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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哈佛大学公开宣布，由陈启宗、陈乐宗创立的家族基金“晨兴基金会”承诺将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款3.5亿美元，这是哈佛创校378年以来收到的最大单笔捐赠金额。收到天价捐赠后，哈佛大学决定将该学院更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以此纪念陈启宗和陈乐宗兄弟已故的父亲陈曾熙。这是哈佛首次因慈善捐款为一个学院更名，也是哈佛学院首次以华人的名字命名。
“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作为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的董事长，与胞弟陈乐宗位列《福布斯》2014香港富豪榜第17位，净资产估计达29.5亿美元的陈启宗却对媒体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事实上，陈氏家族有捐身家的“不明文家规”，“我们家的钱不留给后代，都用于做公益、做慈善，除了养我妈妈以外，她94岁了。”
为何要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捐赠？看过陈氏兄弟的资料，这一谜团也自然解开了。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陈乐宗是哈佛大学校友，1979年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取得学位。陈乐宗的母亲是一位护士，上世纪50年代在自家厨房里为邻居家的孩子们注射疫苗。
陈乐宗表示，“为了继续我母亲在公共卫生事业的工作，以及我父亲在教育事业上的专注，我和兄弟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款。”
自1996年起，陈氏兄弟通过晨兴基金，每年资助北大、清华、复旦等5所高校的500名学生；2006年捐款1亿港元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晨兴书院；捐建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楼、创立晨兴数学中心，捐助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等。
事实上，华人大手笔捐助欧美名校已经不是新鲜事，其中不少是创学校纪录的大规模捐赠。2014年7月，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以“SOHO中国基金会”的名义和哈佛大学签订了1500万美元的捐赠协议，用以资助中国贫困学生赴全球精英大学就读，此项目的整个助学金金额为1亿美元。2012年，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及家人向哈佛大学捐出4000万美元，成为当时该校史上最大一笔华人捐款，其中3500万美元用来建造哈佛商学院大楼“赵朱木兰中心”。2010年，高瓴资本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张磊公开表示，向耶鲁大学捐赠888.8888万美元，创下了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对本学院捐款的最高纪录。2007年，雅虎创办人杨致远曾捐助7500万美元给斯坦福大学建设环境研究中心，轰动一时。
就国际惯例而言，现金储备、投资规模、学校品牌越大，学校受捐赠的额度也会呈正比放大。据美国全国学院和大学事务所人员协会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对800多所公立和私立大学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过去3年，单笔受捐金额达9位数的受捐大学名单包括康奈尔大学（3.5亿美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3.5亿美元）；耶鲁大学（2.5亿美元）；宾夕法尼亚大学（2.25亿美元）；哈佛大学（1.5亿美元）；达特茅斯学院和乔治城大学各1亿美元。
根据2013年底公布的2014年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清华大学以13.23亿元人民币名列榜首，北京大学以12.93亿元人民币位于次席。尽管这一数字在国内已经是“天价”，但与哈佛等欧美名校相比依然不可同日而语。为何国内大学不能成为华人富豪捐赠纷至沓来的洼地呢？
在海外，捐钱就是捐钱。但在内地就复杂很多，牵涉很多麻烦，最要命是花费精神和心血，等于自讨苦吃、自找麻烦。这些“麻烦”包括官僚主义、贪腐及分配不公等问题。在国外，若有商业赞助的契机，大学理事会和学院教授委员会会聚在一起进行民主决策。他们会商量赞助商的商业意图、商业特性、广告色彩、冠名时间和地点，并公开一切。但在国内，往往只是行政拍板。在这样先斩后奏的情况下，老师和学生到最后才知道突然多了一项商业冠名，如果争议很大，那再撤掉。
