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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水浒传》按行动元模式有六种角色、三组成分。小说主题在这六个角色的相互作用中彰显出来。用普洛普的理论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义”是英雄的信条,“强”是英雄行动中的条件,“悲”是英雄的结局。从英雄个案叙事的不同寻绎,梁山才能使英雄安身立命。
学者们分析《水浒传》,多借助历史知识,放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揭示水浒故事产生的社会原因。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分析的文章还不多。笔者认为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分析这部小说也能取得一定效果。
功能互动中彰显主题
法国学者A.J.格雷马斯在《结构主义语义学》中提出了这三组行动元模式。“整个模式以主体追求的愿望（客体）为轴;作为交际的内容（客体）,愿望对象位于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而主体的愿望则投射于辅助者和反对者:
发出者→客体←接受者
↑
辅助者→主体←反对者”当代学者胡亚敏解释如是:“主体/客体是行动元模式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组关系,它们构成情节发展的基本框架。发送者是推动或阻碍主体实现其目标的一种力量,它可以是人性的,也可以是抽象物。帮助者与推动主体实现其目标的发送者有相似的作用,但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行动元。敌对者是主体的对立面,它构成对主体的挑战和破坏。”按照格雷马斯的理论,《水浒传》中故事的主体是梁山群雄,他们以“义”为行为准绳,暂避权奸,“替天行道”,领到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梁山起义触犯了当时的统治秩序,统治秩序是客体。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他们利用国家机器把有利于地主阶级集体利益的社会秩序上升为统治秩序,用国家暴力来维护。梁山群雄破高唐州等斗争,一时颠覆了局部的统治秩序。
为什么出现群雄梁山聚义故事呢？洪信强行打开“伏魔之殿”,放天星下界。上帝管星,洪信发星。真正的发出者是上帝。群星下界,闹得风风火火,波及整个社会。宋徽宗治下的整个国家是接受者。
梁山英雄的敌对者是贪官和恶霸。他们依仗权势、财势为非作歹,祸害民众。鲁达拳打镇关西,杨志杀泼皮牛二,梁山英雄打大名府,攻高唐州都是救友救民的“义举”。英雄们在“替天行道”的旗帜下同贪官恶霸进行了血与火的斗争。因强大的对手,斗争以悲剧告终。
梁山英雄的辅助者不多,仅李师师、闻焕章、宿元景、钟离老人、九天玄女等寥寥几人。英雄的义举感天动地,关键时候连天神也来帮他们。可是九天玄女并没有帮助梁山英雄与四大奸臣斗法,英雄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李师师、闻焕章、宿元景等人的力量都太小。
整个小说是一个有机的结构,主体、客体、发出者、接受者、反对者、辅助者六角色在一个大的叙事结构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六者的相互作用中彰显义士悲剧的主题。
功能与角色的反复中显现“义“强”、“悲”
