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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有两段自我评价很有名。
一段出自贞观九年（635），他说：“自古以来，能够在乱世成就帝业的，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男人，只有东汉光武帝刘秀是三十三岁起事。本人十八岁就起兵，二十岁就已经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就当上皇帝了。从武功方面来说，我已经胜过古人。年轻的时候我带兵打仗，没有时间读书。登基以后可以说我是手不释卷，了解了教化的根本，政治的基础。行之数年，天下大治，移风易俗，子孝臣忠，所以说在文治的方面我也超过了古人。从周朝秦朝，周边民族时有入侵。如今周边民族都已经臣服，就是说从怀柔远人的方面看，我又超越古人了。这三项成就，我个人的品德哪里配得上呢？既然成就了这样的功业，怎么能不谨慎从事有始有终呢？”
这三方面的自我肯定，实际上也定下了自唐以来对贞观和李世民高度评价的基调。
还有一段是在贞观二十一年（647），李世民说：“古来帝王虽然平定华夏，但不能征服周边民族。我的才能不如古人，但我成就的功业却超越前人，这其中的道理我不明白，你们根据你们各自的理解随便说说看？”虽然启发大家来夸赞皇上，在场的人还是不得要领，李世民只好自己来总结：“我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成就，主要因为五个原因。第一，自古以来帝王多嫉恨那些比自己强的人，而我看到臣下的优点，就像自己也具有这些优点。第二，人的品行、能力，很难兼备，我能舍弃其短处，而取其所长。第三，身为君主的，经常见到贤者就想拉拢为心腹，见到品格较差的就想彻底摒弃，而我则是见到品德优良的就敬重之，见到差一些的就爱怜他们的不幸，这就让贤与不贤，都能各得其所。第四，古来君主大多厌恶正直人士，或公开杀戮，或暗中陷害，没有一个朝代没有这种事。我登基以来，朝廷上站的一个挨一个的都是正直之士，从没有罢黜斥责过一位正直的人。第五，自古都是看重中原人士，而贬低周边民族人士的，而我对各族的爱护是一样的，所以各民族依附我都像子女对父母一样有深厚情感。这五条，就是朕成就今日功绩的理由。”说完以后，李世民还看着褚遂良说：“你担任过本朝的史官，你看我总结这五条，还算谈到本质了吧？”褚遂良说：“您的丰功伟业数都数不过来，您只举出这五条，是皇上您太谦虚啦！”
这一段，主要谈了用人的气度和民族政策两大问题。他能够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确实与他在这两方面的心胸气度有直接关系。李世民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值得参考更值得继承。这些评价大体也不差，只是本文这里要说的是，他的自我评价有偏高之嫌。
且看贞观年间几起莫名其妙的案子。
案例一，贞观五年（631），有一精神不太正常的人叫李好德，胡乱说了些话，因为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有诏书下令彻查。当时司法方面的主管部门是大理寺，大理寺的主管官员张蕴古得出的结论是：李好德有病，证据明确，所以，依据法律，李某不应追究刑事责任。这时，有一官员出来说：张蕴古的老家在相州，李好德的哥哥正好在相州做一把手。所以，张蕴古的结论有问题，是他们串通一气。当皇帝的最恨臣下结党营私，李世民一听这样的报告，非常愤怒，立即下令将张蕴古处斩。虽然李世民事后照例表示了后悔，但影响比前一案更坏。
它直接影响了一个时期里法官判案的态度。有记载说，自从张蕴古一案出来，法律界官员都尽量不减低犯人的量刑和处罚。因为，对有罪者的量刑适当没有给予应有处罚的反倒没有官员的责任，而开脱罪犯的却要受牵连。李世民就此向大理寺主要负责人刘德威咨询：为什么最近法律执行起来比较严格了？刘德威说：责任在皇上啊。
君主喜好刑法宽松那么刑法就宽松，君主喜好严刑峻法那么刑法就严峻。按法律规定：犯人有罪而法官没有给予其应有处罚，那法官也要被处以该刑名减三等的处罚；犯人的罪名，法官给予减免处罚而出现失误，那法官也要被处以该刑名减五等的处罚。实际上呢，现在法官没有给犯人定罪的就没啥事，减免刑罚的搞不好自己就是重罪。所以现在有关官员都求自保，遇到案件就很难给犯人减免处罚了，而是争着给予较严重的审判。这就是执法官怕自己受牵连啊。
