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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县烈士陵园位于县城东侧，这里繁花似锦、风光旖旎，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在宽阔的广场中心，金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题词熠熠生辉，背靠郁郁青山的共和国将军陵墓掩映在花木丛中。
从2007年开园以来，每年的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节日，在开国上将钟期光陵前，总有一对年近80岁的老夫妇，在儿孙的搀扶下虔诚地敬献鲜花。老两口经常叮嘱儿孙：“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1951年在南京军政大学时，将军像关心自己的儿女一样关爱我俩，如今他儿女远在北京，老人家在这里孤单寂寞，我俩去世后，逢年过节你们都要致祭。”
受周丽彬校长之托，照顾其儿子、儿媳到南京入学
老夫妇是三任天岳书院校长周丽彬的儿子周可大、儿媳王于飞，钟期光是周丽彬最挚爱的学生。在风雨如磐的大革命年代，周丽彬曾两次救护钟期光。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随着宁、沪、杭和整个华东的迅速解放，三野首长陈毅、钟期光奉毛泽东“军队就是一个学校”的指示，筹建华东军政大学，为新生的共和国培养输送人才。1950年，新婚的周可大夫妇赋闲在家。是年秋，周丽彬向钟期光写信求助。接信后，钟期光迅即寄来50万元（折现币50元）路费，将周可大夫妇介绍到华东军大就读，并交代到武汉乘轮船来南京较安全。
周可大夫妇一路顺风到达南京码头，钟期光安排秘书将他们接送到黄埔路二号，前栋是钟期光办公楼，后栋是住宿楼。当时钟期光任三野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管会副主任和军政大学副政委、政治部主任，身兼多职。新政权百废待兴，工作繁忙。到了晚上，钟期光才抽出时间来探望周可大夫妇。满面春风的钟期光详细问候周丽彬校长贵体安康否？家庭生活状况及家乡土改工作进程，周可大作了详尽回答，钟期光频频点头，说：“校长老人家平安就好咯，明年我准备接老人家到南京来玩玩。”钟期光熟稔的乡音，温馨的乡情，让周可大夫妇如沐春风。钟期光意味深长地说：“1921年夏，我伯父扛着行李，校长牵着我的手，走进了天岳书院读洋书，费用全免。现在你俩是我的学生咯，要发奋攻读，练好本领，为新中国贡献青春！”第三天，初冬的寒潮袭来，钟期光夫人凌奔带周可大夫妇俩到百货公司购买御寒的棉衣，周可大推却说：“我俩都带来了，不要破费。”凌奔笑着说：“你俩就领情吧！”逗留一个星期后，周可大夫妇于11月初到军大报到。
在军大半年多的时间里，钟期光每月都要派秘书前来探望两三次，送点学习用品或零花钱，每次都捎来便条督促认真学习，争取优异成绩。1951年5月1日，学校举行体育运动会，爱好篮球的钟期光前来观看决赛，秘书招呼周可大夫妇来到钟期光身旁。钟期光笑眯眯地给周可大夫妇一包水果糖和10元零花钱，周可大接过水果糖，推却不要零花钱，将军风趣地说：“我在天岳书院时，周校长也经常给点钱，叫我改善伙食，我这是还账咯！欠账不还心不安咯！”凌奔也附和着笑起来：“30年的利息，你怎么还呢！”
学习结业后，“负保证到底的责任”
学习结业后，周可大、王于飞因政治思想表现积极，专业成绩优秀，被山东省新海连（连云港）银行选中。当银行人事负责人找他俩谈话时，提出新海连直接归中央银行管辖，负责五省银行现金往来、储存，经济责任重大，新进人员需要南京大商行担保。南京举目无亲，周可大夫妇犯愁了。王于飞立即向凌奔大姐汇报，凌奔马上拨通钟期光的电话。钟期光叫周可大不要焦急，他会出面以人格担保。周可大破涕为笑，夫妇俩高兴得跳起来。翌日，钟期光夫妇到百货公司为周可大、王于飞买了两套合身的夏装，作为参加工作的礼物。晚上，钟期光将亲笔填写的两份保证书郑重地交给周可大，保证书备注栏上醒目地写着：“大革命失败时，我遭反动政府通缉，其父力保我非暴徒分子。”望着笔力圆润流畅的字迹，周可大心生敬意，“力保”二字传承着两代人坚毅的承诺。