俄国学者普洛普在《俄罗斯民间形式形态学》中概括出俄国民间叙事文学31种顺序不变的功能和7个人角色,这7个角色是:A、反角,B、施主,C、供养人,D、公主“一个被寻求的人”和他的父亲,E、派遣人,F、英雄“寻找人或受害人”,G、假英雄。借鉴普洛普的理论,把《水浒传》看成人物传奇故事集,小说中的人物可以分为7种类型:A、英雄;B、助手;C、捕者;D、坏人;E、受害者;F、执刑者;G、救星。这7种人物是英雄个人传奇中的基本要素,围绕英雄犯案展开故事。“英雄为救受害者和助手杀死坏人遇捕者和执刑者服法被救星解救”构成个人传奇的发展顺序,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顺序基本不变的功能:
英雄前因:生活贫困;率官军与梁山作战;见欺于人;路见不平;私通造反英雄;亲友见欺;亲友犯案。
英雄犯案经过:为救人杀人;私通造反英雄被告发;为救亲友杀人;劫不义之财;攻打造反英雄失败;开黑店或剪径。
英雄脱案:被狱官权贵赏识;被造反英雄营救;江湖朋友帮助。
英雄受招安以后:官府任职;返乡;逍遥江湖;病死;战死;被害;自杀;出家。
以上情节在书中反复出现,但又各不雷同,即显出英雄们的共性,又充分展现个性,创造了绚丽多姿的英雄谱。
英雄犯案前因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活贫困梁山造反的主要原因,贫民是梁山队伍的主流。然而这部小说是由书场故事发展而成,说书人多说“奇事”,故作者于“猎奇”重彩浓墨,对真实生活中作为主流的“贫民造反”只少许几笔。
关胜等人率兵攻打敌手梁山英雄的义军被俘落草。解珍、解宝遭人陷害。
武松的哥哥被人害命,石秀的结义兄弟让人给带了“绿帽子”,义士孰能忍之？
宋江给劫生辰纲的英雄报信,史进和桃花山大王交友。燕青面临主人被害。宋江、戴宗江州犯案,引出了不少江湖朋友。
生活贫困、率官军与梁山作战、见欺于人、路见不平、私通造反英雄、亲友见欺、亲友犯案等等原因,有一个字贯串着,就是“义”。如果说上述7个原因是肢体,“义”就是灵魂。刘唐、白胜劫的是不义之财,关胜、呼延灼被梁山之义感化,鲁达是见义勇为,武松、石秀杀嫂是义不容辞,宋江、史进、戴宗是江湖义气,李逵、张顺、孙新是亲友之义,解珍、解宝是义理使然。英雄犯案,共上梁山聚义。起因如此之多,把英雄“奇事”演绎的五彩缤纷,绚丽多姿。但都摆脱不了一个“义”字。
英雄犯案经过
谁都不愿“没来由犯王法,不堤防遭刑宪”（窦娥语）“义”驱使着英雄犯案。犯案的过程又各不相同,但都离不开英雄的“强力”。英雄,一个个武艺高强。
鲁达闻知来自外地的弱女子金碧莲落难详情,只身赤手寻衅郑屠,仅仅三拳就打死了他。武松靠强力私设公堂。宋江匹马疾走,给劫生辰纲的晁盖等人报信。卢俊义打着旗子过梁山,慷慨北京卢俊义/远负货物离乡地/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想一个人生擒梁山众英雄。孙立、孙新劫牢。晁盖等劫生辰纲。呼延灼、关胜冲锋陷阵,被俘后加入梁山集团。张青、孙二娘开黑店,张横、燕顺等剪径。英雄公案“义”使之然,“勇”成其功。
英雄脱案
宋朝还是有法制的,英雄们犯了案,有司将捕之服法。梁山英雄都没有被杀头,也没有长期服刑。有些英雄是靠“救星”。宋江、柴进救护了不少英雄。柴进是帝王之后,地方富豪,却以广交江湖英雄名闻天下。宋江身为郓城县的押司,还结交江湖英雄。为什么会有这些“救星”呢？
北宋末年国弱民贫,官僚系统草菅人命,官员枉法,一不小心就飞来横祸。郓城都头雷横,根本想不到自己会出事。林冲身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也遭陷害。结交江湖兄弟,兄弟间两肋插刀,也算是乱世中的生存之道吧。宋江柴进广交天下英雄以求自保。他们是别人的救星,后来别人又救了他们。世道逼着人以“义”为纽带交朋友。
英雄受招安以后
梁山群雄受招安获赦后,归宿各不相同:但得善终者仅三十余人。
梁山群雄武艺高强,吴用足智多谋,宋江谙熟天书,手握重兵,本该委以重任,做朝廷肱股,治国安邦。可是朝廷大权被四大奸臣掌握,他们重用的自己的亲信,只会欺男霸女、搜刮地皮的蔡德章、梁中书、高廉之流,容不得德才双馨的梁山英雄,设法消灭了众英雄。杀“反贼”不在刑场,奸臣眼中不存忠义之士。
叙事模式互补中蕴藏社会规律
