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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出版的“迦陵说诗”系列丛书包括《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叶嘉莹说唐诗》《叶嘉莹说诗讲稿》等六种。叶嘉莹以深厚的学养和流畅的语言向人们生动地传达古典诗歌的魅力。她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记忆和审美传统的描述者、追寻者，更是诗词之美的创造者、发挥者。
在当下这个阅读泛滥的时代，赏析是一个几近奢侈的词汇。阅读被网络扭曲为一种扫描式的快速浏览。目光永远处在游移状态。很少有人在切磋推敲和斟酌中，创造抑扬顿挫的文字之美了，语言也远离了凝练和精致，阅读也不再是涵泳和回味，而成为了一种收割机式的粗糙操作。阅读本来是一种颇费思量的精神事业，它所赋予读者的是一个妙不可言的时间过程，而非一种急躁和贪婪的攫取。读叶嘉莹的“迦陵说诗”系列，我们感受到了阅读和体悟的力量，这里面蕴藏着一种与诗人想象相媲美的创造力。缪钺这样评价叶嘉莹：“博览今古，融贯中西，含英咀华，冥心孤往，以深沉之思，发新创之见，评论诗歌，独创精微，自成体系”(《迦陵论诗丛稿》题记第1页)。叶嘉莹的品评文字没有固定的模式，她将个人的感悟和情感融入诗歌意象之中，遐思绵延无限，目光精微锐敏，从而完成对诗人“胸中之妙”的洞察。诗歌创作需要天才，诗歌阅读同样也需要天才。庸碌之辈不但缺乏鉴赏诗歌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他们心里总惦记着利害算计，而难有探幽寻微的情致和心情。诗歌阅读是一种捕捉与周旋的游戏，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诗歌以其含混的语言和模糊的意象给人们开阔的想象空间。叶嘉莹之所以能够在诗人幽邈的情思中获得歧义妙解，是因为她对诗人伤今怀亡的哀伤、对生命无常的感叹有着深刻的“同情之理解”。诗人的快乐与伤感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它折射出人类共同的情感。弃妇的孤独，会引起逐臣的情感共鸣。游子的悲泣，则会令落寞者黯然神伤。人生的际遇存在诸多的相似性，而古典诗歌的魅力正是在于它通过艺术手法将盛衰、成败、聚离等种种世变与人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叶嘉莹称之为“意象化之感情”。
古典诗人对人类情感复杂性、丰富性的挖掘是后人所难以企及的。他们是多情的，不但对心爱的人多情，对一切生灵多情，而且也对一切无生命之物多情。这种多情来自对生命的关切，对美好事物的留恋和珍惜，对人生短暂的无奈，对理想的执著追求。这种“多情”是个性化的，是对自我生命感受的个性化抒发，无法复制和仿造。叶嘉莹用自己的“多情”来呼应诗人的“多情”。她曾引用陶渊明的诗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来形容对杜甫、李白等诗人相知赏的情谊。她与古典诗人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写作者与批评者的关系。诗人的“自我形象”在她的解读中转化为对人类情感的体悟。诗人的感发在她的解读中挥发出巨大的精神能量，给人以非凡的启示。她善于从作品、作者、时代三者的微妙关系中获得诗歌解读的灵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揣摩诗人的心事是一段艰难而快乐的心路历程。诗人自始至终都处在痛苦的生成过程之中，无论是愤慨于现实，还是执著于梦想，诗人都是敏锐而善感的。
中国古代诗人将太多的才情用在了抒情言志上，发了太多牢骚，表达了太多“侧身东望涕沾翰”的怨恨，狭窄拥挤的仕途居然逼出了这么多诗人。将一份抱负，一副雄心付诸闲情雅致，太像是对天才的浪费和嘲弄。但是仔细想想，即便是赢得生前身后名又能怎样。他们在失去政治上建功立业的机会之后，将过剩的精力和才华投入了吟诗诵词上面，这种转移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诗性生存所赋予的那种超然从容的气质和风度，他们不过是一群庸俗的官场失败者而已。尽管他们难以逃脱被冷落、贬谪和放逐的厄运，但是，从落魄的影子中挺立起来的却是一颗骄傲的诗魂。诗并不是避难所，而是直面苦难的平台。在无人倾诉的孤独境地中，能够给自己找到一条精神出路，是相当不易的。在诗歌世界中，诗人将内心潜在的愤慨不平之气，化作心与物游的快乐与逍遥。叶嘉莹这样评价陶渊明：“他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在徘徊不安、矛盾痛苦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依托和归宿”(《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第35页)。诗撕破了生活的假面，使人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患得患失的小人心情转换成为对生命的系恋和对生活的坦然。无论是陶渊明、阮籍，还是李白、杜甫，最优秀的诗人往往是置身体制外的边缘生存者。正是因为无法以主流的姿态发言，所以才与“瞒和骗”拉开了距离。这是不仅是诗人的幸事，而且也是读者的幸事。
