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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冬至1964年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亚、非、欧三大洲的14个国家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15年来最重大的外交活动之一。当时，我国与到访国之一的阿尔巴尼亚存在着“特殊友好”关系。周总理在这次列国之行中，访阿时间最长，并在其首都地拉那过元旦。我有幸自始至终伴随着这位伟人度过了难忘的9天。
作风随和，尊重东道主安排
1963年12月31日下午，周恩来一行从北非的摩洛哥飞越地中海，抵达阿尔巴尼亚，受到国家元首隆重、盛大的欢迎。霍查、谢胡、列希和党、政、议会、军队所有领导人都到地拉那机场迎接周总理一行。周总理在谢胡总理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并同霍查、谢胡两位党政首脑一道登上敞篷汽车，接受市民“万人空巷”的欢迎。
周总理作风随和，向来尊重东道主的安排，“客随主便”。车抵宾馆，已近黄昏。周总理不顾鞍马劳顿，对阿方安排的接连六场民间和官方紧锣密鼓的欢迎活动，有请必至。每项活动结束之后，参加者们总是尽欢而散。最后一场活动，宾主告退时已是1964年元旦凌晨4点钟。下榻在地拉那国宾馆（一座昔日的旧王宫）内的总理随行人员也各自准备回房间休息。
那时，担任此行活动主要翻译的我，在记录、整理了当日活动资料后，从宾馆三楼的工作间下至总理下榻的二层时，为了不惊动可能“熟睡”的总理，我没有使用有响声的电梯，而是借着小壁灯的微弱光线，紧贴走廊，蹑手蹑脚地向挨着主宾大套间（当年国王、王后的寝宫卧室）的自己的卧室走去。
忽然间，一个亲切而熟悉的声音打破了寂静。这声音来自“大套间”外廊柱的一侧：“小范，还没有休息啊？”原来是总理！他在警卫高振普的陪同下，身着旧睡袍，在静静踱步。当我走近时，总理又说“该睡觉了，天亮后还有事呢”，我应声退下，旋即快速走进了卧室。由于阿方提供的日程表上对元旦日早上并无安排，所以，我纳闷总理说的“天亮后有事”是何意。但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这时已凌晨4点半，同室的总理卫士长成元功正在呼呼大睡。我也迅即进入梦乡。
正当我酣睡之际，成元功把我叫醒：“小范，快起床，总理准备下楼。”这时，新年的第一缕晨曦刚洒上窗帘，楼下和各楼层的电闸已打开，灯光齐明。我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大步赶到楼梯口。只见周总理已经穿戴整齐，神采奕奕，步履轻松地沿着大理石的宽阔“玉阶”（昔日阿国王下楼的台阶）逐级而下。
走向工勤，向大家恭贺新年
国宾馆一楼大厅——数小时前举行跨年度通宵舞会的地方，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顷刻间，大厅后侧的几扇门忽然自动开启，眼前出现了一个同数小时前新年联欢迥然不同的场景：许多男男女女拥了进来。他们穿的不是先前人们的晚礼服和节日盛装，而是各式各样的工作服——蓝布衫、白大褂、高筒帽……厅内的人越聚越多，一下子多达六七十人。这些没有回家过年，全心全意、日夜不息为中国贵宾服务的阿国宾馆的工勤人员，自发地走向前台，为的是在1964年元旦第一时间一睹早就仰慕的中国总理的风采，领略他的个人魅力！
周总理满怀真诚、气度从容地走向聚在大厅内的每一位阿国工作人员——包括衣着不整、未修边幅、站在边角的人们。他同大家一一握手，庆祝新年，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他还借此机会，感谢宾馆上下对中国党政代表团周到的服务。周总理的新年祝福和简短讲话，给1964年元旦日的阿尔巴尼亚国宾馆营造了热烈、祥和、喜庆的气氛，大厅内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和欢呼声。
我这才恍然大悟，两小时前总理对我说的“天亮后还有事呢”，原来就是他向宾馆工勤人员拜年。周恩来总理的心里，总是装着广大劳动人民，包括被访国的劳动人民。
这是一场周总理亲自安排的1964年新年“序曲”，一场未列入正式日程的纯民间外交活动。
亲临使馆，与驻外人员共联欢