只从前71回看英雄们的个人公案,有这样四种叙事模式:小山上梁山型;独上梁山型;请上梁山型;结伴上梁山型。
先上一座小山的英雄有的是破产商人,有的是江湖游民,有的因生活无计落草,有的为避捕。杨志丢花石纲,进京买官落空,杀牛二被刺配,丢生辰纲,接二连三的打击使这位“官迷”无路可走夺了二龙山。鲁智深、孙二娘、等背着人命大案,在江湖闯荡了多年,生活经验告诉他们,组建造反的队伍才相对安全。山小、人少、力薄,同官府的斗争使他们体味到,联合起来才能对抗官府,从小山走上了梁山。这些英雄,公开扯大旗同官府作对,不需 “救星”,也不用避捕、避刑。小山上梁山型模式昭示了一种道理:在奸臣当道、民不聊生的社会,要抱成团对抗政府,集体力量大。
独上梁山的林冲、雷横是“势”使之然。林冲仇人的力量太强大,不上山他就逃不出高俅的毒手。雷横是个“财迷”,又是官府的都头,江湖上好友不多,难在别处安身,只好追随旧友宋江。独上梁山型模式,特别是林冲的经历,昭示了一种道理:犯罪后不要有什么幻想,要毫不犹豫的直接加入造反大军。
书法家萧让、篆刻家金大坚、神医安道全、虎将呼延灼、董平等人“请”上山。请上梁山型模式昭示了一种道理:事业要发展靠人才,造反大军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戴宗等十余人在江州一起上梁山,解珍等八人在登州一起上梁山,大家的认识惊人的一致——共上梁山。结伴上梁山型模式昭示了一种道理:梁山才是英雄们安身立命的好地方。
林冲、雷横是个人,孙立、解珍等是小队,鲁智深、李忠是大队人马,梁山集团来源有个人,有团队,涓涓细流汇成大江大河。这折射了一种社会趋势——官逼民反上梁山。请上梁山型,表明梁上集团的发展智慧——不拘一格招人才。梁山汇聚了造反洪流,四海人才。
四种模式互补,向读者正面宣告了正义力量的强大。
小说不是个人故事的堆积,个人故事和集体活动也不机械分离,二者互补之中彰显英雄正义。作者用巧妙的叙事艺术揭示了“官逼民反”、“官剿民贼”的社会规律,对英雄们倾泻了深切的人文关怀:末代乱世,强勇仗义才是英雄;官吏横行,安身立命只有梁山。从个人传奇和集体活动两个层面创造了美仑美奂的英雄悲剧。
学者们分析《水浒传》,多借助历史知识,放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揭示水浒故事产生的社会原因。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分析的文章还不多。笔者认为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分析这部小说也能取得一定效果。
功能互动中彰显主题
法国学者A.J.格雷马斯在《结构主义语义学》中提出了这三组行动元模式。“整个模式以主体追求的愿望（客体）为轴;作为交际的内容（客体）,愿望对象位于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而主体的愿望则投射于辅助者和反对者:
发出者→客体←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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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者→主体←反对者”当代学者胡亚敏解释如是:“主体/客体是行动元模式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组关系,它们构成情节发展的基本框架。发送者是推动或阻碍主体实现其目标的一种力量,它可以是人性的,也可以是抽象物。帮助者与推动主体实现其目标的发送者有相似的作用,但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行动元。敌对者是主体的对立面,它构成对主体的挑战和破坏。”按照格雷马斯的理论,《水浒传》中故事的主体是梁山群雄,他们以“义”为行为准绳,暂避权奸,“替天行道”,领到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梁山起义触犯了当时的统治秩序,统治秩序是客体。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他们利用国家机器把有利于地主阶级集体利益的社会秩序上升为统治秩序,用国家暴力来维护。梁山群雄破高唐州等斗争,一时颠覆了局部的统治秩序。