叶嘉莹很看重诗人的“心动”，她认为好诗必定来自“一颗活泼善感的心灵”(《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第6页)。外物触动诗人的心弦，引发出其对生命、人生、世事的感慨和叹息，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情绪宣泄，实则是一种终极关怀。从个人失意上升到对命运的追问，从草木鸟兽联想到人的悲欢离合，诗人的哀怨已经超出了对个人得失的计较。读书人空有一腔才华，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理想被放逐，宏图被搁置，外在的失败促使他们返归内心，通过赏花弄草来怀念故乡、思慕美女，以获取心灵的丰盈与慰藉。诗性生存是在从功利世界向文学世界撤退中生成的。只有从名利困缚中脱离出来，才能获得自由而从容的精神风度。
要读懂诗人的寓托，就必须明了诗人的所思所忧。诗人在通过寄托于美人草木来抒情言志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意象和吟诵千古的诗句。叶嘉莹说：“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生命去写诗的”(《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第72页)。成就一首好诗，需要真切的生命体验和感情投入。叶嘉莹的解读极具人性深度，在谈到杜甫《曲江二首》中“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头尽醉归”一句时，从表面上看这种及时行乐的心态与杜甫“致君尧舜”、“窃比稷契”的理想抱负相悖，而叶嘉莹却认为这是符合杜甫的情感逻辑和心灵轨迹，因为“真正伟大的诗人从不避讳说出自己的软弱与失意”(《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第87页)。她的赏析解读以拒绝造神为前提，诗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排斥了人生无常的悲哀或超越了人生歧路上的困惑，而是在于他在沉浸于困惑的过程中充分享受了人生，这是心灵的大快乐。
诗人总是生长于残缺的现实之中，而且往往是现实越鄙陋，理想越高远。叶嘉莹发现，从《离骚》开始，中国的诗词就被一种寻找、追求和向往的热情所充溢。不管这种期待是何等渺茫，亦不管此番探寻注定徒劳，诗人们总是在难以停止探求的脚步。他们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追求理想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成了吸引他们的精神灯盏。叶嘉莹指出：“不管阮嗣宗的‘佳人’是指君，还是指古圣贤，也不管王国维的‘楼阁神山’、‘上方孤磐’是指宗教哲学的灵光，还是社会人生的真谛，总之他们所共同表现出来的是千古才人志士所共有的一份基本心态：他们永远处在不甘的追求之中，也永远处在求不得的悲哀之中”(《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第281页)。这份不甘和这种悲哀是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面前所共有的一种情结。诗人们心志高远，超然缅邈，他们怀抱着理想去应对现实的苦难，去奔赴没有终点的旅程，像反复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从表面的徒劳无功之中获得了内心的丰盈。在无边的黑暗中，诗的光芒的闪现是虽然微弱，却足以使心灵世界亮堂起来变得明亮和开朗。失败和苦难成就了诗人，所谓“英雄失路，万感悲凉。满衷悲愤，即是佳诗。”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诗人总是能够从个人的不幸上升到对命运的反省和对意义的追问，从而形成精神的觉醒。尽管受封建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古代诗人精神解脱之道难以突破仕与隐的交替模式，无论是放浪形骸还是寄情山水，都有一股难言的苦涩在里面。这种苦楚是超越个体、超越时代的。
叶嘉莹认为诗人不仅说出了个人的愤懑，而且也表达了人们共同的失落：“有多少人在他的一生一世之间，能够志得意满?果然是如此地完美、幸福?又有多少人能够追求到自己的理想?有多少人达成了自己的愿望?有多少这样的人物?”(《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第80页)这是人类永恒的痛苦，短暂的人生并不能使承载圆满和完美，一切事业和抱负都是未完成式。正如希罗多德的《史学》所言：“人们所知道的最凄绝的悲痛，便是奋力去做许多事，却又一事无成。”(转引自《苦难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3页)伟大的诗人总是伴随着伟大的痛苦，这种痛苦超出了一己之悲，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情感模型。在评论李商隐时，叶嘉莹发现：“李商隐在诗中所经常表现的一种心态，往往是热切的追寻和悲哀的失落，而且充满了迷惘，这是他的一种意识型态”(《好诗共欣赏——叶嘉莹说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第117页)。这种“意识型态”显然不是李商隐所独有，它是大多数追求者的心结。这正是经典诗歌魅力永存的奥秘所在。诚如叶嘉莹所说：“一个人如果只关心自己的利害得失，那么他的诗纵然真切，诗中的生命也是浅薄狭小的。而使诗中那种感发的生命真正博大起来的，是诗人胸中的关怀之博大”(《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第35页)。
