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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六金（1911—2003）， 福建省上杭县旧县乡新坊村人。1929年加入少年先锋队，参加本地农民运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0月随中央主力红军参加长征。
1936年1月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部部长，1937年5月任中共中央妇女部巡视员。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皖南、皖中、苏北、山东等地工作，担任过东南局妇女部巡视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干事。1948年4月，受命在山东青州大官营村的一个教堂里，负责筹办保育院。1949年，保育院迁至上海，更名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保育院。邓六金历任华东局机关保育院协理员、副院长、院长（至1953年2月）。
1953年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人事处副处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人事处副处长），中央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人事处副处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监察组副组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顾问等职务。1982年12月离休。
让后代们知道他们的先辈是从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走过来的，并且永远记住这段历史，这不仅是我，也是曾山同志的心愿。
准备长征，女同志体检我第一个合格
“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不会打仗，又不会用会打仗的军事指挥员，搞“洋”的那一套，推行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致使红军节节失利。1934年4月，中央苏区已缩小一大半，只剩下瑞金、石城、兴国、宁都、汀州、会昌和几块零星地方。7月，蒋介石用31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依然采取同敌人死打硬拼的战略战术。红军虽然英勇顽强，但终归寡不敌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红军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我在瑞金中央党校学习。一天，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李维汉）把我们几个在党校学习的女同志找到一起说：“我们中央苏区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你们几个女同志也要随中央机关到前方去。有三个条件，一是体质好，能背东西；二是不怕苦，能走路；三是必须到中央卫生部检查身体。”我们这些红军女战士，虽然思想比参加革命前解放了许多，但平生都没有检查过身体，害羞得很。听说体检还要脱上衣，还要用机器照心照肺，觉得特别难为情，大家真是硬着头皮接受体检，旧社会农村女子谁检查过身体呀！
在参加体检的女同志中，我是第一个被评为合格的，接到合格通知后特别高兴。之后，又有二十几个女同志接到身体合格的通知，还有相当一部分女同志身体不合格，主要原因是小脚不能走路，或者有病身体虚弱，只好留在后方。但要去的前方到底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一个领导同志说：“前方在哪里我也说不清，你们等通知吧，到时候就知道了。”还有人说这次红军要到外国去，我们问外国在哪里，那人也说不清。我们听了心里直犯嘀咕，还有些害怕，那个时候我们谁出过国呢。
