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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当今对屈骚以至整个楚辞的教学、注释、研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即学术界常说的“新楚辞学”时期。“新楚辞学”的基础材料层面由三部分组成：传世文献、出土文物、民俗材料。“三点决定一个平面”——三部分像三根桩柱牢牢撑起了“新楚辞学”的基础，而这恰恰是过去楚辞学或根本缺失或极其不足的。
三部分中，传世文献仍然极为重要。所以自新时期以来，许多学者为之投入巨大精力，收集、甄别、整理、汇总、勘校、比照……孜孜矻矻几十年，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杰出成就。而今，又一学术喜讯传来：由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黄灵庚主编、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和副会长赵敏俐副主编的《楚辞文献丛刊》出版了！
去年，在中国屈原学会河南西峡年会上，黄先生即给我谈了这套丛书。当时我颇怀疑虑：此前这类大型楚辞丛书，已出版两套。编撰者广阅博览，收集不可谓不力；爬梳剔抉，成绩不可谓不大。如今这第三套丛书出版，“后出转精”当无问题，然“转精”处可多？投入如此巨大财力、人力、精力，相应效果几何？
黄先生大概看出了我的疑虑，随即花较多时间详细介绍了这套丛书。经他介绍，我感到自己确实多虑了。现今亲眼看到《楚辞文献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又读到详细文字材料，终至敢于认定，黄先生所用“远超”两字，并非“大言”，反是恰如其分。不仅如此，还甚至可以说，它是新楚辞学在文献方面的奠基之作！
《丛刊》的特色十分鲜明。以前两套丛书，都是按时代、朝代呈块状归类，而它则是围绕中心成系列按纵线梳理。两种方法本身并无高下之分，即便是在楚辞学中，两法也是可以短长互补、相得益彰的。此处之所以特别肯定《丛刊》系列，主要是因为它建立在楚辞文献学史的基础上，建立在编撰者对其运行轨迹、发展脉络的了解把握上，其中融有研究者无数心血和许多精到见解，无疑是一座学术含量极高的“富矿”。
例如，黄先生经过反复比勘，发现宋及宋以前研究者基本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底本，宋以后明清时期则多用朱熹《楚辞集注》为底本，由此建立“章句系列”和“集注系列”。系列一旦确立，编撰者就能从容处理“广”与“精”的辩证关系。“章句系列”的多种刻本，《丛刊》精选了明正德以下11种重要刻本，并逐本、逐字、逐篇对勘，指出其虽出同一祖本，而各有所不同。其中，明正德本和隆庆本均为极佳善本，然又极为罕见。以往学者引用楚辞原文，多用清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刊刻的洪兴祖《楚辞补注》本，笔者亦如此。但现在黄先生亲口对我说，他认为正德本优于同治本。黄先生文献功底极扎实，治学态度极严谨，相信他所言不诬。以后学者引用楚辞原文时，所据本可能要有所改变了。
“集注系列”刻本达60多种，但《丛刊》只选了宋端平本和庆元本两种，并经过对两本的比勘，于《楚辞文献述要》（以下简称述要）指出，庆元本优于端平本。只是明、清以下刻本，多依端平本而忽略了更早的庆元本，实为《集注》传播、研究的一大缺憾。
再如洪兴祖《楚辞补注》，《丛刊》精选了九本。其所以数量远超《集注》，是因为经过逐字、逐句、逐篇对照，黄先生发现《补注》所引《章句》原文，与单行本《章句》差异很大，异文竟达3700条之多。足证《补注》所据《章句》本，与现单行《章句》本，绝非同一蓝本。这九本各有特点，不可或缺。
其它三个系列——《文选》、“白文”、明清，情况大率如此。