(“迦陵说诗”系列丛书，叶嘉莹著，中华书局2007年1月出版)
在当下这个阅读泛滥的时代，赏析是一个几近奢侈的词汇。阅读被网络扭曲为一种扫描式的快速浏览。目光永远处在游移状态。很少有人在切磋推敲和斟酌中，创造抑扬顿挫的文字之美了，语言也远离了凝练和精致，阅读也不再是涵泳和回味，而成为了一种收割机式的粗糙操作。阅读本来是一种颇费思量的精神事业，它所赋予读者的是一个妙不可言的时间过程，而非一种急躁和贪婪的攫取。读叶嘉莹的“迦陵说诗”系列，我们感受到了阅读和体悟的力量，这里面蕴藏着一种与诗人想象相媲美的创造力。缪钺这样评价叶嘉莹：“博览今古，融贯中西，含英咀华，冥心孤往，以深沉之思，发新创之见，评论诗歌，独创精微，自成体系”(《迦陵论诗丛稿》题记第1页)。叶嘉莹的品评文字没有固定的模式，她将个人的感悟和情感融入诗歌意象之中，遐思绵延无限，目光精微锐敏，从而完成对诗人“胸中之妙”的洞察。诗歌创作需要天才，诗歌阅读同样也需要天才。庸碌之辈不但缺乏鉴赏诗歌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他们心里总惦记着利害算计，而难有探幽寻微的情致和心情。诗歌阅读是一种捕捉与周旋的游戏，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诗歌以其含混的语言和模糊的意象给人们开阔的想象空间。叶嘉莹之所以能够在诗人幽邈的情思中获得歧义妙解，是因为她对诗人伤今怀亡的哀伤、对生命无常的感叹有着深刻的“同情之理解”。诗人的快乐与伤感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它折射出人类共同的情感。弃妇的孤独，会引起逐臣的情感共鸣。游子的悲泣，则会令落寞者黯然神伤。人生的际遇存在诸多的相似性，而古典诗歌的魅力正是在于它通过艺术手法将盛衰、成败、聚离等种种世变与人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叶嘉莹称之为“意象化之感情”。
古典诗人对人类情感复杂性、丰富性的挖掘是后人所难以企及的。他们是多情的，不但对心爱的人多情，对一切生灵多情，而且也对一切无生命之物多情。这种多情来自对生命的关切，对美好事物的留恋和珍惜，对人生短暂的无奈，对理想的执著追求。这种“多情”是个性化的，是对自我生命感受的个性化抒发，无法复制和仿造。叶嘉莹用自己的“多情”来呼应诗人的“多情”。她曾引用陶渊明的诗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来形容对杜甫、李白等诗人相知赏的情谊。她与古典诗人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写作者与批评者的关系。诗人的“自我形象”在她的解读中转化为对人类情感的体悟。诗人的感发在她的解读中挥发出巨大的精神能量，给人以非凡的启示。她善于从作品、作者、时代三者的微妙关系中获得诗歌解读的灵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揣摩诗人的心事是一段艰难而快乐的心路历程。诗人自始至终都处在痛苦的生成过程之中，无论是愤慨于现实，还是执著于梦想，诗人都是敏锐而善感的。
中国古代诗人将太多的才情用在了抒情言志上，发了太多牢骚，表达了太多“侧身东望涕沾翰”的怨恨，狭窄拥挤的仕途居然逼出了这么多诗人。将一份抱负，一副雄心付诸闲情雅致，太像是对天才的浪费和嘲弄。但是仔细想想，即便是赢得生前身后名又能怎样。他们在失去政治上建功立业的机会之后，将过剩的精力和才华投入了吟诗诵词上面，这种转移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诗性生存所赋予的那种超然从容的气质和风度，他们不过是一群庸俗的官场失败者而已。尽管他们难以逃脱被冷落、贬谪和放逐的厄运，但是，从落魄的影子中挺立起来的却是一颗骄傲的诗魂。诗并不是避难所，而是直面苦难的平台。在无人倾诉的孤独境地中，能够给自己找到一条精神出路，是相当不易的。在诗歌世界中，诗人将内心潜在的愤慨不平之气，化作心与物游的快乐与逍遥。叶嘉莹这样评价陶渊明：“他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在徘徊不安、矛盾痛苦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依托和归宿”(《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第35页)。诗撕破了生活的假面，使人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患得患失的小人心情转换成为对生命的系恋和对生活的坦然。无论是陶渊明、阮籍，还是李白、杜甫，最优秀的诗人往往是置身体制外的边缘生存者。正是因为无法以主流的姿态发言，所以才与“瞒和骗”拉开了距离。这是不仅是诗人的幸事，而且也是读者的幸事。
叶嘉莹很看重诗人的“心动”，她认为好诗必定来自“一颗活泼善感的心灵”(《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第6页)。外物触动诗人的心弦，引发出其对生命、人生、世事的感慨和叹息，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情绪宣泄，实则是一种终极关怀。从个人失意上升到对命运的追问，从草木鸟兽联想到人的悲欢离合，诗人的哀怨已经超出了对个人得失的计较。读书人空有一腔才华，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理想被放逐，宏图被搁置，外在的失败促使他们返归内心，通过赏花弄草来怀念故乡、思慕美女，以获取心灵的丰盈与慰藉。诗性生存是在从功利世界向文学世界撤退中生成的。只有从名利困缚中脱离出来，才能获得自由而从容的精神风度。
