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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亚洲人民在西方国家面前赢得尊严的一场战争，一批湖南籍共产党人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成千上万的湘籍将士奋勇杀敌，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屡建殊勋，成为“最可爱的人”。
果断决策出兵
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至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历时3个多月，期间一波三折，在毛泽东的果断决策和彭德怀的极力支持下，才正式拉开这场伟大战争的序幕。
战争伊始，美国政府为了挽救一败涂地的南朝鲜政权，决定派兵武装干涉，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企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美国的举动，不仅把朝鲜半岛上的一场内战升级为外国军队打着“联和国军”旗号参加的侵略战争，而且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利益。
毛泽东在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未雨绸缪，为策万全，毛泽东在7月上旬决定开始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将战略重心北移，命令驻河南的第十三兵团等部共20多万野战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集结在鸭绿江边，以加强东北边防。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关于组建东北边防军、预作战争准备的战略决策，是十分英明和富有远见的。
9月2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 很快就切断位于朝鲜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 使局势急转直下。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急电苏联和中国请求支援。
唇亡齿寒。10月上旬，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参战问题。
在10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将更加猖獗，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管，就要冒风险。要冒多大的风险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拿着金日成的电报动情地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这时，彭德怀受命风尘仆仆从西安飞赴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他的态度显得非常重要。10月5日上午，毛泽东与彭德怀进行了一次情真意切的谈话。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的时候，他当场表态:“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欣慰又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是主张不出兵的意见占了主流。在别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讲述了自己的观点:“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让美军占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他的发言使大家受到启迪和教育。会议最后郑重地作出了出兵援朝的决策。
10月8日，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苏联方面临时告知不能实现此前出动空军支援作战的承诺时，毛泽东作为最高决策人，不得不再次权衡出兵风险。10月18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对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彭德怀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挥师决战强敌
纵观整个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众多湘籍高级指挥员驰骋于汉江南北，彭德怀、陈赓、邓华、杨得志、杨勇曾相继担任或代理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而先后入朝参战的5个野战兵团里，兵团、军、师一级的指挥员中也不乏湖南共产党人的身影，如第二十三兵团副政委姚喆、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六十六军军长萧新槐、二十军军长张翼翔、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怀等，他们在抗美援朝中立下过赫赫战功。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统帅，彭德怀的名字与抗美援朝密不可分。江泽民曾满怀敬意地指出：在朝鲜战局发展的严重时刻，彭德怀慨然受命，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他这种知难而进、勇为前驱的精神，一直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称颂和敬仰。
为尽早与金日成会晤商讨作战问题，10月19日下午，彭德怀轻车简从，仅带1名作战参谋和2名警卫人员，乘坐一辆电台车先于大部队渡过鸭绿江。入朝初期，他审时度势，把握战机，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1月，在短短的80天内，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发动3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毙、伤、俘敌7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驱使到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随后，他又相继组织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将战线牢牢地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谈判期间，他遵照毛泽东“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拟定“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的斗争策略，在阵地防御战中采用“零敲牛皮糖”的战术，一点一点地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迫使敌人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签署了停战协议，最终实现朝鲜停战。对于彭德怀的高超指挥艺术和战略眼光，“联合国军”的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也不得不说：“我必须承认：彭德怀是一个资质很高的敌人，我们不是在和一个容易被打倒的对手作战。”斯大林也曾赞誉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装备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更为难得的是，彭德怀在胜利面前不居功自傲，得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时，他坚决推辞说：“我有什么功劳值得受勋的，勋章应授予前线的英雄们，我不过是在后方做了些具体工作。”并给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他的意见。在中央军委复电令他尊重朝鲜政府的决定后，他才代表全体志愿军将士接受了勋章。