一天，罗迈来给我们女同志谈话时说：“你们体检合格的将来是要去前方的。”听说要到前方去，我们都很兴奋，到前方就是打仗嘛。上级规定每个人只能带15斤东西，不能多，多余的东西自己处理，分给老百姓。过了两天，组织部开了个会，通知说部队就要出发，这次要打出苏区，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
开始长征，编入干部休养连
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的大多数人要出发了，也有部分同志要留下来就地坚持斗争。出发前，领导只是简单地说：要上前线去，打到白区去，准备反攻，保卫苏区。但是不管走的还是留的同志，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越来越严重的形势都有所了解，都深深地感到不安，明白这次出发不是一次短时期短距离的行动，很可能要长时期地分别。共同的战斗生活，深厚的阶级感情，使走和留的战友们一旦要分开，都依依惜别，互相拥抱着泪眼蒙眬地互道
珍重。
10月10日傍晚，部队开始行动。我斜背着一支马枪，身穿灰色军装，和大家一起来到集合点，要上前线了，心情很激动。贺臣作了动员，讲了行军纪律。晚上10点，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了长征。尽管是夜间秘密行军，但还是被根据地的群众知道了。当我们离开时，群众在河边搭起了浮桥，燃起无数的火把，涌在路边送别。我们和群众都是热泪盈眶，那种鱼水深情，恋恋不舍的场面，真是令人难忘。
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我知道的只有30名（尚有若干负责护理的妇女群众）。我和危秀英、吴富莲、刘彩香、钟月林等几位参加中央机关的队伍，分在卫生部。长征进入贵州后，我们一方面军女同志被集中起来，编入中央工作团，团长是董必武，副团长是徐特立。后来这个工作团被改编为干部休养连，侯政是连长，李坚真任指导员，吴仲廉任秘书。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殊的部队，既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也有中央首长的夫人，有师团级以上的伤病员，还有待产的孕妇。周恩来副主席曾多次下命令，要绝对保证我们这支特殊部队的安全。我在干部休养连是政治战士，负责宣传群众、筹粮筹款工作，还要寻找民夫，稳定民夫情绪，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的工作，责任很大。我们女战士个个尽职尽责，任劳任怨。缺少民夫时，我们就代民夫手搬肩扛。在为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30名女红军没有一个人掉队，除中途留下参加地方工作的外，其余27名女战士全部到达陕北。
刚出瑞金城，天就下起了大雨，衣服被淋湿了，道路也泥泞难行。但一想到很快要上前线，就什么都不怕了，心里默默想着：“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要走遍半个中国，要走两万五千里路。
从瑞金出发后，敌人的飞机在天上飞，后面有敌人追赶，白天不能走，我们只能夜行军。夜路我们都不会走，加上下雨路又滑，走一步摔一跤，行军速度很慢。从江西瑞金到湖南这么一段路，我们走了一个月，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就是这样，也没能摆脱被动局面。在穿越湘桂边界后不久，红军与围追的国民党军队在广西境内的湘江两岸打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浩浩荡荡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8.6万多人，经过湘江一战，仅剩下3万余人。 “马克思保佑我们”
“马克思保佑我们”这句话，是董必武发明的。那是长征才走出中央苏区的时候，一天，徐特立、危秀英、刘彩香、吴富莲、我以及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的女战士等围坐成一圈，正在江西省信丰县的一座山头上开会，听董老传达上级指示。突然一架敌机飞过头顶，投下一颗炸弹，炸弹正好落在我们围坐的圈子中间，离每个人还不到一米，幸好那颗炸弹没爆炸，落地时掀起的泥土泼洒在大家身上，董老的一条腿被埋在泥里，满脸满身都是土，危秀英的腿也被炸起来的土埋住。董老一边用毛巾擦眼睛，一边将腿从泥土里拔出来，风趣地说：“炸弹落地不开花，是因为有马克思保佑我们。马克思为什么保佑我们呢？是因为我们消灭敌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一边用手扒土把腿从泥土里拔出来，一边继续听传达。以后，董老的这句话就成了我们干部休养连的一句名言，一遇到化险为夷的事情，大家就会说：“是马克思保佑我们哩。”