1951年8月，周可大夫妇来到新海连银行工作。连云港是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初来乍到的周可大、王于飞，无暇游玩风景名胜，牢记钟期光夫妇的教导，全身心扑在工作上，聚精会神钻研会计业务。钟期光经常来信鼓励。在红与专的问题上，他明确指出“要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搞好业务，百分之四十的时间去学习政治”，“今天所需要的是‘专家’，所以不需要的是万金油干部”。工作上“必须任劳任怨，艰苦奋斗，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尽力而为之，善与人同，善与人处”。有一封信特别让周可大夫妇记忆深刻：
可大、于飞同志：
来信收到，前信亦收到。你们工作得很好，甚慰！工作谨慎小心，是应有的工作态度，马虎草率，敷衍塞责，是我们所反对的。望你们钻研自己的会计业务，一定要把工作搞好。只有搞好了自己的专门的业务知识，才能谈得上为祖国服务了。
你的哥哥可久，调在广东的什么公路局工作了，可惜忘记其地点，以后有信告诉你。前天银行又来对保了，我又为你们盖章担保了，望你们两个年纪很轻，当银行业务知识尚未掌握（学到）之前，尚未正式成为银行职员之前，你们夫妇应该有最高的理智驾在感情之上，你只凭感情冲动，不理智势必就会怀孕生小孩子（打胎是坏身体的，不应该），试问生了如何办？养起来，荒废学习，薪金少，只够维持自己，你又如何办，你找你们兄弟要，他跟你情况一样，没有钱，因此，你们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不顾将来的利益，三年以后就不要节制生育了，因为你们正式工作了，而且工作得很好，有精力抚养后代了，你们还只有二十多岁，并不为晚，这种话，只有我会跟你们讲，请你们冷静考虑对不对？
不然，你们以后出了事，又会来找我的，我怎对得起丽彬先生？我既作为你们保证人，我应对你们负保证到底的责任。
钟期光11月18日
这封信详细阐明“先立业，后成家育儿”的道理，最后又强调保证人“要负保证到底的责任”，字里行间流露着切切关爱和深深期望。为了不辜负钟期光的一片赤诚，周可大夫妇兢兢业业工作，集中精力搞好会计业务，每一笔账目都清清楚楚，严格遵守财务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认真的工作态度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首肯，多次评为工作模范。
1954年精兵简政运动，周可大由于地主出身，被精简转业到平江县农业机械厂工作，工人家庭出身的王于飞被银行留用。1958年12月，钟期光回平江县考察工作，年将半百的他和周可大紧紧握手，并叮嘱：“行行出状元，把工作搞好，这个厂还是蛮有希望的……”陪同的县委领导高俊感到惊讶，在回县城的路上，钟期光解释：“他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儿子周可大也是个老实人。”钟期光走后，周可大被提拔为厂财会股长。任职期间，他出主意搞好经营管理，积极开源节流，降低成本，农业机械厂经济效益一年一个台阶。
周校长两次营救钟期光