陈赓在1952年4月至7月期间曾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950年11月，刚从抗法援越战场回国的陈赓来不及治疗严重的关节炎，就向中央请缨求战，要求到朝鲜打仗，毛泽东为此笑称：“你陈赓就是好战，刚听说跟美帝打，你就有了精神，病也好了一半。”第二年的4月25日，陈赓即以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政委的身份匆匆赶赴朝鲜战场。当时，志愿军经过五次战役，已经进入战略防御阶段，整个战局在三八线附近呈现出僵持局面。入朝后，陈赓在深入前沿阵地指挥时，接受并总结了下级提出的作战中坑道作业战术，提出坑道工事必须达到“七防”，也就是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和防寒。让坑道工事成为一个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1952年4月，彭德怀因病回国手术，陈赓奉命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亲自到各部队督促坑道工事施工。到1952年夏季，一个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阵地防御体系已在全线基本构成。这些工事，有的近抵敌军几十米，既能保障攻击突然性，又使表面野战工事被占领，仍能坚持坑道配合预备队实施反冲击。坑道工事对付优势装备敌人的效用，在上甘岭战役中得到雄辩地证明。在43天的争夺战中，6万美军在伤亡25500人，损失飞机300架、大口径火炮61门、坦克14辆后，仅仅占领了志愿军两个班的前沿阵地。坑道工事在扭转战局和稳定战线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鉴于陈赓为抗美援朝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授予他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邓华是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全过程的志愿军司令部首长。他1951年初起任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1952年7月任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委，1954年9月至10月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主持志愿军全面工作1年零1个月，在朝鲜战场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在1950年7月8日，时任东北边防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的邓华在深入分析与思考朝鲜战局后就准确预测到美军仁川陆登的方向，他在给中央的报告里指出：“鉴于朝鲜人民军战线南伸而延长，美军凭借其海空军优势，于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一见解，表扬说：“关于美军可能在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作战，这个分析很有见地。”同年8月，他再次准确地判断美军主力会“在人民军侧后（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会很困难的。”遗憾的是，朝鲜人民军由于战争爆发初期的攻势过于顺利，对中国方面提供的这份至关重要的情报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最终导致美军于9月15日以极小的代价在仁川登陆，把朝鲜人民军主力截断在半岛南部，使战争局势急转直下。1950年10月8日，邓华就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率十三兵团首批入朝，与兄弟部队一道，迅速取得了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1951年7月，他作为志愿军谈判代表，参加朝鲜停战谈判，提出改变第六次战役计划的建议，被毛泽东、彭德怀采纳。1952年彭德怀回国后，他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兼政委，亲自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1954年9月，他受命正式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鉴于邓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卓越功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授予他朝鲜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杨得志是朝鲜战场的“地道战”的首倡者。1951年2月，他率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三批参战部队，奔赴抗美援朝的第一线参加第五次战役。战役结束后，他在深入前线总结对敌作战经验时了解到，志愿军某师利用工程作业伪装迅速接近敌人的做法取得了奇袭的效果，这让他马上联想到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地道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石家庄攻坚战中的坑道工事，认为在美军强大的火力面前，我军可以依靠坑道工事、以劣势装备进行积极防御，既保存自己又消灭敌人。彭德怀充分肯定这一战术设想，称赞说：“这是革命军队优良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志愿军总部的倡导和推广下，广大志愿军指战员在战场上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短短的3年时间里挖的坑道长1250公里，各种堑壕、交通壕长达6240公里，修了20多万个地堡。