因为伤员太多，我们只好找民夫来抬担架。一次，在行军途中突然从远处打来一排冷枪，一个民夫中弹牺牲，其他民夫扔下担架，四处逃散。我和危秀英等几个女战士只好抬起沉重的担架继续行军。一路上，工作紧张得很，我们既要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又要做伤病员和民夫的思想工作。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正护送几个伤员爬一座光秃秃的山坡，暴露了目标。一架敌机从云层里冲出来，呼啸着向我们扔炸弹，顿时泥土飞扬。幸亏炸弹又没有爆炸，但飞起的土石依然把我和危秀英的双腿埋住了。敌机飞走后，同志们把我和危秀英从土中拉了出来，大家互相拍打身上的泥土，看到几个伤员在路上呻吟，我们立即扔下自己的背包，背起伤员前进。要过赤水河了，河上有一条晃晃悠悠的浮桥。因为背着伤员，桥一晃动，几乎站立不住，只能一步一步爬着过了桥。过桥后我又抬起担架，翻了一座山才赶上部队。那次，我的手、腿都磨破了，累得吐血，但终于还是完成了任务。
“一定要赶上部队”
长征途中我得了痢疾，一天要上十几次茅厕，还发起了高烧，烧得迷迷糊糊的，身体虚弱得像是要瘫在地上，没有一点力气。领导把马让给我骑，但我骑不住，一上去就掉下来。当时部队缺医少药，有病只能自己扛。部队领导考虑到行军的紧急情况，要给我一些钱，把我留在老百姓家，等病好了再追赶部队。为了不连累部队，我对战友们说：“你们先走吧，别管我了，我在后面慢慢走，我死也要死在行军的路上。”当时，前方军情紧张，部队必须按照命令尽快转移。危秀英听说后跑过来搂住我，主动要求留下来陪我。我不同意，对她说：“秀英，你走吧，我已经走不动了，不能拖累你。”危秀英坚定地对领导说：“把六金交给我吧，有我在就有六金在，我们一定能够赶上大部队的，就是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最后，组织上同意危秀英留下来陪我，部队就匆匆出发了。
危秀英给我砍了一根树枝，削成手杖让我用，她搀扶着我深一脚浅一脚慢慢地沿着山路走。晚上，没有月光，没有星星，我们摸黑走了很长的路，我实在走不动了，就要瘦小的危秀英先走，但她说什么也不走，我们坐在路边相互依偎着熬过了最黑暗的一夜。第二天，我稍微有了一点精神，我们就起来赶路。走不动时就休息一会儿，能动了就继续往前赶，就这样走了四天四夜，也不知能不能赶上部队，嘴上不说，但我们两人心里都像着火一样急。我暗中发誓，一定要赶上部队！
最后，我们终于赶上了大部队。我和危秀英紧紧地抱在一起，高兴地流下了热泪。陈赓看见我们就迎了上来和我们热烈握手，十几个姐妹围了上来问寒问暖，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们的眼泪流个不停。这次化险为夷，我要特别感谢危秀英，是她救了我，没有危秀英的帮助，我那次就死在路上了。
朱德总司令带领我们采野菜
1935年夏季，我们过了大渡河。大家的粮食袋都空了，有十多天都是靠野菜汤度日，为了爬雪山，必须筹粮。有一天，朱德总司令带着我和危秀英、刘彩香等人去找藏胞买粮食。一路上，朱老总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辨别野菜的方法，并把能吃的野菜都采摘起来。这时的田野，都是光秃秃的，藏民的青稞已经收割完了，并把收获的粮食都藏了起来。我们走了很远的路才发现一块没收割干净的青稞地，原来是主人丢掉不要的。朱老总很高兴地说：“主人不要，我们要，但也要执行红军的纪律。”他要我们把20块光洋放在地里，并写了纸条，表示感谢和歉意。
这时候，我们收割青稞的女战士又累又饿，已经直不起腰了，朱老总让我们赶紧吃一把收割的青稞。于是，大家点起一堆火，把麦穗放在火上烤一烤，烧焦后将麦壳搓掉，一把一把地吃，吃得非常香。
爬雪山、过草地