经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士高精心安排，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等在频频出席了中阿峰会和密集型的各项活动之后，于1964年1月2日晚来到了大使馆。总理等先同使馆人员一起吃了“四菜一汤”、两道点心的新年团圆饭，然后到主楼地下室厨房看望了辛劳的厨师，最后在罗大使的陪同下登上使馆主楼的三楼大厅。在一片欢呼和掌声中，总理向大约150名参加新年联欢会的中国驻外人员代表表达了祝贺与慰问。
这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总理，在国内和国外，总是把自己融入群众之中。总理自称，他个人是以平等的身份来参加在阿的中国人的新年团聚会的。在过目了晚会的节目单后，周恩来报名参加第一个节目——大合唱，像当初青年时代在南开学校读书时那样，他举棒亲自指挥。第一首歌是电影《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歌。他深情地一边指挥、一边同大家齐唱“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
大合唱和集体节目演出后，便是跳交谊舞。这可难为周总理了。因为会上几十名女同志都不愿放过这个机会，都要请总理跳。总理面对排长队的“邀请者”们，不得不“一视同仁”、“全部包干”。他有办法：同甲跳两圈，同乙跳几步，然后再轮到丙、丁……一个不落，统统跳完。
总理如此平等参与和积极投入，迅速把这场在异域他乡举办的中国人新年晚会的欢乐气氛推向了高潮。
体恤下属，诸事独忘自己
1964年1月6日，周总理在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的陪同下，乘车前往亚得里亚海滨城市发罗拉访问。我同车做翻译。由于连日来密集活动的同声翻译工作，加之活动后还要与同事们译、校双方的讲话稿，我有些精力不济。在途中，开始我还正常地为中阿两位总理的交谈做翻译。可是稍后，随着车轮的滚动，我不由自主地双眼蒙咙起来……当忽然间发觉自己在打瞌睡时，时间已经过了8分钟。哎呀，我已经误了8分钟的事！而此刻，两位总理竟还在“轻言慢语”地交谈着，用的是中阿两国总理都会说的法语。
我自感愧疚，因为这是失职呀！谢胡总理笑吟吟地对我说：“范同志，是周恩来同志有意不叫醒你的。”周总理则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小范，再眯一会儿吧！” 我倦意顿消，羞愧之余，心里想道：我和同事们这才超负荷工作了几天啊，就出现了所谓“缺睡眠”“很劳累”的症状。而周总理长年累月一贯如此，在此次一连串的出访14国期间，他每天平均要工作15至18个小时。尽管如此，周总理还是从我的几分钟打瞌睡中，发现一个普遍存在于中国代表团中的“问题”。
车队到达发罗拉宾馆后，一向体恤下属的周总理在宾馆大厅当众宣布：“访阿日程已经完成三分之二。这些天，同志们者非常辛苦劳累。经与谢胡同志车上商量：今天午饭后直到傍晚，不安排活动日程，大家好好睡个觉！”这几句了解下情、富有人情味的讲话，真的说到广大随行人员的心中了。
确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最需要的，不是想看什么，也不是想吃什么，而是想睡觉！
我个人因为在车中打了8分钟瞌睡而换来诸多同事们一个下午的“安心睡眠”，暗暗地感到欣慰。可是我们的总理，他催促别人午饭后休息，自己有没有想到同大家一样，享受这“机会均等”的午休待遇呢？
我来到房间准备休息，推开面向亚得里亚海的卧室楼窗，从位于高墩上的别墅楼上方，眺望大海，环顾周边，欣赏眼前冬季如春的景物。
正当我的紧张心情有所放松之际，忽见楼下花园台阶处走上来几个人，我定睛细看，发现其中穿灰色中山服的正是周总理。原来总理并不曾休息，而是同阿方警卫与联络员们到海滨的发罗拉宾馆花园内散步聊天，接触群众去了。我赶忙下楼，随周总理同行。
当晚，在霍查、谢胡等参加的发罗拉党政机关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周总理在同阿方主要领导人交谈的同时，又走出自己的席位，分别同出席宴会的当地反法西斯老战士、民间艺术家们广泛接触。
在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受到周总理关心的，岂止是他的年轻译员。他此次出访的广大下属中，还有一位年长的大人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在同阿领导人第一轮会谈结束时，正是1964年1月2日中午12点。阿方宣布当日下午2时半再次会谈。周总理有礼貌地向阿尔巴尼亚一号领导人霍查举手建议：下午会谈可否改为3时半，即推迟一小时举行，以便“让我们的陈老总有一个习惯性的午睡时间”。