从平江县农业机械厂出来，钟期光一行来到阔别30多年的母校天岳书院参观，晚上住在县委招待所，他向秘书和司机讲述求学经历和校长周丽彬救护他的故事：当时的天岳书院，是平江的最高学府，我在这里读了两年高小，三年中学，直到1926年17岁中学毕业，天岳书院是我后来从事革命工作的摇篮，我在这里接受了进步思想，逐渐产生了革命意识。国共合作时期，平江县国民党党部和县政府里有不少共产党员。天岳书院就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多数青年思想倾向进步。我读高小时，就十分热心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政治活动，参加学生自治会，管伙食、作代表、闹学潮，总有我的一份。放假回家，我们就走向社会，如联名控告当时抽头聚赌的警察机关。旧社会的官僚，一怕兵，二怕学生闹事。所以他们称兵为“丘八”，学生为“丘九”。我们当时以当“丘九”而自豪。1924年在平江掀起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洋奴黄栋才和钟坦然的斗争，我们将奸商贩运洋油的船只掀翻在落星滩河中。1926年我中学毕业到平江南乡爽源白马庙小学教书，白天教学生，晚上办农民夜校，帮助农民扫盲，开展农民运动，进一步接近中国共产党。1926年12月经徐梓文（钟洞区委书记）、杨云两同志介绍，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步入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道路。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制造了反革命政变。5月21日，反动派又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7月，国民政府派旅长阎仲儒、县长王紫剑到平江清乡，白色恐怖笼罩平江城乡，钟期光被当地土豪控告为“宣传共产党，私擅捕杀”，被反动政府悬赏通缉。周丽彬校长和教导主任周蛰存联合当地20余名开明绅士签名盖章，具禀担保，王紫剑县长怒斥：“周校长身为党国要人（周任教育局长和县议员），理应大义灭亲，怎能缠绵师生情谊。”他随即批示：“钟期光确系暴徒分子，铁证如山，务须缉拿归案法办。所有保释一节，应毋庸议。”县长秘书是周丽彬的学生，他马上将此透露给周丽彬，救人如救火，周丽彬迅即租来快马向南乡急奔，沿途血雨腥风，户户搜“暴徒”，村村杀“共党”，街头巷尾，挂满人头，河滩塘边，血迹斑斑，他终于在黄昏前赶到白马庙小学把钟期光隐藏到安全地带。周丽彬的快马刚走，杀气腾腾的“清乡队”立马赶到。这次“清乡”共杀害共产党人、进步青年和左派国民党人员500余人。
第二次营救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红军的方针是“北和南剿”。对陕北主力红军，表面上以“和”为主，而对南方革命根据地，则公开地大力“围剿”。在湘鄂赣边区，凡是交通要隘，国民党都建立绥靖公署，群众基础好的地方，国民党就修建碉堡，安个钉子，千方百计切断红军粮道。湘鄂赣苏区和红十六师处于极其艰难困苦的境地，敌人重重包围，层层封锁，老百姓粮食都被敌人抢走，红军吃粮十分困难，全靠野菜充饥。钟期光带两个警卫从黄金洞出发，到加义、三市等地筹集资金、粮食，路过长寿区时被敌人发现，发生枪战，两个警卫牺牲，钟期光突围，半夜来到三市，敌人派重兵“追剿”，恰逢周丽彬回三市，他从任聚奎区挨户团主任的胞弟周用彬处得悉：钟期光可能藏身在余掌阶家。余当时是三市镇最富有的经商户，主要经营南杂，家有10条屠砧卖肉，其子余克昌与钟期光十年同窗，从发蒙开始就意气相投，钟经常玩耍、吃住在余家，后来钟、余互换帖子，结为异性兄弟，他俩同期加入共产党，但余克昌“马日事变”中不幸遇害。因这层特殊关系，钟期光躲到余家。于是周丽彬三步并作两步气喘吁吁赶到余家，安排余掌阶快去雇请两顶轿子，并脱下西装、礼帽、皮鞋给钟期光，最后将金丝眼镜也给钟期光戴上。乔装打扮后，余掌阶送给钟期光一袋约重40斤的盐和一袋约重50斤没有煎制的猪油，余掌阶的夫人宜大嫂还塞给钟期光一大包花生、饼干和煮熟的盐蛋，并流着泪说：“昱明（钟期光的乳名）呀！这包盐蛋你路上充饥，愿菩萨保佑，一路平安！”钟期光感动得泪花直流。周丽彬的轿子在前面开路，沿途岗哨林立，由于周丽彬毁家兴学有名望，加上胞弟周用彬是县“清乡”委员，骑马在前头打招呼：“我家侄儿急病到浏阳治疗。”一路通畅到达浏阳界，下轿后，周丽彬将余掌阶包扎好的100块大洋转交钟期光，同时将身上仅有的10块大洋也赠给钟期光，并噙着泪花叮嘱：“此去关山重重，望多加小心。”后来，钟期光用这些钱购了一批粮油，解决了断炊3月的红军给养。