除了事先“不公开”，事后“不透明”也是很大的问题。比如捐赠赞助后的钱到底花在了哪里，对学生到底有哪些实际帮助，这些都没有很好的交代。以前国内高校的捐赠生态很有问题。2010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法》要求高校公布财务信息，但人们对财务去向、执行情况还是不甚明了。由此，“钱去哪儿了”、“潜规则”等质疑不绝于耳。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国外实行的是现代学校制度，校长要对大学理事会负责，不做好公开透明可被罢免。但国内的校长都是行政任命。
“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作为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的董事长，与胞弟陈乐宗位列《福布斯》2014香港富豪榜第17位，净资产估计达29.5亿美元的陈启宗却对媒体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事实上，陈氏家族有捐身家的“不明文家规”，“我们家的钱不留给后代，都用于做公益、做慈善，除了养我妈妈以外，她94岁了。”
为何要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捐赠？看过陈氏兄弟的资料，这一谜团也自然解开了。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陈乐宗是哈佛大学校友，1979年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取得学位。陈乐宗的母亲是一位护士，上世纪50年代在自家厨房里为邻居家的孩子们注射疫苗。
陈乐宗表示，“为了继续我母亲在公共卫生事业的工作，以及我父亲在教育事业上的专注，我和兄弟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款。”
自1996年起，陈氏兄弟通过晨兴基金，每年资助北大、清华、复旦等5所高校的500名学生；2006年捐款1亿港元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晨兴书院；捐建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楼、创立晨兴数学中心，捐助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等。
事实上，华人大手笔捐助欧美名校已经不是新鲜事，其中不少是创学校纪录的大规模捐赠。2014年7月，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以“SOHO中国基金会”的名义和哈佛大学签订了1500万美元的捐赠协议，用以资助中国贫困学生赴全球精英大学就读，此项目的整个助学金金额为1亿美元。2012年，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及家人向哈佛大学捐出4000万美元，成为当时该校史上最大一笔华人捐款，其中3500万美元用来建造哈佛商学院大楼“赵朱木兰中心”。2010年，高瓴资本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张磊公开表示，向耶鲁大学捐赠888.8888万美元，创下了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对本学院捐款的最高纪录。2007年，雅虎创办人杨致远曾捐助7500万美元给斯坦福大学建设环境研究中心，轰动一时。
就国际惯例而言，现金储备、投资规模、学校品牌越大，学校受捐赠的额度也会呈正比放大。据美国全国学院和大学事务所人员协会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对800多所公立和私立大学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过去3年，单笔受捐金额达9位数的受捐大学名单包括康奈尔大学（3.5亿美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3.5亿美元）；耶鲁大学（2.5亿美元）；宾夕法尼亚大学（2.25亿美元）；哈佛大学（1.5亿美元）；达特茅斯学院和乔治城大学各1亿美元。
根据2013年底公布的2014年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清华大学以13.23亿元人民币名列榜首，北京大学以12.93亿元人民币位于次席。尽管这一数字在国内已经是“天价”，但与哈佛等欧美名校相比依然不可同日而语。为何国内大学不能成为华人富豪捐赠纷至沓来的洼地呢？
在海外，捐钱就是捐钱。但在内地就复杂很多，牵涉很多麻烦，最要命是花费精神和心血，等于自讨苦吃、自找麻烦。这些“麻烦”包括官僚主义、贪腐及分配不公等问题。在国外，若有商业赞助的契机，大学理事会和学院教授委员会会聚在一起进行民主决策。他们会商量赞助商的商业意图、商业特性、广告色彩、冠名时间和地点，并公开一切。但在国内，往往只是行政拍板。在这样先斩后奏的情况下，老师和学生到最后才知道突然多了一项商业冠名，如果争议很大，那再撤掉。
除了事先“不公开”，事后“不透明”也是很大的问题。比如捐赠赞助后的钱到底花在了哪里，对学生到底有哪些实际帮助，这些都没有很好的交代。以前国内高校的捐赠生态很有问题。2010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法》要求高校公布财务信息，但人们对财务去向、执行情况还是不甚明了。由此，“钱去哪儿了”、“潜规则”等质疑不绝于耳。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国外实行的是现代学校制度，校长要对大学理事会负责，不做好公开透明可被罢免。但国内的校长都是行政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