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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青铜的凯恩斯头像，一整面贴满了因严重通胀而作废的各国纸币的墙，这是62岁的斯坦利·费希尔一一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办公室所有引人注目的陈设。
他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著有《宏观经济学》一书；他与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费尔普斯等人一起奠定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础。
他也是国际金融市场少数真正堪称领袖的人，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美国花旗集团副董事长。
他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出生于非洲的肯尼亚，能讲流利的希伯来语，曾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帮助以色列成功控制了上世纪80年代3位数的通货膨胀。2005年4月，受以色列首相邀请加入以色列国籍。当年5月1日，在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三小时后，费希尔旋即就任以色列央行行长。
2006年11月27日下午，斯坦利-费希尔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中央银行大楼的顶层。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采访最后，他称我们为“经济系的学生”。
不可思议的增长能否持续
经济观察报：日本經济泡沫在1980年代开始破灭，迄今元气未复，目前国际社会有不少人担心，中国可能会是下一个泡沫，您怎么看?
费希尔：日本90年代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与房地产泡沫、超低的利率和日本当时的外汇政策相关。但我认为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中国的汇率控制得很好。
中国经济不存在大的威胁，不会发生日本90年代那样的衰退。但是10％的增长速度，也不可能永久持续。农村开发将给经济带来较低的增长速度。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应该慢慢走，别着急。
经济观察报：从您最近20年访问中国的印象来看，您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没有受到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中国经济改革和您的研究在哪些方面一致?哪些方面不一致?您如何看待那些不一致?
费希尔：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88年，此后还去过几次。最深刻的印象当然是中国不可思议的经济增长速度。我记得第一次从机场坐车进北京市的时候，沿途的建筑并不现代，马路崎岖不平还有破损的卡车，那时候的北京还相当不发达。现在有很多高速路，从北京开车到上海也成为一种可能，与以前大不一样。我想中国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我还想起来一件事，1988年我在世界银行的时候曾经访问过中国，当时政府官员的衣着与70年代或60年代差不多，现在的中国政府官员都穿西装，看上去很有修养，很干练，与之前大相径庭。
如果说到经济学。我想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周期有很大关系。我的观点可能和中国有些观点不太一样，我认为自主性和创造性对企业而言至关重要。如果人们充分发挥其自主性，意识到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么经济效果就很不一样。20多年前，人们经常问“为什么聪明的犹太商人在以色列就不工作呢?”后来以色列政府开放了，人们才充分发挥自主性。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答案也应该是一样的。
经济观察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很主要因素是出口和投资。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为此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试图通过刺激农村消费解决问题。但事实上，整个国家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不够充分。您怎么看待中国的这个问题?
费希尔：再过20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是否还会持续，这很难说。所以，中国的出口政策应当作出相应调整，利润也会相对减小。这些都会影响中国的外汇政策。我认为，中国的投资规模很大，但是目前中国国内的需求增长却赶不上其步伐。我知道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应对这些问题，可是，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成熟的消费保障体制，如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等，所以老百姓不敢花钱。中国的活期存款规模是惊人的，如果消费保障体制能够建立起来，刺激国民消费就会容易一些。
人民币升值不能一气呵成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待中国的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问题及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问题?
费希尔：这三点其实涉及到相同的问题。中国政府实施的发展策略就是增加出口收入，维持外汇稳定，所以中国的外汇储备当然就会很高。外界呼吁人民币升值，这会影响到中国内部的策略及经济增长。人民币应该充分升值，但是不应该一气呵成，否则会对经济造成影响。如果升值太快的话就会像当年日本一样，导致国内利率不稳。日元80年代的升值引发了经济衰退，因而不得不下调利率，最终出现零利率的现象。
经济观察报：人民币升值的话就会影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费希尔：如果这样，那么出路就是把出口增长变为国内消费增长。现在的问题是，活期存款的规模有多大?不可能固定住人民币的汇率，然后让活期存款增加，因此要让人民币升值。
金融改革还有很多险阻
经济观察报：您是金融开放的倡导者，也是东亚金融危机解决方案的决策者。有人反思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将之理解为金融自由化的产物。遥想过去，将近10年后的今天，您会做出跟当时同样的决策吗?