除善本收罗完备外，《丛刊》还从海外收录了一些极珍贵的国内缺失的刊本、稿本。据编撰者介绍，《丛刊》囊括了收藏于日本、台湾全部精萃注本、稿本。如藏于日本大阪大学百余种《楚辞》文献，有17种为国内所未见，且有日本汉学家西村时彦大量的手校、批注，《丛刊》复印后以彩印方式出版。黄先生在《后记》中追忆了他与日本汉学家石川三佐男对这些刻本照相的过程，情景十分感人。还有日本学者龟井昭阳的《楚辞玦》，在日本学界很有影响，但是此书无刻本，只有五个不同人抄写的稿本。《丛刊》在日本复制了其中三个，又在中科院图书馆复制了一个中国学者的抄本。四本彼此不甚相同，均为校勘《楚辞玦》所必需。这些刻本、抄本复印出版，不仅对国内楚辞文献有补缺意义，对于推动海外东亚楚辞学研究，亦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广的基础上精，精而能代表广，收善补缺，网罗无遗，代表了当代楚辞文献汇集、研究的最高水准，为新楚辞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成就实在是以前楚辞丛书所无法比拟。编撰者于《后记》中颇为自信地总结了《丛刊》的终结性意义：“这部丛书出版后，相信百年之内，不会有人再来重复做这样的项目、从刊这样的《楚辞》丛书了。”即便百年之内，有群贤发下宏愿，再来汇刊这样的楚辞丛书，要想全面超越，恐怕是难上加难矣！
120万字的《楚辞文献述要》，也是黄先生研究的心血结晶。其中时发惊人之言。如曰：“我们认为汇辑《楚辞》者是东汉王逸，而非西汉刘向，其所为《章句》本为十一卷，依《楚辞释文目录》，止于王褒《九怀》，而非十六卷或十七卷。”这简直是大翻案，可谓石破天惊！又如指出清代大学者戴震抄袭赵一清《离骚札记》稿本，并曰：“言之凿凿，铁证如山。”诚此，就不仅是在楚辞学、经学、语言学界，恐怕连中国哲学史等领域也要引发地震了！
我与黄先生1988年相识于湖南汨罗中国屈原学会第三届年会上，其后多年相交，从未间断。亲见他奋力向楚辞学的高峰攀登，从《离骚校诂》《楚辞章句疏证》到《楚辞文献丛刊》，一步一个脚印，成果丰硕，成就斐然。其间两次大病动手术，切胆分肝，两次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不仅豪情未减，反而学术斗志倍增。而赵敏俐、方铭等同仁，以高度研究热情和学术责任，襄助他完成此学术壮举，也实在令人钦佩！
三部分中，传世文献仍然极为重要。所以自新时期以来，许多学者为之投入巨大精力，收集、甄别、整理、汇总、勘校、比照……孜孜矻矻几十年，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杰出成就。而今，又一学术喜讯传来：由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黄灵庚主编、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和副会长赵敏俐副主编的《楚辞文献丛刊》出版了！
去年，在中国屈原学会河南西峡年会上，黄先生即给我谈了这套丛书。当时我颇怀疑虑：此前这类大型楚辞丛书，已出版两套。编撰者广阅博览，收集不可谓不力；爬梳剔抉，成绩不可谓不大。如今这第三套丛书出版，“后出转精”当无问题，然“转精”处可多？投入如此巨大财力、人力、精力，相应效果几何？
黄先生大概看出了我的疑虑，随即花较多时间详细介绍了这套丛书。经他介绍，我感到自己确实多虑了。现今亲眼看到《楚辞文献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又读到详细文字材料，终至敢于认定，黄先生所用“远超”两字，并非“大言”，反是恰如其分。不仅如此，还甚至可以说，它是新楚辞学在文献方面的奠基之作！
《丛刊》的特色十分鲜明。以前两套丛书，都是按时代、朝代呈块状归类，而它则是围绕中心成系列按纵线梳理。两种方法本身并无高下之分，即便是在楚辞学中，两法也是可以短长互补、相得益彰的。此处之所以特别肯定《丛刊》系列，主要是因为它建立在楚辞文献学史的基础上，建立在编撰者对其运行轨迹、发展脉络的了解把握上，其中融有研究者无数心血和许多精到见解，无疑是一座学术含量极高的“富矿”。
