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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这一站我们走进了偏远的乡村学校。我们带着对乡村最质朴深厚的感情，与老师和孩子们同吃同住，感受他们艰难的生活，触摸他们内心的希望。
我们发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用带来乡村学校的兴旺。由于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呵护，乡村学校正在艰难地维系着。 ——编者
从山西省大同市出发，沿高速公路向西南方向行驶2个小时，便来到了此次西行的目的地——旧广武村。据《辽史》记载，旧广武始建于辽、金时期，为雁门关前的防御据点。站在古老残破的城墙之上，目之所及，是远处蜿蜒而起的明长城；俯身相望，一座用黄土和石块堆积起来的村庄静静地躺在围墙之内，用她不变的基调讲诉着时代的变迁。旧广武小学便坐落在这座城池的西南角。
捐来的学校
旧广武小学共有6个年级6个班，学生总数不超过80人。2006年，山西省“危房改造委员会”为学校翻新了校舍；之后，来自北京的爱心团体“长城小站”相继为学校筹建了篮球场、伙房和厕所。作为学校唯一的男教员，尹呈祥校长说：“如果两年前来到这里，你会感到时间倒退了20年。”
从前的旧广武小学只有几间破旧不堪的危房，学生们上的厕所和农户家的茅房相差无几。“小时候来过这里，感觉可破了。”家住新广武村、现任学校代课教师的李峰回忆说。现在，学校拥有六间明亮的教室，教室的后面还新添了出版社捐赠的图书角。“连这课桌也是人家捐的。”在学生宿舍门口，堆放着孩子们曾经使用过的旧桌椅。
旧广武小学汇集了来自周边几个村的农民子弟。尽管学校的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从孩子们的衣食住行来看，学校仍摆脱不了贫困的影子。
为了外出打工贴补家用，父母们便将孩子送到学校来寄宿。小小的宿舍不足40平米，却住着将近40个男生。女生宿舍里，女老师和孩子们一样住着上下铺，没有盥洗室，也没有澡堂，每周要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去县城里洗澡。
每天六点，孩子们便开始了一天的校园生活。晨跑和早自习过后就到了早饭时间。在狭窄的伙房里，孩子们手拿黄色的搪瓷饭缸蜂拥而至，然后纷纷赶回宿舍或站在操场上吃饭。“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食堂。娃娃们夏天还可以在操场上吃饭，可冬天就要回到宿舍里。”尹校长说。
手擀面加咸菜，是孩子们一成不变的早餐。“早上是这个，晚上还是这个，中午是米饭和烩菜。”李峰说，“烩菜里大多是土豆和粉条，有时还会有茄子和西红柿。”记者问道：“菜谱变过吗？一直吃这个？”“一直吃这个，顿顿如此。”伙房外，一个男孩儿正蹲在水龙头下认真地刷饭缸。
住校的孩子每月需要缴纳50元的伙食费，在国家补助没下发之前，缴费标准是100元。九年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使更多的农民能够承担起孩子上学的费用。然而对于村里的困难学生来说，父母连住校的50元钱都无力支付，家在旧广武的困难学生还得回家吃住。
据尹校长介绍，国家每学期会为每个学生拨款170多元，用于学校日常活动的开支。而每个学期的花费就有一万多元，基本和国家拨款持平。如果冬天买煤，经费会更紧张。“山阴县教育局对乡里的小学投入较大，我们这里不太受重视。”为了改善学生的学习条件，尹校长曾尝试过各种途径向上面申请经费，结果却大多不了了之。“去年有一个领导过来旅游，看孩子们没有食堂，答应给想想办法，后来也没了消息。”
而令尹校长担忧的不仅是孩子们的食堂，还有逐渐流失的生源问题。“村里稍有经济能力的人家都搬到了县城里。那儿的学校条件好，家长们也愿意把孩子送去。”此外，私立学校的出现，也让尹校长感到巨大的竞争压力。
为了保住生源，尹校长为老师和学生们制定了一套超负荷的课程安排。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半，尚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要承受每天8节课外加早晚自习的课业压力。学生们每半个月回一次家，周六周日也要全天上课。“这也是没办法。要不然家长会说你学校一天天不教知识，竟让娃娃们耍。”