经过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的斗争，形成了横贯朝鲜半岛230公里， 20至30公里纵深，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毛泽东对此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杨得志调任志愿军总部任副司令员后，协助彭德怀专门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先后组织了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和1953年夏季的战役反击，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的斗争，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1953年，他作为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团团长率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向其他领导人介绍说：“此人大名叫杨得志，当年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团团长，如今志愿军的副司令，德怀的助手。湖南人氏，我的乡里呀！”并戏称“此人一直是志愿军，上井冈山就是志愿去的，就是志愿军”！1954年11月，他任志愿军司令员。因为在朝鲜战争中贡献突出，杨得志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杨勇是志愿军最后一任也是任期时间最长的司令员。1953年4月，他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率部入朝参战，在三八线金城北侧担负防御。6月，他奉命组织发起金城反击战，以打破谈判僵局。经过反复筹划，他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打一次大仗，一次性上3个军的兵力参加作战，狠狠痛击李承晚集团。这个作战计划一开始有些高级指挥员并不理解，说朝鲜这情况行吗？没把握。连以大胆著称的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都说要慎重。在志愿军总部主持工作的邓华和杨得志支持这个大胆的方案，并再调3个军配属二十兵团作战。金城反击战从1953年7月13日深夜打响，至23日战役结束，二十兵团共歼敌52783人，超过预定计划的5倍，击落敌机85架，缴获飞机1架，坦克34辆，汽车231台，以及各种火炮245门和大量弹药等战利品。志愿军通过抗美援朝中的这最后一战，向前推进了192.6公里，也迫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和李承晚相继发表声明，同意接受停战。1955年4月，他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党委第一书记，带领志愿军指战员为朝鲜战后重建家园立下了汗马功劳。金日成到北京访问期间，曾向毛泽东夸奖道：“杨勇是个难得的好同志。”在杨勇离朝前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专门在平壤召开隆重的授勋仪式，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1958年10月28日，周恩来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由杨勇率领的最后一批回国的志愿军，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既是对他指挥金城反击战取得辉煌战果的赞扬，也是对他带领志愿军在朝鲜模范执行停战后各项政策的高度评价。
血洒硝烟战场
为了和平，为了祖国，朝鲜战场上的三湘子弟兵发扬了高度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怕牺牲、勇敢杀敌，把自已的一腔热血洒在了硝烟弥漫的异国他乡，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毛岸英、李雪瑞、罗盛教、曾南生等共产党员就是捐躯朝鲜烈士中家喻户晓的杰出代表。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被彭德怀称为“志愿军里的第一人”。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时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的毛岸英在家中遇到了准备出征的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便主动请求入朝参战。1950年10月19日，他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开赴朝鲜，担任志愿军司令部机要处的作战参谋、机要秘书和俄语翻译。他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迅速熟悉了机关业务。11月25日凌晨，志司总部转移到位于平安北道大榆洞附近的一个已经废弃的铁路隧道。当天上午，志司总部遭到美军飞机凝固汽油弹的密集轰炸，正在作战室处理加急电报的毛岸英和另一位参谋因此壮烈牺牲，年仅28岁。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强忍丧子之痛，深情地说：“岸英为了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作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如今，毛岸英依然长眠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成为中朝友谊的一个不朽象征。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七军二○○师师长李雪瑞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级别最高的湘籍将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多次向上级申请赴朝参战。1951年端午节前夕，他率部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同年7月18日，他和师党委、团级干部在召开部署为行军问题和研究贯彻兵团关于部队集结后的战斗任务的会议时，突遭敌人飞机盘旋袭扰轰炸。为了更好地指挥部队进行防空战斗，他走出掩体用望远镜观察敌情，不幸被敌机投下的炸弹弹片击中而牺牲，年仅37岁，把自已的鲜血洒在友邦的土地上，化作了永不凋谢的和平之花。
新化籍战士罗盛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爱民模范”、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51年4月，他毅然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任某部侦察连文书。1952年1月2日，他冒着零下20℃的严寒，纵身跳入冰窟营救出不慎落水的朝鲜族少年，自已则因体力不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1岁。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亲自为他题词：“罗盛教烈士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永远共存。”
志愿军战斗英雄曾南生是湖南新邵县人。1950年春，在第四次战役的洪川地区战斗中，他和另一个战友利用地形随时变换射击位置，顽强阻击了大批敌人的连续进攻，并消灭敌人数十名，使敌人不敢贸然进攻，从而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创造了勇敢机智、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战后，他因此荣获一等功，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1951年8月，他作为志愿军英模代表团成员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一年后的10月，曾南生在战斗中不幸英勇牺牲。根据他的遗愿，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生前所在的排被命名为“曾南生排”。