例如，黄先生经过反复比勘，发现宋及宋以前研究者基本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底本，宋以后明清时期则多用朱熹《楚辞集注》为底本，由此建立“章句系列”和“集注系列”。系列一旦确立，编撰者就能从容处理“广”与“精”的辩证关系。“章句系列”的多种刻本，《丛刊》精选了明正德以下11种重要刻本，并逐本、逐字、逐篇对勘，指出其虽出同一祖本，而各有所不同。其中，明正德本和隆庆本均为极佳善本，然又极为罕见。以往学者引用楚辞原文，多用清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刊刻的洪兴祖《楚辞补注》本，笔者亦如此。但现在黄先生亲口对我说，他认为正德本优于同治本。黄先生文献功底极扎实，治学态度极严谨，相信他所言不诬。以后学者引用楚辞原文时，所据本可能要有所改变了。
“集注系列”刻本达60多种，但《丛刊》只选了宋端平本和庆元本两种，并经过对两本的比勘，于《楚辞文献述要》（以下简称述要）指出，庆元本优于端平本。只是明、清以下刻本，多依端平本而忽略了更早的庆元本，实为《集注》传播、研究的一大缺憾。
再如洪兴祖《楚辞补注》，《丛刊》精选了九本。其所以数量远超《集注》，是因为经过逐字、逐句、逐篇对照，黄先生发现《补注》所引《章句》原文，与单行本《章句》差异很大，异文竟达3700条之多。足证《补注》所据《章句》本，与现单行《章句》本，绝非同一蓝本。这九本各有特点，不可或缺。
其它三个系列——《文选》、“白文”、明清，情况大率如此。
除善本收罗完备外，《丛刊》还从海外收录了一些极珍贵的国内缺失的刊本、稿本。据编撰者介绍，《丛刊》囊括了收藏于日本、台湾全部精萃注本、稿本。如藏于日本大阪大学百余种《楚辞》文献，有17种为国内所未见，且有日本汉学家西村时彦大量的手校、批注，《丛刊》复印后以彩印方式出版。黄先生在《后记》中追忆了他与日本汉学家石川三佐男对这些刻本照相的过程，情景十分感人。还有日本学者龟井昭阳的《楚辞玦》，在日本学界很有影响，但是此书无刻本，只有五个不同人抄写的稿本。《丛刊》在日本复制了其中三个，又在中科院图书馆复制了一个中国学者的抄本。四本彼此不甚相同，均为校勘《楚辞玦》所必需。这些刻本、抄本复印出版，不仅对国内楚辞文献有补缺意义，对于推动海外东亚楚辞学研究，亦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广的基础上精，精而能代表广，收善补缺，网罗无遗，代表了当代楚辞文献汇集、研究的最高水准，为新楚辞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成就实在是以前楚辞丛书所无法比拟。编撰者于《后记》中颇为自信地总结了《丛刊》的终结性意义：“这部丛书出版后，相信百年之内，不会有人再来重复做这样的项目、从刊这样的《楚辞》丛书了。”即便百年之内，有群贤发下宏愿，再来汇刊这样的楚辞丛书，要想全面超越，恐怕是难上加难矣！
120万字的《楚辞文献述要》，也是黄先生研究的心血结晶。其中时发惊人之言。如曰：“我们认为汇辑《楚辞》者是东汉王逸，而非西汉刘向，其所为《章句》本为十一卷，依《楚辞释文目录》，止于王褒《九怀》，而非十六卷或十七卷。”这简直是大翻案，可谓石破天惊！又如指出清代大学者戴震抄袭赵一清《离骚札记》稿本，并曰：“言之凿凿，铁证如山。”诚此，就不仅是在楚辞学、经学、语言学界，恐怕连中国哲学史等领域也要引发地震了！
我与黄先生1988年相识于湖南汨罗中国屈原学会第三届年会上，其后多年相交，从未间断。亲见他奋力向楚辞学的高峰攀登，从《离骚校诂》《楚辞章句疏证》到《楚辞文献丛刊》，一步一个脚印，成果丰硕，成就斐然。其间两次大病动手术，切胆分肝，两次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不仅豪情未减，反而学术斗志倍增。而赵敏俐、方铭等同仁，以高度研究热情和学术责任，襄助他完成此学术壮举，也实在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