费希尔：从整体的情况来看，我想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具体来看，如财政政策、泰国及韩国，则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整体情况，包括金融体系的快速改革，我想会的，我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经济观察报：风险管理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您认为中国在金融体制改革中怎么才能控制住风险?中国应该如何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费希尔：我认为有两种途径：一是必须要有一个强健的宏观调控体制；二是要有充分的国内储蓄、外汇储备及合理的预算体制。中国在宏观调控方面没有问题。金融危机主要来源于宏观调控系统及脆弱的金融系统。在中国，你们有高额的经常账户余额及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但是这并不能降低风险。与泰国不同，泰国的风险在于外汇储备非常不足，墨西哥也是。
几年前你们的金融体系很脆弱，银行有大量的不良贷款。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对几大银行注资重组，并加强了银行管理的规章条例。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稳定金融系统。现在的中国有良好的宏观调控，并正着手加强金融系统的管理，在下一步开放外汇管理体制时，必须要谨慎。中国不像其他经济体，你们没有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动。我认为如果中国想在20年或25年内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资本自由流动、灵活的外汇机制，就像伦敦、纽约那样。
经济观察报：您刚才提到金融改革的两个方面，包括不太强大的银行体系，中国的办法是通过注资改制和让商业银行海外上市来壮大银行，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中国的银行还应该做些什么? 费希尔：你们的银行太薄弱了。由于你们的储蓄率很高，相对于经济规模，你们的银行在经济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如果中国的银行业强大了，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距成功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然后逐渐加强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如投资银行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等，然后将金融服务扩大至农村地区，整个金融体系都会得到加强。
经济观察报：2006年12月11号，外资银行将可以在中国开办人民币業务，中国的银行很快将面临来自国外同业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的银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外资银行的竞争?
费希尔：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办人民币业务的情况还不是很好，像花旗银行等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特别小。外资银行带来的竞争对中国国内银行是件好事，外资银行将向中国引进成熟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以后，竞争确实变得更加激烈了，因为外资银行的规模、资金流动及办事效率可能会比中国的银行更高。
“外来和尚”的“经文”
经济观察报：听说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向您讨教过他们国家经济存在的问题，请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领导人有没有向您请教过中国发展的问题?您出了些什么主意?
费希尔：我曾与各国的领导人有过很多接触。我还在花旗集团的时候，曾经访问过中国，也曾讨论过中国金融体制如何建立的问题。我的建议是通过货币政策、储备率、灵活的外汇机制来解决。中国的官员在倾听国外建议方面堪称专家，但是实际行动未必完全采纳听到的建议。当然，这么做完全正确。
经济观察报：您曾经是美国公民，现在却是以色列央行行长。如果有一天中国人民希望您来当中国的央行行长，您愿意吗?
费希尔：哈哈，掌握希伯来语已经很难，我可不想学习更难的中文。虽然这是个假想，但我知道这是很高的荣誉。回到您刚才的假设，周小川先生比我年轻很多，就算我退休了，他还能做很多年，因此，你们并不需要我。
我希望你们报道的时候，能够提及以色列的经济发展。虽然以色列的经济发展不能和中国10％的增长速度媲美，但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是健康的、稳定的，尤其在高科技领域，以色列非常引人注目。
经济观察报：最后一个问题，您和他人合著的《宏观经济学》在中国拥有很多的读者，是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的必读书，您能给您的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学博士生一些什么建议?