1964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圆满结束对阿尔巴尼亚的正式访问。他又马不停蹄，行色匆匆地前往非洲一些友好国家访问，拓展新中国同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官方和民间外交关系去了。
（编辑 杨琳）
作风随和，尊重东道主安排
1963年12月31日下午，周恩来一行从北非的摩洛哥飞越地中海，抵达阿尔巴尼亚，受到国家元首隆重、盛大的欢迎。霍查、谢胡、列希和党、政、议会、军队所有领导人都到地拉那机场迎接周总理一行。周总理在谢胡总理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并同霍查、谢胡两位党政首脑一道登上敞篷汽车，接受市民“万人空巷”的欢迎。
周总理作风随和，向来尊重东道主的安排，“客随主便”。车抵宾馆，已近黄昏。周总理不顾鞍马劳顿，对阿方安排的接连六场民间和官方紧锣密鼓的欢迎活动，有请必至。每项活动结束之后，参加者们总是尽欢而散。最后一场活动，宾主告退时已是1964年元旦凌晨4点钟。下榻在地拉那国宾馆（一座昔日的旧王宫）内的总理随行人员也各自准备回房间休息。
那时，担任此行活动主要翻译的我，在记录、整理了当日活动资料后，从宾馆三楼的工作间下至总理下榻的二层时，为了不惊动可能“熟睡”的总理，我没有使用有响声的电梯，而是借着小壁灯的微弱光线，紧贴走廊，蹑手蹑脚地向挨着主宾大套间（当年国王、王后的寝宫卧室）的自己的卧室走去。
忽然间，一个亲切而熟悉的声音打破了寂静。这声音来自“大套间”外廊柱的一侧：“小范，还没有休息啊？”原来是总理！他在警卫高振普的陪同下，身着旧睡袍，在静静踱步。当我走近时，总理又说“该睡觉了，天亮后还有事呢”，我应声退下，旋即快速走进了卧室。由于阿方提供的日程表上对元旦日早上并无安排，所以，我纳闷总理说的“天亮后有事”是何意。但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这时已凌晨4点半，同室的总理卫士长成元功正在呼呼大睡。我也迅即进入梦乡。
正当我酣睡之际，成元功把我叫醒：“小范，快起床，总理准备下楼。”这时，新年的第一缕晨曦刚洒上窗帘，楼下和各楼层的电闸已打开，灯光齐明。我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大步赶到楼梯口。只见周总理已经穿戴整齐，神采奕奕，步履轻松地沿着大理石的宽阔“玉阶”（昔日阿国王下楼的台阶）逐级而下。
走向工勤，向大家恭贺新年
国宾馆一楼大厅——数小时前举行跨年度通宵舞会的地方，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顷刻间，大厅后侧的几扇门忽然自动开启，眼前出现了一个同数小时前新年联欢迥然不同的场景：许多男男女女拥了进来。他们穿的不是先前人们的晚礼服和节日盛装，而是各式各样的工作服——蓝布衫、白大褂、高筒帽……厅内的人越聚越多，一下子多达六七十人。这些没有回家过年，全心全意、日夜不息为中国贵宾服务的阿国宾馆的工勤人员，自发地走向前台，为的是在1964年元旦第一时间一睹早就仰慕的中国总理的风采，领略他的个人魅力！
周总理满怀真诚、气度从容地走向聚在大厅内的每一位阿国工作人员——包括衣着不整、未修边幅、站在边角的人们。他同大家一一握手，庆祝新年，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他还借此机会，感谢宾馆上下对中国党政代表团周到的服务。周总理的新年祝福和简短讲话，给1964年元旦日的阿尔巴尼亚国宾馆营造了热烈、祥和、喜庆的气氛，大厅内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和欢呼声。
我这才恍然大悟，两小时前总理对我说的“天亮后还有事呢”，原来就是他向宾馆工勤人员拜年。周恩来总理的心里，总是装着广大劳动人民，包括被访国的劳动人民。
这是一场周总理亲自安排的1964年新年“序曲”，一场未列入正式日程的纯民间外交活动。
亲临使馆，与驻外人员共联欢
经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士高精心安排，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等在频频出席了中阿峰会和密集型的各项活动之后，于1964年1月2日晚来到了大使馆。总理等先同使馆人员一起吃了“四菜一汤”、两道点心的新年团圆饭，然后到主楼地下室厨房看望了辛劳的厨师，最后在罗大使的陪同下登上使馆主楼的三楼大厅。在一片欢呼和掌声中，总理向大约150名参加新年联欢会的中国驻外人员代表表达了祝贺与慰问。