果断决策出兵
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至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历时3个多月，期间一波三折，在毛泽东的果断决策和彭德怀的极力支持下，才正式拉开这场伟大战争的序幕。
战争伊始，美国政府为了挽救一败涂地的南朝鲜政权，决定派兵武装干涉，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企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美国的举动，不仅把朝鲜半岛上的一场内战升级为外国军队打着“联和国军”旗号参加的侵略战争，而且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利益。
毛泽东在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未雨绸缪，为策万全，毛泽东在7月上旬决定开始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将战略重心北移，命令驻河南的第十三兵团等部共20多万野战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集结在鸭绿江边，以加强东北边防。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关于组建东北边防军、预作战争准备的战略决策，是十分英明和富有远见的。
9月2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 很快就切断位于朝鲜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 使局势急转直下。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急电苏联和中国请求支援。
唇亡齿寒。10月上旬，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参战问题。
在10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将更加猖獗，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管，就要冒风险。要冒多大的风险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拿着金日成的电报动情地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这时，彭德怀受命风尘仆仆从西安飞赴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他的态度显得非常重要。10月5日上午，毛泽东与彭德怀进行了一次情真意切的谈话。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的时候，他当场表态:“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欣慰又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是主张不出兵的意见占了主流。在别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讲述了自己的观点:“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让美军占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他的发言使大家受到启迪和教育。会议最后郑重地作出了出兵援朝的决策。
10月8日，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苏联方面临时告知不能实现此前出动空军支援作战的承诺时，毛泽东作为最高决策人，不得不再次权衡出兵风险。10月18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对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彭德怀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挥师决战强敌
纵观整个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众多湘籍高级指挥员驰骋于汉江南北，彭德怀、陈赓、邓华、杨得志、杨勇曾相继担任或代理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而先后入朝参战的5个野战兵团里，兵团、军、师一级的指挥员中也不乏湖南共产党人的身影，如第二十三兵团副政委姚喆、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六十六军军长萧新槐、二十军军长张翼翔、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怀等，他们在抗美援朝中立下过赫赫战功。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统帅，彭德怀的名字与抗美援朝密不可分。江泽民曾满怀敬意地指出：在朝鲜战局发展的严重时刻，彭德怀慨然受命，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他这种知难而进、勇为前驱的精神，一直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称颂和敬仰。
为尽早与金日成会晤商讨作战问题，10月19日下午，彭德怀轻车简从，仅带1名作战参谋和2名警卫人员，乘坐一辆电台车先于大部队渡过鸭绿江。入朝初期，他审时度势，把握战机，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1月，在短短的80天内，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发动3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毙、伤、俘敌7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驱使到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随后，他又相继组织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将战线牢牢地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谈判期间，他遵照毛泽东“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拟定“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的斗争策略，在阵地防御战中采用“零敲牛皮糖”的战术，一点一点地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迫使敌人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签署了停战协议，最终实现朝鲜停战。对于彭德怀的高超指挥艺术和战略眼光，“联合国军”的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也不得不说：“我必须承认：彭德怀是一个资质很高的敌人，我们不是在和一个容易被打倒的对手作战。”斯大林也曾赞誉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装备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更为难得的是，彭德怀在胜利面前不居功自傲，得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时，他坚决推辞说：“我有什么功劳值得受勋的，勋章应授予前线的英雄们，我不过是在后方做了些具体工作。”并给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他的意见。在中央军委复电令他尊重朝鲜政府的决定后，他才代表全体志愿军将士接受了勋章。