晚上九点，李峰将男女生宿舍检查一遍后，孩子们便要上床睡觉了。一个六年级的女孩在床上翻看小说《小兵传奇》，身旁的女孩则对记者呵呵地笑。
80后代课教师
除了尹校长，旧广武小学共有七名任课教师。语文老师郭丽英出生于1986年，毕业于大同大学中文系。在所有的老师中，她的学校是最好的，学历也是最高的。然而她却和另外四个年轻老师一样，属于这所学校的代课教师。
“大学毕业前，一个在北京的叔叔给我打电话，说只要我愿意，就可以在北京帮我安排个政府部门的工作。可我去过北京，感觉自己不适合在那里生活。”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机会后，郭丽英选择回到旧广武村，在家乡的这所贫困小学成为了一名代课老师。“当时也有县城的学校让我去工作，可我就是放不下这些孩子。”
与在编老师每月两千多元的工资相比，郭丽英和李峰的月工资只有800元，没有任何保险。李峰说，每个老师每周要上满28节课，这在市里的小学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工作量。此外，每天晚自习和周六日上课也都没有加班费。在与老师们相处的几天里，最常听她们说的几句话就是“累”、“嗓子疼”。
从教师队伍的组成来看，五名代课教师的工资总和与两位在编老师持平，却担负着学校80%的教学任务。同工不同酬、教学任务繁重，使得大批年轻教师刚刚上岗一年，便纷纷离开学校另谋出路。为了留住代课教师，尹校长和她们“签订”了口头“合同”：月工资800元，一学期一发。如果哪个老师需要用钱，可以申请预支。而预支工资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避免与校长产生不必要的隔阂，大多数老师都绝口不提工资的事情。
“代课教师现象很不合理！”尹校长说，“可是没办法，国家就是这么个规定，我也想让她们多挣点钱。”记者问李峰，为什么校长不和她们签订书面合同。李峰说：“不知道。”
按照规定，如果代课教师工作到一定年限就可以通过考试成为正式在编教师。因此，学校里唯一的一位英语老师——周老师在这里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目前也没有走的打算。然而，想成为在编老师却绝非易事。“现在老师这行是僧多粥少，即使通过考试也不一定能转为在编老师。”郭丽英说。
除郭丽英外，其他老师的家都不在旧广武村。每天的晚自习和周六日加班使得她们和学生一样，只能利用每半个月一次的休假回家。下课期间，老师们会从抽屉里拿出从家带来的水果和零食一起分享。“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小卖店，没什么好吃的。”郭丽英说。
下了晚自习，老师们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手机上网。“学生们都睡了，我们不睡。有时也要熬到十一二点。”李峰至今仍保持着上大学时的休息习惯，只不过早上再也没法睡懒觉了。
大学时，李峰的专业是中文，但因学校里缺乏数学老师，便担任起了三四年级的数学教学工作。王骁鹃和李峰是同学，大学时学的专业是物理，现在也是名数学老师。“今后我还要做我的物理老师。”一年后，王骁鹃打算奔赴远在外地工作的男友身边，在当地成为一名真正的物理老师。而其他代课老师的离开，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符晋是办公室里唯一的90后老师，除了教语文数学，她还是学生们的音乐老师。“北京可好了吧？”符晋说，“我连大同都没去过。”
贫瘠的土壤
在旧广武小学，将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来自于贫困家庭。
9月16日，旧广武下起了绵绵细雨，气温骤降。校长把一个叫马敏的小女孩儿叫到记者身边。当时，孩子身上只穿了件薄薄的秋衣，冻得瑟瑟发抖。“冷不冷？怎么不多穿件衣服？”小女孩儿只是低着头笑，并不做声。
到了家里，马敏悄悄靠在炕沿的一角，听奶奶和记者谈话。马敏的父母在她一岁时就已离婚，母亲打那时起就再也没回来过。之后，马敏的父亲在城里买房娶妻，并育有两个子女。由于忙着打工，父亲将马敏留给爷爷奶奶后便不再管她，“每年来看她两三次，还得等他打工走得离这儿近了。”奶奶说。