时光荏苒，回眸往事，周可大、王于飞两位老人总是不忘钟将军的恩情，斯人已逝，墨宝尚存，如今珍藏的4封家书和保证书、对保书是钟期光的绝笔遗韵和精神瑰宝，在周家代代相传。
从2007年开园以来，每年的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节日，在开国上将钟期光陵前，总有一对年近80岁的老夫妇，在儿孙的搀扶下虔诚地敬献鲜花。老两口经常叮嘱儿孙：“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1951年在南京军政大学时，将军像关心自己的儿女一样关爱我俩，如今他儿女远在北京，老人家在这里孤单寂寞，我俩去世后，逢年过节你们都要致祭。”
受周丽彬校长之托，照顾其儿子、儿媳到南京入学
老夫妇是三任天岳书院校长周丽彬的儿子周可大、儿媳王于飞，钟期光是周丽彬最挚爱的学生。在风雨如磐的大革命年代，周丽彬曾两次救护钟期光。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随着宁、沪、杭和整个华东的迅速解放，三野首长陈毅、钟期光奉毛泽东“军队就是一个学校”的指示，筹建华东军政大学，为新生的共和国培养输送人才。1950年，新婚的周可大夫妇赋闲在家。是年秋，周丽彬向钟期光写信求助。接信后，钟期光迅即寄来50万元（折现币50元）路费，将周可大夫妇介绍到华东军大就读，并交代到武汉乘轮船来南京较安全。
周可大夫妇一路顺风到达南京码头，钟期光安排秘书将他们接送到黄埔路二号，前栋是钟期光办公楼，后栋是住宿楼。当时钟期光任三野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管会副主任和军政大学副政委、政治部主任，身兼多职。新政权百废待兴，工作繁忙。到了晚上，钟期光才抽出时间来探望周可大夫妇。满面春风的钟期光详细问候周丽彬校长贵体安康否？家庭生活状况及家乡土改工作进程，周可大作了详尽回答，钟期光频频点头，说：“校长老人家平安就好咯，明年我准备接老人家到南京来玩玩。”钟期光熟稔的乡音，温馨的乡情，让周可大夫妇如沐春风。钟期光意味深长地说：“1921年夏，我伯父扛着行李，校长牵着我的手，走进了天岳书院读洋书，费用全免。现在你俩是我的学生咯，要发奋攻读，练好本领，为新中国贡献青春！”第三天，初冬的寒潮袭来，钟期光夫人凌奔带周可大夫妇俩到百货公司购买御寒的棉衣，周可大推却说：“我俩都带来了，不要破费。”凌奔笑着说：“你俩就领情吧！”逗留一个星期后，周可大夫妇于11月初到军大报到。
在军大半年多的时间里，钟期光每月都要派秘书前来探望两三次，送点学习用品或零花钱，每次都捎来便条督促认真学习，争取优异成绩。1951年5月1日，学校举行体育运动会，爱好篮球的钟期光前来观看决赛，秘书招呼周可大夫妇来到钟期光身旁。钟期光笑眯眯地给周可大夫妇一包水果糖和10元零花钱，周可大接过水果糖，推却不要零花钱，将军风趣地说：“我在天岳书院时，周校长也经常给点钱，叫我改善伙食，我这是还账咯！欠账不还心不安咯！”凌奔也附和着笑起来：“30年的利息，你怎么还呢！”
学习结业后，“负保证到底的责任”
学习结业后，周可大、王于飞因政治思想表现积极，专业成绩优秀，被山东省新海连（连云港）银行选中。当银行人事负责人找他俩谈话时，提出新海连直接归中央银行管辖，负责五省银行现金往来、储存，经济责任重大，新进人员需要南京大商行担保。南京举目无亲，周可大夫妇犯愁了。王于飞立即向凌奔大姐汇报，凌奔马上拨通钟期光的电话。钟期光叫周可大不要焦急，他会出面以人格担保。周可大破涕为笑，夫妇俩高兴得跳起来。翌日，钟期光夫妇到百货公司为周可大、王于飞买了两套合身的夏装，作为参加工作的礼物。晚上，钟期光将亲笔填写的两份保证书郑重地交给周可大，保证书备注栏上醒目地写着：“大革命失败时，我遭反动政府通缉，其父力保我非暴徒分子。”望着笔力圆润流畅的字迹，周可大心生敬意，“力保”二字传承着两代人坚毅的承诺。