四川宝兴县的夹金山是中央红军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米以上，山顶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杳无人烟。当地人把夹金山叫作“神仙山”，意思是除了神仙连鸟都飞不过去。上山前，休养连按照上级的要求补好衣服，准备了辣椒和白酒。上山那天早上，我们都喝了辣椒水，嘴里火辣辣的，身上也暖和起来。但越往山上走山势越陡，到了半山腰已是大雪封山，积雪很深，一脚踏下去，雪埋大腿处，每走一步都要喘一大口气。刚才在山下还是阳光灿烂，走到半山腰天气骤变，狂风卷着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山上空气稀薄，加上衣单天冷，步子越迈越艰难。我和危秀英、刘彩香等人互相搀扶着往上爬，回头一看伤病员上山更困难。我们几个女战士不顾爬雪山不准讲话、不准唱歌的规定，轮流用沙哑的声音鼓励伤病员，拉着、推着这些体弱的同志向上爬。就这样靠肩扛手拉，终于把伤、病的战友以及担架、药箱全部拉到山顶。到了山顶我累得吐了几口鲜血，把蔡畅大姐她们吓坏了，忙跑过来扶我。下山的时候，我简直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是在战友们的帮助下连滚带爬地滑到了山脚下。
草地看上去很壮观，一眼望去无边无际，全是绿色的野草。早上四五点钟，太阳升起，映照着绿茵茵的大草地，景色倒是很好看。但这里的草一墩墩地长着，野草下面就是黄汤水，不小心掉下去就会越陷越深。红军战士每人要背几十斤重的东西，那个艰难劲儿就别提啦。那些大的深水潭，有十几米或几十米大，上面有荒草覆盖，初看起来与其他草地区别不大，如果不是前面部队插好路标或危险标记，或目睹陷进去的骡马还在挣扎吼叫，根本分辨不出它是陷阱。我们身体好的女战士与需要照顾的老同志、伤病员结合起来，抓紧自己的拐棍，三五人一伙，五六人一团，手拉着手，相互搀扶着，缓慢地向前行进，以保证安全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即使这样连里还是有几位同志因伤病、饥饿、寒冷昏倒或跌滑进泥潭而牺牲了。 草地上宿营更困难，由于地上太潮湿，躺着睡觉肯定不行，我们练了一套本领，四个人背靠背站着睡。我们女战士还总结出这样睡觉有两大好处：一是后面、左面、右面都有依靠，身体又稍向后倾，睡着了不会往任何一方倒，睡得踏实；二是草地气候变化莫测，忽风忽雨，忽雪忽霜，大家背靠着背，可以相互取暖。
在草地，我们每天都饥饿难忍，只能喝几口冷水，拔青草、摘树叶或挖草根当作干粮边走边吃。每天到达宿营地，再疲劳也要找青草、树叶或草根，用脸盆熬成稀汤吃。但吃下后恶心、呕吐或肚子痛得打滚是常有的事。若遇上在干燥的地方宿营，我们就找老鼠洞，挖出老鼠熬汤果腹。没办法时，还把皮带等煮熟
吃掉。
在毛儿盖的沙窝，一天晚上我们煮了一些从山上采来的蘑菇，大家挺高兴地吃着，但不一会儿我们便觉得全身无力，头特别疼，想吐又吐不出来，一个个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原来采回来的是些毒蘑菇。当时危秀英从藏胞家里做宣传回来，看见我们躺着一动不动，以为睡着了。地上还留着一碗黑乎乎的蘑菇汤，她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对，赶快吐掉。回头拨弄我们，见我们一点反应都没有，她想可能是中毒了，急忙将大家的水壶集中起来到河沟里灌满了水，先将廖似光和我灌醒，接着又将团长、政委、参谋长和其余几个同志都灌醒了。
我们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决定北上抗日，张国焘却搞分裂。组织派我和刘彩香带四方面军的一个家属连北上。刚走了一天，这个家属连就走走停停，我们一遍又一遍做工作，但行军速度还是越来越慢。第三天，她们干脆不走了，她们说：“我们要等张政委（张国焘）的命令。”急得我们两人团团转，也没有领导可以请示。后来这个连的连长竟下令南下。我和刘采香急得哭起来，我们要她们北上，她们要我们南下，最后只能分手，我们俩继续北上追赶自己的队伍。出了草地后部队休整，在党支部会上，一个干部突然批评我们两人，说我们没能把四方面军的家属连带过来，甚至提议要开除我们的党籍。我们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她们是没有北上，但是我们已经尽力做了工作。最后还是党支部书记董必武主持公道，他站起来说：“四方面军不听中央的，四方面军的家属连也不会听邓六金的。邓六金她们很辛苦，也尽了最大的努力，该表扬她们才对。”听了董老的话，我终于忍不住心里的委屈，哭出了声。危秀英、钟月林等姐妹过来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董必武很理解我们女政治战士的艰辛，他把我的情况对李富春说了，其他领导也很理解，认为休养连的女政治战士长征一路异常辛苦，能够坚持走到今天已很不易，决定将女政治战士分送到各个军团，以便得到较好的照顾。之后，我被分到了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军团长的关心照顾下，走完了长征中最后一段路。