陈赓在1952年4月至7月期间曾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950年11月，刚从抗法援越战场回国的陈赓来不及治疗严重的关节炎，就向中央请缨求战，要求到朝鲜打仗，毛泽东为此笑称：“你陈赓就是好战，刚听说跟美帝打，你就有了精神，病也好了一半。”第二年的4月25日，陈赓即以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政委的身份匆匆赶赴朝鲜战场。当时，志愿军经过五次战役，已经进入战略防御阶段，整个战局在三八线附近呈现出僵持局面。入朝后，陈赓在深入前沿阵地指挥时，接受并总结了下级提出的作战中坑道作业战术，提出坑道工事必须达到“七防”，也就是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和防寒。让坑道工事成为一个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1952年4月，彭德怀因病回国手术，陈赓奉命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亲自到各部队督促坑道工事施工。到1952年夏季，一个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阵地防御体系已在全线基本构成。这些工事，有的近抵敌军几十米，既能保障攻击突然性，又使表面野战工事被占领，仍能坚持坑道配合预备队实施反冲击。坑道工事对付优势装备敌人的效用，在上甘岭战役中得到雄辩地证明。在43天的争夺战中，6万美军在伤亡25500人，损失飞机300架、大口径火炮61门、坦克14辆后，仅仅占领了志愿军两个班的前沿阵地。坑道工事在扭转战局和稳定战线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鉴于陈赓为抗美援朝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授予他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邓华是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全过程的志愿军司令部首长。他1951年初起任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1952年7月任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委，1954年9月至10月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主持志愿军全面工作1年零1个月，在朝鲜战场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在1950年7月8日，时任东北边防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的邓华在深入分析与思考朝鲜战局后就准确预测到美军仁川陆登的方向，他在给中央的报告里指出：“鉴于朝鲜人民军战线南伸而延长，美军凭借其海空军优势，于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一见解，表扬说：“关于美军可能在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作战，这个分析很有见地。”同年8月，他再次准确地判断美军主力会“在人民军侧后（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会很困难的。”遗憾的是，朝鲜人民军由于战争爆发初期的攻势过于顺利，对中国方面提供的这份至关重要的情报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最终导致美军于9月15日以极小的代价在仁川登陆，把朝鲜人民军主力截断在半岛南部，使战争局势急转直下。1950年10月8日，邓华就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率十三兵团首批入朝，与兄弟部队一道，迅速取得了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1951年7月，他作为志愿军谈判代表，参加朝鲜停战谈判，提出改变第六次战役计划的建议，被毛泽东、彭德怀采纳。1952年彭德怀回国后，他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兼政委，亲自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1954年9月，他受命正式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鉴于邓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卓越功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授予他朝鲜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杨得志是朝鲜战场的“地道战”的首倡者。1951年2月，他率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三批参战部队，奔赴抗美援朝的第一线参加第五次战役。战役结束后，他在深入前线总结对敌作战经验时了解到，志愿军某师利用工程作业伪装迅速接近敌人的做法取得了奇袭的效果，这让他马上联想到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地道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石家庄攻坚战中的坑道工事，认为在美军强大的火力面前，我军可以依靠坑道工事、以劣势装备进行积极防御，既保存自己又消灭敌人。彭德怀充分肯定这一战术设想，称赞说：“这是革命军队优良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志愿军总部的倡导和推广下，广大志愿军指战员在战场上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短短的3年时间里挖的坑道长1250公里，各种堑壕、交通壕长达6240公里，修了20多万个地堡。经过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的斗争，形成了横贯朝鲜半岛230公里， 20至30公里纵深，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毛泽东对此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杨得志调任志愿军总部任副司令员后，协助彭德怀专门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先后组织了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和1953年夏季的战役反击，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的斗争，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1953年，他作为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团团长率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向其他领导人介绍说：“此人大名叫杨得志，当年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团团长，如今志愿军的副司令，德怀的助手。