退耕还林之后，马敏奶奶家里只剩下4亩耕地。“地里就种些玉茭、山芋。我们这儿的地都是砂石地，不存水，下雨还好，不下雨庄稼就旱。”而即便雨水充沛，每亩玉米的产量也大概在四五百斤左右。如果遇到旱季，有的人家连种子钱都收不回。
马敏的爷爷七十多岁，患有哮喘。红果果成熟的时候，为了能赚点儿钱，便背了几袋果子去县城里卖。一袋果子一元钱，从早上四点出发，到夜里八点回来，总共卖了十几元钱。
“今年的养老费和补偿款还没发下来。”退耕还林之后，按照国家规定，马敏的奶奶每年可以从每亩地上领取50元的补偿款，四亩地总共应得200元钱。“下面村子里的补偿款早就发下来了，这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尹校长说。
“这房子一下雨就漏水。”奶奶指着用树枝搭起的棚顶说，“孩子的书本费都是她二姑姑帮着拿的，鞋是大姑姑给买的。等我和她爷爷没了后，只能姑姑养她了。”听到这儿，马敏哭了。
为了给马敏做一套小褥子，奶奶东拼西凑攒了许多旧棉花。“孩子没有自己的被褥，我们俩都是盖一床被。”而那些即将成为马敏被褥的旧棉花，已经灰旧到足以丢弃的程度。
临行前，奶奶给马敏穿上了一件粉色的小外套，看款式，竟是二十多年前的。奶奶从假花上取下别针，为马敏套上了套袖。出门后，马敏一人匆匆走在前面，赶往学校上课。
尹校长说，学校里的贫困学生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单亲家庭；二是父母经济来源少；三是孩子多，上学花费大。而在旧广武村走访的七个贫困生家庭还不是最困难的，在离学校不远的老窝沟，那些家庭连孩子的学习用品都买不起。“山坡坡上东一家，西一家，就靠养羊种地。在老窝沟有12个贫困生，现在家里还是土破房，拿扁担挑水，十几年前连电都没有。条件好点儿的都陆续搬走了，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
守着祖先留下的古老城墙，望着饱经风霜的长城，旧广武村的人们还在期盼国家的政策能够眷顾他们。“雁门关已经开发了，我们这儿还有汉墓群、六郎城，要是能成为旅游景点，村民们就不用外出打工了。”尹校长说。
在与旧广武小学告别的时候，马敏隔着学校的铁门望着记者，身上还穿着奶奶给她套上的粉色小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颗挂着雨滴的红果果。
我们发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用带来乡村学校的兴旺。由于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呵护，乡村学校正在艰难地维系着。 ——编者
从山西省大同市出发，沿高速公路向西南方向行驶2个小时，便来到了此次西行的目的地——旧广武村。据《辽史》记载，旧广武始建于辽、金时期，为雁门关前的防御据点。站在古老残破的城墙之上，目之所及，是远处蜿蜒而起的明长城；俯身相望，一座用黄土和石块堆积起来的村庄静静地躺在围墙之内，用她不变的基调讲诉着时代的变迁。旧广武小学便坐落在这座城池的西南角。
捐来的学校
旧广武小学共有6个年级6个班，学生总数不超过80人。2006年，山西省“危房改造委员会”为学校翻新了校舍；之后，来自北京的爱心团体“长城小站”相继为学校筹建了篮球场、伙房和厕所。作为学校唯一的男教员，尹呈祥校长说：“如果两年前来到这里，你会感到时间倒退了20年。”
从前的旧广武小学只有几间破旧不堪的危房，学生们上的厕所和农户家的茅房相差无几。“小时候来过这里，感觉可破了。”家住新广武村、现任学校代课教师的李峰回忆说。现在，学校拥有六间明亮的教室，教室的后面还新添了出版社捐赠的图书角。“连这课桌也是人家捐的。”在学生宿舍门口，堆放着孩子们曾经使用过的旧桌椅。
旧广武小学汇集了来自周边几个村的农民子弟。尽管学校的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从孩子们的衣食住行来看，学校仍摆脱不了贫困的影子。
为了外出打工贴补家用，父母们便将孩子送到学校来寄宿。小小的宿舍不足40平米，却住着将近40个男生。女生宿舍里，女老师和孩子们一样住着上下铺，没有盥洗室，也没有澡堂，每周要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去县城里洗澡。
