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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首最优秀的长篇叙事诗，是乐府民歌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全诗正文357句，计1785字，小序10句，计53字，历来被称为我国“长诗之圣”。
《孔雀东南飞》最早收辑在南北朝时代陈朝人徐陵(公元507—583)编的《玉台新咏》里，题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作者无名氏。这首诗的诗前小序，将诗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都写得了了分明，“时人哀之，为诗云尔”。《玉台新咏》把该诗放在繁钦、曹丕二人的诗作之间，再从诗的语言风格看，它与汉乐府民歌中的《东门行》、《孤儿行》十分相近，因此历来认为《孔雀东南飞》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建安年间的作品。
宋刘克庄著《后村诗话》，却认为该诗为六朝人所作。1924年，梁启超先生在北京作过一次演讲，他说：“《孔雀东南飞》向来都认为是汉诗，但我疑心是六朝的，我别有考证。”但他只是说说而已，却未见其“别有考证”的文章问世。附和这种看法的人指出“新妇入青庐”的“青庐”是北朝时的婚姻习俗，而“四角龙字幡”则是南朝时的风尚。实际上，南北朝刘宋宗室的刘义庆(公元403—444)，他编了一本《世说新语》，此书乃集汉魏至东晋传闻轶事之作，刘义庆比编《玉台新咏》的徐陵还要早百余年。在《世说新语·假谲篇》中有这样的记载：“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婚礼，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呼叫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现。魏武乃入，抽刀劫新妇，与绍还出。”可见汉末的婚礼已经用上了“青庐”，而非北朝时的婚姻习俗。现在再来说说“龙子幡”。《三国志·吴志》卷之九《周瑜传》云：“至战日，……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与舰上……”而《三国志》作者陈寿(公元233—297)，其生活的年代比徐陵(公元507—583)要早200多年， 在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用上“龙子幡”一词，可以认为是正常的。不能认为婚嫁时用上“龙子幡”只是六朝时独有的习俗。因此，我们认为，《孔雀东南飞》写于建安时代是无可置疑的。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对《孔雀东南飞》的成诗做了十分精辟的论述：“我以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230—550年)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减增修削，添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一篇不朽的杰作。”
关于《孔雀东南飞》的成诗过程，大约经过了从口头讲述、撰写成诗、加工修改到收入定本广为流传这么四个阶段：
1.口头讲述阶段。焦、刘殉情的悲剧故事发生后，在小吏港一带引起了轰动，在当初那两三个月，或一年半载，周边的人几乎是家家户户说焦刘。
当地人去外地探亲访友，便把这个故事带到外地去讲述，外地亲友和商家来小市港，小市港人也会把焦、刘爱情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又把这个故事向外地传播。
2.撰写成诗阶段。焦、刘爱情故事在社会上口头流传了一段时间，当地无名氏文人同情其不幸，感叹其哀烈，便按照其哀切动人的故事情节，用民歌体写成了这样一首长诗。
3.在民间转抄、传阅、文化人不断修改加工阶段。无名氏将长诗写成后，由于诗的思想好——歌颂了人类最为纯正的爱情，情节好——故事情节完整，哀切动人，便有人将其抄录下来，拿给别人看。
4.被徐陵收进《玉台新咏》阶段。徐陵，南北朝时代陈朝人，公元507年生，583年殁，活了77岁。一般说来，文人从事著述特别是为别人编纂文集、诗集，大都是到了他们的晚年，在社会上已经很有名气时干的事。我们姑且认定徐陵是在50岁时开始编纂《玉台新咏》，他50岁时，也就是公元557年。而焦、刘爱情故事发生在公元196年到220年之间。这就是说，从焦、刘爱情故事发生，到长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被收入《玉台新咏》，成为定本，这中间相隔了300多年。
离徐陵年代又过了六百多年，才被北宋侍读学士郭茂倩编入《乐府诗集》，置于《杂曲歌辞》部分，改题《焦仲卿妻》，并为诗前小序作注：“《焦仲卿妻》，不知谁氏之所作也。”终于使这首长诗得以广为流传。