湖南人氏，我的乡里呀！”并戏称“此人一直是志愿军，上井冈山就是志愿去的，就是志愿军”！1954年11月，他任志愿军司令员。因为在朝鲜战争中贡献突出，杨得志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杨勇是志愿军最后一任也是任期时间最长的司令员。1953年4月，他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率部入朝参战，在三八线金城北侧担负防御。6月，他奉命组织发起金城反击战，以打破谈判僵局。经过反复筹划，他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打一次大仗，一次性上3个军的兵力参加作战，狠狠痛击李承晚集团。这个作战计划一开始有些高级指挥员并不理解，说朝鲜这情况行吗？没把握。连以大胆著称的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都说要慎重。在志愿军总部主持工作的邓华和杨得志支持这个大胆的方案，并再调3个军配属二十兵团作战。金城反击战从1953年7月13日深夜打响，至23日战役结束，二十兵团共歼敌52783人，超过预定计划的5倍，击落敌机85架，缴获飞机1架，坦克34辆，汽车231台，以及各种火炮245门和大量弹药等战利品。志愿军通过抗美援朝中的这最后一战，向前推进了192.6公里，也迫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和李承晚相继发表声明，同意接受停战。1955年4月，他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党委第一书记，带领志愿军指战员为朝鲜战后重建家园立下了汗马功劳。金日成到北京访问期间，曾向毛泽东夸奖道：“杨勇是个难得的好同志。”在杨勇离朝前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专门在平壤召开隆重的授勋仪式，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1958年10月28日，周恩来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由杨勇率领的最后一批回国的志愿军，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既是对他指挥金城反击战取得辉煌战果的赞扬，也是对他带领志愿军在朝鲜模范执行停战后各项政策的高度评价。
血洒硝烟战场
为了和平，为了祖国，朝鲜战场上的三湘子弟兵发扬了高度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怕牺牲、勇敢杀敌，把自已的一腔热血洒在了硝烟弥漫的异国他乡，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毛岸英、李雪瑞、罗盛教、曾南生等共产党员就是捐躯朝鲜烈士中家喻户晓的杰出代表。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被彭德怀称为“志愿军里的第一人”。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时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的毛岸英在家中遇到了准备出征的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便主动请求入朝参战。1950年10月19日，他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开赴朝鲜，担任志愿军司令部机要处的作战参谋、机要秘书和俄语翻译。他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迅速熟悉了机关业务。11月25日凌晨，志司总部转移到位于平安北道大榆洞附近的一个已经废弃的铁路隧道。当天上午，志司总部遭到美军飞机凝固汽油弹的密集轰炸，正在作战室处理加急电报的毛岸英和另一位参谋因此壮烈牺牲，年仅28岁。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强忍丧子之痛，深情地说：“岸英为了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作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如今，毛岸英依然长眠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成为中朝友谊的一个不朽象征。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七军二○○师师长李雪瑞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级别最高的湘籍将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多次向上级申请赴朝参战。1951年端午节前夕，他率部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同年7月18日，他和师党委、团级干部在召开部署为行军问题和研究贯彻兵团关于部队集结后的战斗任务的会议时，突遭敌人飞机盘旋袭扰轰炸。为了更好地指挥部队进行防空战斗，他走出掩体用望远镜观察敌情，不幸被敌机投下的炸弹弹片击中而牺牲，年仅37岁，把自已的鲜血洒在友邦的土地上，化作了永不凋谢的和平之花。
新化籍战士罗盛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爱民模范”、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51年4月，他毅然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任某部侦察连文书。1952年1月2日，他冒着零下20℃的严寒，纵身跳入冰窟营救出不慎落水的朝鲜族少年，自已则因体力不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1岁。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亲自为他题词：“罗盛教烈士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永远共存。”
志愿军战斗英雄曾南生是湖南新邵县人。1950年春，在第四次战役的洪川地区战斗中，他和另一个战友利用地形随时变换射击位置，顽强阻击了大批敌人的连续进攻，并消灭敌人数十名，使敌人不敢贸然进攻，从而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创造了勇敢机智、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战后，他因此荣获一等功，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1951年8月，他作为志愿军英模代表团成员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一年后的10月，曾南生在战斗中不幸英勇牺牲。根据他的遗愿，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生前所在的排被命名为“曾南生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