每天六点，孩子们便开始了一天的校园生活。晨跑和早自习过后就到了早饭时间。在狭窄的伙房里，孩子们手拿黄色的搪瓷饭缸蜂拥而至，然后纷纷赶回宿舍或站在操场上吃饭。“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食堂。娃娃们夏天还可以在操场上吃饭，可冬天就要回到宿舍里。”尹校长说。
手擀面加咸菜，是孩子们一成不变的早餐。“早上是这个，晚上还是这个，中午是米饭和烩菜。”李峰说，“烩菜里大多是土豆和粉条，有时还会有茄子和西红柿。”记者问道：“菜谱变过吗？一直吃这个？”“一直吃这个，顿顿如此。”伙房外，一个男孩儿正蹲在水龙头下认真地刷饭缸。
住校的孩子每月需要缴纳50元的伙食费，在国家补助没下发之前，缴费标准是100元。九年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使更多的农民能够承担起孩子上学的费用。然而对于村里的困难学生来说，父母连住校的50元钱都无力支付，家在旧广武的困难学生还得回家吃住。
据尹校长介绍，国家每学期会为每个学生拨款170多元，用于学校日常活动的开支。而每个学期的花费就有一万多元，基本和国家拨款持平。如果冬天买煤，经费会更紧张。“山阴县教育局对乡里的小学投入较大，我们这里不太受重视。”为了改善学生的学习条件，尹校长曾尝试过各种途径向上面申请经费，结果却大多不了了之。“去年有一个领导过来旅游，看孩子们没有食堂，答应给想想办法，后来也没了消息。”
而令尹校长担忧的不仅是孩子们的食堂，还有逐渐流失的生源问题。“村里稍有经济能力的人家都搬到了县城里。那儿的学校条件好，家长们也愿意把孩子送去。”此外，私立学校的出现，也让尹校长感到巨大的竞争压力。
为了保住生源，尹校长为老师和学生们制定了一套超负荷的课程安排。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半，尚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要承受每天8节课外加早晚自习的课业压力。学生们每半个月回一次家，周六周日也要全天上课。“这也是没办法。要不然家长会说你学校一天天不教知识，竟让娃娃们耍。”
晚上九点，李峰将男女生宿舍检查一遍后，孩子们便要上床睡觉了。一个六年级的女孩在床上翻看小说《小兵传奇》，身旁的女孩则对记者呵呵地笑。
80后代课教师
除了尹校长，旧广武小学共有七名任课教师。语文老师郭丽英出生于1986年，毕业于大同大学中文系。在所有的老师中，她的学校是最好的，学历也是最高的。然而她却和另外四个年轻老师一样，属于这所学校的代课教师。
“大学毕业前，一个在北京的叔叔给我打电话，说只要我愿意，就可以在北京帮我安排个政府部门的工作。可我去过北京，感觉自己不适合在那里生活。”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机会后，郭丽英选择回到旧广武村，在家乡的这所贫困小学成为了一名代课老师。“当时也有县城的学校让我去工作，可我就是放不下这些孩子。”
与在编老师每月两千多元的工资相比，郭丽英和李峰的月工资只有800元，没有任何保险。李峰说，每个老师每周要上满28节课，这在市里的小学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工作量。此外，每天晚自习和周六日上课也都没有加班费。在与老师们相处的几天里，最常听她们说的几句话就是“累”、“嗓子疼”。
从教师队伍的组成来看，五名代课教师的工资总和与两位在编老师持平，却担负着学校80%的教学任务。同工不同酬、教学任务繁重，使得大批年轻教师刚刚上岗一年，便纷纷离开学校另谋出路。为了留住代课教师，尹校长和她们“签订”了口头“合同”：月工资800元，一学期一发。如果哪个老师需要用钱，可以申请预支。而预支工资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避免与校长产生不必要的隔阂，大多数老师都绝口不提工资的事情。
“代课教师现象很不合理！”尹校长说，“可是没办法，国家就是这么个规定，我也想让她们多挣点钱。”记者问李峰，为什么校长不和她们签订书面合同。李峰说：“不知道。”
按照规定，如果代课教师工作到一定年限就可以通过考试成为正式在编教师。因此，学校里唯一的一位英语老师——周老师在这里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目前也没有走的打算。然而，想成为在编老师却绝非易事。“现在老师这行是僧多粥少，即使通过考试也不一定能转为在编老师。”郭丽英说。