要读懂诗人的寓托，就必须明了诗人的所思所忧。诗人在通过寄托于美人草木来抒情言志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意象和吟诵千古的诗句。叶嘉莹说：“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生命去写诗的”(《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第72页)。成就一首好诗，需要真切的生命体验和感情投入。叶嘉莹的解读极具人性深度，在谈到杜甫《曲江二首》中“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头尽醉归”一句时，从表面上看这种及时行乐的心态与杜甫“致君尧舜”、“窃比稷契”的理想抱负相悖，而叶嘉莹却认为这是符合杜甫的情感逻辑和心灵轨迹，因为“真正伟大的诗人从不避讳说出自己的软弱与失意”(《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第87页)。她的赏析解读以拒绝造神为前提，诗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排斥了人生无常的悲哀或超越了人生歧路上的困惑，而是在于他在沉浸于困惑的过程中充分享受了人生，这是心灵的大快乐。
诗人总是生长于残缺的现实之中，而且往往是现实越鄙陋，理想越高远。叶嘉莹发现，从《离骚》开始，中国的诗词就被一种寻找、追求和向往的热情所充溢。不管这种期待是何等渺茫，亦不管此番探寻注定徒劳，诗人们总是在难以停止探求的脚步。他们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追求理想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成了吸引他们的精神灯盏。叶嘉莹指出：“不管阮嗣宗的‘佳人’是指君，还是指古圣贤，也不管王国维的‘楼阁神山’、‘上方孤磐’是指宗教哲学的灵光，还是社会人生的真谛，总之他们所共同表现出来的是千古才人志士所共有的一份基本心态：他们永远处在不甘的追求之中，也永远处在求不得的悲哀之中”(《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第281页)。这份不甘和这种悲哀是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面前所共有的一种情结。诗人们心志高远，超然缅邈，他们怀抱着理想去应对现实的苦难，去奔赴没有终点的旅程，像反复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从表面的徒劳无功之中获得了内心的丰盈。在无边的黑暗中，诗的光芒的闪现是虽然微弱，却足以使心灵世界亮堂起来变得明亮和开朗。失败和苦难成就了诗人，所谓“英雄失路，万感悲凉。满衷悲愤，即是佳诗。”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诗人总是能够从个人的不幸上升到对命运的反省和对意义的追问，从而形成精神的觉醒。尽管受封建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古代诗人精神解脱之道难以突破仕与隐的交替模式，无论是放浪形骸还是寄情山水，都有一股难言的苦涩在里面。这种苦楚是超越个体、超越时代的。
叶嘉莹认为诗人不仅说出了个人的愤懑，而且也表达了人们共同的失落：“有多少人在他的一生一世之间，能够志得意满?果然是如此地完美、幸福?又有多少人能够追求到自己的理想?有多少人达成了自己的愿望?有多少这样的人物?”(《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第80页)这是人类永恒的痛苦，短暂的人生并不能使承载圆满和完美，一切事业和抱负都是未完成式。正如希罗多德的《史学》所言：“人们所知道的最凄绝的悲痛，便是奋力去做许多事，却又一事无成。”(转引自《苦难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3页)伟大的诗人总是伴随着伟大的痛苦，这种痛苦超出了一己之悲，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情感模型。在评论李商隐时，叶嘉莹发现：“李商隐在诗中所经常表现的一种心态，往往是热切的追寻和悲哀的失落，而且充满了迷惘，这是他的一种意识型态”(《好诗共欣赏——叶嘉莹说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第117页)。这种“意识型态”显然不是李商隐所独有，它是大多数追求者的心结。这正是经典诗歌魅力永存的奥秘所在。诚如叶嘉莹所说：“一个人如果只关心自己的利害得失，那么他的诗纵然真切，诗中的生命也是浅薄狭小的。而使诗中那种感发的生命真正博大起来的，是诗人胸中的关怀之博大”(《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第35页)。
(“迦陵说诗”系列丛书，叶嘉莹著，中华书局2007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