（编辑 王 兵）
1936年1月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部部长，1937年5月任中共中央妇女部巡视员。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皖南、皖中、苏北、山东等地工作，担任过东南局妇女部巡视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干事。1948年4月，受命在山东青州大官营村的一个教堂里，负责筹办保育院。1949年，保育院迁至上海，更名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保育院。邓六金历任华东局机关保育院协理员、副院长、院长（至1953年2月）。
1953年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人事处副处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人事处副处长），中央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人事处副处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监察组副组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顾问等职务。1982年12月离休。
让后代们知道他们的先辈是从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走过来的，并且永远记住这段历史，这不仅是我，也是曾山同志的心愿。
准备长征，女同志体检我第一个合格
“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不会打仗，又不会用会打仗的军事指挥员，搞“洋”的那一套，推行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致使红军节节失利。1934年4月，中央苏区已缩小一大半，只剩下瑞金、石城、兴国、宁都、汀州、会昌和几块零星地方。7月，蒋介石用31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依然采取同敌人死打硬拼的战略战术。红军虽然英勇顽强，但终归寡不敌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红军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我在瑞金中央党校学习。一天，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李维汉）把我们几个在党校学习的女同志找到一起说：“我们中央苏区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你们几个女同志也要随中央机关到前方去。有三个条件，一是体质好，能背东西；二是不怕苦，能走路；三是必须到中央卫生部检查身体。”我们这些红军女战士，虽然思想比参加革命前解放了许多，但平生都没有检查过身体，害羞得很。听说体检还要脱上衣，还要用机器照心照肺，觉得特别难为情，大家真是硬着头皮接受体检，旧社会农村女子谁检查过身体呀！
在参加体检的女同志中，我是第一个被评为合格的，接到合格通知后特别高兴。之后，又有二十几个女同志接到身体合格的通知，还有相当一部分女同志身体不合格，主要原因是小脚不能走路，或者有病身体虚弱，只好留在后方。但要去的前方到底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一个领导同志说：“前方在哪里我也说不清，你们等通知吧，到时候就知道了。”还有人说这次红军要到外国去，我们问外国在哪里，那人也说不清。我们听了心里直犯嘀咕，还有些害怕，那个时候我们谁出过国呢。
一天，罗迈来给我们女同志谈话时说：“你们体检合格的将来是要去前方的。”听说要到前方去，我们都很兴奋，到前方就是打仗嘛。上级规定每个人只能带15斤东西，不能多，多余的东西自己处理，分给老百姓。过了两天，组织部开了个会，通知说部队就要出发，这次要打出苏区，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