除郭丽英外，其他老师的家都不在旧广武村。每天的晚自习和周六日加班使得她们和学生一样，只能利用每半个月一次的休假回家。下课期间，老师们会从抽屉里拿出从家带来的水果和零食一起分享。“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小卖店，没什么好吃的。”郭丽英说。
下了晚自习，老师们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手机上网。“学生们都睡了，我们不睡。有时也要熬到十一二点。”李峰至今仍保持着上大学时的休息习惯，只不过早上再也没法睡懒觉了。
大学时，李峰的专业是中文，但因学校里缺乏数学老师，便担任起了三四年级的数学教学工作。王骁鹃和李峰是同学，大学时学的专业是物理，现在也是名数学老师。“今后我还要做我的物理老师。”一年后，王骁鹃打算奔赴远在外地工作的男友身边，在当地成为一名真正的物理老师。而其他代课老师的离开，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符晋是办公室里唯一的90后老师，除了教语文数学，她还是学生们的音乐老师。“北京可好了吧？”符晋说，“我连大同都没去过。”
贫瘠的土壤
在旧广武小学，将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来自于贫困家庭。
9月16日，旧广武下起了绵绵细雨，气温骤降。校长把一个叫马敏的小女孩儿叫到记者身边。当时，孩子身上只穿了件薄薄的秋衣，冻得瑟瑟发抖。“冷不冷？怎么不多穿件衣服？”小女孩儿只是低着头笑，并不做声。
到了家里，马敏悄悄靠在炕沿的一角，听奶奶和记者谈话。马敏的父母在她一岁时就已离婚，母亲打那时起就再也没回来过。之后，马敏的父亲在城里买房娶妻，并育有两个子女。由于忙着打工，父亲将马敏留给爷爷奶奶后便不再管她，“每年来看她两三次，还得等他打工走得离这儿近了。”奶奶说。
退耕还林之后，马敏奶奶家里只剩下4亩耕地。“地里就种些玉茭、山芋。我们这儿的地都是砂石地，不存水，下雨还好，不下雨庄稼就旱。”而即便雨水充沛，每亩玉米的产量也大概在四五百斤左右。如果遇到旱季，有的人家连种子钱都收不回。
马敏的爷爷七十多岁，患有哮喘。红果果成熟的时候，为了能赚点儿钱，便背了几袋果子去县城里卖。一袋果子一元钱，从早上四点出发，到夜里八点回来，总共卖了十几元钱。
“今年的养老费和补偿款还没发下来。”退耕还林之后，按照国家规定，马敏的奶奶每年可以从每亩地上领取50元的补偿款，四亩地总共应得200元钱。“下面村子里的补偿款早就发下来了，这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尹校长说。
“这房子一下雨就漏水。”奶奶指着用树枝搭起的棚顶说，“孩子的书本费都是她二姑姑帮着拿的，鞋是大姑姑给买的。等我和她爷爷没了后，只能姑姑养她了。”听到这儿，马敏哭了。
为了给马敏做一套小褥子，奶奶东拼西凑攒了许多旧棉花。“孩子没有自己的被褥，我们俩都是盖一床被。”而那些即将成为马敏被褥的旧棉花，已经灰旧到足以丢弃的程度。
临行前，奶奶给马敏穿上了一件粉色的小外套，看款式，竟是二十多年前的。奶奶从假花上取下别针，为马敏套上了套袖。出门后，马敏一人匆匆走在前面，赶往学校上课。
尹校长说，学校里的贫困学生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单亲家庭；二是父母经济来源少；三是孩子多，上学花费大。而在旧广武村走访的七个贫困生家庭还不是最困难的，在离学校不远的老窝沟，那些家庭连孩子的学习用品都买不起。“山坡坡上东一家，西一家，就靠养羊种地。在老窝沟有12个贫困生，现在家里还是土破房，拿扁担挑水，十几年前连电都没有。条件好点儿的都陆续搬走了，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
守着祖先留下的古老城墙，望着饱经风霜的长城，旧广武村的人们还在期盼国家的政策能够眷顾他们。“雁门关已经开发了，我们这儿还有汉墓群、六郎城，要是能成为旅游景点，村民们就不用外出打工了。”尹校长说。
在与旧广武小学告别的时候，马敏隔着学校的铁门望着记者，身上还穿着奶奶给她套上的粉色小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颗挂着雨滴的红果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