1951年8月，周可大夫妇来到新海连银行工作。连云港是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初来乍到的周可大、王于飞，无暇游玩风景名胜，牢记钟期光夫妇的教导，全身心扑在工作上，聚精会神钻研会计业务。钟期光经常来信鼓励。在红与专的问题上，他明确指出“要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搞好业务，百分之四十的时间去学习政治”，“今天所需要的是‘专家’，所以不需要的是万金油干部”。工作上“必须任劳任怨，艰苦奋斗，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尽力而为之，善与人同，善与人处”。有一封信特别让周可大夫妇记忆深刻：
可大、于飞同志：
来信收到，前信亦收到。你们工作得很好，甚慰！工作谨慎小心，是应有的工作态度，马虎草率，敷衍塞责，是我们所反对的。望你们钻研自己的会计业务，一定要把工作搞好。只有搞好了自己的专门的业务知识，才能谈得上为祖国服务了。
你的哥哥可久，调在广东的什么公路局工作了，可惜忘记其地点，以后有信告诉你。前天银行又来对保了，我又为你们盖章担保了，望你们两个年纪很轻，当银行业务知识尚未掌握（学到）之前，尚未正式成为银行职员之前，你们夫妇应该有最高的理智驾在感情之上，你只凭感情冲动，不理智势必就会怀孕生小孩子（打胎是坏身体的，不应该），试问生了如何办？养起来，荒废学习，薪金少，只够维持自己，你又如何办，你找你们兄弟要，他跟你情况一样，没有钱，因此，你们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不顾将来的利益，三年以后就不要节制生育了，因为你们正式工作了，而且工作得很好，有精力抚养后代了，你们还只有二十多岁，并不为晚，这种话，只有我会跟你们讲，请你们冷静考虑对不对？
不然，你们以后出了事，又会来找我的，我怎对得起丽彬先生？我既作为你们保证人，我应对你们负保证到底的责任。
钟期光11月18日
这封信详细阐明“先立业，后成家育儿”的道理，最后又强调保证人“要负保证到底的责任”，字里行间流露着切切关爱和深深期望。为了不辜负钟期光的一片赤诚，周可大夫妇兢兢业业工作，集中精力搞好会计业务，每一笔账目都清清楚楚，严格遵守财务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认真的工作态度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首肯，多次评为工作模范。
1954年精兵简政运动，周可大由于地主出身，被精简转业到平江县农业机械厂工作，工人家庭出身的王于飞被银行留用。1958年12月，钟期光回平江县考察工作，年将半百的他和周可大紧紧握手，并叮嘱：“行行出状元，把工作搞好，这个厂还是蛮有希望的……”陪同的县委领导高俊感到惊讶，在回县城的路上，钟期光解释：“他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儿子周可大也是个老实人。”钟期光走后，周可大被提拔为厂财会股长。任职期间，他出主意搞好经营管理，积极开源节流，降低成本，农业机械厂经济效益一年一个台阶。
周校长两次营救钟期光
从平江县农业机械厂出来，钟期光一行来到阔别30多年的母校天岳书院参观，晚上住在县委招待所，他向秘书和司机讲述求学经历和校长周丽彬救护他的故事：当时的天岳书院，是平江的最高学府，我在这里读了两年高小，三年中学，直到1926年17岁中学毕业，天岳书院是我后来从事革命工作的摇篮，我在这里接受了进步思想，逐渐产生了革命意识。国共合作时期，平江县国民党党部和县政府里有不少共产党员。天岳书院就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多数青年思想倾向进步。我读高小时，就十分热心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政治活动，参加学生自治会，管伙食、作代表、闹学潮，总有我的一份。放假回家，我们就走向社会，如联名控告当时抽头聚赌的警察机关。旧社会的官僚，一怕兵，二怕学生闹事。所以他们称兵为“丘八”，学生为“丘九”。