开始长征，编入干部休养连
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的大多数人要出发了，也有部分同志要留下来就地坚持斗争。出发前，领导只是简单地说：要上前线去，打到白区去，准备反攻，保卫苏区。但是不管走的还是留的同志，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越来越严重的形势都有所了解，都深深地感到不安，明白这次出发不是一次短时期短距离的行动，很可能要长时期地分别。共同的战斗生活，深厚的阶级感情，使走和留的战友们一旦要分开，都依依惜别，互相拥抱着泪眼蒙眬地互道
珍重。
10月10日傍晚，部队开始行动。我斜背着一支马枪，身穿灰色军装，和大家一起来到集合点，要上前线了，心情很激动。贺臣作了动员，讲了行军纪律。晚上10点，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了长征。尽管是夜间秘密行军，但还是被根据地的群众知道了。当我们离开时，群众在河边搭起了浮桥，燃起无数的火把，涌在路边送别。我们和群众都是热泪盈眶，那种鱼水深情，恋恋不舍的场面，真是令人难忘。
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我知道的只有30名（尚有若干负责护理的妇女群众）。我和危秀英、吴富莲、刘彩香、钟月林等几位参加中央机关的队伍，分在卫生部。长征进入贵州后，我们一方面军女同志被集中起来，编入中央工作团，团长是董必武，副团长是徐特立。后来这个工作团被改编为干部休养连，侯政是连长，李坚真任指导员，吴仲廉任秘书。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殊的部队，既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也有中央首长的夫人，有师团级以上的伤病员，还有待产的孕妇。周恩来副主席曾多次下命令，要绝对保证我们这支特殊部队的安全。我在干部休养连是政治战士，负责宣传群众、筹粮筹款工作，还要寻找民夫，稳定民夫情绪，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的工作，责任很大。我们女战士个个尽职尽责，任劳任怨。缺少民夫时，我们就代民夫手搬肩扛。在为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30名女红军没有一个人掉队，除中途留下参加地方工作的外，其余27名女战士全部到达陕北。
刚出瑞金城，天就下起了大雨，衣服被淋湿了，道路也泥泞难行。但一想到很快要上前线，就什么都不怕了，心里默默想着：“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要走遍半个中国，要走两万五千里路。
从瑞金出发后，敌人的飞机在天上飞，后面有敌人追赶，白天不能走，我们只能夜行军。夜路我们都不会走，加上下雨路又滑，走一步摔一跤，行军速度很慢。从江西瑞金到湖南这么一段路，我们走了一个月，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就是这样，也没能摆脱被动局面。在穿越湘桂边界后不久，红军与围追的国民党军队在广西境内的湘江两岸打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浩浩荡荡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8.6万多人，经过湘江一战，仅剩下3万余人。 “马克思保佑我们”
“马克思保佑我们”这句话，是董必武发明的。那是长征才走出中央苏区的时候，一天，徐特立、危秀英、刘彩香、吴富莲、我以及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的女战士等围坐成一圈，正在江西省信丰县的一座山头上开会，听董老传达上级指示。突然一架敌机飞过头顶，投下一颗炸弹，炸弹正好落在我们围坐的圈子中间，离每个人还不到一米，幸好那颗炸弹没爆炸，落地时掀起的泥土泼洒在大家身上，董老的一条腿被埋在泥里，满脸满身都是土，危秀英的腿也被炸起来的土埋住。董老一边用毛巾擦眼睛，一边将腿从泥土里拔出来，风趣地说：“炸弹落地不开花，是因为有马克思保佑我们。马克思为什么保佑我们呢？是因为我们消灭敌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一边用手扒土把腿从泥土里拔出来，一边继续听传达。以后，董老的这句话就成了我们干部休养连的一句名言，一遇到化险为夷的事情，大家就会说：“是马克思保佑我们哩。”
