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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环境来看，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有赖于整个社会信息透明：从内部结构来看，如果不改变单项征税制度，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收入，确定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那么，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成本将会大大提高。
2006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共完成2452．32亿元。比上年增长17．1％．这表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1600元之后，个人所得税仍保持增长的势头。
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无疑减轻了工薪阶层的负担，而对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采取自行申报纳税制度，则加大了对高收入阶层的监管。但是，这项改革面临两大挑战：首先，对于那些收入多样化的群体来说，这项改革增加了他们的纳税义务，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道德和法律风险。
自行申报纳税当然是一种国际普遍推行的纳税制度。
但是，由于中国许多交易采用现金交易的方式，即时结清，所以，如果主动申报个人收入，那么，将会导致交易相对人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在纳税环节产生的“囚徒困境”，值得决策者认真反思。中国当前的市场交易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大量的偶然所得往往通过现金支付，根本没有进入金融机构和税务机关的视野。
实行高收入阶层自行申报纳税，可能将一些灰色交易变成黑色交易，使中国的自行纳税制度面临破产。如果不改变整个社会金融体制，逐步减少现金交易，杜绝体制外的交易，那么，自行申报纳税制度就会变成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曾经有一位知名人士向笔者诉苦，年终岁末参加会议，收取的红包是否应该纳税，如果纳税会不会给举办单位增加麻烦。这种道德上的挣扎和法律中的暗示，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单兵突进，已经触及到了“天花板”。
其次，对那些工资、薪金所得虽然很高，但家庭负担沉重的纳税人而言，如实申报个人所得可能会面临经济上的压力。一些农村出来的高收入者，不得不承担整个家族的养老和日常生活费用，而且还要偿还读书期间积累下来的债务。如果这些人必须申报纳税，那么，他们的实际收入将远远低于那些没有家庭负担者。如果不尽快实行综合纳税制度，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情况，制定个人所得税缴纳扣除标准，那么，个人所得税制度必将遭到这些人的抵制。
总之，从外部环境来看，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有赖于整个社会信息透明：从内部结构来看，如果不改变单项征税制度，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收入，确定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那么，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成本将会大大提高。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实行综合申报，根据家庭成员收入情况确定扣除标准，那么在操作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大量的私下交易，从而导致国家税收流失。的确，中国当前税收制度改革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整个社会信息不对称，许多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在中国却不能很好推行。然而，如果过分夸大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信息缺陷，不思进取，在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满足现状，那么，必将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矛盾，降低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的功能，损害个人所得税法的尊严。
实行家庭综合收入纳税制度，虽然存在一定的难度，但由于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户籍管理制度，所以，只要户籍管理机关与税务机关通力配合，就一定能够建立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核算机制。
个人所得税法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引导社会价值观念的作用。如果实行个人所得综合纳税，并且考虑到家庭成员的收入状况，那么，可引导纳税人更多地关注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为巩固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营造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西方国家稳定社会结构的形成，科学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功不可沒。在纳税季节，通过填报个人所得税申报表，那些主要依靠工资、薪金收入的普通百姓，会筹划整个家庭未来的发展计划，会根据自己未来预期所得，而考虑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在个人所得税制度稳定、个人预期收入稳定的情况下，人们会安居乐业，并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社区居民自治团体，管理自己的家园。所以，决策者应当善用个人所得税制度，通过个人所得税的间接引导作用，促使整个社会逐渐进入到注重公平、倡导和谐的状态。
(摘自《新京报》2007．1．9)
2006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共完成2452．32亿元。比上年增长17．1％．这表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1600元之后，个人所得税仍保持增长的势头。
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无疑减轻了工薪阶层的负担，而对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采取自行申报纳税制度，则加大了对高收入阶层的监管。但是，这项改革面临两大挑战：首先，对于那些收入多样化的群体来说，这项改革增加了他们的纳税义务，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道德和法律风险。
自行申报纳税当然是一种国际普遍推行的纳税制度。
但是，由于中国许多交易采用现金交易的方式，即时结清，所以，如果主动申报个人收入，那么，将会导致交易相对人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在纳税环节产生的“囚徒困境”，值得决策者认真反思。中国当前的市场交易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大量的偶然所得往往通过现金支付，根本没有进入金融机构和税务机关的视野。
实行高收入阶层自行申报纳税，可能将一些灰色交易变成黑色交易，使中国的自行纳税制度面临破产。如果不改变整个社会金融体制，逐步减少现金交易，杜绝体制外的交易，那么，自行申报纳税制度就会变成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曾经有一位知名人士向笔者诉苦，年终岁末参加会议，收取的红包是否应该纳税，如果纳税会不会给举办单位增加麻烦。这种道德上的挣扎和法律中的暗示，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单兵突进，已经触及到了“天花板”。
其次，对那些工资、薪金所得虽然很高，但家庭负担沉重的纳税人而言，如实申报个人所得可能会面临经济上的压力。一些农村出来的高收入者，不得不承担整个家族的养老和日常生活费用，而且还要偿还读书期间积累下来的债务。如果这些人必须申报纳税，那么，他们的实际收入将远远低于那些没有家庭负担者。如果不尽快实行综合纳税制度，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情况，制定个人所得税缴纳扣除标准，那么，个人所得税制度必将遭到这些人的抵制。
总之，从外部环境来看，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有赖于整个社会信息透明：从内部结构来看，如果不改变单项征税制度，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收入，确定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那么，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成本将会大大提高。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实行综合申报，根据家庭成员收入情况确定扣除标准，那么在操作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大量的私下交易，从而导致国家税收流失。的确，中国当前税收制度改革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整个社会信息不对称，许多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在中国却不能很好推行。然而，如果过分夸大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信息缺陷，不思进取，在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满足现状，那么，必将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矛盾，降低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的功能，损害个人所得税法的尊严。
实行家庭综合收入纳税制度，虽然存在一定的难度，但由于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户籍管理制度，所以，只要户籍管理机关与税务机关通力配合，就一定能够建立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核算机制。
个人所得税法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引导社会价值观念的作用。如果实行个人所得综合纳税，并且考虑到家庭成员的收入状况，那么，可引导纳税人更多地关注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为巩固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营造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西方国家稳定社会结构的形成，科学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功不可沒。在纳税季节，通过填报个人所得税申报表，那些主要依靠工资、薪金收入的普通百姓，会筹划整个家庭未来的发展计划，会根据自己未来预期所得，而考虑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在个人所得税制度稳定、个人预期收入稳定的情况下，人们会安居乐业，并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社区居民自治团体，管理自己的家园。所以，决策者应当善用个人所得税制度，通过个人所得税的间接引导作用，促使整个社会逐渐进入到注重公平、倡导和谐的状态。
(摘自《新京报》20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