为什么出现群雄梁山聚义故事呢？洪信强行打开“伏魔之殿”,放天星下界。上帝管星,洪信发星。真正的发出者是上帝。群星下界,闹得风风火火,波及整个社会。宋徽宗治下的整个国家是接受者。
梁山英雄的敌对者是贪官和恶霸。他们依仗权势、财势为非作歹,祸害民众。鲁达拳打镇关西,杨志杀泼皮牛二,梁山英雄打大名府,攻高唐州都是救友救民的“义举”。英雄们在“替天行道”的旗帜下同贪官恶霸进行了血与火的斗争。因强大的对手,斗争以悲剧告终。
梁山英雄的辅助者不多,仅李师师、闻焕章、宿元景、钟离老人、九天玄女等寥寥几人。英雄的义举感天动地,关键时候连天神也来帮他们。可是九天玄女并没有帮助梁山英雄与四大奸臣斗法,英雄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李师师、闻焕章、宿元景等人的力量都太小。
整个小说是一个有机的结构,主体、客体、发出者、接受者、反对者、辅助者六角色在一个大的叙事结构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六者的相互作用中彰显义士悲剧的主题。
功能与角色的反复中显现“义“强”、“悲”
俄国学者普洛普在《俄罗斯民间形式形态学》中概括出俄国民间叙事文学31种顺序不变的功能和7个人角色,这7个角色是:A、反角,B、施主,C、供养人,D、公主“一个被寻求的人”和他的父亲,E、派遣人,F、英雄“寻找人或受害人”,G、假英雄。借鉴普洛普的理论,把《水浒传》看成人物传奇故事集,小说中的人物可以分为7种类型:A、英雄;B、助手;C、捕者;D、坏人;E、受害者;F、执刑者;G、救星。这7种人物是英雄个人传奇中的基本要素,围绕英雄犯案展开故事。“英雄为救受害者和助手杀死坏人遇捕者和执刑者服法被救星解救”构成个人传奇的发展顺序,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顺序基本不变的功能:
英雄前因:生活贫困;率官军与梁山作战;见欺于人;路见不平;私通造反英雄;亲友见欺;亲友犯案。
英雄犯案经过:为救人杀人;私通造反英雄被告发;为救亲友杀人;劫不义之财;攻打造反英雄失败;开黑店或剪径。
英雄脱案:被狱官权贵赏识;被造反英雄营救;江湖朋友帮助。
英雄受招安以后:官府任职;返乡;逍遥江湖;病死;战死;被害;自杀;出家。
以上情节在书中反复出现,但又各不雷同,即显出英雄们的共性,又充分展现个性,创造了绚丽多姿的英雄谱。
英雄犯案前因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活贫困梁山造反的主要原因,贫民是梁山队伍的主流。然而这部小说是由书场故事发展而成,说书人多说“奇事”,故作者于“猎奇”重彩浓墨,对真实生活中作为主流的“贫民造反”只少许几笔。
关胜等人率兵攻打敌手梁山英雄的义军被俘落草。解珍、解宝遭人陷害。
武松的哥哥被人害命,石秀的结义兄弟让人给带了“绿帽子”,义士孰能忍之？
宋江给劫生辰纲的英雄报信,史进和桃花山大王交友。燕青面临主人被害。宋江、戴宗江州犯案,引出了不少江湖朋友。
生活贫困、率官军与梁山作战、见欺于人、路见不平、私通造反英雄、亲友见欺、亲友犯案等等原因,有一个字贯串着,就是“义”。如果说上述7个原因是肢体,“义”就是灵魂。刘唐、白胜劫的是不义之财,关胜、呼延灼被梁山之义感化,鲁达是见义勇为,武松、石秀杀嫂是义不容辞,宋江、史进、戴宗是江湖义气,李逵、张顺、孙新是亲友之义,解珍、解宝是义理使然。英雄犯案,共上梁山聚义。起因如此之多,把英雄“奇事”演绎的五彩缤纷,绚丽多姿。但都摆脱不了一个“义”字。
英雄犯案经过