因为伤员太多，我们只好找民夫来抬担架。一次，在行军途中突然从远处打来一排冷枪，一个民夫中弹牺牲，其他民夫扔下担架，四处逃散。我和危秀英等几个女战士只好抬起沉重的担架继续行军。一路上，工作紧张得很，我们既要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又要做伤病员和民夫的思想工作。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正护送几个伤员爬一座光秃秃的山坡，暴露了目标。一架敌机从云层里冲出来，呼啸着向我们扔炸弹，顿时泥土飞扬。幸亏炸弹又没有爆炸，但飞起的土石依然把我和危秀英的双腿埋住了。敌机飞走后，同志们把我和危秀英从土中拉了出来，大家互相拍打身上的泥土，看到几个伤员在路上呻吟，我们立即扔下自己的背包，背起伤员前进。要过赤水河了，河上有一条晃晃悠悠的浮桥。因为背着伤员，桥一晃动，几乎站立不住，只能一步一步爬着过了桥。过桥后我又抬起担架，翻了一座山才赶上部队。那次，我的手、腿都磨破了，累得吐血，但终于还是完成了任务。
“一定要赶上部队”
长征途中我得了痢疾，一天要上十几次茅厕，还发起了高烧，烧得迷迷糊糊的，身体虚弱得像是要瘫在地上，没有一点力气。领导把马让给我骑，但我骑不住，一上去就掉下来。当时部队缺医少药，有病只能自己扛。部队领导考虑到行军的紧急情况，要给我一些钱，把我留在老百姓家，等病好了再追赶部队。为了不连累部队，我对战友们说：“你们先走吧，别管我了，我在后面慢慢走，我死也要死在行军的路上。”当时，前方军情紧张，部队必须按照命令尽快转移。危秀英听说后跑过来搂住我，主动要求留下来陪我。我不同意，对她说：“秀英，你走吧，我已经走不动了，不能拖累你。”危秀英坚定地对领导说：“把六金交给我吧，有我在就有六金在，我们一定能够赶上大部队的，就是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最后，组织上同意危秀英留下来陪我，部队就匆匆出发了。
危秀英给我砍了一根树枝，削成手杖让我用，她搀扶着我深一脚浅一脚慢慢地沿着山路走。晚上，没有月光，没有星星，我们摸黑走了很长的路，我实在走不动了，就要瘦小的危秀英先走，但她说什么也不走，我们坐在路边相互依偎着熬过了最黑暗的一夜。第二天，我稍微有了一点精神，我们就起来赶路。走不动时就休息一会儿，能动了就继续往前赶，就这样走了四天四夜，也不知能不能赶上部队，嘴上不说，但我们两人心里都像着火一样急。我暗中发誓，一定要赶上部队！
最后，我们终于赶上了大部队。我和危秀英紧紧地抱在一起，高兴地流下了热泪。陈赓看见我们就迎了上来和我们热烈握手，十几个姐妹围了上来问寒问暖，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们的眼泪流个不停。这次化险为夷，我要特别感谢危秀英，是她救了我，没有危秀英的帮助，我那次就死在路上了。
朱德总司令带领我们采野菜
1935年夏季，我们过了大渡河。大家的粮食袋都空了，有十多天都是靠野菜汤度日，为了爬雪山，必须筹粮。有一天，朱德总司令带着我和危秀英、刘彩香等人去找藏胞买粮食。一路上，朱老总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辨别野菜的方法，并把能吃的野菜都采摘起来。这时的田野，都是光秃秃的，藏民的青稞已经收割完了，并把收获的粮食都藏了起来。我们走了很远的路才发现一块没收割干净的青稞地，原来是主人丢掉不要的。朱老总很高兴地说：“主人不要，我们要，但也要执行红军的纪律。”他要我们把20块光洋放在地里，并写了纸条，表示感谢和歉意。
这时候，我们收割青稞的女战士又累又饿，已经直不起腰了，朱老总让我们赶紧吃一把收割的青稞。于是，大家点起一堆火，把麦穗放在火上烤一烤，烧焦后将麦壳搓掉，一把一把地吃，吃得非常香。
爬雪山、过草地
四川宝兴县的夹金山是中央红军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米以上，山顶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杳无人烟。当地人把夹金山叫作“神仙山”，意思是除了神仙连鸟都飞不过去。上山前，休养连按照上级的要求补好衣服，准备了辣椒和白酒。上山那天早上，我们都喝了辣椒水，嘴里火辣辣的，身上也暖和起来。但越往山上走山势越陡，到了半山腰已是大雪封山，积雪很深，一脚踏下去，雪埋大腿处，每走一步都要喘一大口气。刚才在山下还是阳光灿烂，走到半山腰天气骤变，狂风卷着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山上空气稀薄，加上衣单天冷，步子越迈越艰难。我和危秀英、刘彩香等人互相搀扶着往上爬，回头一看伤病员上山更困难。我们几个女战士不顾爬雪山不准讲话、不准唱歌的规定，轮流用沙哑的声音鼓励伤病员，拉着、推着这些体弱的同志向上爬。就这样靠肩扛手拉，终于把伤、病的战友以及担架、药箱全部拉到山顶。到了山顶我累得吐了几口鲜血，把蔡畅大姐她们吓坏了，忙跑过来扶我。下山的时候，我简直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是在战友们的帮助下连滚带爬地滑到了山脚下。
