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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上半叶，苏联情报机关将大批特工派往中国。他们以记者、留学生、军事顾问、外交人员等身份为掩护，潜入中国的各个角落，在一条隐蔽战线上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特殊战争……
“怪西人案” 1935年5月，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怪西人案”。国民党特务经共产党叛徒陆海防指认，在上海法租界逮捕了一名从事情报工作的外国人。由于叛徒认定此人是苏联间谍，从而引起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责成戴笠亲自去调查此事。但特务们折腾了一个多月，却毫无线索，不但没有查出这个神秘人物的住址，连国籍和真姓名也无从知晓，只知道他是一名外国人，所以当时的报纸只好称此事为“怪西人案”。
实际上，这名外国人是第三共产国际远东局上海情报站负责人，名叫约瑟夫·华尔顿，原名亚科夫·格里高利耶维奇·布罗宁。1930年，他被调到苏联红军总参侦察局，在德国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他在柏林与理查德·佐尔格进行工作交接后，赴上海出任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站（即红军总参侦察局上海站）站长。
华尔顿抵达上海后，组织中国人和当地外国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包括中国、日本、南洋在内的情报网，曾获得大量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有用的情报。此外，情报站还策反了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从他们手里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在华尔顿的指挥下，情报员刘思慕成功打入了国民党的武昌行营，获取了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央苏区的重要情报。他把这些情报交给华尔顿之后，华尔顿经共产国际转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央红军成功实现4次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5年，华尔顿被叛徒出卖后，无论敌人怎样审讯，他始终一言不发，而他的妻子埃莉和报务员约瑟夫则将电台和文件迅速转移，从而确保共产国际上海站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1935年11月华尔顿被湖北高等法院判处15年徒刑。苏军情报总局曾全力营救，中共地下党也通过鲁迅及其日本友人协助营救。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两国政府协商，华尔顿于1937年12月经新疆返回苏联。
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瓦乐特·斯滕内斯于1896年出生在德国。“一战”期间，他与飞行员戈林结为莫逆之交。战后，两人一同加入纳粹党，成为希特勒的得力干将。但不久，居功自傲的斯滕内斯开始在党内闹独立，他与希特勒的矛盾也愈演愈烈。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以谋反罪被捕入狱，是戈林救了他。获释后，斯滕内斯于1934年同冯·塞克特将军一起来到中国，很快他便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当上了军事和政治顾问，并领导警卫和情报部门。
斯滕内斯自从逃出希特勒的魔爪后，就被苏联视为德国反希特勒在野派的领袖人选之一。1939年1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驻上海情报处特工季先科在同德国间谍、国民党军事顾问海因里希接头时获悉，斯滕内斯希望同苏方秘密接触。原来，希特勒为了同日本拉关系，决定停止对蒋介石的支持，这样，驻华德国顾问很快就会奉召回国。对斯滕内斯来说，回国无异于送死，所以他愿意为苏联工作，以便今后到苏联政治避难。
1939年3月14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情报局局长菲京的授意下，季先科秘密会见了斯滕内斯。斯滕内斯表示，他愿意向苏联无偿提供情报，并在德国反希特勒人士中扩大苏联的影响。苏联领导人认为，斯滕内斯大有利用价值，并给他取了一个代号——“朋友”。
1939年，苏日哈勒欣河战役开始后，斯滕内斯帮苏联搜集有关日本方面的情报。同年3月，苏联驻华大使、商务代表、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派员潘友新奉斯大林之命来到中国。他的任务是：尽一切努力让蒋介石政府维持抗日立场。这项任务关系到苏联的生死存亡，正是斯滕内斯从中斡旋才促成了这项任务的完成。
1940年冬，斯滕内斯向苏联透露了一个超级重要的情报：德国对苏战争从军事和经济上已经准备就绪，战争将于1941年5月底开始，首先占领乌克兰和顿巴斯。希特勒打算在1个月内结束战役，还计划让日本从东方配合，但是双方尚未达成一致。为了反希特勒战争的胜利，斯滕内斯建议苏联政府应继续援助蒋介石，从而让中国军队把日本陆军的兵力拖住。
1941年秋，斯滕内斯又告诉苏联，日本暂时不打算进攻苏联。苏军最高统帅部根据这一情报，大胆地把几个精锐部队从外贝加尔和远东调到了莫斯科近郊，从而保证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总之，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斯滕内斯为苏联提供了大量极其珍贵的谍报，而且分文不取。战后，斯滕内斯曾两次与苏联情报机关接头，表示愿意继续跟苏联合作。但是，苏联人开始对斯滕内斯产生了怀疑。后来，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苏联特工终止了同斯滕内斯的接触。摘自《上海译报》