费希尔：至于建议，第一，我想读任何一本书都必须多做练习，否则你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书的内容。第二，要多思考，要考虑如何将理论与你们国家的现实结合起来。我看你们都像是经济系的学生。
(摘自《经济观察报》2007．1．8)
他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著有《宏观经济学》一书；他与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费尔普斯等人一起奠定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础。
他也是国际金融市场少数真正堪称领袖的人，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美国花旗集团副董事长。
他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出生于非洲的肯尼亚，能讲流利的希伯来语，曾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帮助以色列成功控制了上世纪80年代3位数的通货膨胀。2005年4月，受以色列首相邀请加入以色列国籍。当年5月1日，在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三小时后，费希尔旋即就任以色列央行行长。
2006年11月27日下午，斯坦利-费希尔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中央银行大楼的顶层。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采访最后，他称我们为“经济系的学生”。
不可思议的增长能否持续
经济观察报：日本經济泡沫在1980年代开始破灭，迄今元气未复，目前国际社会有不少人担心，中国可能会是下一个泡沫，您怎么看?
费希尔：日本90年代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与房地产泡沫、超低的利率和日本当时的外汇政策相关。但我认为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中国的汇率控制得很好。
中国经济不存在大的威胁，不会发生日本90年代那样的衰退。但是10％的增长速度，也不可能永久持续。农村开发将给经济带来较低的增长速度。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应该慢慢走，别着急。
经济观察报：从您最近20年访问中国的印象来看，您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没有受到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中国经济改革和您的研究在哪些方面一致?哪些方面不一致?您如何看待那些不一致?
费希尔：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88年，此后还去过几次。最深刻的印象当然是中国不可思议的经济增长速度。我记得第一次从机场坐车进北京市的时候，沿途的建筑并不现代，马路崎岖不平还有破损的卡车，那时候的北京还相当不发达。现在有很多高速路，从北京开车到上海也成为一种可能，与以前大不一样。我想中国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我还想起来一件事，1988年我在世界银行的时候曾经访问过中国，当时政府官员的衣着与70年代或60年代差不多，现在的中国政府官员都穿西装，看上去很有修养，很干练，与之前大相径庭。
如果说到经济学。我想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周期有很大关系。我的观点可能和中国有些观点不太一样，我认为自主性和创造性对企业而言至关重要。如果人们充分发挥其自主性，意识到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么经济效果就很不一样。20多年前，人们经常问“为什么聪明的犹太商人在以色列就不工作呢?”后来以色列政府开放了，人们才充分发挥自主性。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答案也应该是一样的。
经济观察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很主要因素是出口和投资。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为此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试图通过刺激农村消费解决问题。但事实上，整个国家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不够充分。您怎么看待中国的这个问题?
费希尔：再过20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是否还会持续，这很难说。所以，中国的出口政策应当作出相应调整，利润也会相对减小。这些都会影响中国的外汇政策。我认为，中国的投资规模很大，但是目前中国国内的需求增长却赶不上其步伐。我知道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应对这些问题，可是，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成熟的消费保障体制，如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等，所以老百姓不敢花钱。中国的活期存款规模是惊人的，如果消费保障体制能够建立起来，刺激国民消费就会容易一些。
人民币升值不能一气呵成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待中国的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问题及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问题?
费希尔：这三点其实涉及到相同的问题。中国政府实施的发展策略就是增加出口收入，维持外汇稳定，所以中国的外汇储备当然就会很高。外界呼吁人民币升值，这会影响到中国内部的策略及经济增长。人民币应该充分升值，但是不应该一气呵成，否则会对经济造成影响。如果升值太快的话就会像当年日本一样，导致国内利率不稳。日元80年代的升值引发了经济衰退，因而不得不下调利率，最终出现零利率的现象。
经济观察报：人民币升值的话就会影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费希尔：如果这样，那么出路就是把出口增长变为国内消费增长。现在的问题是，活期存款的规模有多大?不可能固定住人民币的汇率，然后让活期存款增加，因此要让人民币升值。
金融改革还有很多险阻
经济观察报：您是金融开放的倡导者，也是东亚金融危机解决方案的决策者。有人反思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将之理解为金融自由化的产物。遥想过去，将近10年后的今天，您会做出跟当时同样的决策吗?