这段记载说明，一，贞观的死刑案件少，确实是统治者有意为之，是精心设计刻意经营的太平景象。二，说明执法从轻与从重的标准并没有一定之规，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长官意志官场风气为转移，当然，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是唐太宗李世民。
案例二，贞观二十年（646）有人控告刑部尚书张亮谋反，证据是，张亮豢养干儿子五百人，还和几个江湖术士交往，说自己的名字和神秘预言相合，于是考虑起兵造反的事。李世民看到是高级官员涉案自然十分重视，派马周调查，结果是张亮谋反证据不足。但李世民不这样看，他认为：张亮好端端养这么多嘎巴脆的干儿子干什么？不是想谋反是什么！在朝廷上发动百官来讨论，大家都一致认为张亮谋反属实，应该处斩。只有李道裕一人坚持认为此案张亮谋反的证据不充分。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到狱中和张亮诀别，然后处死张亮。过了一年，刑部二把手的职位空缺，命令宰相提出参考人选，拟的几人，李世民都不满意，后来他想起来李道裕了，理由是：他当年说张亮的案子没有明确的谋反证据，说的很准确也很得体。当时朕没有听从他的话，事后感觉很后悔。这时他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但为时已晚。
李世民并非不犯错误的超越时代超越时空的超人，虽然不能避免旧时帝王任意操纵权力和司法的毛病，不可能对正直之士“未尝黜责一人”。但他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帝王，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会反省自己的言行，承认自己的过失，对以往的错误予以纠正；个人的情绪言行，则尽量有所克制。他没有简单掩盖或抹杀自己的过失，而是公开表示悔意，在帝王当中，这样的心胸也属于难得了。
这些记载，也是李世民自我评价的一个侧面，值得我们注意。同时，这也是贞观之治能够名留青史的一个原因。
一段出自贞观九年（635），他说：“自古以来，能够在乱世成就帝业的，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男人，只有东汉光武帝刘秀是三十三岁起事。本人十八岁就起兵，二十岁就已经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就当上皇帝了。从武功方面来说，我已经胜过古人。年轻的时候我带兵打仗，没有时间读书。登基以后可以说我是手不释卷，了解了教化的根本，政治的基础。行之数年，天下大治，移风易俗，子孝臣忠，所以说在文治的方面我也超过了古人。从周朝秦朝，周边民族时有入侵。如今周边民族都已经臣服，就是说从怀柔远人的方面看，我又超越古人了。这三项成就，我个人的品德哪里配得上呢？既然成就了这样的功业，怎么能不谨慎从事有始有终呢？”
这三方面的自我肯定，实际上也定下了自唐以来对贞观和李世民高度评价的基调。
还有一段是在贞观二十一年（647），李世民说：“古来帝王虽然平定华夏，但不能征服周边民族。我的才能不如古人，但我成就的功业却超越前人，这其中的道理我不明白，你们根据你们各自的理解随便说说看？”虽然启发大家来夸赞皇上，在场的人还是不得要领，李世民只好自己来总结：“我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成就，主要因为五个原因。第一，自古以来帝王多嫉恨那些比自己强的人，而我看到臣下的优点，就像自己也具有这些优点。第二，人的品行、能力，很难兼备，我能舍弃其短处，而取其所长。第三，身为君主的，经常见到贤者就想拉拢为心腹，见到品格较差的就想彻底摒弃，而我则是见到品德优良的就敬重之，见到差一些的就爱怜他们的不幸，这就让贤与不贤，都能各得其所。第四，古来君主大多厌恶正直人士，或公开杀戮，或暗中陷害，没有一个朝代没有这种事。我登基以来，朝廷上站的一个挨一个的都是正直之士，从没有罢黜斥责过一位正直的人。第五，自古都是看重中原人士，而贬低周边民族人士的，而我对各族的爱护是一样的，所以各民族依附我都像子女对父母一样有深厚情感。这五条，就是朕成就今日功绩的理由。”说完以后，李世民还看着褚遂良说：“你担任过本朝的史官，你看我总结这五条，还算谈到本质了吧？”褚遂良说：“您的丰功伟业数都数不过来，您只举出这五条，是皇上您太谦虚啦！”