草地看上去很壮观，一眼望去无边无际，全是绿色的野草。早上四五点钟，太阳升起，映照着绿茵茵的大草地，景色倒是很好看。但这里的草一墩墩地长着，野草下面就是黄汤水，不小心掉下去就会越陷越深。红军战士每人要背几十斤重的东西，那个艰难劲儿就别提啦。那些大的深水潭，有十几米或几十米大，上面有荒草覆盖，初看起来与其他草地区别不大，如果不是前面部队插好路标或危险标记，或目睹陷进去的骡马还在挣扎吼叫，根本分辨不出它是陷阱。我们身体好的女战士与需要照顾的老同志、伤病员结合起来，抓紧自己的拐棍，三五人一伙，五六人一团，手拉着手，相互搀扶着，缓慢地向前行进，以保证安全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即使这样连里还是有几位同志因伤病、饥饿、寒冷昏倒或跌滑进泥潭而牺牲了。 草地上宿营更困难，由于地上太潮湿，躺着睡觉肯定不行，我们练了一套本领，四个人背靠背站着睡。我们女战士还总结出这样睡觉有两大好处：一是后面、左面、右面都有依靠，身体又稍向后倾，睡着了不会往任何一方倒，睡得踏实；二是草地气候变化莫测，忽风忽雨，忽雪忽霜，大家背靠着背，可以相互取暖。
在草地，我们每天都饥饿难忍，只能喝几口冷水，拔青草、摘树叶或挖草根当作干粮边走边吃。每天到达宿营地，再疲劳也要找青草、树叶或草根，用脸盆熬成稀汤吃。但吃下后恶心、呕吐或肚子痛得打滚是常有的事。若遇上在干燥的地方宿营，我们就找老鼠洞，挖出老鼠熬汤果腹。没办法时，还把皮带等煮熟
吃掉。
在毛儿盖的沙窝，一天晚上我们煮了一些从山上采来的蘑菇，大家挺高兴地吃着，但不一会儿我们便觉得全身无力，头特别疼，想吐又吐不出来，一个个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原来采回来的是些毒蘑菇。当时危秀英从藏胞家里做宣传回来，看见我们躺着一动不动，以为睡着了。地上还留着一碗黑乎乎的蘑菇汤，她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对，赶快吐掉。回头拨弄我们，见我们一点反应都没有，她想可能是中毒了，急忙将大家的水壶集中起来到河沟里灌满了水，先将廖似光和我灌醒，接着又将团长、政委、参谋长和其余几个同志都灌醒了。
我们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决定北上抗日，张国焘却搞分裂。组织派我和刘彩香带四方面军的一个家属连北上。刚走了一天，这个家属连就走走停停，我们一遍又一遍做工作，但行军速度还是越来越慢。第三天，她们干脆不走了，她们说：“我们要等张政委（张国焘）的命令。”急得我们两人团团转，也没有领导可以请示。后来这个连的连长竟下令南下。我和刘采香急得哭起来，我们要她们北上，她们要我们南下，最后只能分手，我们俩继续北上追赶自己的队伍。出了草地后部队休整，在党支部会上，一个干部突然批评我们两人，说我们没能把四方面军的家属连带过来，甚至提议要开除我们的党籍。我们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她们是没有北上，但是我们已经尽力做了工作。最后还是党支部书记董必武主持公道，他站起来说：“四方面军不听中央的，四方面军的家属连也不会听邓六金的。邓六金她们很辛苦，也尽了最大的努力，该表扬她们才对。”听了董老的话，我终于忍不住心里的委屈，哭出了声。危秀英、钟月林等姐妹过来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董必武很理解我们女政治战士的艰辛，他把我的情况对李富春说了，其他领导也很理解，认为休养连的女政治战士长征一路异常辛苦，能够坚持走到今天已很不易，决定将女政治战士分送到各个军团，以便得到较好的照顾。之后，我被分到了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军团长的关心照顾下，走完了长征中最后一段路。
（编辑 王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