我们当时以当“丘九”而自豪。1924年在平江掀起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洋奴黄栋才和钟坦然的斗争，我们将奸商贩运洋油的船只掀翻在落星滩河中。1926年我中学毕业到平江南乡爽源白马庙小学教书，白天教学生，晚上办农民夜校，帮助农民扫盲，开展农民运动，进一步接近中国共产党。1926年12月经徐梓文（钟洞区委书记）、杨云两同志介绍，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步入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道路。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制造了反革命政变。5月21日，反动派又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7月，国民政府派旅长阎仲儒、县长王紫剑到平江清乡，白色恐怖笼罩平江城乡，钟期光被当地土豪控告为“宣传共产党，私擅捕杀”，被反动政府悬赏通缉。周丽彬校长和教导主任周蛰存联合当地20余名开明绅士签名盖章，具禀担保，王紫剑县长怒斥：“周校长身为党国要人（周任教育局长和县议员），理应大义灭亲，怎能缠绵师生情谊。”他随即批示：“钟期光确系暴徒分子，铁证如山，务须缉拿归案法办。所有保释一节，应毋庸议。”县长秘书是周丽彬的学生，他马上将此透露给周丽彬，救人如救火，周丽彬迅即租来快马向南乡急奔，沿途血雨腥风，户户搜“暴徒”，村村杀“共党”，街头巷尾，挂满人头，河滩塘边，血迹斑斑，他终于在黄昏前赶到白马庙小学把钟期光隐藏到安全地带。周丽彬的快马刚走，杀气腾腾的“清乡队”立马赶到。这次“清乡”共杀害共产党人、进步青年和左派国民党人员500余人。
第二次营救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红军的方针是“北和南剿”。对陕北主力红军，表面上以“和”为主，而对南方革命根据地，则公开地大力“围剿”。在湘鄂赣边区，凡是交通要隘，国民党都建立绥靖公署，群众基础好的地方，国民党就修建碉堡，安个钉子，千方百计切断红军粮道。湘鄂赣苏区和红十六师处于极其艰难困苦的境地，敌人重重包围，层层封锁，老百姓粮食都被敌人抢走，红军吃粮十分困难，全靠野菜充饥。钟期光带两个警卫从黄金洞出发，到加义、三市等地筹集资金、粮食，路过长寿区时被敌人发现，发生枪战，两个警卫牺牲，钟期光突围，半夜来到三市，敌人派重兵“追剿”，恰逢周丽彬回三市，他从任聚奎区挨户团主任的胞弟周用彬处得悉：钟期光可能藏身在余掌阶家。余当时是三市镇最富有的经商户，主要经营南杂，家有10条屠砧卖肉，其子余克昌与钟期光十年同窗，从发蒙开始就意气相投，钟经常玩耍、吃住在余家，后来钟、余互换帖子，结为异性兄弟，他俩同期加入共产党，但余克昌“马日事变”中不幸遇害。因这层特殊关系，钟期光躲到余家。于是周丽彬三步并作两步气喘吁吁赶到余家，安排余掌阶快去雇请两顶轿子，并脱下西装、礼帽、皮鞋给钟期光，最后将金丝眼镜也给钟期光戴上。乔装打扮后，余掌阶送给钟期光一袋约重40斤的盐和一袋约重50斤没有煎制的猪油，余掌阶的夫人宜大嫂还塞给钟期光一大包花生、饼干和煮熟的盐蛋，并流着泪说：“昱明（钟期光的乳名）呀！这包盐蛋你路上充饥，愿菩萨保佑，一路平安！”钟期光感动得泪花直流。周丽彬的轿子在前面开路，沿途岗哨林立，由于周丽彬毁家兴学有名望，加上胞弟周用彬是县“清乡”委员，骑马在前头打招呼：“我家侄儿急病到浏阳治疗。”一路通畅到达浏阳界，下轿后，周丽彬将余掌阶包扎好的100块大洋转交钟期光，同时将身上仅有的10块大洋也赠给钟期光，并噙着泪花叮嘱：“此去关山重重，望多加小心。”后来，钟期光用这些钱购了一批粮油，解决了断炊3月的红军给养。
时光荏苒，回眸往事，周可大、王于飞两位老人总是不忘钟将军的恩情，斯人已逝，墨宝尚存，如今珍藏的4封家书和保证书、对保书是钟期光的绝笔遗韵和精神瑰宝，在周家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