费希尔：从整体的情况来看，我想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具体来看，如财政政策、泰国及韩国，则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整体情况，包括金融体系的快速改革，我想会的，我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经济观察报：风险管理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您认为中国在金融体制改革中怎么才能控制住风险?中国应该如何稳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费希尔：我认为有两种途径：一是必须要有一个强健的宏观调控体制；二是要有充分的国内储蓄、外汇储备及合理的预算体制。中国在宏观调控方面没有问题。金融危机主要来源于宏观调控系统及脆弱的金融系统。在中国，你们有高额的经常账户余额及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但是这并不能降低风险。与泰国不同，泰国的风险在于外汇储备非常不足，墨西哥也是。
几年前你们的金融体系很脆弱，银行有大量的不良贷款。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对几大银行注资重组，并加强了银行管理的规章条例。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稳定金融系统。现在的中国有良好的宏观调控，并正着手加强金融系统的管理，在下一步开放外汇管理体制时，必须要谨慎。中国不像其他经济体，你们没有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动。我认为如果中国想在20年或25年内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资本自由流动、灵活的外汇机制，就像伦敦、纽约那样。
经济观察报：您刚才提到金融改革的两个方面，包括不太强大的银行体系，中国的办法是通过注资改制和让商业银行海外上市来壮大银行，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中国的银行还应该做些什么? 费希尔：你们的银行太薄弱了。由于你们的储蓄率很高，相对于经济规模，你们的银行在经济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如果中国的银行业强大了，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距成功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然后逐渐加强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如投资银行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等，然后将金融服务扩大至农村地区，整个金融体系都会得到加强。
经济观察报：2006年12月11号，外资银行将可以在中国开办人民币業务，中国的银行很快将面临来自国外同业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的银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外资银行的竞争?
费希尔：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办人民币业务的情况还不是很好，像花旗银行等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特别小。外资银行带来的竞争对中国国内银行是件好事，外资银行将向中国引进成熟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以后，竞争确实变得更加激烈了，因为外资银行的规模、资金流动及办事效率可能会比中国的银行更高。
“外来和尚”的“经文”
经济观察报：听说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向您讨教过他们国家经济存在的问题，请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领导人有没有向您请教过中国发展的问题?您出了些什么主意?
费希尔：我曾与各国的领导人有过很多接触。我还在花旗集团的时候，曾经访问过中国，也曾讨论过中国金融体制如何建立的问题。我的建议是通过货币政策、储备率、灵活的外汇机制来解决。中国的官员在倾听国外建议方面堪称专家，但是实际行动未必完全采纳听到的建议。当然，这么做完全正确。
经济观察报：您曾经是美国公民，现在却是以色列央行行长。如果有一天中国人民希望您来当中国的央行行长，您愿意吗?
费希尔：哈哈，掌握希伯来语已经很难，我可不想学习更难的中文。虽然这是个假想，但我知道这是很高的荣誉。回到您刚才的假设，周小川先生比我年轻很多，就算我退休了，他还能做很多年，因此，你们并不需要我。
我希望你们报道的时候，能够提及以色列的经济发展。虽然以色列的经济发展不能和中国10％的增长速度媲美，但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是健康的、稳定的，尤其在高科技领域，以色列非常引人注目。
经济观察报：最后一个问题，您和他人合著的《宏观经济学》在中国拥有很多的读者，是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的必读书，您能给您的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学博士生一些什么建议?
费希尔：至于建议，第一，我想读任何一本书都必须多做练习，否则你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书的内容。第二，要多思考，要考虑如何将理论与你们国家的现实结合起来。我看你们都像是经济系的学生。
(摘自《经济观察报》2007．1．8)