这一段，主要谈了用人的气度和民族政策两大问题。他能够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确实与他在这两方面的心胸气度有直接关系。李世民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值得参考更值得继承。这些评价大体也不差，只是本文这里要说的是，他的自我评价有偏高之嫌。
且看贞观年间几起莫名其妙的案子。
案例一，贞观五年（631），有一精神不太正常的人叫李好德，胡乱说了些话，因为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有诏书下令彻查。当时司法方面的主管部门是大理寺，大理寺的主管官员张蕴古得出的结论是：李好德有病，证据明确，所以，依据法律，李某不应追究刑事责任。这时，有一官员出来说：张蕴古的老家在相州，李好德的哥哥正好在相州做一把手。所以，张蕴古的结论有问题，是他们串通一气。当皇帝的最恨臣下结党营私，李世民一听这样的报告，非常愤怒，立即下令将张蕴古处斩。虽然李世民事后照例表示了后悔，但影响比前一案更坏。
它直接影响了一个时期里法官判案的态度。有记载说，自从张蕴古一案出来，法律界官员都尽量不减低犯人的量刑和处罚。因为，对有罪者的量刑适当没有给予应有处罚的反倒没有官员的责任，而开脱罪犯的却要受牵连。李世民就此向大理寺主要负责人刘德威咨询：为什么最近法律执行起来比较严格了？刘德威说：责任在皇上啊。
君主喜好刑法宽松那么刑法就宽松，君主喜好严刑峻法那么刑法就严峻。按法律规定：犯人有罪而法官没有给予其应有处罚，那法官也要被处以该刑名减三等的处罚；犯人的罪名，法官给予减免处罚而出现失误，那法官也要被处以该刑名减五等的处罚。实际上呢，现在法官没有给犯人定罪的就没啥事，减免刑罚的搞不好自己就是重罪。所以现在有关官员都求自保，遇到案件就很难给犯人减免处罚了，而是争着给予较严重的审判。这就是执法官怕自己受牵连啊。
这段记载说明，一，贞观的死刑案件少，确实是统治者有意为之，是精心设计刻意经营的太平景象。二，说明执法从轻与从重的标准并没有一定之规，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长官意志官场风气为转移，当然，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是唐太宗李世民。
案例二，贞观二十年（646）有人控告刑部尚书张亮谋反，证据是，张亮豢养干儿子五百人，还和几个江湖术士交往，说自己的名字和神秘预言相合，于是考虑起兵造反的事。李世民看到是高级官员涉案自然十分重视，派马周调查，结果是张亮谋反证据不足。但李世民不这样看，他认为：张亮好端端养这么多嘎巴脆的干儿子干什么？不是想谋反是什么！在朝廷上发动百官来讨论，大家都一致认为张亮谋反属实，应该处斩。只有李道裕一人坚持认为此案张亮谋反的证据不充分。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到狱中和张亮诀别，然后处死张亮。过了一年，刑部二把手的职位空缺，命令宰相提出参考人选，拟的几人，李世民都不满意，后来他想起来李道裕了，理由是：他当年说张亮的案子没有明确的谋反证据，说的很准确也很得体。当时朕没有听从他的话，事后感觉很后悔。这时他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但为时已晚。
李世民并非不犯错误的超越时代超越时空的超人，虽然不能避免旧时帝王任意操纵权力和司法的毛病，不可能对正直之士“未尝黜责一人”。但他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帝王，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会反省自己的言行，承认自己的过失，对以往的错误予以纠正；个人的情绪言行，则尽量有所克制。他没有简单掩盖或抹杀自己的过失，而是公开表示悔意，在帝王当中，这样的心胸也属于难得了。
这些记载，也是李世民自我评价的一个侧面，值得我们注意。同时，这也是贞观之治能够名留青史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