“怪西人案” 1935年5月，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怪西人案”。国民党特务经共产党叛徒陆海防指认，在上海法租界逮捕了一名从事情报工作的外国人。由于叛徒认定此人是苏联间谍，从而引起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责成戴笠亲自去调查此事。但特务们折腾了一个多月，却毫无线索，不但没有查出这个神秘人物的住址，连国籍和真姓名也无从知晓，只知道他是一名外国人，所以当时的报纸只好称此事为“怪西人案”。
实际上，这名外国人是第三共产国际远东局上海情报站负责人，名叫约瑟夫·华尔顿，原名亚科夫·格里高利耶维奇·布罗宁。1930年，他被调到苏联红军总参侦察局，在德国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他在柏林与理查德·佐尔格进行工作交接后，赴上海出任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站（即红军总参侦察局上海站）站长。
华尔顿抵达上海后，组织中国人和当地外国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包括中国、日本、南洋在内的情报网，曾获得大量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有用的情报。此外，情报站还策反了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从他们手里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在华尔顿的指挥下，情报员刘思慕成功打入了国民党的武昌行营，获取了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央苏区的重要情报。他把这些情报交给华尔顿之后，华尔顿经共产国际转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央红军成功实现4次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5年，华尔顿被叛徒出卖后，无论敌人怎样审讯，他始终一言不发，而他的妻子埃莉和报务员约瑟夫则将电台和文件迅速转移，从而确保共产国际上海站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1935年11月华尔顿被湖北高等法院判处15年徒刑。苏军情报总局曾全力营救，中共地下党也通过鲁迅及其日本友人协助营救。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两国政府协商，华尔顿于1937年12月经新疆返回苏联。
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瓦乐特·斯滕内斯于1896年出生在德国。“一战”期间，他与飞行员戈林结为莫逆之交。战后，两人一同加入纳粹党，成为希特勒的得力干将。但不久，居功自傲的斯滕内斯开始在党内闹独立，他与希特勒的矛盾也愈演愈烈。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以谋反罪被捕入狱，是戈林救了他。获释后，斯滕内斯于1934年同冯·塞克特将军一起来到中国，很快他便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当上了军事和政治顾问，并领导警卫和情报部门。
斯滕内斯自从逃出希特勒的魔爪后，就被苏联视为德国反希特勒在野派的领袖人选之一。1939年1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驻上海情报处特工季先科在同德国间谍、国民党军事顾问海因里希接头时获悉，斯滕内斯希望同苏方秘密接触。原来，希特勒为了同日本拉关系，决定停止对蒋介石的支持，这样，驻华德国顾问很快就会奉召回国。对斯滕内斯来说，回国无异于送死，所以他愿意为苏联工作，以便今后到苏联政治避难。
1939年3月14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情报局局长菲京的授意下，季先科秘密会见了斯滕内斯。斯滕内斯表示，他愿意向苏联无偿提供情报，并在德国反希特勒人士中扩大苏联的影响。苏联领导人认为，斯滕内斯大有利用价值，并给他取了一个代号——“朋友”。
1939年，苏日哈勒欣河战役开始后，斯滕内斯帮苏联搜集有关日本方面的情报。同年3月，苏联驻华大使、商务代表、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派员潘友新奉斯大林之命来到中国。他的任务是：尽一切努力让蒋介石政府维持抗日立场。这项任务关系到苏联的生死存亡，正是斯滕内斯从中斡旋才促成了这项任务的完成。
1940年冬，斯滕内斯向苏联透露了一个超级重要的情报：德国对苏战争从军事和经济上已经准备就绪，战争将于1941年5月底开始，首先占领乌克兰和顿巴斯。希特勒打算在1个月内结束战役，还计划让日本从东方配合，但是双方尚未达成一致。为了反希特勒战争的胜利，斯滕内斯建议苏联政府应继续援助蒋介石，从而让中国军队把日本陆军的兵力拖住。
1941年秋，斯滕内斯又告诉苏联，日本暂时不打算进攻苏联。苏军最高统帅部根据这一情报，大胆地把几个精锐部队从外贝加尔和远东调到了莫斯科近郊，从而保证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总之，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斯滕内斯为苏联提供了大量极其珍贵的谍报，而且分文不取。战后，斯滕内斯曾两次与苏联情报机关接头，表示愿意继续跟苏联合作。但是，苏联人开始对斯滕内斯产生了怀疑。后来，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苏联特工终止了同斯滕内斯的接触。摘自《上海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