两句话，虽浅如白话，但很具现代性：“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为仁完全由自己，哪能依靠外人呢？这两句话对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至为深远。它等于在人的道德修养中解除了很多外在的戒律，既没有宗教与神的律令，也把政府的影响归于最小。在孔子看来，一切仁与善的修养全在于人的自身。
“为仁由己”表明一个人如果想实现仁，只有经过自觉的内心实践，并不能依持外在的条件与压力。他的另一句话说明同样的理念：“人而不仁如礼何！”意思是，人如果没有行仁的主动与自觉，那作为社会规范的“礼”又能有何作用呢？孔子认为，包含着人的主体意识的“仁”的作用，远远要比社会的外在规范的“礼”更为重要。可以说，“为仁由己”强调的就是人在践行道德中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不仅不受外物支配，更不能在外力的强制下实行。
“为仁由己”的提法，表明孔子很早就意识到，道德选择的前提，是要有独立的人格意识。这种独立的人格，是不受外力或政府强制的。这和西方社会的一些政治思考是完全吻合的。在中世纪的思想家看来，个人的精神与道德，只与教会有关。也就是说，教会对人的精神负责，而政府机构则没有这方面的责任。即使是对社会最激进的思想家，也反对用武力来推动真理与道德在民众中的实现。无数的社会现实表明，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强制推行真理或道德，只会导致恐怖和极权。
近代之后，这一观念更加明晰。政府应当在个人的精神和道德上保持中立，政府最终的目标是让民众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生活。英国思想家洛克认为，一个人可以在经济上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富，与他人无关；在精神上也应当同样如此。最好的社会就是个人在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不应受到政府的任何限制。洛克认为，如果在精神领域，每个人可以自由地追寻自己认为重要的真理与道德，一个社会的普遍真理和道德感就会自发呈现出来。就像民众个人如果可以自由地使用财富，会导致社会的整体繁荣一样。
在很多思想家看来，政府并不比个人更有智慧，相反，在更多时候它们会表现得比个体更愚昧无知。每个人都有自由，去寻找他认为幸福和道德的生活和观念，而且必须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实践这些观念。如果是在政府要求下实行的，反而被认为可导致不道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强制实行的道德规范，没有发挥个人在精神上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反而减弱了很多个人在善恶、真理与谬误上的认知与辨识能力。这种主动与自觉意识的欠缺，会导致整体社会道德水平的低下，个人在这种社会中，只能感受到一种对于真理与道德认知的冷漠与混乱。
这些流行的政治观念，与孔子“为仁由己”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是：仁远吗，我想要仁，仁即来了。强调的就是个体对于仁的寻求并不困难，每个个人都可能成为仁人，只要有自觉和积极的意识，这种仁便会在内心降临。孔子又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等，肯定的也是上自天子、下至匹夫，都应有独立的人格，只有拥有这种独立人格的人，才会有寻求真理和道德的主动与自觉意识。在孔子看来，道德只有在自律、而非他律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所以，儒家倡导的道德修养方法，多是自省、自讼，就是让人们立足在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的基础上，对内心进行反省。所谓“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又说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强调的都是自我道德能力的培养。
孔子还说过一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对这一思想是最为精辟的总结，说的仍然是人在真理与道德寻求上的主动性。这里的道，就是指真理、仁德这样一些大道。在孔子看来，道由人兴，亦由人行，所以人能弘道。如果道能弘人，那只要强制行道，则人人都成为君子了。显然孔子认为，只有让个人拥有了表达与追求真理和道德的自由，弘道才是可能的。钱穆说，这八个字的意思虽极简明，却最值得深思。
《论语》中颜渊问仁时，孔子的回答有两句话，虽浅如白话，但很具现代性：“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为仁完全由自己，哪能依靠外人呢？这两句话对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至为深远。它等于在人的道德修养中解除了很多外在的戒律，既没有宗教与神的律令，也把政府的影响归于最小。在孔子看来，一切仁与善的修养全在于人的自身。
“为仁由己”表明一个人如果想实现仁，只有经过自觉的内心实践，并不能依持外在的条件与压力。他的另一句话说明同样的理念：“人而不仁如礼何！”意思是，人如果没有行仁的主动与自觉，那作为社会规范的“礼”又能有何作用呢？孔子认为，包含着人的主体意识的“仁”的作用，远远要比社会的外在规范的“礼”更为重要。可以说，“为仁由己”强调的就是人在践行道德中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不仅不受外物支配，更不能在外力的强制下实行。
“为仁由己”的提法，表明孔子很早就意识到，道德选择的前提，是要有独立的人格意识。这种独立的人格，是不受外力或政府强制的。这和西方社会的一些政治思考是完全吻合的。在中世纪的思想家看来，个人的精神与道德，只与教会有关。也就是说，教会对人的精神负责，而政府机构则没有这方面的责任。即使是对社会最激进的思想家，也反对用武力来推动真理与道德在民众中的实现。无数的社会现实表明，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强制推行真理或道德，只会导致恐怖和极权。
近代之后，这一观念更加明晰。政府应当在个人的精神和道德上保持中立，政府最终的目标是让民众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生活。英国思想家洛克认为，一个人可以在经济上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富，与他人无关；在精神上也应当同样如此。最好的社会就是个人在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不应受到政府的任何限制。洛克认为，如果在精神领域，每个人可以自由地追寻自己认为重要的真理与道德，一个社会的普遍真理和道德感就会自发呈现出来。就像民众个人如果可以自由地使用财富，会导致社会的整体繁荣一样。
在很多思想家看来，政府并不比个人更有智慧，相反，在更多时候它们会表现得比个体更愚昧无知。每个人都有自由，去寻找他认为幸福和道德的生活和观念，而且必须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实践这些观念。如果是在政府要求下实行的，反而被认为可导致不道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强制实行的道德规范，没有发挥个人在精神上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反而减弱了很多个人在善恶、真理与谬误上的认知与辨识能力。这种主动与自觉意识的欠缺，会导致整体社会道德水平的低下，个人在这种社会中，只能感受到一种对于真理与道德认知的冷漠与混乱。
这些流行的政治观念，与孔子“为仁由己”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是：仁远吗，我想要仁，仁即来了。强调的就是个体对于仁的寻求并不困难，每个个人都可能成为仁人，只要有自觉和积极的意识，这种仁便会在内心降临。孔子又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等，肯定的也是上自天子、下至匹夫，都应有独立的人格，只有拥有这种独立人格的人，才会有寻求真理和道德的主动与自觉意识。在孔子看来，道德只有在自律、而非他律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所以，儒家倡导的道德修养方法，多是自省、自讼，就是让人们立足在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的基础上，对内心进行反省。所谓“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又说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强调的都是自我道德能力的培养。
孔子还说过一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对这一思想是最为精辟的总结，说的仍然是人在真理与道德寻求上的主动性。这里的道，就是指真理、仁德这样一些大道。在孔子看来，道由人兴，亦由人行，所以人能弘道。如果道能弘人，那只要强制行道，则人人都成为君子了。显然孔子认为，只有让个人拥有了表达与追求真理和道德的自由，弘道才是可能的。钱穆说，这八个字的意思虽极简明，却最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