谁都不愿“没来由犯王法,不堤防遭刑宪”（窦娥语）“义”驱使着英雄犯案。犯案的过程又各不相同,但都离不开英雄的“强力”。英雄,一个个武艺高强。
鲁达闻知来自外地的弱女子金碧莲落难详情,只身赤手寻衅郑屠,仅仅三拳就打死了他。武松靠强力私设公堂。宋江匹马疾走,给劫生辰纲的晁盖等人报信。卢俊义打着旗子过梁山,慷慨北京卢俊义/远负货物离乡地/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想一个人生擒梁山众英雄。孙立、孙新劫牢。晁盖等劫生辰纲。呼延灼、关胜冲锋陷阵,被俘后加入梁山集团。张青、孙二娘开黑店,张横、燕顺等剪径。英雄公案“义”使之然,“勇”成其功。
英雄脱案
宋朝还是有法制的,英雄们犯了案,有司将捕之服法。梁山英雄都没有被杀头,也没有长期服刑。有些英雄是靠“救星”。宋江、柴进救护了不少英雄。柴进是帝王之后,地方富豪,却以广交江湖英雄名闻天下。宋江身为郓城县的押司,还结交江湖英雄。为什么会有这些“救星”呢？
北宋末年国弱民贫,官僚系统草菅人命,官员枉法,一不小心就飞来横祸。郓城都头雷横,根本想不到自己会出事。林冲身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也遭陷害。结交江湖兄弟,兄弟间两肋插刀,也算是乱世中的生存之道吧。宋江柴进广交天下英雄以求自保。他们是别人的救星,后来别人又救了他们。世道逼着人以“义”为纽带交朋友。
英雄受招安以后
梁山群雄受招安获赦后,归宿各不相同:但得善终者仅三十余人。
梁山群雄武艺高强,吴用足智多谋,宋江谙熟天书,手握重兵,本该委以重任,做朝廷肱股,治国安邦。可是朝廷大权被四大奸臣掌握,他们重用的自己的亲信,只会欺男霸女、搜刮地皮的蔡德章、梁中书、高廉之流,容不得德才双馨的梁山英雄,设法消灭了众英雄。杀“反贼”不在刑场,奸臣眼中不存忠义之士。
叙事模式互补中蕴藏社会规律
只从前71回看英雄们的个人公案,有这样四种叙事模式:小山上梁山型;独上梁山型;请上梁山型;结伴上梁山型。
先上一座小山的英雄有的是破产商人,有的是江湖游民,有的因生活无计落草,有的为避捕。杨志丢花石纲,进京买官落空,杀牛二被刺配,丢生辰纲,接二连三的打击使这位“官迷”无路可走夺了二龙山。鲁智深、孙二娘、等背着人命大案,在江湖闯荡了多年,生活经验告诉他们,组建造反的队伍才相对安全。山小、人少、力薄,同官府的斗争使他们体味到,联合起来才能对抗官府,从小山走上了梁山。这些英雄,公开扯大旗同官府作对,不需 “救星”,也不用避捕、避刑。小山上梁山型模式昭示了一种道理:在奸臣当道、民不聊生的社会,要抱成团对抗政府,集体力量大。
独上梁山的林冲、雷横是“势”使之然。林冲仇人的力量太强大,不上山他就逃不出高俅的毒手。雷横是个“财迷”,又是官府的都头,江湖上好友不多,难在别处安身,只好追随旧友宋江。独上梁山型模式,特别是林冲的经历,昭示了一种道理:犯罪后不要有什么幻想,要毫不犹豫的直接加入造反大军。
书法家萧让、篆刻家金大坚、神医安道全、虎将呼延灼、董平等人“请”上山。请上梁山型模式昭示了一种道理:事业要发展靠人才,造反大军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戴宗等十余人在江州一起上梁山,解珍等八人在登州一起上梁山,大家的认识惊人的一致——共上梁山。结伴上梁山型模式昭示了一种道理:梁山才是英雄们安身立命的好地方。
林冲、雷横是个人,孙立、解珍等是小队,鲁智深、李忠是大队人马,梁山集团来源有个人,有团队,涓涓细流汇成大江大河。这折射了一种社会趋势——官逼民反上梁山。请上梁山型,表明梁上集团的发展智慧——不拘一格招人才。梁山汇聚了造反洪流,四海人才。
四种模式互补,向读者正面宣告了正义力量的强大。
小说不是个人故事的堆积,个人故事和集体活动也不机械分离,二者互补之中彰显英雄正义。作者用巧妙的叙事艺术揭示了“官逼民反”、“官剿民贼”的社会规律,对英雄们倾泻了深切的人文关怀:末代乱世,强勇仗义才是英雄;官吏横行,安身立命只有梁山。从个人传奇和集体活动两个层面创造了美仑美奂的英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