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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新中国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解放区，已经陆续从中共高级干部和烈士子女中选派44人到苏联留学。1950年到1952年，中国先后与苏联和东欧各国达成了交换留学生协议并陆续开始执行。由中国教育部门派出的留学生，1950年35名，之后逐年增多，到1956年为最高峰2401名。此外，1957年至1960年每年减少至400名至500名。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派出人数进一步减少，1964年以后基本停止向苏联派遣，改向西方各国。据教育部统计，截至1965年，中国共向苏联、东欧、朝鲜、古巴、蒙古等29个国家派出留学生、进修生10698人，加上厂矿选派的技术类实习生，共1.6万多人，其中留苏生占留学总量近79%。这一代留学人员绝大多数根红苗正，后全部回国并无条件地服从分配，成为后来发展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
虽然新中国成立早期，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官方与民间交流均告中断。但从1957年开始，新中国便开始向西方国家派遣少量留学生。到1965年1月为止，8年内共派出200名，其中绝大部分学习外语，只有21名留学生学习自然科学。从1965年开始，我国加大了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力度，当年高等教育部《关于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自然科学留学生问题的请示报告》得到国务院的批准。根据国务院的批复，当年计划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共50名，其中法国20名，英国17名，瑞典、丹麦、挪威、荷兰、瑞士等已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8名，未建交的意大利、日本共5名，而原计划派往荷兰、加拿大、比利时的留学生名额被削减。高等教育部原计划在此基础上逐步加大派往西方国家留学生的力度，但随着“文革”的进行，这项工作也不得不中止。
第一，留学教育以意识形态为交流标准，交流国家单一。在这段时间，与我国互派留学生的国家主要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又以派往苏联为主， 1950年至1959年在所有的出国留学生当中，90%被派往苏联，仅有8%被派往其他国家；接收的留学生则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国家为主，苏联及西方国家留学生数量较少。
第二，整个留学计划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结合在一起。派出的留学生以学习理工科为主，文科较少。如1951年至1956年期间，我国共派遣留苏学生6288人，其中学习理工科专业的占75%左右；到1959年共派出6900多人，其中三分之二的学习理工科专业。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社会建设对理工科人才的大量需求所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留学教育被纳入计划经济管理的框架中，呈现出这个时期留学教育的特色。
第三，这一时期，我国的留学教育规模较小且交流范围较窄，但对新中国高等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建国初期的留苏学生，都是国家有计划派出的公费学生。这些经国家千挑万选出来的留学人员，肩负着建设新中国的光荣使命，所以一切听从国家的召唤，包括留学的地点、留学的专业和回国后的工作地点，他们都毫无保留地服从组织的安排。
这一阶段的留苏学生对中国军工和原子能工业影响很大，被誉为“共和国动力源”。在此后数十年间，这些留学生多数都已成为我国科技、经济和文化教育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其中不少人为四化建设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有一些人还担任了党和国家或中央部门重要领导工作，其中如江泽民、李鹏、邹家华、叶选平、李铁映、宋健、李贵鲜、罗干、朱训等。
虽然新中国成立早期，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官方与民间交流均告中断。但从1957年开始，新中国便开始向西方国家派遣少量留学生。到1965年1月为止，8年内共派出200名，其中绝大部分学习外语，只有21名留学生学习自然科学。从1965年开始，我国加大了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力度，当年高等教育部《关于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自然科学留学生问题的请示报告》得到国务院的批准。根据国务院的批复，当年计划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共50名，其中法国20名，英国17名，瑞典、丹麦、挪威、荷兰、瑞士等已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8名，未建交的意大利、日本共5名，而原计划派往荷兰、加拿大、比利时的留学生名额被削减。高等教育部原计划在此基础上逐步加大派往西方国家留学生的力度，但随着“文革”的进行，这项工作也不得不中止。
第一，留学教育以意识形态为交流标准，交流国家单一。在这段时间，与我国互派留学生的国家主要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又以派往苏联为主， 1950年至1959年在所有的出国留学生当中，90%被派往苏联，仅有8%被派往其他国家；接收的留学生则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国家为主，苏联及西方国家留学生数量较少。
第二，整个留学计划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结合在一起。派出的留学生以学习理工科为主，文科较少。如1951年至1956年期间，我国共派遣留苏学生6288人，其中学习理工科专业的占75%左右；到1959年共派出6900多人，其中三分之二的学习理工科专业。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社会建设对理工科人才的大量需求所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留学教育被纳入计划经济管理的框架中，呈现出这个时期留学教育的特色。
第三，这一时期，我国的留学教育规模较小且交流范围较窄，但对新中国高等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建国初期的留苏学生，都是国家有计划派出的公费学生。这些经国家千挑万选出来的留学人员，肩负着建设新中国的光荣使命，所以一切听从国家的召唤，包括留学的地点、留学的专业和回国后的工作地点，他们都毫无保留地服从组织的安排。
这一阶段的留苏学生对中国军工和原子能工业影响很大，被誉为“共和国动力源”。在此后数十年间，这些留学生多数都已成为我国科技、经济和文化教育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其中不少人为四化建设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有一些人还担任了党和国家或中央部门重要领导工作，其中如江泽民、李鹏、邹家华、叶选平、李铁映、宋健、李贵鲜、罗干、朱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