我们真的要感谢徐陵。如果不是他及时将这首名诗编入《玉台新咏》，这首诗能在民间流传六百多年，再被郭茂倩收进《乐府诗集》吗？
安徽省怀宁县石牌高级中学(246100)
《孔雀东南飞》最早收辑在南北朝时代陈朝人徐陵(公元507—583)编的《玉台新咏》里，题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作者无名氏。这首诗的诗前小序，将诗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都写得了了分明，“时人哀之，为诗云尔”。《玉台新咏》把该诗放在繁钦、曹丕二人的诗作之间，再从诗的语言风格看，它与汉乐府民歌中的《东门行》、《孤儿行》十分相近，因此历来认为《孔雀东南飞》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建安年间的作品。
宋刘克庄著《后村诗话》，却认为该诗为六朝人所作。1924年，梁启超先生在北京作过一次演讲，他说：“《孔雀东南飞》向来都认为是汉诗，但我疑心是六朝的，我别有考证。”但他只是说说而已，却未见其“别有考证”的文章问世。附和这种看法的人指出“新妇入青庐”的“青庐”是北朝时的婚姻习俗，而“四角龙字幡”则是南朝时的风尚。实际上，南北朝刘宋宗室的刘义庆(公元403—444)，他编了一本《世说新语》，此书乃集汉魏至东晋传闻轶事之作，刘义庆比编《玉台新咏》的徐陵还要早百余年。在《世说新语·假谲篇》中有这样的记载：“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婚礼，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呼叫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现。魏武乃入，抽刀劫新妇，与绍还出。”可见汉末的婚礼已经用上了“青庐”，而非北朝时的婚姻习俗。现在再来说说“龙子幡”。《三国志·吴志》卷之九《周瑜传》云：“至战日，……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与舰上……”而《三国志》作者陈寿(公元233—297)，其生活的年代比徐陵(公元507—583)要早200多年， 在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用上“龙子幡”一词，可以认为是正常的。不能认为婚嫁时用上“龙子幡”只是六朝时独有的习俗。因此，我们认为，《孔雀东南飞》写于建安时代是无可置疑的。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对《孔雀东南飞》的成诗做了十分精辟的论述：“我以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230—550年)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减增修削，添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一篇不朽的杰作。”
关于《孔雀东南飞》的成诗过程，大约经过了从口头讲述、撰写成诗、加工修改到收入定本广为流传这么四个阶段：
1.口头讲述阶段。焦、刘殉情的悲剧故事发生后，在小吏港一带引起了轰动，在当初那两三个月，或一年半载，周边的人几乎是家家户户说焦刘。
当地人去外地探亲访友，便把这个故事带到外地去讲述，外地亲友和商家来小市港，小市港人也会把焦、刘爱情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又把这个故事向外地传播。
2.撰写成诗阶段。焦、刘爱情故事在社会上口头流传了一段时间，当地无名氏文人同情其不幸，感叹其哀烈，便按照其哀切动人的故事情节，用民歌体写成了这样一首长诗。
3.在民间转抄、传阅、文化人不断修改加工阶段。无名氏将长诗写成后，由于诗的思想好——歌颂了人类最为纯正的爱情，情节好——故事情节完整，哀切动人，便有人将其抄录下来，拿给别人看。
4.被徐陵收进《玉台新咏》阶段。徐陵，南北朝时代陈朝人，公元507年生，583年殁，活了77岁。一般说来，文人从事著述特别是为别人编纂文集、诗集，大都是到了他们的晚年，在社会上已经很有名气时干的事。我们姑且认定徐陵是在50岁时开始编纂《玉台新咏》，他50岁时，也就是公元557年。而焦、刘爱情故事发生在公元196年到220年之间。这就是说，从焦、刘爱情故事发生，到长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被收入《玉台新咏》，成为定本，这中间相隔了300多年。
离徐陵年代又过了六百多年，才被北宋侍读学士郭茂倩编入《乐府诗集》，置于《杂曲歌辞》部分，改题《焦仲卿妻》，并为诗前小序作注：“《焦仲卿妻》，不知谁氏之所作也。”终于使这首长诗得以广为流传。
我们真的要感谢徐陵。如果不是他及时将这首名诗编入《玉台新咏》，这首诗能在民间流传六百多年，再被郭茂倩收进《乐府诗集》吗？
安徽省怀宁县石牌高级中学(24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