这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总理，在国内和国外，总是把自己融入群众之中。总理自称，他个人是以平等的身份来参加在阿的中国人的新年团聚会的。在过目了晚会的节目单后，周恩来报名参加第一个节目——大合唱，像当初青年时代在南开学校读书时那样，他举棒亲自指挥。第一首歌是电影《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歌。他深情地一边指挥、一边同大家齐唱“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
大合唱和集体节目演出后，便是跳交谊舞。这可难为周总理了。因为会上几十名女同志都不愿放过这个机会，都要请总理跳。总理面对排长队的“邀请者”们，不得不“一视同仁”、“全部包干”。他有办法：同甲跳两圈，同乙跳几步，然后再轮到丙、丁……一个不落，统统跳完。
总理如此平等参与和积极投入，迅速把这场在异域他乡举办的中国人新年晚会的欢乐气氛推向了高潮。
体恤下属，诸事独忘自己
1964年1月6日，周总理在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的陪同下，乘车前往亚得里亚海滨城市发罗拉访问。我同车做翻译。由于连日来密集活动的同声翻译工作，加之活动后还要与同事们译、校双方的讲话稿，我有些精力不济。在途中，开始我还正常地为中阿两位总理的交谈做翻译。可是稍后，随着车轮的滚动，我不由自主地双眼蒙咙起来……当忽然间发觉自己在打瞌睡时，时间已经过了8分钟。哎呀，我已经误了8分钟的事！而此刻，两位总理竟还在“轻言慢语”地交谈着，用的是中阿两国总理都会说的法语。
我自感愧疚，因为这是失职呀！谢胡总理笑吟吟地对我说：“范同志，是周恩来同志有意不叫醒你的。”周总理则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小范，再眯一会儿吧！” 我倦意顿消，羞愧之余，心里想道：我和同事们这才超负荷工作了几天啊，就出现了所谓“缺睡眠”“很劳累”的症状。而周总理长年累月一贯如此，在此次一连串的出访14国期间，他每天平均要工作15至18个小时。尽管如此，周总理还是从我的几分钟打瞌睡中，发现一个普遍存在于中国代表团中的“问题”。
车队到达发罗拉宾馆后，一向体恤下属的周总理在宾馆大厅当众宣布：“访阿日程已经完成三分之二。这些天，同志们者非常辛苦劳累。经与谢胡同志车上商量：今天午饭后直到傍晚，不安排活动日程，大家好好睡个觉！”这几句了解下情、富有人情味的讲话，真的说到广大随行人员的心中了。
确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最需要的，不是想看什么，也不是想吃什么，而是想睡觉！
我个人因为在车中打了8分钟瞌睡而换来诸多同事们一个下午的“安心睡眠”，暗暗地感到欣慰。可是我们的总理，他催促别人午饭后休息，自己有没有想到同大家一样，享受这“机会均等”的午休待遇呢？
我来到房间准备休息，推开面向亚得里亚海的卧室楼窗，从位于高墩上的别墅楼上方，眺望大海，环顾周边，欣赏眼前冬季如春的景物。
正当我的紧张心情有所放松之际，忽见楼下花园台阶处走上来几个人，我定睛细看，发现其中穿灰色中山服的正是周总理。原来总理并不曾休息，而是同阿方警卫与联络员们到海滨的发罗拉宾馆花园内散步聊天，接触群众去了。我赶忙下楼，随周总理同行。
当晚，在霍查、谢胡等参加的发罗拉党政机关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周总理在同阿方主要领导人交谈的同时，又走出自己的席位，分别同出席宴会的当地反法西斯老战士、民间艺术家们广泛接触。
在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受到周总理关心的，岂止是他的年轻译员。他此次出访的广大下属中，还有一位年长的大人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在同阿领导人第一轮会谈结束时，正是1964年1月2日中午12点。阿方宣布当日下午2时半再次会谈。周总理有礼貌地向阿尔巴尼亚一号领导人霍查举手建议：下午会谈可否改为3时半，即推迟一小时举行，以便“让我们的陈老总有一个习惯性的午睡时间”。
1964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圆满结束对阿尔巴尼亚的正式访问。他又马不停蹄，行色匆匆地前往非洲一些友好国家访问，拓展新中国同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官方和民间外交关系去了。
（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